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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将编纂《四库全书》与翻译满文《大藏经》等同，视为其六旬后办的两件大事，并在其御制《清文翻译全藏经序》中不无得意地说：“……若夫订四库全书，及以国语译汉全藏经二事，胥举于癸巳年六旬之后，既而悔之，恐难观其成，越十余载而全书成，兹未逮二十载而所译汉全藏经又毕蒇。”
《四库全书》的开馆修纂滥觞于《永乐大典》的辑佚。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初四日乾隆帝下诏曰：“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丰，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收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乙览。”督促访书的诏令甫一发布，安徽学政朱筠在当年隆冬之际即提出了搜访校录书籍的四点条陈：第一，“旧本钞本，尤当急搜也”；第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也”，特别强调“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内多古书，请开馆校辑”；第三，“著录校雠，当并重也”；第四，“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也”。乾隆帝十分欣赏朱筠的奏章，命朝中重臣妥议奏陈，阐发观点。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于敏中赞襄圣谋，力挺朱筠，搜书集典的意见终占上风，并以朱筠的四点条陈为基础拟定了详尽的实行办法。朱筠的建言以及军机大臣草拟的措施不仅适应了乾隆帝在全国大规模搜访书籍的宏大设想，而且也顺应了乾隆帝“稽古右文”的思想追求。次年二月，乾隆帝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开馆校勘《永乐大典》，并命以《图书集成》与《永乐大典》“互为校覈”，“择其醇备者付梓流传，余亦录存汇辑，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统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为《四库全书》，俾古今图籍荟萃无遗，永昭艺林盛轨。”未几，四库全书馆在翰林院内宣告成立，修书工程遂肇始。
依清代定例，凡由朝廷纂修内容宏富的书籍，都要开馆设官，集中人力专门从事，修书馆分隶不同的中央衙门。然而，四库全书馆并不属于某一衙门，而由朝廷直接掌控，足见乾隆帝对其的重视非比寻常。为保证修书工程的顺利进展，四库全书馆拥有一套严密完整的组织体系和纂修制度，部门组织设置庞大，运转起来却是有条不紊。馆臣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上下统属，互相配合。同时，乾隆帝亲自过问重大事务，“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禀天裁。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严厉督课修书进度。《四库全书》从正式开修到第一部全书告成，前后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根据《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开列的馆臣题名录，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馆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第一部全书完成，四库馆共任命正式馆员三百六十人。与其他文献相印证，事实上还有不少曾经在四库馆供职的人员未见题名。馆臣大都是学识渊博的文人名士，有经学家、史学家、天文算学家、金石学家……人才济济，文脉鼎盛，可谓“贤俊蔚兴，人文郁茂，鸿才硕学，肩比踵接”。于敏中、王际华、金简、纪昀、陆锡熊、陆费墀、戴震、邵晋涵、周永年、蔡新、任大椿、王念孙、朱筠、朱硅、翁方纲、程晋芳、姚鼐、陈际新、郭长发、门兆应、王燕绪、王太岳、曹锡宝、侍朝、彭元瑞等人，尤为其中翘楚。他们荟萃一堂，以其学识专长，领袖于各自的职任上，为《四库全书》的编纂作出了贡献。
《四库全书》是一部丛书，集各种单独流行的著作而成一部大书，再以总书名而名之。此种总聚群书的形式，《四库全书》可谓到了“穷搜博采”的地步。在36078册的规模中，收集著录之书3459种，79309卷，是古代图书前所未有的大结集，成为集中国古代典籍之大成的一部规模空前的巨大丛书。
