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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视力障碍者有强烈的阅读需求。无论是先天失明还是后天失明，受访的盲人都显示出对知识的渴求。
八张桌子整齐而干净地排列着，透过玻璃窗，初夏的阳光泄进来，这是一个好天气。
2017年6月12日下午，中国盲文图书馆，第83期陶然读书会。
“这段特别好，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无论外在的物质条件和环境状况如何，最终还是看人的意志状态。”主讲志愿者顾翔坐在椅上，一手拿书，一手自然地搭在桌上，她正讲解《孟子》，带着一种讲授知识时特有的兴奋语气。
聆听讲解的读者和顾翔几乎没有目光交流，他们有的背对着她，有的低着头，有的用手指在桌上写写画画。这些读者是视力障碍者，或低视力或全盲。
显示他们专注状态的，是他们与顾翔时不时的互动、偶尔的讨论以及听到精彩处赞同点头的动作。
陶然读书会由中国盲文图书馆举办，纯公益性质，已持续三年半——在近年来兴起的各类读书会中，这样“看不见”的读书会是一个独特样本。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减少盲人的阅读障碍，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和习惯。” 中国盲文图书馆阅读推广项目部主任刘正兴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读书会能给盲人的知识可能有限，但我们希望可以通过它由点及面，将服务推广给更多的人。”
“有没有人帮我读一下《周易》？”
陶然读书会的缘起，和一位叫纪凤祥的盲人读者有关。
2013年年末，纪凤祥询问刚刚成立两年半的中国盲文图书馆：“有没有志愿者能帮我读一下《周易》？”他读了盲文版，但盲文是拼音文字，有太多同音字无法辨别，《周易》更显艰涩，即使已下了工夫，纪凤祥仍读不懂。
刘正兴询问了其他盲人读者，发现这绝非纪凤祥的个体需求。“那咱们就找一些志愿者来给大家读。”
2013年12月3日，中国盲文图书馆举办第一期陶然读书会，此后每半个月举办一次。
《周易》成为陶然读书会的第一个读本。彼时的形式很简单，志愿者一字一句照书本念，盲人读者在下面听。李东生是最早参加进来的盲人读者之一，他对本刊回忆开班时的场景，“整个屋子里头基本上都满了”。
陶然讀书会定下“阅读传统经典，倾听当下新知”的宗旨，阅读文本以国学经典为主。盲人读者们虽有强烈热情，但最初照本宣科的形式并不那么有效，读书会于是开始寻找具有专业知识和讲解能力的志愿者。
2015年年底，顾翔从一个微信群获悉中国盲文图书馆征召志愿者的消息，她投了简历，很快得到回复。有企业管理培训的经验，同时在中国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顾翔的专业背景与读书会需求完美契合，于是成为了这里的主讲志愿者。
顾翔白净清瘦，但精力充沛，声音高亢，她认为“自己的声音是可以做点事的”。
最初加入时，陶然读书会有个听国学讲座录音的板块，顾翔负责听完后归纳内容。参加读书会的盲人读者都是中老年人，“录音再好，听着听着人就昏沉了，我讲解时大家就会认真听。”顾翔对本刊记者说。
陶然读书会由是确立了讲读模式，由主讲志愿者带读国学经典，从《黄帝内经》《庄子》到《孟子》，每次阅读两百字左右的精选段落，辅以大量讲解。顾翔会把经典篇目对应进日常，她引用《庄子》的典故，说：“道在屎溺。”
参加读书会的盲人读者口耳相传，读书会的知名度扩散开来。据刘正兴介绍，经常参加的读者有一百多人。
相比其他读书会，陶然读书会有鲜明的公益服务特点，其内容和形式会根据盲人读者的需求作出调整。
如今陶然读书会确立了“国学经典 时事热点 现代文阅读”的形式，“因为不少盲人读者反映，他们了解国内外时事的渠道有限，时间相对滞后。”刘正兴说，而后来添加的现代文读本，也是依读者兴趣，选择了《问中医几度秋凉》。
“我对知识如饥似渴”
一个下雨天，顾翔按照约定前往陶然读书会，她以为这样的天气对盲人读者来说出行不便，应该没什么人。
