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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纳粹国家，纳粹后代因二战久久不能摆脱“罪人”的阴影。历史应当铭记，但仇恨不应延续，新时期的我们应当重新审视这些罪与人，以辩证的眼光看待他们，发现他们常人的一面。根据对不同国家人群的问卷调查，我们初步探究了当今人们对“罪”的基本认知，以求得出更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善恶观。
关键词：二战；“罪”的剖析；平庸的罪恶；和谐共处
二战时期，法西斯国家对其他国家、民族的迫害使得这段历史成为世界的梦魇。虽然时间将记忆的棱角打磨得愈加圆滑，但每当人们回顾纳粹的骇人罪行时，黑暗的历史又变得十分清晰。人们永远也忘不了经济危机时期在利益的驱使下纳粹国家毫无道义的入侵，忘不了因为种族优越感的膨胀，纳粹战犯对其他种族毫无人性的迫害。到底是时事造就了这些恶魔，还是这些恶魔引发了灾难？
根据我们的调查问卷，大多数人倾向于类似中国儒家思想中“人之初，性本善”的观念。事实上这场灾难是专制集权下人们盲目犯罪的结果。如汉娜·阿伦特（ 德国思想家，政治理论家，著有《集权主义的起源》）在评价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克曼受审时的言行时所述，看上去彬彬有礼的受审者艾克曼在种族屠杀中犯下弥天大罪，而他的动机却是极平常的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在艾克曼身上，我们看到了“魔鬼”平庸的一面。极权统治把人划分出了三六九等，并将屠杀最末等级的民族设为所有公民应当奉行的法令。无知的公民不假思索地像往常一样敬重首领，拥护法令。无形之中他们的人性被一点一点消磨，直至最终沦为杀人机器。
其实，一味愤恨地看待纳粹分子的我们有时也应当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把我们置身于不成为刽子手就变成牺牲品的情境，我们又会在魔鬼与常人，命令与道德中作何选择呢？曾轰动文坛的贝哈特·施林克（ 德国法学家，作家，著有《生死朗读》）的著名反思小说《生死朗读》正反映这个问题。主人公汉娜被调往集中营工作，她的职责是看管犯人。战后她被几名幸存者告上法庭，但汉娜无法理解自己按照上级命令履行职责有什么罪，她反问法官“若是你，你会怎么做？”让法官无言以对。又有多少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呢？
尽管如此，仇恨仍然压倒怜悯，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纳粹分子的通缉没有间断。这种做法虽然看似无可指摘，但是否真的正确呢？被称为“纳粹猎人”的西蒙·维森塔尔毕其一生追踪纳粹分子，让战犯为昔日的罪行买单。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巨额悬赏追捕纳粹逃犯的做法产生了异议。英国《卫报》就曾刊登过一篇《历史的教训》，对这些老战犯表示同情：“任何证据和证人在60年后也难保可靠……人们有权将毛毯从这些领取养老金的老人身上扯下来，并将他们绳之以法，因为他们有罪。不过，这不是纪念大屠杀死难者的好方式。”
的确，用仇恨来惩戒仇恨只会滋长更多的仇恨。或许，我们应当思考一下，自己有没有理性地、合理地去认知罪。在对一个纳粹分子定罪前，我们应换位思考，也许他的行为是迫不得已的。因此他们并不是魔鬼，而是被特定时代魔鬼化了的平常人。可是，尽管人们能意识到这一点，但很少有人愿意真正给予他们宽容与公正。
其实，许多历史的对错我们无法深究，无法给予完全相应的补偿或惩罚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牢记疯狂的年代的荒诞，警示今日不要重蹈覆辙。在这方面，曾经身为纳粹头号大国的德国勇敢承担，诚恳致歉的态度感动了世界。从大屠杀纪念日，到勃兰特的下跪，再到2013年9月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访问二战期间被屠杀的法国奥拉杜尔村。面对屠杀幸存者德国军人为什么要毁掉整个村子的质问，高克一时语塞，只是支支吾吾地说 “他们那样做了”。但是高克承诺现在的德国是一个和平统一的德国。他诚恳的态度也得到了法国总统的拥抱。
也有人认为高克的语塞是一种推脱，一种逃避。而自封为“常人”的我们难道就没有犯过类似的“罪”吗？公路上撞倒人，不及时施救，反倒慌忙加大油门，一碾而过；生活矛盾便产生杀心；为谋钱财，拐卖他人小孩等这些都是泯灭人性的行为，只是因为这些是个体的行为，没有大规模、集中的发生，人们觉得这些只是特例，当个新闻听听就忘了。可是，另一方面，这种各地每日都上演的悲剧也足以说明，魔鬼不是天生的，是平常人一念之差铸就的错误。每个人都会犯错，或大或小。