为保障编纂《四库全书》选用的书籍之来源和质量，清廷动员各方力量，采取多种途径。除迭下诏谕，在全国搜访图书、奖励献书、采辑《永乐大典》外，还将搜书范围扩大至宫廷书籍、皇帝敕撰本，并遍求坊间，遂有“敕撰本”、“内府本”、“永乐大典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以及“通行本”的不同称谓。书籍来源中，尤以后三种为多。自发布征书诏旨后的十年间，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大约有33000多种。综观汇聚于四库馆中的公私藏书，真可谓“集中外之秘藏，萃古今之著述，搜罗大备，裒辑靡遗”。为表彰进书，推动搜求，清廷专门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征集图书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整理征集来的图书。各地采集的图书汇总送到京师后，由四库馆予以初评分档处理，“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余则选派誊录，汇缮成编，陈之册府。其有俚浅讹谬者，止存书名，汇入总目，以彰右文之盛”。评定时，先由各纂修官比勘每一种书不同版本之间的异同，择其质量最优者以为底本，校订后写出本书的有关考证，并撰写一篇提要，胪陈作者的生平事迹、本书简明的要点及在学术上的是非得失等附在书前，然后注明应刻、应抄或应存的处理意见(在处理所谓违碍书籍工作中，还有应全毁、应抽毁两类)，送给总纂官修改审定，改定后，呈皇帝御览圣裁。例如《乐府杂录》有国子监学正汪如藻藏本和编修程晋芳藏本两种，但汪本经“分校牛稔文”校读后，发现讹字如林，因而未获采用，《四库全书》所据者乃为程本。
第三步是抄写底本。经皇帝审阅，决定收录的图书(应抄书籍)即交武英殿缮书处抄写。抄写人员初由保荐而来，再改为考察录用，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者中选取。缮写《四库全书》既要求“字画工整”，又必须“如期毕役”，为此规定了详细的缮写章程及考成方法。由于任务明确，考成严格，《四库全书》总体缮写质量上乘。
第四步是校订。此为《四库全书》编纂中最后的关键环节。《四库全书》的修纂质量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校订的优劣，为此特别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往往“每书一册写就正本之后”，历经分校校订、总校复勘、总裁抽阅、“数次发出收回”，始成定本。
依靠四库全书馆众多名人学士及誊录人员的共同努力，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六日，首部《四库全书》告成，随即庋藏于宫中的文渊阁。颁书之日，乾隆帝大宴群臣，予四库馆的总裁、总纂、总校、分校、提调等官分别叙功和奖赏。为加强全书贮藏事务的管理，皇帝任命纪昀、陆锡熊等为文渊阁直阁事，率其他翰林院官员与内务府官员一道负责：文渊阁全书的典藏、检校和曝晒等工作，辟文渊阁后东直房为办事之所。
“四库”的称谓是延续古代的传统。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在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各建了一座“集贤书院”，贮藏从各地征集来的典籍。当时用甲、乙、丙、丁为序，分放经、史、子、集四库，称为“四库 书”。自此以降，人们沿用“四库”指称儒家经典、历史著作、诸子百家著作和诗文集这四部分书籍。《四库全书》沿袭传统，按四部分类，沿用了唐代四库的名称，又因这部大丛书收书极多，包容四部，内容完备，乾隆帝亲自为之定名《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的纂修是对整理和保存古代文化遗产的巨大贡献。我国古代的图书经过明末清初的兵火，散失严重。修纂《四库全书》动用政府的力量，耗费十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大力采集图书，由许多著名学者加以整理，对历代学术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著作。《四库全书圳女录了我国有文字以来历代各家的著作，内容宏富。研究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哲学思想，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成就，都离不开这些资料。《四库全书》所依凭的底本，有很多是珍贵的善本书，尤其是宋、元时代的刻本和旧抄本，有的甚至是从古书内辑录而出，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而收入《四库全书》的就有三百八十五种，很多已经失传的书籍因此得以保存下来。《四库全书》的编纂在整理古籍的方法上创新迭出，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都泽被后来的学术界。其典籍的装帧，包括书夹、书匣等，构思精巧，工艺绝伦，堪称图书中之珍宝，工艺中之极品，体现了清代在书籍装帧方面的出色技能。