“结果我到这来了，大家都等着我。”那场面让顾翔感动，她没想到盲人读者有如此高的投入热情，“我后来知道他们有的住得很远，可见这里的号召力还是很强的。”
事实上，视力障碍者有强烈的阅读需求。无论是先天失明还是后天失明，受访的盲人都显示出对知识的渴求。
71岁的邵希国3岁时因一场感染性疾病导致全盲，他在盲文学校读到中学毕业。邵希国对本刊说，来读书会之前，他获取知识的渠道是盲文书籍。
不过，像邵希国这样可以阅读盲文书籍的盲人并不多见，中国盲文图书馆一位工作人员曾对媒体说，目前全国盲文识字率偏低。另外，盲文图书总数较少，且阅读经典时，盲人也会遇到类似于纪凤祥读《易经》时的阻碍。
“我对知识如饥似渴。”盲人读者赵安永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05年起，赵安永因虹膜炎、青光眼和视网膜病变导致失明，然而，他像是在和命运较劲，眼病严重时，仍拿着15倍的放大镜读书。
类似于赵安永这样的半路失明者并不认识盲文，平常会通过手机音频软件听有声读物。
“读有声读物时还是特别枯燥，跟读流水账似的‘哗哗哗’一念，不理解的其实还是不理解。”李东生说，“在读书会就特别方便，不理解的就问老师。”
盲人读者的阅读兴趣点不尽相同。纪凤祥偏爱《周易》，听完《周易》便很少再来；邵希国从事推拿，觉得《黄帝内经》对工作有帮助；赵安永热衷于历史的厚重感，喜欢《孟子》舌战群雄的故事。
相较于有声读物和读屏软件，读书会的灵活性和现场性，让盲人读者吸取知识的效果更好。李东生说：“对有条件的人来说，读书会可能不太重要，但是对于视障群体来说则是必要的。” 刘正兴坦言，整体而言，盲人群体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并不高，尤其是中老年视力障碍者。
顾翔在陶然读书会讲读国学经典文本时，虽然尽可能进行生活化讲解，但其实一些扩展性的引述并不浅白。
顾翔说：“不管什么知识水平起点，最终我们都能够一起互动，同在同感。对于盲人朋友来讲，（以读书会形式来）接收和理解经典文本完全没有劣势。”
“有那么一句话，‘同病相怜’”
陶然读书会为盲人带来的不只是知识上的收获，它同时是一个交流平台。
刘正兴认为，由于视力障碍者看不见或者看不清，所以格外健谈，喜欢交流：“我们读书会的书友之间比其他的读书会要紧密得多，他们也更熟悉。”
面对失明，李东生和他的很多盲友一样经历过自我抗争。少年时代，李东生查出先天性视神经乳头缺陷，这是一种无法治疗的眼底病变，光感和色觉会不可逆地退化。
“怎么这么倒霉”的念头萦绕在李东生脑子里，视力问题带来不可避免的自卑，但在读书会中这种自卑感消失了：“有那么一句话，‘同病相怜’。这里没有社会上感受到的压力。”
多位受访者都提到了盲人出行时的压力，这种压力除了视力障碍导致的出行不便之外，更多时候是由“残缺”和“不同”带来的心理负担，隐形的压力可能来自健全者悄声的耳语，甚至也来自过度的关心。
不过读书会的氛围不一样。顾翔说：“他们每次相互见着，心里都觉得挺踏实的。”
读书会开始前，中国盲文图书馆的服务志愿者张宇红招呼着走进来的每个读者：“来啦！快坐！”她是一名退休教师，负责在读书会上进行导盲服务，以及接送盲人读者。张宇红和盲人读者相互熟悉，彼此接触时的样子就像老街坊碰面。
因黄斑裂孔导致低视力的张瑞琴对本刊记者说：“我就是喜欢这里人好。”由于视力问题，张瑞琴其实很少出门，对于她来说，参加读书会是从闭塞的生活中走出来、忘记日常烦忧的方式。
“人生往往会开个玩笑。”在读书会，李东生遇到过壮年时突然失明的盲友，种种自我抗争的经历不一而足。“我们会交流生活上的经验，很多人生活安排得都很好。”李东生认为，这种彼此的激励，是除了阅读之外读书会的“附加吸引力”。
赵安永是个要强的人，刚失明时，“烦躁、苦闷、丧失信心”，参与读书会的这几年也正是他心态转变的时期。
“你向前的那盏灯，怎么才能亮啊？”除了学习接受失明这个事实，赵安永受到志愿者热情的感染，他更希望将“柔性阳光的一面展现出来，激励别人”：“当你看到盲人对生活充满信心，不会受到鼓励吗？”
“冷水泡茶，它很慢，但影响很持久”
