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精准扶贫工作提出了新思想和新观点，形成了完整丰富的理论体系。站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立场上，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作为实践性鲜明的理论课题，内蕴三重逻辑：扶贫实践与时代发展双向互动的历史逻辑，劳动实践与基层实践有机结合的人学逻辑，经济解放和精神解放的双重价值逻辑。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对我国在2020年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精准扶贫;三重逻辑;马克思;实践哲学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03-0004-03
精准扶贫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丰富的基层工作实践中萌芽并不断完善，在2013年于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在此后几年的探索实践和经验反思中，逐步形成的内涵丰富的精准扶贫思想体系。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重大实践课题，以现实的人为中心、以劳动为中介、以改造现存世界为目的的马克思实践哲学，其特质是根植于精准扶贫思想中活的灵魂和深层旨趣。对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进行理论上的总体理解，最根本的是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视域下把握其实践的历史逻辑、人学逻辑和价值逻辑。
一、历史逻辑：扶贫实践和时代发展的双向互动
馬克思的实践哲学蕴含着强烈的历史进步意识，充满着超越当下社会生活的历史品质，首先强调实践的社会历史性。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影响着扶贫实践的方式、手段和范围，同时在具体历史方位中的扶贫实践也在检验扶贫理论的真理性。
（一）历史方位指导扶贫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1]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反贫困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内在蕴含着历史的生成，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其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于2013年首提精准扶贫，其间多次对精准扶贫做出重要指示;2014年提出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2015年指出精准扶贫要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和“怎么扶”的问题，之后陆续发布具体工作和实施方案。实践是历史的活动，实践活动的对象、范围和方式无一不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2]我国七十年反贫困实践在不同时代，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享有发展成果的状况，其目标的制定和路径的选择具有特殊性，扶贫工作在不同的时期认识和处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特殊矛盾。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所有问题都指向将现存世界革命化，共产主义者须实际地反对并改造当下现实。实践对理论的指导向来是具体的、历史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扶贫事业取得重大成就，从改革实践的现实历史来看，当前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相对贫困、区域性贫困以及返贫问题亟待解决。从扶贫开发工作的历史成就和发展阶段出发，2011年12月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宣布扶贫开发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加快脱贫致富、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重申扶贫开发的长期性和历史性，实践结果对理论的检验和评价顺应社会经济发展和时代变化，要求扶贫工作从“漫灌”向“滴灌”转变，粗放式扶贫向精准化扶贫转变。
（二）时代实践检验扶贫理论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变化，给扶贫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深化精准扶贫思想，带领人民继续打赢脱贫攻坚战。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实践观的主要观点，即实践是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的过程，也就是思维的现实作用力，同时也是检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精准扶贫思想中“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五个一批”的主要路径，在实际扶贫政策的落实中展现出其理论的现实性、此岸性和革新力量。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其实践基础：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在对私有制的考察和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在七十年减贫实践中形成，精准扶贫思想从历史的滥觞中孕育，其真理性从历史实践中内生，也在新时代的实践中得到检验。我国脱贫攻坚取得的伟大成就，不是教条式搬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述，或是不加辨别效仿西方现代化的模式，而是从国情实际出发，在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创新和七十年扶贫实践经验的总结改进中实现的。
二、人学逻辑：劳动实践与基层实践的有机结合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更是集中体现于精准扶贫思想中。人学逻辑贯穿于这一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指出，贫困地区的发展根本是要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人民群众的实践与各级基层干部实践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动态联动，密切接合。
（一）基层实践以人民为中心
精准扶贫的根本立场和工作导向是以人民为中心。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神圣家族》中就揭示出“行动着的群众”的事业是创造历史活动，确立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将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摆在首要位置。马克思指出，实践主体是从事现实的实际活动的人，是现实的实践着的社会的人，其中群众主体是最主要的实践主体。在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创造者，所以，“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行以及其他东西。”[3]精准扶贫针对每一名贫困群众，首要任务是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的突出问题，即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具体政策实践要求：实施危旧房改造工程，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保障饮用水安全等。广大贫困群众只有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前提下，才能够进行生产实践、政治实践和科学文化实践等。 同样重要的是，集中着力解决精准扶贫过程中损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突出问题，加强党组织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讲话指出，要杜绝扶贫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全方位打击黑恶势力与行政部门互相勾结，妨碍民生政策落实的腐败问题，要在基层工作中锻炼和培养干部，发挥乡村两级党员干部和基层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先锋带头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
