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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今年79岁了，我们按照过九不过十的乡俗，给她过了80大寿。
母亲白发很少，大部分是灰色，腰不酸，腿不疼，上下楼比我还快。几位老邻居羡慕地问我母亲如此硬朗的原因。我说，在我印象中，母亲从来没有停止过劳动。童年记忆中，她每天晚上在炕上纺线，盘着腿，直着腰，右手一圈一圈地摇纺车，左手从下到上来来回回地拽线……当时是为了一家9口人的衣裳，今天看来，这些劳作很像某种瑜伽活动。
其实，父亲的身体比母亲还好。大前年，父亲骑自行车，驮着母亲，从他们居住的姚寨小区出发，到航海路去逛，距离大概有10公里。我听说后表示担忧，父亲说：“这能有拉架子车累？一点儿事都没有！”
每年清明前，父亲都要带母亲回老家，说是回去上坟。我知道还有一个原因，父亲酷爱下象棋，在城里沒找到能和他下棋的人。前年初冬，他和乡亲下棋，坐在马扎上，棋盘铺在地上，头低着，4个多小时后，他身子一歪，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当时我在景德镇拍电视剧，接到噩耗后立即乘飞机回老家。在北京转机时，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其实，我的悔恨比泪水还要稠密。因为我已经为父亲找到了一个下象棋的人，我恨自己为什么不早些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否则，他就会早一些来郑州。
将父亲安葬后，我很坚决地把母亲接到郑州住。陕西老家那张土炕，承载了她和父亲多年的生活，住在那里，每一个物件都会把她带往昔日时光，她会朝朝暮暮被悲伤笼罩着。对母亲来说，失去丈夫，绝不仅仅是失去了一片天，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原来的生活秩序和习惯，这些秩序和习惯所构成的岁月链条，会缠绕甚至撕扯母亲的心理堤坝。怎样让母亲远离这个链条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母亲被连绵不断的亲情围绕着，为亲情牵出来的劳作忙活着，让她很少有空回忆。这样，母亲就会很快进入新的生活状态。
弟弟有一对双胞胎女儿，正在上初中，我便让弟弟一家住在母亲这里。两个孩子正是发奋学习的时候，早出晚归，三餐饭都吃得匆匆忙忙。母亲一到，就开始为两个孙女的学业操心劳神。孩子快放学的时候，她站在阳台上眼巴巴地看着归家的路；晚上，孩子写作业时，她唯恐孩子睡得太晚；早晨天没亮，就唤孩子起床上学。
上午和下午，空闲时间长些，我让母亲到楼下去转转。楼下有个停车场，老太太们爱聚在那里聊天，我让母亲去和她们说说话。母亲担心自己是农村人，会被人看轻，就拿着针线活去。这是母亲一辈子的习惯。没想到，母亲拿着针线活，一下子就融入了老太太们的群体，因为她们大都不做针线，母亲的针线唤起了她们年轻时的记忆。她们向母亲请教做针线的工序，有的甚至要买母亲做的鞋子。母亲说：“鞋给你，钱是贵贱不能要的。”有人要，说明他们稀罕，说明他们认同。自然，母亲感到很自豪，我一去就对我说，谁向她要鞋样子了，谁家得了小孙子，让她帮着做娃娃的裹肚。我一听很高兴，知道母亲已经走进新的生活，有了新的生命光景。而且，母亲过去生活在父亲的大树下，父亲的喜怒哀乐就是她的喜怒哀乐。现在，母亲有了自己的牵挂，有了自己的圈子，有了自己的荣誉和自豪。
母亲最重视的，还是我的生活和身体。得知我长期对着电脑写作，眼睛常常发干泛酸后，一见我就说：“不能再写了，都50多岁的人了，得啥都没用，只有身子是自个儿的。”
我喜欢吃母亲做的菜面，她就到菜市场去，亲自挑选菠菜或者红薯叶，回家后洗净，用开水一过，拌在面里，特别好吃。但是我的事情多，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时间，常常是到了母亲那里，已经到了饭点，母亲就有些措手不及。于是，她干脆把菜面做好，冻在冰箱里，整整放了3层，有时候我还带着孩子、朋友去吃，这让母亲很高兴。我们一到，她就烧开水下面，看到我们吃得很香，母亲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里都填满了喜悦。
去年11月下旬，省里开中原作家论坛会，我一个星期没去看母亲，母亲就问弟弟：“会上的饭好？”弟弟说：“当然差不了，大部分是自助餐，想吃鱼有鱼，想吃肉有肉。”母亲听后点点头，没有吭气。弟弟一想不对，就给我打电话：“妈知道你忙，问会上的饭莱哩。”
放下电话，正在陪作家吃饭的我尽量少动筷子，饭后立即赶到母亲那里，美美地吃了一碗菜面。心满意足地抹嘴的时候，母亲说：“没有会上的饭好吧？”我说：“再好的饭菜，也比不上妈这一碗面。”母亲笑了，笑得很浅，却很满足。
父亲去世两周年祭日那天，我在八行笺上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在坟前烧了。信上有这样一段话：请父亲大人放心，母亲在郑州的日子过得满满当当，心里头安安然然。
