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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凤凰卫视在五分钟后派出第一批记者前往灾区，胡玲就在其中。做为第一批被派往灾区进行报道的记者，她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在抢险的第一线、在倒塌的民房旁、在灾民的安置点，看到她瘦小的身影和同事们一起努力而忘我地工作着。从重庆－成都－都江堰－什邡－德阳－绵阳江油－北川陈家坝乡－绵阳九州体育场－绵竹汉旺镇－绵阳－绵竹遵道镇－成都－重庆，胡玲一路辗转，在灾区的最前线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印象深刻的报道。此后，她又曾两次重返灾区，见证了防疫、堰塞湖、灾民的安置等众多危急时刻。很多时候我很想说我很佩服她，她却笑着说真正应该受到钦佩的是那些灾区人民，是他们顽强的求生精神和乐观的生活态度鼓励着我们一路走下来。确实，在那样的时候，谁的心灵不需要“搀扶”?一年后，当我再度与她一起回首那段日子，那些发生在报道和采访中的故事仍历历在目。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胡玲第一次被派往灾区，可以说是瞬间的决定。在地震发生五分钟之后，凤凰卫视就决定派出记者，第一批记者中就有胡玲。胡玲和同事们当时可谓是第一时间抵达重灾区。实际上地震发生后，凤凰卫视在第一时间联系国家地震局，但是电话并未接通。胡玲跟领导沟通，问是不是赶往成都。因为记者在北京，北京到成都这样的路径比较方便，所以打算第一时间往成都走。她说“14点28分发生地震，38分就决定派记者，我直接穿着身上衣服就去了。
到了灾区，得知温家宝总理去了，记者们都意识到可能是比较严重的灾难。胡玲回忆，当时很明确的是，定要跟上温总理的步伐，他去的地方，一定是受灾最重的地方。成都机场关闭，又转到重庆机场，在余震不断发生的情况下胡玲在晚上12点发出第一个报道。大家都记得，在灾情刚发生不久的时候，检索各个台的报道，大多数靠电话连线，后来逐渐才有视频，胡玲是第一个传回完整视频报道的记者。说到这则报道，她记忆犹新：“我当时并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只是听路人说，那边有一个新建小学，掩埋很多人。我们一直往那边走，找到那所学校。两边路非常窄，基本都是危楼，差不多五六层的高度，现场全是人，凑巧那时候又发生了余震，摄像师已经站不稳了，所有救援人员往外跑，当时我非常紧张。第一个想法就是，通过麦克风喊千万不要跑，要是发生踩踏就会更危险。
就这样，在这种紧张和充满危险的环境中胡玲和同事一起开始了他们的前线报道。第一周的报道，记者们兵分两路。在持续一周的报道当中，胡玲初衷是追随温总理，抓紧以最快的时间，跑更多的地方，让大家看到受灾情况。她说：“每天都在跑，我们希望以最快最短的时间展现给大家一整天的采播，那时候余震很频繁晚上大家都不能睡觉，都随时准备往外冲，没办法好好休息。一方面没有睡觉的地方，大家的心里也没有办法平静，尤其地震前几天，灾情给记者一种强烈的刺激。另一方面也有余震的危险，白天拍的东西，晚上尽量要发新闻。”每天大家可能只有两三个小时的睡眠，后来台领导觉得再这样熬下去不行，下令让第一批记者赶快撤回来。
灾区是一个让人惦记的地方
胡玲总是对身边的朋友讲，回到北京以后非常惦记那些在采访时遇到的灾民，很急切地想要知道他们失散的亲人有没有找到，他们的生活是否被安顿好。但大部分采访对象都无法再联系到，这也成了胡玲心里的最大遗憾。在采访任务顺利完成后，她甚至利用个人休假时间又回到灾区，只为了去看一看那些让她惦记的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也从对她的采访中“认识”了这样几个人。
罗建：为母守候