（二）劳动实践实现人的价值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的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做出精确论断：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不断增长，而目前发展尚不够充分和平衡。历史是“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做准备的历史”[4]，人的生产劳动被人的需要的发展所推动。贫困群众受美好生活需要的驱动与发展缺乏动力、资金、资源、市场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6月提出“六个精准”的基本要求，明确精准扶贫的目标导向，全方位确保扶贫资源对接贫困地区和扶贫对象，使生产劳动有资本、有市场、有技术的支撑，推动相关特色产业发展，反过来满足贫困群众的现实生活需要。动态的需要与劳动之间的良性联动在实践层面成为促使贫困群众积极劳动脱贫的内在驱动力。
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在社会中劳动，为社会创造价值，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点，发现了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一般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4]第一，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战略重点是“扶贫先扶志”。先解决思想贫困问题，培养和提高贫困群众的精神文化素养和坚韧奋斗的意志，使被动“扶贫”向自主“脱贫”转向，促进产业扶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的发展生产脱贫顺利开展，向特殊劳动力群体提供公益性岗位等。第二，“扶贫必扶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准扶贫的根本之策在于大力发展乡村教育，保障义务教育全覆盖，增强贫困地区儿童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为将来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打下基础，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为贫困地区、为社会创造价值，持续提升贫困地区的总体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正如马克思将人与实践结合，指出人的本质或“人的类特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2]，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即是人自由自觉的活动，贫困群众在劳动过程中支持属人的生命生活，在生产实践中实现自身的本质力量，同时生成自身的主体性力量。放眼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长河，整个世界是人通过劳动而产生，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党和政府引领贫困群众通过辛勤的劳动过上幸福生活，人民群众不仅创造了自身，也创造了历史，举世瞩目的脱贫成就也必将在人类减贫历史中留下最精彩的一笔。
三、价值逻辑：人类解放的双重维度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始终以人类解放为价值导向，指出人类实现自由解放的现实途径就是实践，强调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来理解人的自由与解放。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进入新时代的理论升华。
（一）生产力扶贫实现经济解放
精准扶贫是实现人类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首先，经济解放是实现人类解放的首要物质基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经济解放要求无产阶级通过政治解放占有国家机器，将资产阶级手中的生产资本和劳动工具收归国有，在此基础上扩大生产力的总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扶贫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是经济发展，要充分调动困难群众的积极性，以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为宗旨，大力开展生产力扶贫。贫困地区生产力不发达与地理区域封闭、交通条件落后、通讯基础设施覆盖率低等原因密切相关，因此扶贫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改善交通条件，加强通信设施建设。在此基础上，广泛的人才引进、市场的向外拓宽、与东中部的科技交流才能得以实现。生产力诸要素通过生产关系结合起来成为现实的生产力，生产力发展将广大贫困群体从物质上的贫乏状态中解放出来，从而过上稳定有保障的美好生活。同時，精准扶贫强调全国上下一盘棋，强调先富帮后富，实施东西部协调发展和对口援助以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经济得到解放的条件下，人民各项社会经济权益得到有力保障，每一名社会成员平等占有实现自身本质力量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这样才会逐渐从对他人、对物质的过度依附中解放出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二）精神扶贫实现精神解放
精神解放是实现人类解放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是经济解放的内在要求。不仅观念要得到解放，更为重要的是解除束缚人们精神自由发展的各种条件。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精神贫困问题：困难群众缺少脱贫信心，认为贫困是由命运安排，难以改变;将脱贫成果归因于神或者宗教的旨意;基层干部对国家政策认识错误或者不到位，执行惰散等等，反映出一些贫困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相对落后，群众普遍精神贫困的现象，这会导致脱贫成效不稳固、脱贫后期动力不足的问题，短期内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长远来看，不利于国民整体精神信念的提高，难以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扶贫要注重生产力扶贫和精神扶贫两手抓，加强贫困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引导贫困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升广大基层干部的思想觉悟。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作为“首要的生产力”的劳动者，精神素质的提高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解放也在促进精神解放。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解放通过根除束缚人们精神生活的腐朽、落后的“虚幻”思想，将禁锢精神自由的各种枷锁全部打碎。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昭告全世界：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共产主义的实现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最高价值所在，在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形态中，人类得到真正的解放。从人类发展上看，精准扶贫思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根本目标，以改善民生、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为本质要求，充分展现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价值旨归，以期初步实现我国社会的经济解放和精神解放，为更高阶段的人类全面解放奠定基础。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在新时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丰富和发展，在内容和立场上对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继承和创新，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在新时期的历史方位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人学立场上纵贯实践的观点，突出精准扶贫思想的价值目标，体现出马克思实践哲学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质，在历史性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完成了马克思实践观的新时代建构。
