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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嘉宾：郭海鸿
1971年生，籍贯广东蕉岭。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在《青年文学》《文学界》《作品》《广州文艺》《山西文学》《特区文学》《清明》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出版长篇小说《银质青春》及中短篇小说集《外乡人以及马》。获第七届深圳青年文学奖，深圳原创文学拉力赛优秀奖等。曾进修于深圳大学首届作家研究生班。
现任西乡街道《伶仃洋》杂志编辑，合众文艺社社长。
打工文学最终只是一种题材
《南风艺术》： 现在很多人不想贴上这个标签，但绕不开，作为话题也好，现象也好，你怎么看待打工文学？
郭海鸿：文学贴标签每个人都有。这是种现象，都绕不开，这是条必经之路。打工文学是我们很多人的起点，作为一个文学启蒙，不是刻意能绕开的。一个人的履历是无法篡改的。好多人觉得打工文学成了创作履历上的一个负担。我个人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异，我比较散漫随意，没有刻意写过打工文学，但我们都共同有过这样的工作。从工作经历上来讲，跟打工文学有过直接的关系，抹不开绕不过。我欣慰看到当年作家、作者群里，出了这么多人。
《南风艺术》：这么多年过去了，可以做小结，现在回过头来看，早期、中期甚至现在的打工文学文本，你觉得有没有一些可圈可点的东西？
郭海鸿：打工文学一直在持续，过去说的第一代第二代科不科学我不做评论，但早期中期这种提法还是可以的，有时间段落，正好是一种现象，也可以视为规律，从发端到成熟，打工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变化的一部分，从来没有独立于中国文学大潮以外。早期的打工文学可能更直观，从文学的含量上、技巧上来说，特别观照生活。那个时候的作者没有更高的水平能力，只愿多发作品，要求不高。
《南风艺术》：你觉得打工文学未来是一个什么走向？这个概念会不会持续？
郭海鸿：这些年，有追求的作家已经把打工文学带进了“纯文学”的范畴。现在，它更多回到了题材本身，就是打工题材。打工文学作为一种现象、一种流派的色彩慢慢淡漠了。
《南风艺术》：你这种提法非常好，打工文学是题材的东西、写作内容上的东西，跟什么样的文学瓜葛不大。
郭海鸿：现在又回到标签问题。当年走出来的作家，要去掉的标签不是打工文学，可能只是“打工作家”这种身份。不管是打工文学也好，还是其他的各种细分的题材也好，它最终只是一种题材，不是一种文学现象。
《南风艺术》：我觉得你对打工文学是题材的这种提法，是我这么多年来所听到的关乎打工文学的说法中最新颖的。有些人说会越来越好，不管是作家队伍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希望越来越好。但另一种声音，认为打工文学会死掉。从你提出的题材的概念来看，打工文学不会死掉，它只是个题材。我们致力于文学的人，主要把它当作一个题材、一个写作内容，至于文学的那一块，能走多远就走多远。那你看我们宝安，有没有走得特别好的作家？
郭海鸿：宝安作家的总体实力是蛮强的。有几个体现出了爆发力，持续性、可塑性相当不错。
《南风艺术》：那宝安作家能不能形成一种趋同性的状态？比方说，打工文学这顶帽子，比较牵强，把一边打工一边写作的人圈在一起，冠之以“打工文学”这个称谓。那现在，是不是可以不从作家的身份，而是从写作的艺术追求来评定，你观察到宝安有没有这种向艺术流派走的态势？或者是否有这种可能？
郭海鸿：我认为这个条件是成熟的。宝安的作家群，老中青，很整齐，几十几百个作家都在发表作品，都小有名气，是不是会从中冒出几个人？像当年河南的“三驾马车”、陕西的“陕军”，还有广西的几驾马车等，以整齐的步伐、整齐的形象向大文坛挑战亮相。
《南风艺术》：我想说的是技术层面，打个不好的比方，像红磨坊。不是原来身份的趋同，而是艺术追求、写作路径上的趋同。
郭海鸿：我觉得条件还是具备的。作家彼此之间还是要有一种自觉，自觉地抱团，自觉地认同。但这些年，随着人的流动，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没有极好地形成。按道理，早就应该形成。
找到一个叙事坐标