罗建是当时凤凰卫视记者在汉旺镇碰到的一个在废墟边寻找他的母亲的人。他是胡玲唯一有时间留下电话的采访者。回来之后胡玲与他通过电话，知道他找到了母亲的遗体，知道他加入了志愿者。作为记者，她见证灾情，作为普通人，也感知着人们面对的伤痛。胡玲回忆说：“绵竹汉旺镇受灾非常严重，通过航拍卫星图能发现整个汉旺镇都是白色，也没有房子。当我们在等待救援开始的时候，摄像师突然意识到应该把镜头调转过来，拍灾民。我们看到一个人，一直跑上跑下，当时一问，他说母亲在里头，进一步深聊知道他一直在这里守候他母亲，整整等了七天，因为当时救援队说在这个地方有生命迹象。当时埋了14个人，后来直到凌晨救援宣告结束，也没他母亲的消息，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当时现场环境非常危险，一旦余震造成坍塌可能所有在场的救援人员都有危险，只有罗建不断地前往坍塌的房屋里察看。他当过兵，也知道危险性，但他当时对记者只说了一句话：“里头有生我养我的母亲，我必须找到她。”听完他这句话，大家都倍受触动。胡玲说：“我就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当时把他电话留下来，终于有一天打通了。他说第二天中午他母亲遗体找到了，找到母亲也安心了，说他现在绵竹汉旺镇搭平板房。我说无论你有任何需要，你都可以给我打电话，说说你什么情况，我觉得能够听到这些话都是对我的很大的安慰。
乡长杨开武：悲喜交加
大家都觉得北川县城灾情非常严重，但是机缘巧合，胡玲和同事去了陈家坝乡。地震发生的时候，正好有集，所有赶集的乡民，全部埋在里边。因为桥断了，记者准备徒步进去，进去之后没有走太远，就碰到陈家坝乡乡长杨开武，接受采访的时候他非常安静，但是，后来他突然蹲下哭了。胡玲介绍说：“我没有明白他为什么哭，当时想可能这么大的灾情，可能是压抑或者灾难带给他的伤痛。他问能不能借用我们的海事卫星电话，他说他的老婆女儿还在北川县城，没有办法联系他们。我知道北川县城是什么情况，可能意味着生还的机会很小。让他给妻子女儿打电话，但是打不通。他道谢后就带着几个人进行救灾了。后来再也找不到他，关于他的一些后续事情就这样戛然而止，我特别惦记他，因为他当时的眼神。
第二次去灾区，胡玲再次去了陈家坝拍完新闻之后她急忙去找杨乡长。她高兴的说：“我见到他面马上想拥抱他，我问他你家人怎么样，他说我女儿从里面爬出来了 我老婆也来了。我觉得所有灾区采访中，那一分钟是我真正最开心的时候，乡长见到我，拉着我的手，又哭又笑。他的父亲，妹妹、妹夫，全部埋在了北川。我问遗体能找到吗?他说没有办法找，他说哪怕能找到亲人的一点点遗物，都是对自己最大的安慰。但是他不能走开。”采访至此，胡玲深刻的感觉作为记者，其实在现场能做的事情太少太少。
新闻制作背后的故事
新闻最重要的就是时效和真实，在灾区进行采访并在第一时间发回报道对于每一个媒体工作人员都是首要任务，但是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紧张的时间又成为他们面对的最大的困难。胡玲介绍，每天的工作任务都非常艰巨，当天的新闻当天要制作完成传回台里。“我们一般是白天采访，晚上制作新闻并回传。进入灾区采访携带的都是便携的摄像设备，有索尼的PD190、z1c，Panasonic的180等，采集的素材视频通过笔记本电脑进行简单编辑后以wmv的格式通过网络进行回传。做现场报道的时候，会使用海事卫星进行连线。”第一天进驻灾区，给设备充电成了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最后在一个停车场才找到可使用的电源。有了这方面的经验，在接下来的采访路线中，他们都顺利地解决了设备用电的问题。
胡玲向记者介绍，这次去灾区采访体会最深的就是便携摄像设备的优势。因为它的体积小巧非常适合在各种环境中拍摄，并且给摄像记者减少了设备重量的负担。并且，便携摄像设备的易操作性也使得记者在采访中可以随机应变，不会错过一些重要新闻。
胡玲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曹景行先生专访胡总书记。但是在采访的时候，摄像师拦到了外面。胡玲当时就急中生智说，我是凤凰卫视的记者，胡主席跟我们说话了，请不要把我们摄影师挤出去。但是那时摄像师已经在采访外围了，胡玲自己一把就把摄像机从外围抢了过来，独自完成那段让人难忘的采访。如果笨重的大机器，想完成这次采访是不可能的。