根据2017年发布的“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我国国民人均图书阅读量为7.86本。“在盲人群体中，这个数字更低。”刘正兴说。
2016年12月27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要求“保障困难群体、特殊群体的基本阅读需求”，并将“盲文出版物出版与阅读推广工程”列为“重点群体阅读促进工程”专栏第一项。
陶然读书会正是全民阅读的背景下盲人阅读推广的一种形式。刘正兴说：“我们和老师提过讲课费的问题，老师不要讲课费，所以现在我们读书会是没有资金支出的，参与也免费，是纯公益。”
目前的困难在于，读书会的信息覆盖面仍然较窄。
每次的活动预告，都会通过中国盲文图书馆的呼叫中心发布短信，同时会通过线上的群聊、中国盲文图书馆官网等渠道发布通知。但在調研中刘正兴发现，具体的服务供给和盲人的阅读需求之间，仍存缺位与空白，很多盲人甚至不知道有盲文图书馆这种机构。
“我们有资源，有活动，但不知道通过什么有效途径传递给更多盲人读者。”这是令刘正兴感到困扰的问题，“覆盖面还是不能有效扩大。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在做量变的工作，还达不到质变的效果。”
另外，像顾翔这样的专业志愿者仍然很少。
中国盲文图书馆有志愿者项目部，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也有助残志愿者协会，因此，像张宇红这类普通志愿者不少。可是对读书会来说，要把经典解释得“通俗易懂，谁都爱听”，需要主讲人具备一定的国学素养，目前长期坚持的只有顾翔一名志愿者。
读书会的源头活水，正是由主讲志愿者传递而来的，如果有更多的专业志愿者参与其中，读书会才会有“天光云影共徘徊”的景象。
目前，中国盲文图书馆有142家分支馆，有条件将读书会铺开，但是更重要的是，盲人读书会需要长期坚持，真正提供稳定的公共服务。刘正兴希望陶然读书会的探索能起示范作用：“让其他地方看到效果，鼓励他们自发地去做。”
刘正兴把陶然读书会比喻成“冷水泡茶”：“它很慢，但影响很持久。我们不去追求多大的规模，而是通过这样一种持续的活动，为全社会做提醒，为视障人士做帮助，实现阅读障碍的跨越。”
八张桌子整齐而干净地排列着，透过玻璃窗，初夏的阳光泄进来，这是一个好天气。
2017年6月12日下午，中国盲文图书馆，第83期陶然读书会。
“这段特别好，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无论外在的物质条件和环境状况如何，最终还是看人的意志状态。”主讲志愿者顾翔坐在椅上，一手拿书，一手自然地搭在桌上，她正讲解《孟子》，带着一种讲授知识时特有的兴奋语气。
聆听讲解的读者和顾翔几乎没有目光交流，他们有的背对着她，有的低着头，有的用手指在桌上写写画画。这些读者是视力障碍者，或低视力或全盲。
显示他们专注状态的，是他们与顾翔时不时的互动、偶尔的讨论以及听到精彩处赞同点头的动作。
陶然读书会由中国盲文图书馆举办，纯公益性质，已持续三年半——在近年来兴起的各类读书会中，这样“看不见”的读书会是一个独特样本。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减少盲人的阅读障碍，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和习惯。” 中国盲文图书馆阅读推广项目部主任刘正兴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读书会能给盲人的知识可能有限，但我们希望可以通过它由点及面，将服务推广给更多的人。”
“有没有人帮我读一下《周易》？”
陶然读书会的缘起，和一位叫纪凤祥的盲人读者有关。
2013年年末，纪凤祥询问刚刚成立两年半的中国盲文图书馆：“有没有志愿者能帮我读一下《周易》？”他读了盲文版，但盲文是拼音文字，有太多同音字无法辨别，《周易》更显艰涩，即使已下了工夫，纪凤祥仍读不懂。
刘正兴询问了其他盲人读者，发现这绝非纪凤祥的个体需求。“那咱们就找一些志愿者来给大家读。”
2013年12月3日，中国盲文图书馆举办第一期陶然读书会，此后每半个月举办一次。