《南风艺术》： 你最初是以杂志编辑的身份出现的，当年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的作者。你自己也创作，写作量还特别大。我观察到，你写了《银质青春》后，就开始写“河唇街”系列，回到故乡，中间有什么心路历程？
郭海鸿：我一直评价自己的创作过于散漫，没有太完整的目标或创作规划，中途浪费了很多的時间，这跟工作也有很大的关系。当年做编辑就是一份工作。但我还是更愿意写作。小说方面，从老家到深圳，确实写了一些，但是也比较散乱。
《南风艺术》：刚认识你的那一年，大概是1998年，我在《广州文艺》上看过你一个短篇小说，感觉你很先锋的，语句的短促，带点诗意，视角很新奇，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很有文艺范。后来，你在《南方都市报》开专栏，叫剥皮集，就很世情，讲世道人心，以很小的切面去观悟生活。我看到了回归，从一个有点斗士情怀的文艺青年向中年人过渡。
郭海鸿：我年轻时代迷溺过先锋小说、先锋诗歌，也试图走这条道路，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不是很成熟，只是热爱而已。后来到南都写专栏，到后期的小说，从手法上貌似回归传统，关注的东西也更现实。你这个观察是对的，有心了。
《南风艺术》：你好像是一个战士从刀光剑影、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回来了，细致地在打量生活，打量男女，打量柴米油盐。我特别欣赏你的文字，我在很多场合说过，你的文字很有特色，质朴、平白，清新，但又刀刀见血，废话很少。近期的“河唇街”系列，我就看过一篇，为什么会把触角伸到老家去？是不是跟年龄的增长有关？还是其他原因？
郭海鸿：跟年龄也有关系。这是我有计划的、有预谋的一次创作。中间空白了很多年没写东西，重新提起笔来，觉得自己的重心重点还不在深圳，尽管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二三十年，真还没有找到太多的感觉，突然发现写故乡写农村生活，当时作为文学青年的时候没有完成。乡村题材更拿手更熟悉，更有把握，我就尝试写了第一篇。拿出来以后感觉很顺，别人的评价也还可以，就有了信心，就计划写个十篇二十篇，每篇大概2万字左右。目前为止有13篇，陆续发表了一些，但发的刊物不是很理想，我这种重写作不重发表的心态其实不好。去年收了一个集子出了，叫做《外乡人以及马》。 《南风艺术》： “河唇街”系列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文学意义？
郭海鸿： 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第一，写作一定不能太大、太散，要稳步进行;第二，要找到一个叙事坐标。我觉得，回到乡村的生活比较适合我。我通过一些事件、故事、人物，把我心目中的中国乡村，或者我自己体验中的岭南乡村盘活了，它本来就有的，不是虚构的。我发现还有很大空间，我可以写出新意。
《南风艺术》： 新意是哪一方面？是叙事上新？还是精神维度上新？
郭海鸿：兼而有之，但我认为更多的是叙事，给中国农民、农村的形象上赋予一些新的颜色，譬如我在乡亲们，不会一写就是老实巴交的，或者一写就是阴险狡诈的，是更现实更灵动。
《南风艺术》：我非常认同你这个观点。我一直关注贾平凹、阎连科的作品。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致命的东西，他们对农村刻画得太简陋，他们笔下的一些人物都停留在他们的童少年，人物就没有当下性，很隔膜。我就怕你笔下的农村改革开放初期的贫穷、落后、愚昧。
郭海鸿：我的这个系列的乡村人情体系所持的都是当下社会经验，里面的人物都是多维的。
《南风艺术》：乡村小说有两个大问题，一是残酷化，惨不忍睹，好像整个农村的生存环境都那么恶劣，残酷的生存环境，残酷的人际关系，残酷的社会状态;另一种是诗意化，沿袭沈从文、汪曾祺、刘绍棠。
郭海鸿：我觉得我的“河唇街”系列就做了一些尝试，里面没有太残酷、太血腥的东西，农民也没有太愚昧。农村社会有他们的美好，也有他们的不堪。但正是这样丰富的、多元的东西，在文学语境下，就变得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我笔下的人物，我没有刻意的把他写成特别坏的人，比如有心计、特别残酷、特别有攻击性，他们有温情，有高尚的道德，比较鲜活，各种表现都有。
