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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崴是一个22岁的台湾女孩，她面对访问时提起：“当我与男朋友吵架后，他发了个短信给我说‘抱歉’，这让我更为生气，通过短信，让我感到他在敷衍我。”相同的问题，我们再询问小君(一名21岁的大陆男孩)，他却回答：“不会啊!短信本来就是简单的沟通，那就应该简单地看待它，不需要想太多!”小洁(一名19岁的大陆女孩)也有着不同的反应：“是感觉到一点敷衍，但不严重，对方大概也很尴尬。”
人们使用不同的态度面对短信，并且解读短信，这是因为男女之别所产生的差异，还是因为处于不同短信使用语境产生的差异?对这些差异的好奇，促使了本研究的展开。
何为Q-method?为何选择使用此种研究方法?
此方法由William Stephenson于1930年所提出的Q-methodology (Brown?熏1996)，用于评估受访者对于某事务的意见与态度，分析人们的喜好、情感、意见，或是人类行为中主观的质化陈述。它通过定量方式去收集大量受访者对某一事务的态度与意见数据，并描述受访者对于每个研究项目的心理偏好。
一般以定量研究的方式去测试受访者，可以通过如语意量表、Likert量表等方式取得受访者对于各个指标的态度，但却无法避免受访者由于心理因素，或是受访者本身对填写问卷的不尊重，草率回答、随机或任意填写问卷的情形，导致所圈选的结果并非反映受访者心中真正的想法。但Q-method却通过要求受访者由最同意到最不同意“排序”所收集回来的质化陈述句，就可以避免受访者因为胡乱回答所产生的问题，因为“排序”的过程中，受访者必须在陈述句中进行上下顺序的比对，故较不容易出现任意作答的情形。这个方法主要被用在各个领域的行为研究中，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和营销学等。
由于Q-method可收集大量的质化资料，并可以通过量化技术进行科学性的资料合并与比对，对于本研究意欲探讨两岸人民在手机短信使用态度上是否存在不同的族群是再适合不过的。
为了搜集Q-method所使用的质化数据，本研究分别于2005年8月到10月于台北与上海各访谈10名短信的使用者，总共20名受访者，并且依照年龄与性别进行配额控制。访谈内容包括受访者对于手机使用经验、短信使用经验、使用态度、使用习惯等各种观感。
由于Q-method需要受访者“排序”，也就是一般所称的Q-Sorting，“排序”的时间会依照受访者的能力，高达30～60分钟不等，且会带给受访者很大的压力。在这种状况之下，几乎不可能如同一般的量化调查，使用大规模样本执行，故一般Q-method的研究，样本数大多小于质化陈述的数量。本研究于2005年10月12日于台北与上海两地，分别邀请40人与42人就所搜集的质化陈述进行“排序”，总共82名受访者。排序后依照(-5，-4，-3，-2，-1，0，1，2，3，4，5)等标尺进行数据整理，以进行量化分析。
本研究使用PQMethod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通过因素分析的方式将两地82份数据切割出5种具有明显差异的族群：热情的短信通信者(Ch1)、科技接受者(Ch2)、情感驱避者(Ch3)、社交好手(Ch4)、自重人重者(Ch1)等五种。
热情的短信通信者(Ch1)喜好发送与接收短信，能够通过短信与外界联系，会让他们感到非常开心与舒服。他们会主动地运用短信告知外界自己的动态，并且在过年过节时积极运用短信来进行道贺的工作。由于对短信的高度使用，使得他们更注意短信文本上的礼仪。此外，对短信的依赖促使他们随时查看是否有新的信息进来，如果很久没收到新的短信，他们也会感到失落。
