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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农药，不用化肥的粮食、蔬菜、水果，对很多消费者来说，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奢望。
大量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造成了食品农残药残的超标，也引发了很多食品安全问题。人们呼吁生产更安全、更健康的食品，越来越多的人投身这个行业。
近年来，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在不少地方开始尝试。标榜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的生态农业模式能获得人们的信任吗？谁愿意为这种模式买单？对于这些农业从业者来说，这是最难跨越的一道坎。
多重质疑
在普通食品屡次陷入食品安全危机时，有机食品、生态食品等也未能独善其身。问题有机食品常被检测机构、媒体曝光，而生态食品则被质疑是滥用概念，打擦边球。
2015年9月10日，天津市消协发布了2015年蔬菜比较试验报告，报告显示，有机认证蔬菜样品单项农残检出率高于常规蔬菜样品。13种有机认证蔬菜样品中有9种被检出百菌清单项农药残留，占比为69.23%。北菜园、翠京元、光合谷等知名有机蔬菜品牌上榜。
随后，媒体记者在北京昌平的一家宣称有机种植的南地绿都庄园大棚内发现多菌灵、哒螨灵、多氧清、翠贝等农药，甚至还有高毒农药敌敌畏。
这些乱象被曝光时，被称为“世界最严”的《有机食品认证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已实施了一年多。在此之前，有机食品的混乱状况更严重，假冒有机产品屡见不鲜。随着《办法》的实施，有机行业进行了一轮整顿，但问题产品依然没有杜绝。
据一位认证机构的工作人员透露，一般有机种植机构都做不到完全按照有机的方式去生产，在种植初期都会偷偷摸摸地用农药化肥，或施用一些生物农药，认证机构可以提供规避风险指导服务。
有机认证的公信力一次又一次遭到质疑。而有机认证费用也增加了有机农业的成本。
“太贵。”提到有机认证的时候，北京平人农场的赵中义这样说。平人农场位于北京昌平区新寿镇，有50亩地。赵中义称农场基本能做到不用农药化肥，但没有进行有机认证。
像平人农场这样放弃认证之路的中小型农场很多，不进行有机认证，但按照有机的方式生产，成为很多生态农庄的标榜。
信任检测还是信任人？这成为一个问题。可是，当第三方的检测、认证都不可信的时候，人如何取得信任？
事实上，满天飞的“生态食品”被很多业界专家批判为“玩概念”，我国的食品等级只有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而生态食品既没有任何定义，也没有任何标准。
随处可见的“无农药、无化肥”广告已经打动不了消费者。对于大多数生态农场而言，推销自己的产品便会变得更为艰难，大多数农场是依靠熟人、“粉丝”或者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这样的机构来打开销路。
凭什么信你？
“日本有机农业教父”、守护大地协会创始人藤田和芳曾在湖南长沙参加过一场消费者与农场经营者之间的交流活动，会场争论的激烈程度让他惊讶，“中国的消费者对农业的不信任程度比日本更严重。”他感叹。
数据显示，近60多年来，我国化肥用量激增百倍。我国化肥平均用量是世界公认警戒上限225公斤/公顷的1.8倍以上，更是欧美平均用量的4倍以上。而我国单位面积农药用量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事实上，很多农民已经不相信不用农药化肥还能种地。
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等造成了土壤肥力下降、耕地退化、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同时，各种直接的或潜在的有害物质进入食物链，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水果经常在市场上出现。由此带来的是严重信任危机，面对食品安全问题，公众的神经绷得特别紧。