早在四库开馆的次年(即乾隆三十九年)，乾隆帝就开始筹划《四库全书》的贮藏。他意识到要妥善完整地保存这部卷帙浩大的巨型丛书，必须构筑专用的藏书楼。这年六月，他给杭州织造寅著下了一道谕旨，命其亲自前往宁波，考察明代藏书大家范钦的私人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结构和书架款式，“烫成准样，开明丈尺”，绘图呈览，以便效仿。天一阁建于明嘉靖年间，由于其构造设计独具匠心，又有严格的保护措施，使得这座藏书楼经自明至清长达200余年的时间，始终安然无损，因而引起乾隆帝的属意。
当初乾隆皇帝设想缮写四份《四库全书》，因而就有了北四阁的建造。数月后，承德的文津阁和北京圆明园内的文源阁首先动工，一年后告竣。接着，又用约一年的时间修建了皇宫内的文渊阁。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沈阳的文溯阁也宣告竣工。这四座皇家藏书楼的建筑形式和结构大体仿照范氏天一阁，但又略有变化。
北京宫中文华殿后的文渊阁，整座建筑为面阔六间、重檐八角的硬山式楼房，气宇轩昂，高畅疏朗。楼房外观与天一阁相似，为两层，但实际为三层。上层贯通陈列书橱，上下层之间有暗层，使阳光无法直射，这是天一阁所没有的。阁顶覆盖绿剪边黑琉璃瓦，屋脊用绿、紫、白三色琉璃瓦装饰，浮雕波涛游龙，于阳光之下熠熠生辉，栩栩如生。阁前设一蓄水方池，引内金水河水蓄灌其中，池上石桥拱跨，阁后假山叠翠，阁东建碑亭一座，碑上镌刻乾隆帝亲笔题写的《文渊阁记》。在四周松柏的掩映下，藏书楼显得格外富丽典雅、清静幽邃。阁外部色灰，以寒色为主，是文渊阁的特征。阁内的柱子是深绿色，楹窗为褐黑色橘扇，而檐额枋画、檐椽、楣子、栏杆等则多为白色。这与整个紫禁城皇家风格之吉祥喜气大为不同，乃因文渊阁是藏书的地方，书最惧火，所以一丝红不得现，统饰水色(寒色)以镇之，以求免被火灾。
北“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义”，也就是在“以水喻文”。繁富的文化典籍如江河之水，水由源头流出，百川汇合而成渊，但若无源，也就无可为渊，这就是“渊”与“源”的关系，若要寻找源头，必须了解“穷源之径”，找到渡口，这就是“津”，再由“津”而“溯”，达到目的地。总之，用“渊”、“源”、“津”、“溯”命名四阁，意在提醒人们时时不忘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丰富博大，掌握寻本溯源的方法。
装帧后入藏文渊阁的《四库全书》堪称书中极品。全书有统一的抄写格式，书页为直行红格，也称“朱丝栏”，每页两面，每面八行，行二十一字，用端楷抄写。如有注文，则在竖行里写双排小字。书面写《钦定四库全书》、部类和本书书名，扉页下缀有详校官和复校官姓名，首页写提要，提要之后是正文。衬页右下角写总校官、校对官和誊录生姓名。通书工整规范，字迹清楚美观。而且用纸考究，均为浙江开化的上等开化榜纸，质地洁白坚韧，是纸中上品。
《四库全书》的装帧采用的是绢面包背装。包背装是一种中缝向外、不用线而用纸捻装订成册、书的封皮包住书脊、用糨糊粘连的书籍装订方法。由于《四库全书》部头硕大，装帧时特意对经、史、子、集四部采用不同颜色的绢面，以便辨识类别。乾隆帝在一首诗里洋洋称道：“浩如虑其迷五色，挈领提纲分四季。经诚元矣标以青，赤哉亨哉史之类。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文渊阁《四库全书》的装帧正是用象征四季的颜色来标志书的部类，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浅蓝色，集部灰色。另外，目录用明黄色绢面包装，匠心独具。
书籍经过装帧，每若干册装进一个精致的楠木匣贮放，叫做一函。木匣的一端可以开闭，书放在木匣内不易损伤。函内衬有樟木夹板，收储时用夹板把书册上下夹起来，再用绸带束住。插架时，每种书籍都排有固定的位置，函面刻写书名，还编制序号，以便查找。同时，对照插架陈列的位置，分部画出图样，名为《四库全书排架图》。取书时，先在该部排架图上查出书籍所在的架次函号，再按图索骥，于是乎得心应手，取之即来。
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前面冠以该阁头衔，称“文渊阁四库全书”。全书中每册书的首页和末页尾均钤盖乾隆帝的印玺，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是正本。随着江浙三阁的建成开放，清廷考虑到北方士子的读书要求，决定将翰林院存放的一部全书底本，也就是缮写时所参照的原书和手稿也对外开放，准许在京的官员和读书人至，到翰林院查阅抄录。大臣官员在阅读底本时遇到疑点，需要对照正本，经领阁事批准，还可以进文渊阁查对。
然而，时过境迁，到清代末年，七部《四库全书》已毁残过半，只有文渊、文津、文溯三阁书尚称完整。辛亥革命后，原藏在文渊阁的《四库全书》移交故宫博物院保管。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华北形势危急，国民党政府把文渊阁《四库全书》装箱运到上海，存储在天主堂街的中央银行内。四年后，抗日战争爆发，又由上海辗转运到重庆。1948年国民党政府逃离大陆前，将这部书再次转运到台湾，现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自从《四库全书》迁出，文渊阁亦不复藏书。解放后，文渊阁作为与《四库全书》有关的古建筑受到国家的精心保护。今天，当我们走进文渊阁瞻仰藏书古楼的风采时，便会情不自禁地产生四库回楼的企盼。