科技接受者(Ch2)开放地接受新科技对于人类生活的改变。他们只通过短信发送较事务性的讯息(如：我会晚点到、等下哪里集合等)，并比较少与人发送情感性的讯息，且大部分都是与其非常熟悉的人互通讯息。他们认为短信只是工具，本身并不存在着“礼貌”的问题。此外，他们会不时地查看手机上是否有新的讯息出现，但同时他们也抱怨“手机屏幕太小，文字阅读不易”，更认为短信只不过是冷冰冰的文字，不论内容写得再好，都仅代表着人与人的疏离与隔离。
情感驱避者(Ch3)对短信有着高度依赖性，且大多都是跟同辈人发送短信，并且同意短信增进了他们与朋友(包括男女朋友)间的关系。当他们发出一个短信，却没有得到任何响应时，他们会感到沮丧与失望；当他们很久没收到短信时，他们也会感到失落。他们会通过短信传达一些尴尬或是亲密的讯息，以避免尴尬，故他们认同短信可以更清楚地表达他们的意思。此外他们同意短信可以用来沟通重要事务，但不认同短信具有“手机屏幕太小”、“对老年人学习不易”等问题。
社交好手(Ch4)会通过表情符号来加强讯息的情感，并且会使用短信去规避掉自己不希望面对的沟通情形。短信对他们而言，不只是沟通工具，更代表着一种斗智的游戏，是通过文字所进行的游戏，因此他们不认为短信中所发生的文字错误是个问题。他们勇于尝试新科技，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重视礼节，事实上，他们认为短信的礼节是在“媒介选择”的环节就应该注意，并确认对方也能够使用这个沟通工具。当他们没收到短信的响应时，并不会因此感到沮丧或失望，也不认同应该马上回复对方。当发送了亲密的短信给家人或好朋友的时候，会感到特别舒畅。此外，他们很积极地使用短信与外界各种关系进行沟通，并且不会担心使用“短信”与长辈、师长沟通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很特殊的是，他们对于手机或短信的可联络性感到反感，并认为自己被外在世界所监视，也认为现阶段手机屏幕过小，要阅读短信仍感到不方便。
自重人重者(Ch5)只跟非常熟悉的人发送短信，并只将手机号码给予其喜欢的朋友。认为手机屏幕上的文字太小，不方便阅读，并且不觉得短信本身存在任何礼貌的问题，只是个沟通工具，是否礼貌要视对方可以接受这种沟通方式而定。他们对于沟通礼节的看法，落实在沟通的内容上，他们认为短信不适合沟通重要事务，要承认自己在发送短信时，并不是那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们也不认为有些短信可以不需要回复。此外，他们比较喜欢通过短信与家人和朋友沟通，反而不喜欢与家人和朋友用电话沟通。
两岸的样本皆平均地分布于此5种类型上(如表一)，也就是说，此5种特性皆包含了两岸大部分人的手机使用态度。
两地使用者对短信使用态度的差异
下面，本文更进一步探讨台北与上海两地短信使用者的使用态度的差异：
社会网络与社交活动。在社会网络与社交活动上，台北的使用者偏向于“只跟自己非常熟悉的人发送短信”，然而上海的使用者则抱着持平的态度，此点是两地看待短信在与人沟通上最大的差异。上海的使用者会主动与家人、长辈、上司与老师发送短信，而台北的使用者则对此持较负面的态度。
此外，上海使用者对于通过短信技巧性地规避人与人交往的繁琐礼节抱着正面的态度，而台北的使用者则是负面的态度。
短信撰写内容。台北的使用者对是否通过短信使用社交性或是情感性的讯息，抱持平的态度；但对上海使用者而言，却非常认同自己会用手机发送事务性、社交性与情感性的讯息。两地使用者都不认同自己只传送事务性与情感性的讯息，而不会传送生活信息或网络笑话，但上海的使用者不认同的程度却比台北得的高，这代表着上海使用者较倾向于发送生活信息与网络笑话。
短信互动上：
在短信的互动上，台北与上海的使用者差异并不大，唯上海的使用者较同意“当发出短信后却迟迟无法等到响应时，会感到沮丧与失望”，然而台北的使用者却对“有些短信不需要回复”的同意程度较高。