《南风艺术》：文字跟原来相比，有没有方向性的改变？有没有有意识地营造所谓风格？
郭海鸿：没有特别改变，还是沿袭个人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我的语言习惯很适合“河唇街”系列的叙事，生动、活泼、幽默。当然，也许不适合大众化阅读。
《南风艺术》：在当代作家里，你最欣赏哪位作家的语言？
郭海鸿：余华、苏童、毕飞宇等，对我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些好的影响。像余华叙事是不慌不忙的，推着你走，带着你走，像毕飞宇的语言也是有这样的功效。像贾平凹的语言，我谈不上太喜欢。
《南风艺术》：余华的语言很有张力。
郭海鸿：对，叙事冷静，诗性和隐喻，时不时地出现。
《南风艺术》：事实上，你的语言里面，就有一点余华的东西。
郭海鸿： 我的 “河唇街”系列里面就有一点完整的体现，其他的写作就比较零散。
《南风艺术》：你认为什么叫一篇好小说？
郭海鸿： 我的理解是，小说不能是孤立地讲故事。小说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叙事、语言，再具体到细节，这些很重要。特别是语言啊，一部小说、一个作家的风格，首先从语言上呈现出来的，语言失败了，故事讲得再好，也不能成为一部好的小说。小说是靠细节来传递的，并不是讲一个宏大叙事，一个大故事就完成了。很多好作家的作品，完全是靠细节来完成的，像《老人与海》，它的故事是不完整的，并且很难叙述，作为故事来讲给人家听的，但它作为小说很有细节，技术、语言，在《老人与海》里面是达到最高、最浓缩的效果。
《南风艺术》：西方有个说法叫“小说精神”。中国作家可能不太讲究，只讲细节，细节特别丰盈逼真，但给人的感觉就是很难立起来，里面没有传达一些东西，就像照相一样。当然，摄影也是一门艺术，但它毕竟不同于画，画就能够体现一种精神。当然好的摄影作品也能传递一种精神。但现在，有的人认为细节就是原封不动地把生活照搬下来。
郭海鸿： 一件作品，就像一个人的灵魂。你这个人再花枝招展，再会表演，再能讲，口吐莲花，肢体语言再丰富，再怎么受人欢迎，但是见不到你有什么精神，见过以后就忘了，你没办法勾起另外一个人对你的尊重。我能理解的小说精神或者文学作品的精神就是这样的。一部小说，故事讲得再好，语言写得再好，细节写得再好，读完以后，没法通过它反映時代，反映地域，反映人情，就不会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南风艺术》：你38万字《银质青春》是哪年完成的？
郭海鸿： 2008年开始。当时戒了酒，静下心来，想写点东西，但又不知从何写起。当时有个很好的机缘，网络小说正火热，在“起点网”开始写的，每天写一点，一天写2000字3000字，后来又转新浪网连载，逼着自己把它写出来了。
《南风艺术》：前面说过，打工文学有标签化的问题，在它标签化的大题目下就出现写作的格式化、态度的极端化、内容的趋同化。我个人解读你的《银质青春》，是反打工文学的，在为所谓的打工文学所描述的小老板们去妖魔化。
郭海鸿：早期的打工文学，尽管丰富地抒发了许多打工者的情感，但也留下一大堆诟病，比方说对本地人、对私营老板的妖魔化。对文学来说，这是一笔不太良好的资产。改革开放初期，比较无序的情况下，血汗工厂是存在的，但有很多很多温情的、有人性的老板没有进入我们的文学叙事，被忽略了。
《南风艺术》：有两个极端，要么以报告文学的方式写企业主的丰功伟绩，要么就被所谓的打工作家妖魔化。我觉得你这个小说至少以文学的方式给这些作坊主、私营企业主还原了一个真实，他们既不是报告文学作家笔下的高大上，也不是打工作家笔下的妖魔鬼怪。所以在我个人的阅读框架里面，你这个小说应该是第一个。当然，我的阅读非常有限。
郭海鸿：当年写的时候，也没有很强的欲望把它当作一个优质成品来写，想通过写这小说重新回到书房，但我保持了最大的客观。
《南风艺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真面目。既然是真面目的话，既有人性的弱点，又有人性的光辉，既有温度，又有残酷。 郭海鸿：当时有一个报道，让我比较欣慰，说《银质青春》提供了打工人群在文学作品中一个新的“出场方式”，为深圳文学画廊提供了一群阳光温暖的人物形象。有些美化，但是也算贴切。
《南风艺术》：我觉得若干年过去以后，《银质青春》会填补打工文学一个空白。
郭海鸿：过誉了。从写作上来说，这部小说还是比较粗糙，现在看，还有很大的修改空间。
