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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打小镇上有邮局起，舅舅就当邮差，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天天翻山越岭送信，据说从没给人耽误过，也没投错过。至于路途遇到的惊险，大多成了我小时候最爱听的故事。比如，和狼对峙。比如，掉进湍急的河里，最后死死抓住一根救命的小树。另外，留下最深刻的还有两点，一是一辈子独来独往终身未娶，二是生活节俭如铁公鸡一般一毛不拔，故得响当当的绰号——“抠门子”。
这就是记忆中的舅舅。2008年之前的舅舅。
2008年，不知是什么风，把他吹到了省城。
那天，我去火车站接他。虽然多年未见，在川流不息的人流中，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六十多岁的他，身板依然硬朗，脸膛还是那么粗糙、黝黑。妈妈说过，这是他常年翻山越岭打的底儿。这一次，他身穿洗得有些发白的绿色邮差上衣，手拎着一个早已过时、浅黄色的帆布提包，上面还隐隐约约印有“为人民服务”的字样，显得很“另类”。
我从他手里接过“老古董”，禁不住想笑。心想，舅舅大老远来看我，“老古董”里一定装着老家的特产。没用编织袋装，就已经够时尚了。
进家门，舅舅没有打开大提包。吃过饭，舅舅还没有打开的意思。我甚至想，里面若装着家乡特产，捂霉了咋办？
也许舅舅见我四岁的小女儿，蹦蹦跳跳始终好奇地围着那个提包盯着看，就像一只小蜜蜂围着一朵花蕾转来转去，他这才笑吟吟地伸手小心翼翼打开那个帆布提包。
那一刻，我完全愕然了。好家伙，里面全是花花绿绿的旧邮票。
舅舅就此打开了话匣子。
“文革”期间，锦山镇有个“五七干校”，建在铁矿旁。都是从上海、北京、省城几个大城市来这“劳动改造”的干部和有学问的人，有上百号人。那时，小镇邮电所只有三个人，舅舅，叫大疤脸的头儿，和另一个女报务员。大疤脸的头儿，脸上有一个大伤疤，说是旧社会给地主砍柴留下的，后来，“苦大仇深”的他成了造反派的小头目。自从“五七干校”建起来，小镇邮电所的信件也多了起来。舅舅一如既往，天天往干校送信，为这些远离家乡的人送去家人的问候。可时间不长，大疤不知传达了谁的指示，不再让舅舅往“干校”送信，说是不能给“牛鬼蛇神”通风报信。从此，寄往干校的信被专人收取、检查。到了干校撤销了，人都走空了，那些信由谁处理，舅舅全然不知。
八十年代初，邮电所在打扫早已弃之不用的后院仓库时，意外发现了足足两麻袋“文革”时期的信没人认领，细细查看，全是寄往干校的。奇怪的是，信封里的信却不翼而飞。
望着两麻袋空信封，新领导提议烧了。舅舅琢磨，烧了怪可惜的，就把邮票剪了下来。
舅舅毫不掩饰地说，听说，省城“文革”邮票能卖大价钱，我就赶过来凑凑热闹。
实话实说，我们一家三口似乎有点失望。失望什么？又有点说不清。抠门儿的舅舅没带来土特产？抠门儿的舅舅就知道攒钱？攒钱错了吗？我们是真心接待亲舅舅，也并非为了土特产。
那失望什么？说不清。
第二天，舅舅早早起床说是去集邮市场看行情。从此，他早出晚归，天天长在集邮市场，乐颠颠地往返于邮市和我家。
没过一个星期舅舅的大提包便瘪了。一天，他突然对我说要回去了。我本想劝他再住些日子，看他执意要走的样子，只好把他送上归乡的列车。
晚上，妻子嗔怪道，舅舅真够可以啊，不知卖邮票赚了多少钱，小气的连一疙瘩糖都没舍得给咱姑娘买。