在孩子开始添加辅食之后，高玲（化名）经常购买一些有机蔬菜，价格通常是普通蔬菜的10倍。但自去年看到天津消费者协会的报告后，她很生气，“那么贵还不能保证安全！”以后再有人向她推销有机食品，她只问一句：“我凭什么信你？”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协同创新生态设计中心副主任钟芳在近期举办的第一届生态信任农业发展论坛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我开始从很有名的电商平台去购买我平时需要的一些生鲜产品，但是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报告，说某著名电商平台上合作有机农场产品超标，我受了一次打击。再后来碰到更多专业人士，说是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电商平台的主要合作伙伴来自于新发地，从此以后我就断了在生鲜平台上购买食物的念想。”
信任的误区
钟芳曾在农场工作过，了解北京很多小型农场，但她坦言，真正能向朋友推荐的少之又少。她发现北京一些高端市场在向日本学习，在每一个小包装上打上农民的姓名，上面有哪一个基地，哪一个农民负责生产，他的肖像甚至会挂到大的展品上面。但钟芳认为，核心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个东西我不相信，我不会去买。”
她希望以设计的方式来提高在农业领域的信任度，帮助农民获得更好的收入和更高品质的生活。在研究过程中，她看到了很多农场在传播中的误区，影响了信任关系的形成。
比较常见的是自我中心式的传播，钟芳刚进入生态农业圈子时感觉非常明显。“我只要站在我这里就可以，你是来接受我的。这个自我中心式的传播有两类，一类是傳播我的情怀，另外一类传播我的理念。”在2008年，食品安全问题爆发导致大量生态农业开始兴起的时候，这种传播非常重要，向消费者解释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什么是生态农业。但过了这么长时间，很多生态农场还执着于这种传播。
还有一种是欺骗式的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会有意无意地去掩盖一些事情，比如哪些地是我的，哪些地是农户的，这些东西往往是混淆的，只是告诉消费者这是我提供的产品，这是主动式的欺骗。
钟芳看来，只选择公布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进行片面式的传播，也是一种欺骗。比如农场肥料的来源，是来自于大型养殖场还是其他地方？农场的产量是多少，今年一共生产了多少东西，卖出多少东西？这些消费者都有权利知道。“我选择产品的时候，如果他在多个端口出去，看起来东西总是卖不完，我会打一个问号。假如你是亏本经营，告诉我你明年怎么持续下去，如果持续不下去你如何维持明年的生活。这些东西经常是片面式地传播给我。”
大量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造成了食品农残药残的超标，也引发了很多食品安全问题。人们呼吁生产更安全、更健康的食品，越来越多的人投身这个行业。
近年来，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在不少地方开始尝试。标榜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的生态农业模式能获得人们的信任吗？谁愿意为这种模式买单？对于这些农业从业者来说，这是最难跨越的一道坎。
多重质疑
在普通食品屡次陷入食品安全危机时，有机食品、生态食品等也未能独善其身。问题有机食品常被检测机构、媒体曝光，而生态食品则被质疑是滥用概念，打擦边球。
2015年9月10日，天津市消协发布了2015年蔬菜比较试验报告，报告显示，有机认证蔬菜样品单项农残检出率高于常规蔬菜样品。13种有机认证蔬菜样品中有9种被检出百菌清单项农药残留，占比为69.23%。北菜园、翠京元、光合谷等知名有机蔬菜品牌上榜。
随后，媒体记者在北京昌平的一家宣称有机种植的南地绿都庄园大棚内发现多菌灵、哒螨灵、多氧清、翠贝等农药，甚至还有高毒农药敌敌畏。
这些乱象被曝光时，被称为“世界最严”的《有机食品认证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已实施了一年多。在此之前，有机食品的混乱状况更严重，假冒有机产品屡见不鲜。随着《办法》的实施，有机行业进行了一轮整顿，但问题产品依然没有杜绝。
据一位认证机构的工作人员透露，一般有机种植机构都做不到完全按照有机的方式去生产，在种植初期都会偷偷摸摸地用农药化肥，或施用一些生物农药，认证机构可以提供规避风险指导服务。
有机认证的公信力一次又一次遭到质疑。而有机认证费用也增加了有机农业的成本。
“太贵。”提到有机认证的时候，北京平人农场的赵中义这样说。平人农场位于北京昌平区新寿镇，有50亩地。赵中义称农场基本能做到不用农药化肥，但没有进行有机认证。
像平人农场这样放弃认证之路的中小型农场很多，不进行有机认证，但按照有机的方式生产，成为很多生态农庄的标榜。
信任检测还是信任人？这成为一个问题。可是，当第三方的检测、认证都不可信的时候，人如何取得信任？