我在诗里强调人格
《南风艺术》：你是个多面手，除了散文、小说，甚至包括公文，样样都行，而且还有一定的高度。我们再说说你的诗。有个佳话，戴斌把你的诗 《献血》改成了长篇小说。你什么时候开始诗歌创作的？
郭海鸿：就是个文字匠，什么都能搞一点，样样半桶水。跟大部分文学青年起步接近，我也是从诗歌开始，以文会友，以诗会友。以诗会友会打开更大的视野，走得更远，所谓的诗与远方。这是80年代的文学环境，当年对诗歌的追求很炙热，有很多大群体，充满激情，对先锋顶礼膜拜。
《南风艺术》：你的诗歌产量占比应该不小吧？
郭海鸿：早年的产量确实蛮大，从老家到深圳初期，每天都像写日记一样。但发表量不高，投稿也不多。
《南风艺术》：孔子是述而不作，你是作而不发。
郭海鸿：我早期就吃文字饭，做通讯员，也做记者，天天都见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对发表没有神秘感，不以为然。从文学写作的角度来说，其实不好，影响了对作品发表的重视。
《南风艺术》： 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有好处，会更加注重内心写作，不为写而写。印象中，您的诗歌更多是口语写作？
郭海鸿：也不完全是，只是说有口语写作的烙印，我自己也很警惕，尽量不要流于口水。
《南风艺术》：我觉得你还是不过分地追求诗歌文字上的典雅，那种看上去很美的样子，您是追求那种平实、平易，但是文字里有张力，更注重诗歌里面的东西。你的《献血》是哪年写的？
郭海鸿：2002年左右。
《南风艺术》： 出来后，反响很大。我觉得《献血》消解性很强，里面有点雅痞精神，不同于草根的破罐子破摔。
郭海鸿： 是的，我在诗里强调人格。我是一个献血者，但是我有我的人格标准，我的血是干净的，我为人民造血。
《南风艺术》：你诗歌的创作量大不大？
郭海鸿：大概几百首吧，但没在一些主流刊物上和正儿八经的诗歌刊物上发，后面这些年没怎么写了，一直没有进入“诗人”的角色。
《南风艺术》： 主要是从事这个行当，有点不太以为然，也是珍惜自己。
郭海鸿：可能也是人以群分，我身边的一些诗友都不是太注重这个。一个是梅州的游子衿，他极少发表，写作非常节制，发表更加节制。到深圳以后就是安石榴，他基本上很少到公开的刊物上去投稿，但是他对诗歌的传播，对诗歌主张的传播，这种影响都会存在。
《南风艺术》：最好的状态就是让文学回到自娱。
郭海鸿：它不会成为一种负担，一种负累。
《南风艺术》： 老是跟别人PK，负担就重了，谁的诗好，谁的诗不好。我看你这些年，还是自由写作。
郭海鸿：但写作，能多发表是好事情，发表是传播之路。
《南风艺术》：送你一个绰号就是前诗人，请你用前诗人的目光，观察一下当下非常热闹的诗坛。
郭海鸿：现在看诗歌、诗刊很少，但是身边的诗人朋友很多，平常通过微信、公众号偶尔看一看，但重点评价和印象谈不上。我对几个诗人朋友的作品很熟，我每次讀他们的作品都印象深刻，像已故诗人东荡子，每次读他的作品有很深的震撼，他是有诗歌精神的一个诗人。还有游子衿，他属于永远的诗歌现场旁边的一个诗人，很少进入热闹的场景，但他的诗每一首读完以后都让人有深刻的印象。这些年，我接触的东西少。
《南风艺术》：这些年，你与诗歌、诗坛来往不多了。
郭海鸿：局限于诗歌的交流比较少了。
《南风艺术》：文学跟随你30多年了，如果把以前那种叫做狂热，叫做精神利器，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了身体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
郭海鸿：是的，已经成了人生履历，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生命的一部分。在学校里面爱好文学，出来工作也一直是吃文字饭，所以我说感恩文学，是一点也不矫情的。它不带你大富大贵，而是让你不知不觉学会了一门手艺。以后的老年娱乐也靠它了。
《南风艺术》：老年娱乐的话，你可以画油画。我们年龄相仿，见证了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足，但也不得不说，也见证了文学从热闹走向有点萧条。在这个过程中，你们都把文学从精神维度降到了生活维度，但至少我们仍在干着文学。宝安很多作家也仍在干着文学。你觉得未来宝安的文学是个什么样子？
郭海鸿：值得期待。期待会有一群作家、一群骨干、一群有追求的人，集结成一股宝安力量、宝安军团，以这样的面貌冲击文坛。