关键词：习近平;精准扶贫;三重逻辑;马克思;实践哲学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03-0004-03
精准扶贫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丰富的基层工作实践中萌芽并不断完善，在2013年于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在此后几年的探索实践和经验反思中，逐步形成的内涵丰富的精准扶贫思想体系。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重大实践课题，以现实的人为中心、以劳动为中介、以改造现存世界为目的的马克思实践哲学，其特质是根植于精准扶贫思想中活的灵魂和深层旨趣。对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进行理论上的总体理解，最根本的是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视域下把握其实践的历史逻辑、人学逻辑和价值逻辑。
一、历史逻辑：扶贫实践和时代发展的双向互动
馬克思的实践哲学蕴含着强烈的历史进步意识，充满着超越当下社会生活的历史品质，首先强调实践的社会历史性。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影响着扶贫实践的方式、手段和范围，同时在具体历史方位中的扶贫实践也在检验扶贫理论的真理性。
（一）历史方位指导扶贫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1]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反贫困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内在蕴含着历史的生成，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其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于2013年首提精准扶贫，其间多次对精准扶贫做出重要指示;2014年提出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2015年指出精准扶贫要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和“怎么扶”的问题，之后陆续发布具体工作和实施方案。实践是历史的活动，实践活动的对象、范围和方式无一不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2]我国七十年反贫困实践在不同时代，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享有发展成果的状况，其目标的制定和路径的选择具有特殊性，扶贫工作在不同的时期认识和处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特殊矛盾。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所有问题都指向将现存世界革命化，共产主义者须实际地反对并改造当下现实。实践对理论的指导向来是具体的、历史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扶贫事业取得重大成就，从改革实践的现实历史来看，当前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相对贫困、区域性贫困以及返贫问题亟待解决。从扶贫开发工作的历史成就和发展阶段出发，2011年12月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宣布扶贫开发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加快脱贫致富、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重申扶贫开发的长期性和历史性，实践结果对理论的检验和评价顺应社会经济发展和时代变化，要求扶贫工作从“漫灌”向“滴灌”转变，粗放式扶贫向精准化扶贫转变。
（二）时代实践检验扶贫理论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变化，给扶贫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深化精准扶贫思想，带领人民继续打赢脱贫攻坚战。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实践观的主要观点，即实践是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的过程，也就是思维的现实作用力，同时也是检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精准扶贫思想中“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五个一批”的主要路径，在实际扶贫政策的落实中展现出其理论的现实性、此岸性和革新力量。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其实践基础：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在对私有制的考察和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在七十年减贫实践中形成，精准扶贫思想从历史的滥觞中孕育，其真理性从历史实践中内生，也在新时代的实践中得到检验。我国脱贫攻坚取得的伟大成就，不是教条式搬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述，或是不加辨别效仿西方现代化的模式，而是从国情实际出发，在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创新和七十年扶贫实践经验的总结改进中实现的。
二、人学逻辑：劳动实践与基层实践的有机结合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更是集中体现于精准扶贫思想中。人学逻辑贯穿于这一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指出，贫困地区的发展根本是要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人民群众的实践与各级基层干部实践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动态联动，密切接合。
（一）基层实践以人民为中心
精准扶贫的根本立场和工作导向是以人民为中心。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神圣家族》中就揭示出“行动着的群众”的事业是创造历史活动，确立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将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摆在首要位置。马克思指出，实践主体是从事现实的实际活动的人，是现实的实践着的社会的人，其中群众主体是最主要的实践主体。在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创造者，所以，“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行以及其他东西。”[3]精准扶贫针对每一名贫困群众，首要任务是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的突出问题，即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具体政策实践要求：实施危旧房改造工程，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保障饮用水安全等。广大贫困群众只有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前提下，才能够进行生产实践、政治实践和科学文化实践等。 同样重要的是，集中着力解决精准扶贫过程中损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突出问题，加强党组织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讲话指出，要杜绝扶贫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全方位打击黑恶势力与行政部门互相勾结，妨碍民生政策落实的腐败问题，要在基层工作中锻炼和培养干部，发挥乡村两级党员干部和基层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先锋带头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