通信的隐私。在通信的隐私上，不管是台北或是上海使用者皆不同意“希望家庭知道自己在与谁沟通”，然而上海使用者的不同意程度比较台北使用者高。且上海的使用者更同意短信由于不需要诉诸声音，故隐私度较直接拨打电话高。并且对两地的使用者而言，都不同意使用手机会让自己有被家人、朋友监视的感觉。
对手机的依赖。两地使用者在对手机的依赖上具有明显的差别。台北使用者比上海使用者对手机有更高的依赖性，所以当台北使用者没有携带手机外出时，会感到若有所失，并且不知道该做什么；此点在上海使用者身上却是持平的态度。但对于上海使用者而言，却对短信的依赖更高，他们高度同意自己会时常查看手机屏幕，以了解是否有新的短信进来，而这种动作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但对于台北的使用者而言，虽支持这一观点，但偏向持平的态度。
使用短信的语气与情态。对于两地的使用者而言，都认同通过短信沟通能够让对方比较容易认同自己，但皆不认同通过短信比面对面沟通能够清楚表达自己，不过上海使用者相比较台北使用者更青睐短信的使用。两地使用者都会较上海使用者更不认同。两地的使用者都不认同使用短信是比通过电话与家人或朋友沟通更好的方法。
当我们将短信与E-mail的使用进行比较时，发现在排序的分数上出现了较大的差异。虽然台北的使用者不同意短信是比E-mail更重要的沟通方式，但对于上海的使用者而言，则是抱持平的态度。虽然两地的使用者皆不认同短信只是冷冰冰的文字，但上海的使用者却是比台北使用者更不认同这一点。
撰写方式。两地在短信中的撰写方式皆持有相同的态度，然而上海使用者较为同意在短信中可以出现错误、简短的撰写方式、缺少标点符号等；然而相对的，对于上海的使用者而言，也比较认同通过特殊标点符号所组成的表情，能够将自己的情感更加轻松自如地表现出来。
对科技的接受。台北的使用者较上海使用者更同意自己对科技具有较高的接受度。但在短信的作用上，台北的使用者却对短信输入的不便较上海使用者有更大的认同。这或许是因为台北使用者是使用注音符号进行输入，而非如上海的拼音系统。此外，两地较大的差异在于，台北使用者对于短信传输中所产生的延迟现象，并不会有太大的排斥，但对于上海使用者而言，却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沟通的礼仪。在沟通礼仪上，台北与上海使用者皆抱着相同的看法，在与长辈和师长的沟通上，上海的使用者较不同意“我不会对长辈(师长或上司)发送短消息沟通事情，因为这个沟通渠道不够正式，感觉不尊重”，然而台北的使用者则是持平态度。
整理两岸短信态度比对资料，其中差异最大的前十名如下表：
结语
人们为避免尴尬的直接接触，而使用短信传送信息；人们为怕打扰人，而通过短信确认对方是否方便；人们为联系感情，而通过短信传送爱意；人们为排遣无聊，通过短信聊天以打发时间；人们为讲悄悄话，通过短信私密通讯；人们为提醒对方，通过短信管理时程；人们会因为各种不同的理由去使用短信。同时，人们也会依照自己的经验与认知态度，去解释自己所收到的短信。
由研究资料的推敲中，我们发现当传统礼仪搬迁到新传播工具时，不同类型的人会对合宜的行为有着不同的解读方式。有的人在“媒介选择”的当下，决定了他施展礼节的作为；有的人重视的是“文本的撰写方式”、“文本的重要性”与“使用时机”。人们用自己的想法，去发送讯息，解读讯息。当发讯者与收讯者礼仪的坐标是处在不同的传播层次上时，误会就会产生。
故未来当人们在使用短信进行沟通时，要注意的不只是自己的便利性，更应该考虑到，收讯者会如何看待此短信。两岸人民在沟通的交流上，也一定会产生文化差异的火花，然而，文化的融合与包容在此会展现其伟大的力量，两岸人民也应该用更大的包容性去接受彼此的异同。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编校：张红玲
人们使用不同的态度面对短信，并且解读短信，这是因为男女之别所产生的差异，还是因为处于不同短信使用语境产生的差异?对这些差异的好奇，促使了本研究的展开。
何为Q-method?为何选择使用此种研究方法?