《南风艺术》：除了抱团，你还有什么建议？
郭海鸿：暂时没有。
1971年生，籍贯广东蕉岭。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在《青年文学》《文学界》《作品》《广州文艺》《山西文学》《特区文学》《清明》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出版长篇小说《银质青春》及中短篇小说集《外乡人以及马》。获第七届深圳青年文学奖，深圳原创文学拉力赛优秀奖等。曾进修于深圳大学首届作家研究生班。
现任西乡街道《伶仃洋》杂志编辑，合众文艺社社长。
打工文学最终只是一种题材
《南风艺术》： 现在很多人不想贴上这个标签，但绕不开，作为话题也好，现象也好，你怎么看待打工文学？
郭海鸿：文学贴标签每个人都有。这是种现象，都绕不开，这是条必经之路。打工文学是我们很多人的起点，作为一个文学启蒙，不是刻意能绕开的。一个人的履历是无法篡改的。好多人觉得打工文学成了创作履历上的一个负担。我个人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异，我比较散漫随意，没有刻意写过打工文学，但我们都共同有过这样的工作。从工作经历上来讲，跟打工文学有过直接的关系，抹不开绕不过。我欣慰看到当年作家、作者群里，出了这么多人。
《南风艺术》：这么多年过去了，可以做小结，现在回过头来看，早期、中期甚至现在的打工文学文本，你觉得有没有一些可圈可点的东西？
郭海鸿：打工文学一直在持续，过去说的第一代第二代科不科学我不做评论，但早期中期这种提法还是可以的，有时间段落，正好是一种现象，也可以视为规律，从发端到成熟，打工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变化的一部分，从来没有独立于中国文学大潮以外。早期的打工文学可能更直观，从文学的含量上、技巧上来说，特别观照生活。那个时候的作者没有更高的水平能力，只愿多发作品，要求不高。
《南风艺术》：你觉得打工文学未来是一个什么走向？这个概念会不会持续？
郭海鸿：这些年，有追求的作家已经把打工文学带进了“纯文学”的范畴。现在，它更多回到了题材本身，就是打工题材。打工文学作为一种现象、一种流派的色彩慢慢淡漠了。
《南风艺术》：你这种提法非常好，打工文学是题材的东西、写作内容上的东西，跟什么样的文学瓜葛不大。
郭海鸿：现在又回到标签问题。当年走出来的作家，要去掉的标签不是打工文学，可能只是“打工作家”这种身份。不管是打工文学也好，还是其他的各种细分的题材也好，它最终只是一种题材，不是一种文学现象。
《南风艺术》：我觉得你对打工文学是题材的这种提法，是我这么多年来所听到的关乎打工文学的说法中最新颖的。有些人说会越来越好，不管是作家队伍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希望越来越好。但另一种声音，认为打工文学会死掉。从你提出的题材的概念来看，打工文学不会死掉，它只是个题材。我们致力于文学的人，主要把它当作一个题材、一个写作内容，至于文学的那一块，能走多远就走多远。那你看我们宝安，有没有走得特别好的作家？
郭海鸿：宝安作家的总体实力是蛮强的。有几个体现出了爆发力，持续性、可塑性相当不错。
《南风艺术》：那宝安作家能不能形成一种趋同性的状态？比方说，打工文学这顶帽子，比较牵强，把一边打工一边写作的人圈在一起，冠之以“打工文学”这个称谓。那现在，是不是可以不从作家的身份，而是从写作的艺术追求来评定，你观察到宝安有没有这种向艺术流派走的态势？或者是否有这种可能？
郭海鸿：我认为这个条件是成熟的。宝安的作家群，老中青，很整齐，几十几百个作家都在发表作品，都小有名气，是不是会从中冒出几个人？像当年河南的“三驾马车”、陕西的“陕军”，还有广西的几驾马车等，以整齐的步伐、整齐的形象向大文坛挑战亮相。
《南风艺术》：我想说的是技术层面，打个不好的比方，像红磨坊。不是原来身份的趋同，而是艺术追求、写作路径上的趋同。
郭海鸿：我觉得条件还是具备的。作家彼此之间还是要有一种自觉，自觉地抱团，自觉地认同。但这些年，随着人的流动，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没有极好地形成。按道理，早就应该形成。
找到一个叙事坐标
《南风艺术》： 你最初是以杂志编辑的身份出现的，当年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的作者。你自己也创作，写作量还特别大。我观察到，你写了《银质青春》后，就开始写“河唇街”系列，回到故乡，中间有什么心路历程？