(作者单位：紫禁城出版社)
《四库全书》的开馆修纂滥觞于《永乐大典》的辑佚。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初四日乾隆帝下诏曰：“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丰，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收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乙览。”督促访书的诏令甫一发布，安徽学政朱筠在当年隆冬之际即提出了搜访校录书籍的四点条陈：第一，“旧本钞本，尤当急搜也”；第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也”，特别强调“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内多古书，请开馆校辑”；第三，“著录校雠，当并重也”；第四，“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也”。乾隆帝十分欣赏朱筠的奏章，命朝中重臣妥议奏陈，阐发观点。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于敏中赞襄圣谋，力挺朱筠，搜书集典的意见终占上风，并以朱筠的四点条陈为基础拟定了详尽的实行办法。朱筠的建言以及军机大臣草拟的措施不仅适应了乾隆帝在全国大规模搜访书籍的宏大设想，而且也顺应了乾隆帝“稽古右文”的思想追求。次年二月，乾隆帝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开馆校勘《永乐大典》，并命以《图书集成》与《永乐大典》“互为校覈”，“择其醇备者付梓流传，余亦录存汇辑，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统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为《四库全书》，俾古今图籍荟萃无遗，永昭艺林盛轨。”未几，四库全书馆在翰林院内宣告成立，修书工程遂肇始。
依清代定例，凡由朝廷纂修内容宏富的书籍，都要开馆设官，集中人力专门从事，修书馆分隶不同的中央衙门。然而，四库全书馆并不属于某一衙门，而由朝廷直接掌控，足见乾隆帝对其的重视非比寻常。为保证修书工程的顺利进展，四库全书馆拥有一套严密完整的组织体系和纂修制度，部门组织设置庞大，运转起来却是有条不紊。馆臣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上下统属，互相配合。同时，乾隆帝亲自过问重大事务，“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禀天裁。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严厉督课修书进度。《四库全书》从正式开修到第一部全书告成，前后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根据《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开列的馆臣题名录，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馆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第一部全书完成，四库馆共任命正式馆员三百六十人。与其他文献相印证，事实上还有不少曾经在四库馆供职的人员未见题名。馆臣大都是学识渊博的文人名士，有经学家、史学家、天文算学家、金石学家……人才济济，文脉鼎盛，可谓“贤俊蔚兴，人文郁茂，鸿才硕学，肩比踵接”。于敏中、王际华、金简、纪昀、陆锡熊、陆费墀、戴震、邵晋涵、周永年、蔡新、任大椿、王念孙、朱筠、朱硅、翁方纲、程晋芳、姚鼐、陈际新、郭长发、门兆应、王燕绪、王太岳、曹锡宝、侍朝、彭元瑞等人，尤为其中翘楚。他们荟萃一堂，以其学识专长，领袖于各自的职任上，为《四库全书》的编纂作出了贡献。
《四库全书》是一部丛书，集各种单独流行的著作而成一部大书，再以总书名而名之。此种总聚群书的形式，《四库全书》可谓到了“穷搜博采”的地步。在36078册的规模中，收集著录之书3459种，79309卷，是古代图书前所未有的大结集，成为集中国古代典籍之大成的一部规模空前的巨大丛书。