此方法由William Stephenson于1930年所提出的Q-methodology (Brown?熏1996)，用于评估受访者对于某事务的意见与态度，分析人们的喜好、情感、意见，或是人类行为中主观的质化陈述。它通过定量方式去收集大量受访者对某一事务的态度与意见数据，并描述受访者对于每个研究项目的心理偏好。
一般以定量研究的方式去测试受访者，可以通过如语意量表、Likert量表等方式取得受访者对于各个指标的态度，但却无法避免受访者由于心理因素，或是受访者本身对填写问卷的不尊重，草率回答、随机或任意填写问卷的情形，导致所圈选的结果并非反映受访者心中真正的想法。但Q-method却通过要求受访者由最同意到最不同意“排序”所收集回来的质化陈述句，就可以避免受访者因为胡乱回答所产生的问题，因为“排序”的过程中，受访者必须在陈述句中进行上下顺序的比对，故较不容易出现任意作答的情形。这个方法主要被用在各个领域的行为研究中，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和营销学等。
由于Q-method可收集大量的质化资料，并可以通过量化技术进行科学性的资料合并与比对，对于本研究意欲探讨两岸人民在手机短信使用态度上是否存在不同的族群是再适合不过的。
为了搜集Q-method所使用的质化数据，本研究分别于2005年8月到10月于台北与上海各访谈10名短信的使用者，总共20名受访者，并且依照年龄与性别进行配额控制。访谈内容包括受访者对于手机使用经验、短信使用经验、使用态度、使用习惯等各种观感。
由于Q-method需要受访者“排序”，也就是一般所称的Q-Sorting，“排序”的时间会依照受访者的能力，高达30～60分钟不等，且会带给受访者很大的压力。在这种状况之下，几乎不可能如同一般的量化调查，使用大规模样本执行，故一般Q-method的研究，样本数大多小于质化陈述的数量。本研究于2005年10月12日于台北与上海两地，分别邀请40人与42人就所搜集的质化陈述进行“排序”，总共82名受访者。排序后依照(-5，-4，-3，-2，-1，0，1，2，3，4，5)等标尺进行数据整理，以进行量化分析。
本研究使用PQMethod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通过因素分析的方式将两地82份数据切割出5种具有明显差异的族群：热情的短信通信者(Ch1)、科技接受者(Ch2)、情感驱避者(Ch3)、社交好手(Ch4)、自重人重者(Ch1)等五种。
热情的短信通信者(Ch1)喜好发送与接收短信，能够通过短信与外界联系，会让他们感到非常开心与舒服。他们会主动地运用短信告知外界自己的动态，并且在过年过节时积极运用短信来进行道贺的工作。由于对短信的高度使用，使得他们更注意短信文本上的礼仪。此外，对短信的依赖促使他们随时查看是否有新的信息进来，如果很久没收到新的短信，他们也会感到失落。
科技接受者(Ch2)开放地接受新科技对于人类生活的改变。他们只通过短信发送较事务性的讯息(如：我会晚点到、等下哪里集合等)，并比较少与人发送情感性的讯息，且大部分都是与其非常熟悉的人互通讯息。他们认为短信只是工具，本身并不存在着“礼貌”的问题。此外，他们会不时地查看手机上是否有新的讯息出现，但同时他们也抱怨“手机屏幕太小，文字阅读不易”，更认为短信只不过是冷冰冰的文字，不论内容写得再好，都仅代表着人与人的疏离与隔离。