郭海鸿：我一直评价自己的创作过于散漫，没有太完整的目标或创作规划，中途浪费了很多的時间，这跟工作也有很大的关系。当年做编辑就是一份工作。但我还是更愿意写作。小说方面，从老家到深圳，确实写了一些，但是也比较散乱。
《南风艺术》：刚认识你的那一年，大概是1998年，我在《广州文艺》上看过你一个短篇小说，感觉你很先锋的，语句的短促，带点诗意，视角很新奇，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很有文艺范。后来，你在《南方都市报》开专栏，叫剥皮集，就很世情，讲世道人心，以很小的切面去观悟生活。我看到了回归，从一个有点斗士情怀的文艺青年向中年人过渡。
郭海鸿：我年轻时代迷溺过先锋小说、先锋诗歌，也试图走这条道路，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不是很成熟，只是热爱而已。后来到南都写专栏，到后期的小说，从手法上貌似回归传统，关注的东西也更现实。你这个观察是对的，有心了。
《南风艺术》：你好像是一个战士从刀光剑影、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回来了，细致地在打量生活，打量男女，打量柴米油盐。我特别欣赏你的文字，我在很多场合说过，你的文字很有特色，质朴、平白，清新，但又刀刀见血，废话很少。近期的“河唇街”系列，我就看过一篇，为什么会把触角伸到老家去？是不是跟年龄的增长有关？还是其他原因？
郭海鸿：跟年龄也有关系。这是我有计划的、有预谋的一次创作。中间空白了很多年没写东西，重新提起笔来，觉得自己的重心重点还不在深圳，尽管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二三十年，真还没有找到太多的感觉，突然发现写故乡写农村生活，当时作为文学青年的时候没有完成。乡村题材更拿手更熟悉，更有把握，我就尝试写了第一篇。拿出来以后感觉很顺，别人的评价也还可以，就有了信心，就计划写个十篇二十篇，每篇大概2万字左右。目前为止有13篇，陆续发表了一些，但发的刊物不是很理想，我这种重写作不重发表的心态其实不好。去年收了一个集子出了，叫做《外乡人以及马》。 《南风艺术》： “河唇街”系列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文学意义？
郭海鸿： 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第一，写作一定不能太大、太散，要稳步进行;第二，要找到一个叙事坐标。我觉得，回到乡村的生活比较适合我。我通过一些事件、故事、人物，把我心目中的中国乡村，或者我自己体验中的岭南乡村盘活了，它本来就有的，不是虚构的。我发现还有很大空间，我可以写出新意。
《南风艺术》： 新意是哪一方面？是叙事上新？还是精神维度上新？
郭海鸿：兼而有之，但我认为更多的是叙事，给中国农民、农村的形象上赋予一些新的颜色，譬如我在乡亲们，不会一写就是老实巴交的，或者一写就是阴险狡诈的，是更现实更灵动。
《南风艺术》：我非常认同你这个观点。我一直关注贾平凹、阎连科的作品。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致命的东西，他们对农村刻画得太简陋，他们笔下的一些人物都停留在他们的童少年，人物就没有当下性，很隔膜。我就怕你笔下的农村改革开放初期的贫穷、落后、愚昧。
郭海鸿：我的这个系列的乡村人情体系所持的都是当下社会经验，里面的人物都是多维的。
《南风艺术》：乡村小说有两个大问题，一是残酷化，惨不忍睹，好像整个农村的生存环境都那么恶劣，残酷的生存环境，残酷的人际关系，残酷的社会状态;另一种是诗意化，沿袭沈从文、汪曾祺、刘绍棠。
郭海鸿：我觉得我的“河唇街”系列就做了一些尝试，里面没有太残酷、太血腥的东西，农民也没有太愚昧。农村社会有他们的美好，也有他们的不堪。但正是这样丰富的、多元的东西，在文学语境下，就变得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我笔下的人物，我没有刻意的把他写成特别坏的人，比如有心计、特别残酷、特别有攻击性，他们有温情，有高尚的道德，比较鲜活，各种表现都有。
《南风艺术》：文字跟原来相比，有没有方向性的改变？有没有有意识地营造所谓风格？
