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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中，名声最大的是两名英勇的男护士——张瑞书、刘景田。
1938年出版的西班牙杂志《Estampa》封面上刊登着一个光头的中国中年男人照片。这个中国男人眼望远方，张着嘴，露出憨厚的笑容，是个典型的北方农民形象。此人就是在国际纵队做救护工作的张瑞书。1917年，时年24岁的张瑞书，原本在长沙当兵，在码头上被一则招工启事吸引：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大陆激战正酣，由于人员伤亡太大，后方工厂亟缺劳动力，英法两国招募了14万名华工。张瑞书于是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轮船。他在法国历经磨难，直到1924年，经人介绍进入雷诺汽车工厂工作，才过上安稳日子。在厂里，张瑞书认识了同样来法国当苦力的山东老乡刘景田。当时工厂里左翼思潮蓬勃发展，从法国工友口中，老张和老刘第一次听到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原来只知道埋头苦干的他们，接受了新思想，不久便双双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1936年，西班牙内战刚刚爆发，张瑞书和刘景田就报名参加了国际纵队。到达西班牙阿尔巴塞特国际纵队总部后，他们原本要求参加机关枪队。可体检后，因年龄偏大，被分到第14旅第13营卫生队抬担架。不过，抬担架的工作也不容易。一阵炮火过后，满地都是伤兵。老张和老刘抬起伤员就跑，有时候跑出十几公里才能放下。
国际纵队第14旅出版的《联队》杂志上有这样一段介绍他们的文章：“第二发炮弹爆炸之后，有人喊：‘老张受伤了！’是老张！我们急忙向他看去。他站在那里，被震荡吓呆了，但还不忘微笑……我们这位来自中国北方的大汉。”这段描写如此传神，让人眼前浮现出一个憨厚的山东大汉形象。
另有一张是刘景田在西班牙战场救人的照片，刊在西班牙国际纵队出版的一周年纪念画册和西班牙报纸《红色阵线》上。照片里壮实的刘景田，头戴钢盔，将一个头包绷带的伤兵横扛在肩膀上，气喘吁吁地经过一辆救护车，新闻报道中写道：“中国志愿军，为西班牙的自由而战斗，他是勇敢助人的典范。”
根据莫斯科档案记录，张瑞书在前线一共待了12个月，在抢救伤兵时曾3次受伤。刘景田跟他几乎在相同的战场参战，但在前线待了16个月。他们表现优异，已成为连队的标兵，张瑞书被晋升为下士，而刘景田则升为中士。许多国际纵队的战士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一提到中国同志，说的就是张瑞书和刘景田。
但是怎么回国呢？他们俩身无分文，又没有工作，连吃饭都成问题，哪有钱买船票回中国呢？后来法国工会的工友为他们募捐了路费，1939年8月18日他们才坐船离开法国，9月18日抵达越南，然后坐汽车经昆明、贵阳到重庆，在新华日报社住了一个多月，11月初离开报社，乘“八路军办事处”的车于11月29日转到延安。在过去的那3个月里，他们经历了人生最长的道路，他们不仅从遥远的法国回到阔别22年的中国，而且来到了边区，在他们的心里感觉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
曾经在巴黎《救国时报》当主编的吴克坚介绍他们俩去见王明。接着他们被送到中央党校去学习，1940年他们俩都被批准成为中共党员。1942年从党校毕业后，他们俩就在延安工作。刘景田去“党校六部”搞建筑工程，张瑞书到《解放日报》的保管室工作。
1938年出版的西班牙杂志《Estampa》封面上刊登着一个光头的中国中年男人照片。这个中国男人眼望远方，张着嘴，露出憨厚的笑容，是个典型的北方农民形象。此人就是在国际纵队做救护工作的张瑞书。1917年，时年24岁的张瑞书，原本在长沙当兵，在码头上被一则招工启事吸引：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大陆激战正酣，由于人员伤亡太大，后方工厂亟缺劳动力，英法两国招募了14万名华工。张瑞书于是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轮船。他在法国历经磨难，直到1924年，经人介绍进入雷诺汽车工厂工作，才过上安稳日子。在厂里，张瑞书认识了同样来法国当苦力的山东老乡刘景田。当时工厂里左翼思潮蓬勃发展，从法国工友口中，老张和老刘第一次听到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原来只知道埋头苦干的他们，接受了新思想，不久便双双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1936年，西班牙内战刚刚爆发，张瑞书和刘景田就报名参加了国际纵队。到达西班牙阿尔巴塞特国际纵队总部后，他们原本要求参加机关枪队。可体检后，因年龄偏大，被分到第14旅第13营卫生队抬担架。不过，抬担架的工作也不容易。一阵炮火过后，满地都是伤兵。老张和老刘抬起伤员就跑，有时候跑出十几公里才能放下。
国际纵队第14旅出版的《联队》杂志上有这样一段介绍他们的文章：“第二发炮弹爆炸之后，有人喊：‘老张受伤了！’是老张！我们急忙向他看去。他站在那里，被震荡吓呆了，但还不忘微笑……我们这位来自中国北方的大汉。”这段描写如此传神，让人眼前浮现出一个憨厚的山东大汉形象。
另有一张是刘景田在西班牙战场救人的照片，刊在西班牙国际纵队出版的一周年纪念画册和西班牙报纸《红色阵线》上。照片里壮实的刘景田，头戴钢盔，将一个头包绷带的伤兵横扛在肩膀上，气喘吁吁地经过一辆救护车，新闻报道中写道：“中国志愿军，为西班牙的自由而战斗，他是勇敢助人的典范。”
根据莫斯科档案记录，张瑞书在前线一共待了12个月，在抢救伤兵时曾3次受伤。刘景田跟他几乎在相同的战场参战，但在前线待了16个月。他们表现优异，已成为连队的标兵，张瑞书被晋升为下士，而刘景田则升为中士。许多国际纵队的战士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一提到中国同志，说的就是张瑞书和刘景田。
但是怎么回国呢？他们俩身无分文，又没有工作，连吃饭都成问题，哪有钱买船票回中国呢？后来法国工会的工友为他们募捐了路费，1939年8月18日他们才坐船离开法国，9月18日抵达越南，然后坐汽车经昆明、贵阳到重庆，在新华日报社住了一个多月，11月初离开报社，乘“八路军办事处”的车于11月29日转到延安。在过去的那3个月里，他们经历了人生最长的道路，他们不仅从遥远的法国回到阔别22年的中国，而且来到了边区，在他们的心里感觉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
曾经在巴黎《救国时报》当主编的吴克坚介绍他们俩去见王明。接着他们被送到中央党校去学习，1940年他们俩都被批准成为中共党员。1942年从党校毕业后，他们俩就在延安工作。刘景田去“党校六部”搞建筑工程，张瑞书到《解放日报》的保管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