为保障编纂《四库全书》选用的书籍之来源和质量，清廷动员各方力量，采取多种途径。除迭下诏谕，在全国搜访图书、奖励献书、采辑《永乐大典》外，还将搜书范围扩大至宫廷书籍、皇帝敕撰本，并遍求坊间，遂有“敕撰本”、“内府本”、“永乐大典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以及“通行本”的不同称谓。书籍来源中，尤以后三种为多。自发布征书诏旨后的十年间，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大约有33000多种。综观汇聚于四库馆中的公私藏书，真可谓“集中外之秘藏，萃古今之著述，搜罗大备，裒辑靡遗”。为表彰进书，推动搜求，清廷专门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征集图书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整理征集来的图书。各地采集的图书汇总送到京师后，由四库馆予以初评分档处理，“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余则选派誊录，汇缮成编，陈之册府。其有俚浅讹谬者，止存书名，汇入总目，以彰右文之盛”。评定时，先由各纂修官比勘每一种书不同版本之间的异同，择其质量最优者以为底本，校订后写出本书的有关考证，并撰写一篇提要，胪陈作者的生平事迹、本书简明的要点及在学术上的是非得失等附在书前，然后注明应刻、应抄或应存的处理意见(在处理所谓违碍书籍工作中，还有应全毁、应抽毁两类)，送给总纂官修改审定，改定后，呈皇帝御览圣裁。例如《乐府杂录》有国子监学正汪如藻藏本和编修程晋芳藏本两种，但汪本经“分校牛稔文”校读后，发现讹字如林，因而未获采用，《四库全书》所据者乃为程本。
第三步是抄写底本。经皇帝审阅，决定收录的图书(应抄书籍)即交武英殿缮书处抄写。抄写人员初由保荐而来，再改为考察录用，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者中选取。缮写《四库全书》既要求“字画工整”，又必须“如期毕役”，为此规定了详细的缮写章程及考成方法。由于任务明确，考成严格，《四库全书》总体缮写质量上乘。
第四步是校订。此为《四库全书》编纂中最后的关键环节。《四库全书》的修纂质量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校订的优劣，为此特别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往往“每书一册写就正本之后”，历经分校校订、总校复勘、总裁抽阅、“数次发出收回”，始成定本。
依靠四库全书馆众多名人学士及誊录人员的共同努力，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六日，首部《四库全书》告成，随即庋藏于宫中的文渊阁。颁书之日，乾隆帝大宴群臣，予四库馆的总裁、总纂、总校、分校、提调等官分别叙功和奖赏。为加强全书贮藏事务的管理，皇帝任命纪昀、陆锡熊等为文渊阁直阁事，率其他翰林院官员与内务府官员一道负责：文渊阁全书的典藏、检校和曝晒等工作，辟文渊阁后东直房为办事之所。
“四库”的称谓是延续古代的传统。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在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各建了一座“集贤书院”，贮藏从各地征集来的典籍。当时用甲、乙、丙、丁为序，分放经、史、子、集四库，称为“四库 书”。自此以降，人们沿用“四库”指称儒家经典、历史著作、诸子百家著作和诗文集这四部分书籍。《四库全书》沿袭传统，按四部分类，沿用了唐代四库的名称，又因这部大丛书收书极多，包容四部，内容完备，乾隆帝亲自为之定名《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的纂修是对整理和保存古代文化遗产的巨大贡献。我国古代的图书经过明末清初的兵火，散失严重。修纂《四库全书》动用政府的力量，耗费十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大力采集图书，由许多著名学者加以整理，对历代学术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著作。《四库全书圳女录了我国有文字以来历代各家的著作，内容宏富。研究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哲学思想，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成就，都离不开这些资料。《四库全书》所依凭的底本，有很多是珍贵的善本书，尤其是宋、元时代的刻本和旧抄本，有的甚至是从古书内辑录而出，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而收入《四库全书》的就有三百八十五种，很多已经失传的书籍因此得以保存下来。《四库全书》的编纂在整理古籍的方法上创新迭出，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都泽被后来的学术界。其典籍的装帧，包括书夹、书匣等，构思精巧，工艺绝伦，堪称图书中之珍宝，工艺中之极品，体现了清代在书籍装帧方面的出色技能。
早在四库开馆的次年(即乾隆三十九年)，乾隆帝就开始筹划《四库全书》的贮藏。他意识到要妥善完整地保存这部卷帙浩大的巨型丛书，必须构筑专用的藏书楼。这年六月，他给杭州织造寅著下了一道谕旨，命其亲自前往宁波，考察明代藏书大家范钦的私人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结构和书架款式，“烫成准样，开明丈尺”，绘图呈览，以便效仿。天一阁建于明嘉靖年间，由于其构造设计独具匠心，又有严格的保护措施，使得这座藏书楼经自明至清长达200余年的时间，始终安然无损，因而引起乾隆帝的属意。