郭海鸿：没有特别改变，还是沿袭个人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我的语言习惯很适合“河唇街”系列的叙事，生动、活泼、幽默。当然，也许不适合大众化阅读。
《南风艺术》：在当代作家里，你最欣赏哪位作家的语言？
郭海鸿：余华、苏童、毕飞宇等，对我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些好的影响。像余华叙事是不慌不忙的，推着你走，带着你走，像毕飞宇的语言也是有这样的功效。像贾平凹的语言，我谈不上太喜欢。
《南风艺术》：余华的语言很有张力。
郭海鸿：对，叙事冷静，诗性和隐喻，时不时地出现。
《南风艺术》：事实上，你的语言里面，就有一点余华的东西。
郭海鸿： 我的 “河唇街”系列里面就有一点完整的体现，其他的写作就比较零散。
《南风艺术》：你认为什么叫一篇好小说？
郭海鸿： 我的理解是，小说不能是孤立地讲故事。小说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叙事、语言，再具体到细节，这些很重要。特别是语言啊，一部小说、一个作家的风格，首先从语言上呈现出来的，语言失败了，故事讲得再好，也不能成为一部好的小说。小说是靠细节来传递的，并不是讲一个宏大叙事，一个大故事就完成了。很多好作家的作品，完全是靠细节来完成的，像《老人与海》，它的故事是不完整的，并且很难叙述，作为故事来讲给人家听的，但它作为小说很有细节，技术、语言，在《老人与海》里面是达到最高、最浓缩的效果。
《南风艺术》：西方有个说法叫“小说精神”。中国作家可能不太讲究，只讲细节，细节特别丰盈逼真，但给人的感觉就是很难立起来，里面没有传达一些东西，就像照相一样。当然，摄影也是一门艺术，但它毕竟不同于画，画就能够体现一种精神。当然好的摄影作品也能传递一种精神。但现在，有的人认为细节就是原封不动地把生活照搬下来。
郭海鸿： 一件作品，就像一个人的灵魂。你这个人再花枝招展，再会表演，再能讲，口吐莲花，肢体语言再丰富，再怎么受人欢迎，但是见不到你有什么精神，见过以后就忘了，你没办法勾起另外一个人对你的尊重。我能理解的小说精神或者文学作品的精神就是这样的。一部小说，故事讲得再好，语言写得再好，细节写得再好，读完以后，没法通过它反映時代，反映地域，反映人情，就不会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南风艺术》：你38万字《银质青春》是哪年完成的？
郭海鸿： 2008年开始。当时戒了酒，静下心来，想写点东西，但又不知从何写起。当时有个很好的机缘，网络小说正火热，在“起点网”开始写的，每天写一点，一天写2000字3000字，后来又转新浪网连载，逼着自己把它写出来了。
《南风艺术》：前面说过，打工文学有标签化的问题，在它标签化的大题目下就出现写作的格式化、态度的极端化、内容的趋同化。我个人解读你的《银质青春》，是反打工文学的，在为所谓的打工文学所描述的小老板们去妖魔化。
郭海鸿：早期的打工文学，尽管丰富地抒发了许多打工者的情感，但也留下一大堆诟病，比方说对本地人、对私营老板的妖魔化。对文学来说，这是一笔不太良好的资产。改革开放初期，比较无序的情况下，血汗工厂是存在的，但有很多很多温情的、有人性的老板没有进入我们的文学叙事，被忽略了。
《南风艺术》：有两个极端，要么以报告文学的方式写企业主的丰功伟绩，要么就被所谓的打工作家妖魔化。我觉得你这个小说至少以文学的方式给这些作坊主、私营企业主还原了一个真实，他们既不是报告文学作家笔下的高大上，也不是打工作家笔下的妖魔鬼怪。所以在我个人的阅读框架里面，你这个小说应该是第一个。当然，我的阅读非常有限。
郭海鸿：当年写的时候，也没有很强的欲望把它当作一个优质成品来写，想通过写这小说重新回到书房，但我保持了最大的客观。
《南风艺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真面目。既然是真面目的话，既有人性的弱点，又有人性的光辉，既有温度，又有残酷。 郭海鸿：当时有一个报道，让我比较欣慰，说《银质青春》提供了打工人群在文学作品中一个新的“出场方式”，为深圳文学画廊提供了一群阳光温暖的人物形象。有些美化，但是也算贴切。
《南风艺术》：我觉得若干年过去以后，《银质青春》会填补打工文学一个空白。
郭海鸿：过誉了。从写作上来说，这部小说还是比较粗糙，现在看，还有很大的修改空间。
我在诗里强调人格
《南风艺术》：你是个多面手，除了散文、小说，甚至包括公文，样样都行，而且还有一定的高度。我们再说说你的诗。有个佳话，戴斌把你的诗 《献血》改成了长篇小说。你什么时候开始诗歌创作的？