（陈昌喜摘自《现代女报》2012年10月18日）
母亲白发很少，大部分是灰色，腰不酸，腿不疼，上下楼比我还快。几位老邻居羡慕地问我母亲如此硬朗的原因。我说，在我印象中，母亲从来没有停止过劳动。童年记忆中，她每天晚上在炕上纺线，盘着腿，直着腰，右手一圈一圈地摇纺车，左手从下到上来来回回地拽线……当时是为了一家9口人的衣裳，今天看来，这些劳作很像某种瑜伽活动。
其实，父亲的身体比母亲还好。大前年，父亲骑自行车，驮着母亲，从他们居住的姚寨小区出发，到航海路去逛，距离大概有10公里。我听说后表示担忧，父亲说：“这能有拉架子车累？一点儿事都没有！”
每年清明前，父亲都要带母亲回老家，说是回去上坟。我知道还有一个原因，父亲酷爱下象棋，在城里沒找到能和他下棋的人。前年初冬，他和乡亲下棋，坐在马扎上，棋盘铺在地上，头低着，4个多小时后，他身子一歪，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当时我在景德镇拍电视剧，接到噩耗后立即乘飞机回老家。在北京转机时，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其实，我的悔恨比泪水还要稠密。因为我已经为父亲找到了一个下象棋的人，我恨自己为什么不早些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否则，他就会早一些来郑州。
将父亲安葬后，我很坚决地把母亲接到郑州住。陕西老家那张土炕，承载了她和父亲多年的生活，住在那里，每一个物件都会把她带往昔日时光，她会朝朝暮暮被悲伤笼罩着。对母亲来说，失去丈夫，绝不仅仅是失去了一片天，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原来的生活秩序和习惯，这些秩序和习惯所构成的岁月链条，会缠绕甚至撕扯母亲的心理堤坝。怎样让母亲远离这个链条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母亲被连绵不断的亲情围绕着，为亲情牵出来的劳作忙活着，让她很少有空回忆。这样，母亲就会很快进入新的生活状态。
弟弟有一对双胞胎女儿，正在上初中，我便让弟弟一家住在母亲这里。两个孩子正是发奋学习的时候，早出晚归，三餐饭都吃得匆匆忙忙。母亲一到，就开始为两个孙女的学业操心劳神。孩子快放学的时候，她站在阳台上眼巴巴地看着归家的路；晚上，孩子写作业时，她唯恐孩子睡得太晚；早晨天没亮，就唤孩子起床上学。
上午和下午，空闲时间长些，我让母亲到楼下去转转。楼下有个停车场，老太太们爱聚在那里聊天，我让母亲去和她们说说话。母亲担心自己是农村人，会被人看轻，就拿着针线活去。这是母亲一辈子的习惯。没想到，母亲拿着针线活，一下子就融入了老太太们的群体，因为她们大都不做针线，母亲的针线唤起了她们年轻时的记忆。她们向母亲请教做针线的工序，有的甚至要买母亲做的鞋子。母亲说：“鞋给你，钱是贵贱不能要的。”有人要，说明他们稀罕，说明他们认同。自然，母亲感到很自豪，我一去就对我说，谁向她要鞋样子了，谁家得了小孙子，让她帮着做娃娃的裹肚。我一听很高兴，知道母亲已经走进新的生活，有了新的生命光景。而且，母亲过去生活在父亲的大树下，父亲的喜怒哀乐就是她的喜怒哀乐。现在，母亲有了自己的牵挂，有了自己的圈子，有了自己的荣誉和自豪。
母亲最重视的，还是我的生活和身体。得知我长期对着电脑写作，眼睛常常发干泛酸后，一见我就说：“不能再写了，都50多岁的人了，得啥都没用，只有身子是自个儿的。”
我喜欢吃母亲做的菜面，她就到菜市场去，亲自挑选菠菜或者红薯叶，回家后洗净，用开水一过，拌在面里，特别好吃。但是我的事情多，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时间，常常是到了母亲那里，已经到了饭点，母亲就有些措手不及。于是，她干脆把菜面做好，冻在冰箱里，整整放了3层，有时候我还带着孩子、朋友去吃，这让母亲很高兴。我们一到，她就烧开水下面，看到我们吃得很香，母亲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里都填满了喜悦。
去年11月下旬，省里开中原作家论坛会，我一个星期没去看母亲，母亲就问弟弟：“会上的饭好？”弟弟说：“当然差不了，大部分是自助餐，想吃鱼有鱼，想吃肉有肉。”母亲听后点点头，没有吭气。弟弟一想不对，就给我打电话：“妈知道你忙，问会上的饭莱哩。”
放下电话，正在陪作家吃饭的我尽量少动筷子，饭后立即赶到母亲那里，美美地吃了一碗菜面。心满意足地抹嘴的时候，母亲说：“没有会上的饭好吧？”我说：“再好的饭菜，也比不上妈这一碗面。”母亲笑了，笑得很浅，却很满足。
父亲去世两周年祭日那天，我在八行笺上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在坟前烧了。信上有这样一段话：请父亲大人放心，母亲在郑州的日子过得满满当当，心里头安安然然。
（陈昌喜摘自《现代女报》2012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