当初乾隆皇帝设想缮写四份《四库全书》，因而就有了北四阁的建造。数月后，承德的文津阁和北京圆明园内的文源阁首先动工，一年后告竣。接着，又用约一年的时间修建了皇宫内的文渊阁。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沈阳的文溯阁也宣告竣工。这四座皇家藏书楼的建筑形式和结构大体仿照范氏天一阁，但又略有变化。
北京宫中文华殿后的文渊阁，整座建筑为面阔六间、重檐八角的硬山式楼房，气宇轩昂，高畅疏朗。楼房外观与天一阁相似，为两层，但实际为三层。上层贯通陈列书橱，上下层之间有暗层，使阳光无法直射，这是天一阁所没有的。阁顶覆盖绿剪边黑琉璃瓦，屋脊用绿、紫、白三色琉璃瓦装饰，浮雕波涛游龙，于阳光之下熠熠生辉，栩栩如生。阁前设一蓄水方池，引内金水河水蓄灌其中，池上石桥拱跨，阁后假山叠翠，阁东建碑亭一座，碑上镌刻乾隆帝亲笔题写的《文渊阁记》。在四周松柏的掩映下，藏书楼显得格外富丽典雅、清静幽邃。阁外部色灰，以寒色为主，是文渊阁的特征。阁内的柱子是深绿色，楹窗为褐黑色橘扇，而檐额枋画、檐椽、楣子、栏杆等则多为白色。这与整个紫禁城皇家风格之吉祥喜气大为不同，乃因文渊阁是藏书的地方，书最惧火，所以一丝红不得现，统饰水色(寒色)以镇之，以求免被火灾。
北“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义”，也就是在“以水喻文”。繁富的文化典籍如江河之水，水由源头流出，百川汇合而成渊，但若无源，也就无可为渊，这就是“渊”与“源”的关系，若要寻找源头，必须了解“穷源之径”，找到渡口，这就是“津”，再由“津”而“溯”，达到目的地。总之，用“渊”、“源”、“津”、“溯”命名四阁，意在提醒人们时时不忘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丰富博大，掌握寻本溯源的方法。
装帧后入藏文渊阁的《四库全书》堪称书中极品。全书有统一的抄写格式，书页为直行红格，也称“朱丝栏”，每页两面，每面八行，行二十一字，用端楷抄写。如有注文，则在竖行里写双排小字。书面写《钦定四库全书》、部类和本书书名，扉页下缀有详校官和复校官姓名，首页写提要，提要之后是正文。衬页右下角写总校官、校对官和誊录生姓名。通书工整规范，字迹清楚美观。而且用纸考究，均为浙江开化的上等开化榜纸，质地洁白坚韧，是纸中上品。
《四库全书》的装帧采用的是绢面包背装。包背装是一种中缝向外、不用线而用纸捻装订成册、书的封皮包住书脊、用糨糊粘连的书籍装订方法。由于《四库全书》部头硕大，装帧时特意对经、史、子、集四部采用不同颜色的绢面，以便辨识类别。乾隆帝在一首诗里洋洋称道：“浩如虑其迷五色，挈领提纲分四季。经诚元矣标以青，赤哉亨哉史之类。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文渊阁《四库全书》的装帧正是用象征四季的颜色来标志书的部类，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浅蓝色，集部灰色。另外，目录用明黄色绢面包装，匠心独具。
书籍经过装帧，每若干册装进一个精致的楠木匣贮放，叫做一函。木匣的一端可以开闭，书放在木匣内不易损伤。函内衬有樟木夹板，收储时用夹板把书册上下夹起来，再用绸带束住。插架时，每种书籍都排有固定的位置，函面刻写书名，还编制序号，以便查找。同时，对照插架陈列的位置，分部画出图样，名为《四库全书排架图》。取书时，先在该部排架图上查出书籍所在的架次函号，再按图索骥，于是乎得心应手，取之即来。
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前面冠以该阁头衔，称“文渊阁四库全书”。全书中每册书的首页和末页尾均钤盖乾隆帝的印玺，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是正本。随着江浙三阁的建成开放，清廷考虑到北方士子的读书要求，决定将翰林院存放的一部全书底本，也就是缮写时所参照的原书和手稿也对外开放，准许在京的官员和读书人至，到翰林院查阅抄录。大臣官员在阅读底本时遇到疑点，需要对照正本，经领阁事批准，还可以进文渊阁查对。
然而，时过境迁，到清代末年，七部《四库全书》已毁残过半，只有文渊、文津、文溯三阁书尚称完整。辛亥革命后，原藏在文渊阁的《四库全书》移交故宫博物院保管。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华北形势危急，国民党政府把文渊阁《四库全书》装箱运到上海，存储在天主堂街的中央银行内。四年后，抗日战争爆发，又由上海辗转运到重庆。1948年国民党政府逃离大陆前，将这部书再次转运到台湾，现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自从《四库全书》迁出，文渊阁亦不复藏书。解放后，文渊阁作为与《四库全书》有关的古建筑受到国家的精心保护。今天，当我们走进文渊阁瞻仰藏书古楼的风采时，便会情不自禁地产生四库回楼的企盼。
(作者单位：紫禁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