情感驱避者(Ch3)对短信有着高度依赖性，且大多都是跟同辈人发送短信，并且同意短信增进了他们与朋友(包括男女朋友)间的关系。当他们发出一个短信，却没有得到任何响应时，他们会感到沮丧与失望；当他们很久没收到短信时，他们也会感到失落。他们会通过短信传达一些尴尬或是亲密的讯息，以避免尴尬，故他们认同短信可以更清楚地表达他们的意思。此外他们同意短信可以用来沟通重要事务，但不认同短信具有“手机屏幕太小”、“对老年人学习不易”等问题。
社交好手(Ch4)会通过表情符号来加强讯息的情感，并且会使用短信去规避掉自己不希望面对的沟通情形。短信对他们而言，不只是沟通工具，更代表着一种斗智的游戏，是通过文字所进行的游戏，因此他们不认为短信中所发生的文字错误是个问题。他们勇于尝试新科技，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重视礼节，事实上，他们认为短信的礼节是在“媒介选择”的环节就应该注意，并确认对方也能够使用这个沟通工具。当他们没收到短信的响应时，并不会因此感到沮丧或失望，也不认同应该马上回复对方。当发送了亲密的短信给家人或好朋友的时候，会感到特别舒畅。此外，他们很积极地使用短信与外界各种关系进行沟通，并且不会担心使用“短信”与长辈、师长沟通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很特殊的是，他们对于手机或短信的可联络性感到反感，并认为自己被外在世界所监视，也认为现阶段手机屏幕过小，要阅读短信仍感到不方便。
自重人重者(Ch5)只跟非常熟悉的人发送短信，并只将手机号码给予其喜欢的朋友。认为手机屏幕上的文字太小，不方便阅读，并且不觉得短信本身存在任何礼貌的问题，只是个沟通工具，是否礼貌要视对方可以接受这种沟通方式而定。他们对于沟通礼节的看法，落实在沟通的内容上，他们认为短信不适合沟通重要事务，要承认自己在发送短信时，并不是那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们也不认为有些短信可以不需要回复。此外，他们比较喜欢通过短信与家人和朋友沟通，反而不喜欢与家人和朋友用电话沟通。
两岸的样本皆平均地分布于此5种类型上(如表一)，也就是说，此5种特性皆包含了两岸大部分人的手机使用态度。
两地使用者对短信使用态度的差异
下面，本文更进一步探讨台北与上海两地短信使用者的使用态度的差异：
社会网络与社交活动。在社会网络与社交活动上，台北的使用者偏向于“只跟自己非常熟悉的人发送短信”，然而上海的使用者则抱着持平的态度，此点是两地看待短信在与人沟通上最大的差异。上海的使用者会主动与家人、长辈、上司与老师发送短信，而台北的使用者则对此持较负面的态度。
此外，上海使用者对于通过短信技巧性地规避人与人交往的繁琐礼节抱着正面的态度，而台北的使用者则是负面的态度。
短信撰写内容。台北的使用者对是否通过短信使用社交性或是情感性的讯息，抱持平的态度；但对上海使用者而言，却非常认同自己会用手机发送事务性、社交性与情感性的讯息。两地使用者都不认同自己只传送事务性与情感性的讯息，而不会传送生活信息或网络笑话，但上海的使用者不认同的程度却比台北得的高，这代表着上海使用者较倾向于发送生活信息与网络笑话。
短信互动上：
在短信的互动上，台北与上海的使用者差异并不大，唯上海的使用者较同意“当发出短信后却迟迟无法等到响应时，会感到沮丧与失望”，然而台北的使用者却对“有些短信不需要回复”的同意程度较高。
通信的隐私。在通信的隐私上，不管是台北或是上海使用者皆不同意“希望家庭知道自己在与谁沟通”，然而上海使用者的不同意程度比较台北使用者高。且上海的使用者更同意短信由于不需要诉诸声音，故隐私度较直接拨打电话高。并且对两地的使用者而言，都不同意使用手机会让自己有被家人、朋友监视的感觉。