看到过一些报道，说胡玲的采访打动了很多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很多观众说：“胡玲是看起来很柔弱的女生，却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报道。”胡玲的回应是：作为记者这都是应该的，我们只是如实记录下来。而这场灾难教给我们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学会珍惜。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胡玲第一次被派往灾区，可以说是瞬间的决定。在地震发生五分钟之后，凤凰卫视就决定派出记者，第一批记者中就有胡玲。胡玲和同事们当时可谓是第一时间抵达重灾区。实际上地震发生后，凤凰卫视在第一时间联系国家地震局，但是电话并未接通。胡玲跟领导沟通，问是不是赶往成都。因为记者在北京，北京到成都这样的路径比较方便，所以打算第一时间往成都走。她说“14点28分发生地震，38分就决定派记者，我直接穿着身上衣服就去了。
到了灾区，得知温家宝总理去了，记者们都意识到可能是比较严重的灾难。胡玲回忆，当时很明确的是，定要跟上温总理的步伐，他去的地方，一定是受灾最重的地方。成都机场关闭，又转到重庆机场，在余震不断发生的情况下胡玲在晚上12点发出第一个报道。大家都记得，在灾情刚发生不久的时候，检索各个台的报道，大多数靠电话连线，后来逐渐才有视频，胡玲是第一个传回完整视频报道的记者。说到这则报道，她记忆犹新：“我当时并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只是听路人说，那边有一个新建小学，掩埋很多人。我们一直往那边走，找到那所学校。两边路非常窄，基本都是危楼，差不多五六层的高度，现场全是人，凑巧那时候又发生了余震，摄像师已经站不稳了，所有救援人员往外跑，当时我非常紧张。第一个想法就是，通过麦克风喊千万不要跑，要是发生踩踏就会更危险。
就这样，在这种紧张和充满危险的环境中胡玲和同事一起开始了他们的前线报道。第一周的报道，记者们兵分两路。在持续一周的报道当中，胡玲初衷是追随温总理，抓紧以最快的时间，跑更多的地方，让大家看到受灾情况。她说：“每天都在跑，我们希望以最快最短的时间展现给大家一整天的采播，那时候余震很频繁晚上大家都不能睡觉，都随时准备往外冲，没办法好好休息。一方面没有睡觉的地方，大家的心里也没有办法平静，尤其地震前几天，灾情给记者一种强烈的刺激。另一方面也有余震的危险，白天拍的东西，晚上尽量要发新闻。”每天大家可能只有两三个小时的睡眠，后来台领导觉得再这样熬下去不行，下令让第一批记者赶快撤回来。
灾区是一个让人惦记的地方
胡玲总是对身边的朋友讲，回到北京以后非常惦记那些在采访时遇到的灾民，很急切地想要知道他们失散的亲人有没有找到，他们的生活是否被安顿好。但大部分采访对象都无法再联系到，这也成了胡玲心里的最大遗憾。在采访任务顺利完成后，她甚至利用个人休假时间又回到灾区，只为了去看一看那些让她惦记的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也从对她的采访中“认识”了这样几个人。
罗建：为母守候
罗建是当时凤凰卫视记者在汉旺镇碰到的一个在废墟边寻找他的母亲的人。他是胡玲唯一有时间留下电话的采访者。回来之后胡玲与他通过电话，知道他找到了母亲的遗体，知道他加入了志愿者。作为记者，她见证灾情，作为普通人，也感知着人们面对的伤痛。胡玲回忆说：“绵竹汉旺镇受灾非常严重，通过航拍卫星图能发现整个汉旺镇都是白色，也没有房子。当我们在等待救援开始的时候，摄像师突然意识到应该把镜头调转过来，拍灾民。我们看到一个人，一直跑上跑下，当时一问，他说母亲在里头，进一步深聊知道他一直在这里守候他母亲，整整等了七天，因为当时救援队说在这个地方有生命迹象。当时埋了14个人，后来直到凌晨救援宣告结束，也没他母亲的消息，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当时现场环境非常危险，一旦余震造成坍塌可能所有在场的救援人员都有危险，只有罗建不断地前往坍塌的房屋里察看。他当过兵，也知道危险性，但他当时对记者只说了一句话：“里头有生我养我的母亲，我必须找到她。”听完他这句话，大家都倍受触动。胡玲说：“我就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当时把他电话留下来，终于有一天打通了。他说第二天中午他母亲遗体找到了，找到母亲也安心了，说他现在绵竹汉旺镇搭平板房。我说无论你有任何需要，你都可以给我打电话，说说你什么情况，我觉得能够听到这些话都是对我的很大的安慰。