（二）劳动实践实现人的价值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的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做出精确论断：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不断增长，而目前发展尚不够充分和平衡。历史是“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做准备的历史”[4]，人的生产劳动被人的需要的发展所推动。贫困群众受美好生活需要的驱动与发展缺乏动力、资金、资源、市场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6月提出“六个精准”的基本要求，明确精准扶贫的目标导向，全方位确保扶贫资源对接贫困地区和扶贫对象，使生产劳动有资本、有市场、有技术的支撑，推动相关特色产业发展，反过来满足贫困群众的现实生活需要。动态的需要与劳动之间的良性联动在实践层面成为促使贫困群众积极劳动脱贫的内在驱动力。
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在社会中劳动，为社会创造价值，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点，发现了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一般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4]第一，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战略重点是“扶贫先扶志”。先解决思想贫困问题，培养和提高贫困群众的精神文化素养和坚韧奋斗的意志，使被动“扶贫”向自主“脱贫”转向，促进产业扶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的发展生产脱贫顺利开展，向特殊劳动力群体提供公益性岗位等。第二，“扶贫必扶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准扶贫的根本之策在于大力发展乡村教育，保障义务教育全覆盖，增强贫困地区儿童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为将来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打下基础，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为贫困地区、为社会创造价值，持续提升贫困地区的总体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正如马克思将人与实践结合，指出人的本质或“人的类特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2]，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即是人自由自觉的活动，贫困群众在劳动过程中支持属人的生命生活，在生产实践中实现自身的本质力量，同时生成自身的主体性力量。放眼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长河，整个世界是人通过劳动而产生，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党和政府引领贫困群众通过辛勤的劳动过上幸福生活，人民群众不仅创造了自身，也创造了历史，举世瞩目的脱贫成就也必将在人类减贫历史中留下最精彩的一笔。
三、价值逻辑：人类解放的双重维度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始终以人类解放为价值导向，指出人类实现自由解放的现实途径就是实践，强调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来理解人的自由与解放。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进入新时代的理论升华。
（一）生产力扶贫实现经济解放
精准扶贫是实现人类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首先，经济解放是实现人类解放的首要物质基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经济解放要求无产阶级通过政治解放占有国家机器，将资产阶级手中的生产资本和劳动工具收归国有，在此基础上扩大生产力的总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扶贫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是经济发展，要充分调动困难群众的积极性，以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为宗旨，大力开展生产力扶贫。贫困地区生产力不发达与地理区域封闭、交通条件落后、通讯基础设施覆盖率低等原因密切相关，因此扶贫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改善交通条件，加强通信设施建设。在此基础上，广泛的人才引进、市场的向外拓宽、与东中部的科技交流才能得以实现。生产力诸要素通过生产关系结合起来成为现实的生产力，生产力发展将广大贫困群体从物质上的贫乏状态中解放出来，从而过上稳定有保障的美好生活。同時，精准扶贫强调全国上下一盘棋，强调先富帮后富，实施东西部协调发展和对口援助以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经济得到解放的条件下，人民各项社会经济权益得到有力保障，每一名社会成员平等占有实现自身本质力量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这样才会逐渐从对他人、对物质的过度依附中解放出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二）精神扶贫实现精神解放
精神解放是实现人类解放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是经济解放的内在要求。不仅观念要得到解放，更为重要的是解除束缚人们精神自由发展的各种条件。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精神贫困问题：困难群众缺少脱贫信心，认为贫困是由命运安排，难以改变;将脱贫成果归因于神或者宗教的旨意;基层干部对国家政策认识错误或者不到位，执行惰散等等，反映出一些贫困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相对落后，群众普遍精神贫困的现象，这会导致脱贫成效不稳固、脱贫后期动力不足的问题，短期内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长远来看，不利于国民整体精神信念的提高，难以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扶贫要注重生产力扶贫和精神扶贫两手抓，加强贫困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引导贫困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升广大基层干部的思想觉悟。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作为“首要的生产力”的劳动者，精神素质的提高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解放也在促进精神解放。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解放通过根除束缚人们精神生活的腐朽、落后的“虚幻”思想，将禁锢精神自由的各种枷锁全部打碎。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昭告全世界：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共产主义的实现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最高价值所在，在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形态中，人类得到真正的解放。从人类发展上看，精准扶贫思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根本目标，以改善民生、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为本质要求，充分展现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价值旨归，以期初步实现我国社会的经济解放和精神解放，为更高阶段的人类全面解放奠定基础。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在新时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丰富和发展，在内容和立场上对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继承和创新，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在新时期的历史方位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人学立场上纵贯实践的观点，突出精准扶贫思想的价值目标，体现出马克思实践哲学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质，在历史性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完成了马克思实践观的新时代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