郭海鸿：就是个文字匠，什么都能搞一点，样样半桶水。跟大部分文学青年起步接近，我也是从诗歌开始，以文会友，以诗会友。以诗会友会打开更大的视野，走得更远，所谓的诗与远方。这是80年代的文学环境，当年对诗歌的追求很炙热，有很多大群体，充满激情，对先锋顶礼膜拜。
《南风艺术》：你的诗歌产量占比应该不小吧？
郭海鸿：早年的产量确实蛮大，从老家到深圳初期，每天都像写日记一样。但发表量不高，投稿也不多。
《南风艺术》：孔子是述而不作，你是作而不发。
郭海鸿：我早期就吃文字饭，做通讯员，也做记者，天天都见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对发表没有神秘感，不以为然。从文学写作的角度来说，其实不好，影响了对作品发表的重视。
《南风艺术》： 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有好处，会更加注重内心写作，不为写而写。印象中，您的诗歌更多是口语写作？
郭海鸿：也不完全是，只是说有口语写作的烙印，我自己也很警惕，尽量不要流于口水。
《南风艺术》：我觉得你还是不过分地追求诗歌文字上的典雅，那种看上去很美的样子，您是追求那种平实、平易，但是文字里有张力，更注重诗歌里面的东西。你的《献血》是哪年写的？
郭海鸿：2002年左右。
《南风艺术》： 出来后，反响很大。我觉得《献血》消解性很强，里面有点雅痞精神，不同于草根的破罐子破摔。
郭海鸿： 是的，我在诗里强调人格。我是一个献血者，但是我有我的人格标准，我的血是干净的，我为人民造血。
《南风艺术》：你诗歌的创作量大不大？
郭海鸿：大概几百首吧，但没在一些主流刊物上和正儿八经的诗歌刊物上发，后面这些年没怎么写了，一直没有进入“诗人”的角色。
《南风艺术》： 主要是从事这个行当，有点不太以为然，也是珍惜自己。
郭海鸿：可能也是人以群分，我身边的一些诗友都不是太注重这个。一个是梅州的游子衿，他极少发表，写作非常节制，发表更加节制。到深圳以后就是安石榴，他基本上很少到公开的刊物上去投稿，但是他对诗歌的传播，对诗歌主张的传播，这种影响都会存在。
《南风艺术》：最好的状态就是让文学回到自娱。
郭海鸿：它不会成为一种负担，一种负累。
《南风艺术》： 老是跟别人PK，负担就重了，谁的诗好，谁的诗不好。我看你这些年，还是自由写作。
郭海鸿：但写作，能多发表是好事情，发表是传播之路。
《南风艺术》：送你一个绰号就是前诗人，请你用前诗人的目光，观察一下当下非常热闹的诗坛。
郭海鸿：现在看诗歌、诗刊很少，但是身边的诗人朋友很多，平常通过微信、公众号偶尔看一看，但重点评价和印象谈不上。我对几个诗人朋友的作品很熟，我每次讀他们的作品都印象深刻，像已故诗人东荡子，每次读他的作品有很深的震撼，他是有诗歌精神的一个诗人。还有游子衿，他属于永远的诗歌现场旁边的一个诗人，很少进入热闹的场景，但他的诗每一首读完以后都让人有深刻的印象。这些年，我接触的东西少。
《南风艺术》：这些年，你与诗歌、诗坛来往不多了。
郭海鸿：局限于诗歌的交流比较少了。
《南风艺术》：文学跟随你30多年了，如果把以前那种叫做狂热，叫做精神利器，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了身体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
郭海鸿：是的，已经成了人生履历，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生命的一部分。在学校里面爱好文学，出来工作也一直是吃文字饭，所以我说感恩文学，是一点也不矫情的。它不带你大富大贵，而是让你不知不觉学会了一门手艺。以后的老年娱乐也靠它了。
《南风艺术》：老年娱乐的话，你可以画油画。我们年龄相仿，见证了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足，但也不得不说，也见证了文学从热闹走向有点萧条。在这个过程中，你们都把文学从精神维度降到了生活维度，但至少我们仍在干着文学。宝安很多作家也仍在干着文学。你觉得未来宝安的文学是个什么样子？
郭海鸿：值得期待。期待会有一群作家、一群骨干、一群有追求的人，集结成一股宝安力量、宝安军团，以这样的面貌冲击文坛。
《南风艺术》：除了抱团，你还有什么建议？
郭海鸿：暂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