《周易》成为陶然读书会的第一个读本。彼时的形式很简单，志愿者一字一句照书本念，盲人读者在下面听。李东生是最早参加进来的盲人读者之一，他对本刊回忆开班时的场景，“整个屋子里头基本上都满了”。
陶然讀书会定下“阅读传统经典，倾听当下新知”的宗旨，阅读文本以国学经典为主。盲人读者们虽有强烈热情，但最初照本宣科的形式并不那么有效，读书会于是开始寻找具有专业知识和讲解能力的志愿者。
2015年年底，顾翔从一个微信群获悉中国盲文图书馆征召志愿者的消息，她投了简历，很快得到回复。有企业管理培训的经验，同时在中国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顾翔的专业背景与读书会需求完美契合，于是成为了这里的主讲志愿者。
顾翔白净清瘦，但精力充沛，声音高亢，她认为“自己的声音是可以做点事的”。
最初加入时，陶然读书会有个听国学讲座录音的板块，顾翔负责听完后归纳内容。参加读书会的盲人读者都是中老年人，“录音再好，听着听着人就昏沉了，我讲解时大家就会认真听。”顾翔对本刊记者说。
陶然读书会由是确立了讲读模式，由主讲志愿者带读国学经典，从《黄帝内经》《庄子》到《孟子》，每次阅读两百字左右的精选段落，辅以大量讲解。顾翔会把经典篇目对应进日常，她引用《庄子》的典故，说：“道在屎溺。”
参加读书会的盲人读者口耳相传，读书会的知名度扩散开来。据刘正兴介绍，经常参加的读者有一百多人。
相比其他读书会，陶然读书会有鲜明的公益服务特点，其内容和形式会根据盲人读者的需求作出调整。
如今陶然读书会确立了“国学经典 时事热点 现代文阅读”的形式，“因为不少盲人读者反映，他们了解国内外时事的渠道有限，时间相对滞后。”刘正兴说，而后来添加的现代文读本，也是依读者兴趣，选择了《问中医几度秋凉》。
“我对知识如饥似渴”
一个下雨天，顾翔按照约定前往陶然读书会，她以为这样的天气对盲人读者来说出行不便，应该没什么人。
“结果我到这来了，大家都等着我。”那场面让顾翔感动，她没想到盲人读者有如此高的投入热情，“我后来知道他们有的住得很远，可见这里的号召力还是很强的。”
事实上，视力障碍者有强烈的阅读需求。无论是先天失明还是后天失明，受访的盲人都显示出对知识的渴求。
71岁的邵希国3岁时因一场感染性疾病导致全盲，他在盲文学校读到中学毕业。邵希国对本刊说，来读书会之前，他获取知识的渠道是盲文书籍。
不过，像邵希国这样可以阅读盲文书籍的盲人并不多见，中国盲文图书馆一位工作人员曾对媒体说，目前全国盲文识字率偏低。另外，盲文图书总数较少，且阅读经典时，盲人也会遇到类似于纪凤祥读《易经》时的阻碍。
“我对知识如饥似渴。”盲人读者赵安永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05年起，赵安永因虹膜炎、青光眼和视网膜病变导致失明，然而，他像是在和命运较劲，眼病严重时，仍拿着15倍的放大镜读书。
类似于赵安永这样的半路失明者并不认识盲文，平常会通过手机音频软件听有声读物。
“读有声读物时还是特别枯燥，跟读流水账似的‘哗哗哗’一念，不理解的其实还是不理解。”李东生说，“在读书会就特别方便，不理解的就问老师。”
盲人读者的阅读兴趣点不尽相同。纪凤祥偏爱《周易》，听完《周易》便很少再来；邵希国从事推拿，觉得《黄帝内经》对工作有帮助；赵安永热衷于历史的厚重感，喜欢《孟子》舌战群雄的故事。
相较于有声读物和读屏软件，读书会的灵活性和现场性，让盲人读者吸取知识的效果更好。李东生说：“对有条件的人来说，读书会可能不太重要，但是对于视障群体来说则是必要的。” 刘正兴坦言，整体而言，盲人群体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并不高，尤其是中老年视力障碍者。
顾翔在陶然读书会讲读国学经典文本时，虽然尽可能进行生活化讲解，但其实一些扩展性的引述并不浅白。
顾翔说：“不管什么知识水平起点，最终我们都能够一起互动，同在同感。对于盲人朋友来讲，（以读书会形式来）接收和理解经典文本完全没有劣势。”
“有那么一句话，‘同病相怜’”
陶然读书会为盲人带来的不只是知识上的收获，它同时是一个交流平台。
刘正兴认为，由于视力障碍者看不见或者看不清，所以格外健谈，喜欢交流：“我们读书会的书友之间比其他的读书会要紧密得多，他们也更熟悉。”