对手机的依赖。两地使用者在对手机的依赖上具有明显的差别。台北使用者比上海使用者对手机有更高的依赖性，所以当台北使用者没有携带手机外出时，会感到若有所失，并且不知道该做什么；此点在上海使用者身上却是持平的态度。但对于上海使用者而言，却对短信的依赖更高，他们高度同意自己会时常查看手机屏幕，以了解是否有新的短信进来，而这种动作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但对于台北的使用者而言，虽支持这一观点，但偏向持平的态度。
使用短信的语气与情态。对于两地的使用者而言，都认同通过短信沟通能够让对方比较容易认同自己，但皆不认同通过短信比面对面沟通能够清楚表达自己，不过上海使用者相比较台北使用者更青睐短信的使用。两地使用者都会较上海使用者更不认同。两地的使用者都不认同使用短信是比通过电话与家人或朋友沟通更好的方法。
当我们将短信与E-mail的使用进行比较时，发现在排序的分数上出现了较大的差异。虽然台北的使用者不同意短信是比E-mail更重要的沟通方式，但对于上海的使用者而言，则是抱持平的态度。虽然两地的使用者皆不认同短信只是冷冰冰的文字，但上海的使用者却是比台北使用者更不认同这一点。
撰写方式。两地在短信中的撰写方式皆持有相同的态度，然而上海使用者较为同意在短信中可以出现错误、简短的撰写方式、缺少标点符号等；然而相对的，对于上海的使用者而言，也比较认同通过特殊标点符号所组成的表情，能够将自己的情感更加轻松自如地表现出来。
对科技的接受。台北的使用者较上海使用者更同意自己对科技具有较高的接受度。但在短信的作用上，台北的使用者却对短信输入的不便较上海使用者有更大的认同。这或许是因为台北使用者是使用注音符号进行输入，而非如上海的拼音系统。此外，两地较大的差异在于，台北使用者对于短信传输中所产生的延迟现象，并不会有太大的排斥，但对于上海使用者而言，却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沟通的礼仪。在沟通礼仪上，台北与上海使用者皆抱着相同的看法，在与长辈和师长的沟通上，上海的使用者较不同意“我不会对长辈(师长或上司)发送短消息沟通事情，因为这个沟通渠道不够正式，感觉不尊重”，然而台北的使用者则是持平态度。
整理两岸短信态度比对资料，其中差异最大的前十名如下表：
结语
人们为避免尴尬的直接接触，而使用短信传送信息；人们为怕打扰人，而通过短信确认对方是否方便；人们为联系感情，而通过短信传送爱意；人们为排遣无聊，通过短信聊天以打发时间；人们为讲悄悄话，通过短信私密通讯；人们为提醒对方，通过短信管理时程；人们会因为各种不同的理由去使用短信。同时，人们也会依照自己的经验与认知态度，去解释自己所收到的短信。
由研究资料的推敲中，我们发现当传统礼仪搬迁到新传播工具时，不同类型的人会对合宜的行为有着不同的解读方式。有的人在“媒介选择”的当下，决定了他施展礼节的作为；有的人重视的是“文本的撰写方式”、“文本的重要性”与“使用时机”。人们用自己的想法，去发送讯息，解读讯息。当发讯者与收讯者礼仪的坐标是处在不同的传播层次上时，误会就会产生。
故未来当人们在使用短信进行沟通时，要注意的不只是自己的便利性，更应该考虑到，收讯者会如何看待此短信。两岸人民在沟通的交流上，也一定会产生文化差异的火花，然而，文化的融合与包容在此会展现其伟大的力量，两岸人民也应该用更大的包容性去接受彼此的异同。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