我无言以对，选择缄默，谁让我有这么个抠门儿的舅舅呢！
忽然有一天，我收到一封舅舅的来信。他可是从来不给我写信的。打开一看，只有一张家乡的当地报纸，报上一行大字映入我的眼帘：“锦山镇邮电局退休职工金中龙同志向汶川地震灾区捐款十万元”。
金中龙就是我舅舅。
这就是记忆中的舅舅。2008年之前的舅舅。
2008年，不知是什么风，把他吹到了省城。
那天，我去火车站接他。虽然多年未见，在川流不息的人流中，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六十多岁的他，身板依然硬朗，脸膛还是那么粗糙、黝黑。妈妈说过，这是他常年翻山越岭打的底儿。这一次，他身穿洗得有些发白的绿色邮差上衣，手拎着一个早已过时、浅黄色的帆布提包，上面还隐隐约约印有“为人民服务”的字样，显得很“另类”。
我从他手里接过“老古董”，禁不住想笑。心想，舅舅大老远来看我，“老古董”里一定装着老家的特产。没用编织袋装，就已经够时尚了。
进家门，舅舅没有打开大提包。吃过饭，舅舅还没有打开的意思。我甚至想，里面若装着家乡特产，捂霉了咋办？
也许舅舅见我四岁的小女儿，蹦蹦跳跳始终好奇地围着那个提包盯着看，就像一只小蜜蜂围着一朵花蕾转来转去，他这才笑吟吟地伸手小心翼翼打开那个帆布提包。
那一刻，我完全愕然了。好家伙，里面全是花花绿绿的旧邮票。
舅舅就此打开了话匣子。
“文革”期间，锦山镇有个“五七干校”，建在铁矿旁。都是从上海、北京、省城几个大城市来这“劳动改造”的干部和有学问的人，有上百号人。那时，小镇邮电所只有三个人，舅舅，叫大疤脸的头儿，和另一个女报务员。大疤脸的头儿，脸上有一个大伤疤，说是旧社会给地主砍柴留下的，后来，“苦大仇深”的他成了造反派的小头目。自从“五七干校”建起来，小镇邮电所的信件也多了起来。舅舅一如既往，天天往干校送信，为这些远离家乡的人送去家人的问候。可时间不长，大疤不知传达了谁的指示，不再让舅舅往“干校”送信，说是不能给“牛鬼蛇神”通风报信。从此，寄往干校的信被专人收取、检查。到了干校撤销了，人都走空了，那些信由谁处理，舅舅全然不知。
八十年代初，邮电所在打扫早已弃之不用的后院仓库时，意外发现了足足两麻袋“文革”时期的信没人认领，细细查看，全是寄往干校的。奇怪的是，信封里的信却不翼而飞。
望着两麻袋空信封，新领导提议烧了。舅舅琢磨，烧了怪可惜的，就把邮票剪了下来。
舅舅毫不掩饰地说，听说，省城“文革”邮票能卖大价钱，我就赶过来凑凑热闹。
实话实说，我们一家三口似乎有点失望。失望什么？又有点说不清。抠门儿的舅舅没带来土特产？抠门儿的舅舅就知道攒钱？攒钱错了吗？我们是真心接待亲舅舅，也并非为了土特产。
那失望什么？说不清。
第二天，舅舅早早起床说是去集邮市场看行情。从此，他早出晚归，天天长在集邮市场，乐颠颠地往返于邮市和我家。
没过一个星期舅舅的大提包便瘪了。一天，他突然对我说要回去了。我本想劝他再住些日子，看他执意要走的样子，只好把他送上归乡的列车。
晚上，妻子嗔怪道，舅舅真够可以啊，不知卖邮票赚了多少钱，小气的连一疙瘩糖都没舍得给咱姑娘买。
我无言以对，选择缄默，谁让我有这么个抠门儿的舅舅呢！
忽然有一天，我收到一封舅舅的来信。他可是从来不给我写信的。打开一看，只有一张家乡的当地报纸，报上一行大字映入我的眼帘：“锦山镇邮电局退休职工金中龙同志向汶川地震灾区捐款十万元”。
金中龙就是我舅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