乡长杨开武：悲喜交加
大家都觉得北川县城灾情非常严重，但是机缘巧合，胡玲和同事去了陈家坝乡。地震发生的时候，正好有集，所有赶集的乡民，全部埋在里边。因为桥断了，记者准备徒步进去，进去之后没有走太远，就碰到陈家坝乡乡长杨开武，接受采访的时候他非常安静，但是，后来他突然蹲下哭了。胡玲介绍说：“我没有明白他为什么哭，当时想可能这么大的灾情，可能是压抑或者灾难带给他的伤痛。他问能不能借用我们的海事卫星电话，他说他的老婆女儿还在北川县城，没有办法联系他们。我知道北川县城是什么情况，可能意味着生还的机会很小。让他给妻子女儿打电话，但是打不通。他道谢后就带着几个人进行救灾了。后来再也找不到他，关于他的一些后续事情就这样戛然而止，我特别惦记他，因为他当时的眼神。
第二次去灾区，胡玲再次去了陈家坝拍完新闻之后她急忙去找杨乡长。她高兴的说：“我见到他面马上想拥抱他，我问他你家人怎么样，他说我女儿从里面爬出来了 我老婆也来了。我觉得所有灾区采访中，那一分钟是我真正最开心的时候，乡长见到我，拉着我的手，又哭又笑。他的父亲，妹妹、妹夫，全部埋在了北川。我问遗体能找到吗?他说没有办法找，他说哪怕能找到亲人的一点点遗物，都是对自己最大的安慰。但是他不能走开。”采访至此，胡玲深刻的感觉作为记者，其实在现场能做的事情太少太少。
新闻制作背后的故事
新闻最重要的就是时效和真实，在灾区进行采访并在第一时间发回报道对于每一个媒体工作人员都是首要任务，但是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紧张的时间又成为他们面对的最大的困难。胡玲介绍，每天的工作任务都非常艰巨，当天的新闻当天要制作完成传回台里。“我们一般是白天采访，晚上制作新闻并回传。进入灾区采访携带的都是便携的摄像设备，有索尼的PD190、z1c，Panasonic的180等，采集的素材视频通过笔记本电脑进行简单编辑后以wmv的格式通过网络进行回传。做现场报道的时候，会使用海事卫星进行连线。”第一天进驻灾区，给设备充电成了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最后在一个停车场才找到可使用的电源。有了这方面的经验，在接下来的采访路线中，他们都顺利地解决了设备用电的问题。
胡玲向记者介绍，这次去灾区采访体会最深的就是便携摄像设备的优势。因为它的体积小巧非常适合在各种环境中拍摄，并且给摄像记者减少了设备重量的负担。并且，便携摄像设备的易操作性也使得记者在采访中可以随机应变，不会错过一些重要新闻。
胡玲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曹景行先生专访胡总书记。但是在采访的时候，摄像师拦到了外面。胡玲当时就急中生智说，我是凤凰卫视的记者，胡主席跟我们说话了，请不要把我们摄影师挤出去。但是那时摄像师已经在采访外围了，胡玲自己一把就把摄像机从外围抢了过来，独自完成那段让人难忘的采访。如果笨重的大机器，想完成这次采访是不可能的。
看到过一些报道，说胡玲的采访打动了很多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很多观众说：“胡玲是看起来很柔弱的女生，却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报道。”胡玲的回应是：作为记者这都是应该的，我们只是如实记录下来。而这场灾难教给我们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学会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