面对失明，李东生和他的很多盲友一样经历过自我抗争。少年时代，李东生查出先天性视神经乳头缺陷，这是一种无法治疗的眼底病变，光感和色觉会不可逆地退化。
“怎么这么倒霉”的念头萦绕在李东生脑子里，视力问题带来不可避免的自卑，但在读书会中这种自卑感消失了：“有那么一句话，‘同病相怜’。这里没有社会上感受到的压力。”
多位受访者都提到了盲人出行时的压力，这种压力除了视力障碍导致的出行不便之外，更多时候是由“残缺”和“不同”带来的心理负担，隐形的压力可能来自健全者悄声的耳语，甚至也来自过度的关心。
不过读书会的氛围不一样。顾翔说：“他们每次相互见着，心里都觉得挺踏实的。”
读书会开始前，中国盲文图书馆的服务志愿者张宇红招呼着走进来的每个读者：“来啦！快坐！”她是一名退休教师，负责在读书会上进行导盲服务，以及接送盲人读者。张宇红和盲人读者相互熟悉，彼此接触时的样子就像老街坊碰面。
因黄斑裂孔导致低视力的张瑞琴对本刊记者说：“我就是喜欢这里人好。”由于视力问题，张瑞琴其实很少出门，对于她来说，参加读书会是从闭塞的生活中走出来、忘记日常烦忧的方式。
“人生往往会开个玩笑。”在读书会，李东生遇到过壮年时突然失明的盲友，种种自我抗争的经历不一而足。“我们会交流生活上的经验，很多人生活安排得都很好。”李东生认为，这种彼此的激励，是除了阅读之外读书会的“附加吸引力”。
赵安永是个要强的人，刚失明时，“烦躁、苦闷、丧失信心”，参与读书会的这几年也正是他心态转变的时期。
“你向前的那盏灯，怎么才能亮啊？”除了学习接受失明这个事实，赵安永受到志愿者热情的感染，他更希望将“柔性阳光的一面展现出来，激励别人”：“当你看到盲人对生活充满信心，不会受到鼓励吗？”
“冷水泡茶，它很慢，但影响很持久”
根据2017年发布的“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我国国民人均图书阅读量为7.86本。“在盲人群体中，这个数字更低。”刘正兴说。
2016年12月27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要求“保障困难群体、特殊群体的基本阅读需求”，并将“盲文出版物出版与阅读推广工程”列为“重点群体阅读促进工程”专栏第一项。
陶然读书会正是全民阅读的背景下盲人阅读推广的一种形式。刘正兴说：“我们和老师提过讲课费的问题，老师不要讲课费，所以现在我们读书会是没有资金支出的，参与也免费，是纯公益。”
目前的困难在于，读书会的信息覆盖面仍然较窄。
每次的活动预告，都会通过中国盲文图书馆的呼叫中心发布短信，同时会通过线上的群聊、中国盲文图书馆官网等渠道发布通知。但在調研中刘正兴发现，具体的服务供给和盲人的阅读需求之间，仍存缺位与空白，很多盲人甚至不知道有盲文图书馆这种机构。
“我们有资源，有活动，但不知道通过什么有效途径传递给更多盲人读者。”这是令刘正兴感到困扰的问题，“覆盖面还是不能有效扩大。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在做量变的工作，还达不到质变的效果。”
另外，像顾翔这样的专业志愿者仍然很少。
中国盲文图书馆有志愿者项目部，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也有助残志愿者协会，因此，像张宇红这类普通志愿者不少。可是对读书会来说，要把经典解释得“通俗易懂，谁都爱听”，需要主讲人具备一定的国学素养，目前长期坚持的只有顾翔一名志愿者。
读书会的源头活水，正是由主讲志愿者传递而来的，如果有更多的专业志愿者参与其中，读书会才会有“天光云影共徘徊”的景象。
目前，中国盲文图书馆有142家分支馆，有条件将读书会铺开，但是更重要的是，盲人读书会需要长期坚持，真正提供稳定的公共服务。刘正兴希望陶然读书会的探索能起示范作用：“让其他地方看到效果，鼓励他们自发地去做。”
刘正兴把陶然读书会比喻成“冷水泡茶”：“它很慢，但影响很持久。我们不去追求多大的规模，而是通过这样一种持续的活动，为全社会做提醒，为视障人士做帮助，实现阅读障碍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