因此我们要抛弃不是“常人”就是“魔鬼”的极端思维。善与恶总是共生共存的，没有人是纯善的，也没有人是至恶的。我们应当做的不是紧紧抓住露出恶性的人的尾巴，而是要深层次地思考自身，反省自己的心灵。我们要给错误一次赎罪的机会，因为“恶”的种子不可能被根除，只能用“善”的光芒来驱逐。我想，铭记历史，以史鉴今，和平发展的社会才是人们所希望的健康、光明的前景吧！
关键词：二战；“罪”的剖析；平庸的罪恶；和谐共处
二战时期，法西斯国家对其他国家、民族的迫害使得这段历史成为世界的梦魇。虽然时间将记忆的棱角打磨得愈加圆滑，但每当人们回顾纳粹的骇人罪行时，黑暗的历史又变得十分清晰。人们永远也忘不了经济危机时期在利益的驱使下纳粹国家毫无道义的入侵，忘不了因为种族优越感的膨胀，纳粹战犯对其他种族毫无人性的迫害。到底是时事造就了这些恶魔，还是这些恶魔引发了灾难？
根据我们的调查问卷，大多数人倾向于类似中国儒家思想中“人之初，性本善”的观念。事实上这场灾难是专制集权下人们盲目犯罪的结果。如汉娜·阿伦特（ 德国思想家，政治理论家，著有《集权主义的起源》）在评价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克曼受审时的言行时所述，看上去彬彬有礼的受审者艾克曼在种族屠杀中犯下弥天大罪，而他的动机却是极平常的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在艾克曼身上，我们看到了“魔鬼”平庸的一面。极权统治把人划分出了三六九等，并将屠杀最末等级的民族设为所有公民应当奉行的法令。无知的公民不假思索地像往常一样敬重首领，拥护法令。无形之中他们的人性被一点一点消磨，直至最终沦为杀人机器。
其实，一味愤恨地看待纳粹分子的我们有时也应当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把我们置身于不成为刽子手就变成牺牲品的情境，我们又会在魔鬼与常人，命令与道德中作何选择呢？曾轰动文坛的贝哈特·施林克（ 德国法学家，作家，著有《生死朗读》）的著名反思小说《生死朗读》正反映这个问题。主人公汉娜被调往集中营工作，她的职责是看管犯人。战后她被几名幸存者告上法庭，但汉娜无法理解自己按照上级命令履行职责有什么罪，她反问法官“若是你，你会怎么做？”让法官无言以对。又有多少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呢？
尽管如此，仇恨仍然压倒怜悯，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纳粹分子的通缉没有间断。这种做法虽然看似无可指摘，但是否真的正确呢？被称为“纳粹猎人”的西蒙·维森塔尔毕其一生追踪纳粹分子，让战犯为昔日的罪行买单。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巨额悬赏追捕纳粹逃犯的做法产生了异议。英国《卫报》就曾刊登过一篇《历史的教训》，对这些老战犯表示同情：“任何证据和证人在60年后也难保可靠……人们有权将毛毯从这些领取养老金的老人身上扯下来，并将他们绳之以法，因为他们有罪。不过，这不是纪念大屠杀死难者的好方式。”
的确，用仇恨来惩戒仇恨只会滋长更多的仇恨。或许，我们应当思考一下，自己有没有理性地、合理地去认知罪。在对一个纳粹分子定罪前，我们应换位思考，也许他的行为是迫不得已的。因此他们并不是魔鬼，而是被特定时代魔鬼化了的平常人。可是，尽管人们能意识到这一点，但很少有人愿意真正给予他们宽容与公正。
其实，许多历史的对错我们无法深究，无法给予完全相应的补偿或惩罚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牢记疯狂的年代的荒诞，警示今日不要重蹈覆辙。在这方面，曾经身为纳粹头号大国的德国勇敢承担，诚恳致歉的态度感动了世界。从大屠杀纪念日，到勃兰特的下跪，再到2013年9月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访问二战期间被屠杀的法国奥拉杜尔村。面对屠杀幸存者德国军人为什么要毁掉整个村子的质问，高克一时语塞，只是支支吾吾地说 “他们那样做了”。但是高克承诺现在的德国是一个和平统一的德国。他诚恳的态度也得到了法国总统的拥抱。
也有人认为高克的语塞是一种推脱，一种逃避。而自封为“常人”的我们难道就没有犯过类似的“罪”吗？公路上撞倒人，不及时施救，反倒慌忙加大油门，一碾而过；生活矛盾便产生杀心；为谋钱财，拐卖他人小孩等这些都是泯灭人性的行为，只是因为这些是个体的行为，没有大规模、集中的发生，人们觉得这些只是特例，当个新闻听听就忘了。可是，另一方面，这种各地每日都上演的悲剧也足以说明，魔鬼不是天生的，是平常人一念之差铸就的错误。每个人都会犯错，或大或小。
因此我们要抛弃不是“常人”就是“魔鬼”的极端思维。善与恶总是共生共存的，没有人是纯善的，也没有人是至恶的。我们应当做的不是紧紧抓住露出恶性的人的尾巴，而是要深层次地思考自身，反省自己的心灵。我们要给错误一次赎罪的机会，因为“恶”的种子不可能被根除，只能用“善”的光芒来驱逐。我想，铭记历史，以史鉴今，和平发展的社会才是人们所希望的健康、光明的前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