事实上，满天飞的“生态食品”被很多业界专家批判为“玩概念”，我国的食品等级只有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而生态食品既没有任何定义，也没有任何标准。
随处可见的“无农药、无化肥”广告已经打动不了消费者。对于大多数生态农场而言，推销自己的产品便会变得更为艰难，大多数农场是依靠熟人、“粉丝”或者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这样的机构来打开销路。
凭什么信你？
“日本有机农业教父”、守护大地协会创始人藤田和芳曾在湖南长沙参加过一场消费者与农场经营者之间的交流活动，会场争论的激烈程度让他惊讶，“中国的消费者对农业的不信任程度比日本更严重。”他感叹。
数据显示，近60多年来，我国化肥用量激增百倍。我国化肥平均用量是世界公认警戒上限225公斤/公顷的1.8倍以上，更是欧美平均用量的4倍以上。而我国单位面积农药用量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事实上，很多农民已经不相信不用农药化肥还能种地。
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等造成了土壤肥力下降、耕地退化、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同时，各种直接的或潜在的有害物质进入食物链，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水果经常在市场上出现。由此带来的是严重信任危机，面对食品安全问题，公众的神经绷得特别紧。
在孩子开始添加辅食之后，高玲（化名）经常购买一些有机蔬菜，价格通常是普通蔬菜的10倍。但自去年看到天津消费者协会的报告后，她很生气，“那么贵还不能保证安全！”以后再有人向她推销有机食品，她只问一句：“我凭什么信你？”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协同创新生态设计中心副主任钟芳在近期举办的第一届生态信任农业发展论坛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我开始从很有名的电商平台去购买我平时需要的一些生鲜产品，但是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报告，说某著名电商平台上合作有机农场产品超标，我受了一次打击。再后来碰到更多专业人士，说是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电商平台的主要合作伙伴来自于新发地，从此以后我就断了在生鲜平台上购买食物的念想。”
信任的误区
钟芳曾在农场工作过，了解北京很多小型农场，但她坦言，真正能向朋友推荐的少之又少。她发现北京一些高端市场在向日本学习，在每一个小包装上打上农民的姓名，上面有哪一个基地，哪一个农民负责生产，他的肖像甚至会挂到大的展品上面。但钟芳认为，核心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个东西我不相信，我不会去买。”
她希望以设计的方式来提高在农业领域的信任度，帮助农民获得更好的收入和更高品质的生活。在研究过程中，她看到了很多农场在传播中的误区，影响了信任关系的形成。
比较常见的是自我中心式的传播，钟芳刚进入生态农业圈子时感觉非常明显。“我只要站在我这里就可以，你是来接受我的。这个自我中心式的传播有两类，一类是傳播我的情怀，另外一类传播我的理念。”在2008年，食品安全问题爆发导致大量生态农业开始兴起的时候，这种传播非常重要，向消费者解释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什么是生态农业。但过了这么长时间，很多生态农场还执着于这种传播。
还有一种是欺骗式的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会有意无意地去掩盖一些事情，比如哪些地是我的，哪些地是农户的，这些东西往往是混淆的，只是告诉消费者这是我提供的产品，这是主动式的欺骗。
钟芳看来，只选择公布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进行片面式的传播，也是一种欺骗。比如农场肥料的来源，是来自于大型养殖场还是其他地方？农场的产量是多少，今年一共生产了多少东西，卖出多少东西？这些消费者都有权利知道。“我选择产品的时候，如果他在多个端口出去，看起来东西总是卖不完，我会打一个问号。假如你是亏本经营，告诉我你明年怎么持续下去，如果持续不下去你如何维持明年的生活。这些东西经常是片面式地传播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