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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举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从瑞金、兴国、于都向西突围，开始时不叫“长征”，叫“战略转移”，是想先转移到湘西，到那里和红二、六军团会师，然后再作计议。而对于来自广西的老红七、红八军将士们来说，这条路并不陌生，4年前他们就从广西左右江远征万里会合“朱毛红军”。这可称为全国最早的红军长征了！
红七军艰苦奋战
进入中央苏区
那是1930年春，广西龙州红八军第一纵队历时半年苦战中越边和滇黔桂边七千里远征，于10月23日到达广西乐业，会师红七军；同年11月8日，红七军主力与红八军余部在河池整编为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政治部主任陈豪人、总指挥李明瑞。9日，红七军在河池县城三里亭举行中央代表阅兵式和远征作战誓师大会。会后，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率特务连战士返回东兰。10日，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等率领十九、二十师7000多名将士开始了英勇悲壮的第二个七千里远征，历经四把、长安、武冈、连州、梅花等恶战，突破桂、黔、湘、粤、赣数省敌军的围追堵截，摒弃“立三路线”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指令，将红七军骨干兵力2000多人带到了湘赣边苏区，会合湘东南独立师和红二十军，夺取了湘赣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1931年7月11日，红七军东渡赣江进入中央苏区。7月22日，在于都县桥头镇与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胜利会师。红七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打出了赫赫军威。9月下旬，瑞金召开庆祝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大会，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在会上称赞红七军是“猛如虎，精如猴”的英雄部队。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张云逸、韦拔群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会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为红七军授旗。1933年6月7日，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整编红一方面军的决定，红七军和江西军区红二十一军一部合编为红三军团第五师，成为中央红军的一支劲旅。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求生存、求发展而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开始了后来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左”倾中央领导实行“大搬家式”的逃跑主义和避战主义，命令部队携带印刷机器、军工机器及纸张、宣传品等，多达1000副担子，因此屡屡痛失战机，毛泽东称之为“叫花子打狗”！
数百名广西籍的红军将士，在英勇的三大红军主力部队里，在艰苦卓绝的伟大长征中浴血奋战：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李天佑，红九军团第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军委教导师政治部主任陈漫远，红八军团参谋长唐浚，第三军团第四师参谋长黄子荣，军委干部团第四营营长（后任红军大学特科团代理团长）韦国清等。还有1932年在福建龙岩参加中央红军的任国章，壮族，是田阳人，他先是参加中央红军第九军团长征，后在四川调到红四方面军卫生部继续长征到陕甘根据地的。
红二、六军团长征的队伍中有广西籍将士数十人，如红二军团第四师政委冼恒汉，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五十四团团长韦少峰，红六军团第十六师四十七团团长覃国翰，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四十九团团长吕克先，红六军团政治部科长黄明政，红六军团保卫局科长陆秀轩，红六军团供给部科长黄道光等。
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广西籍将士有政治部秘书长朱光，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庞大恩等。还有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何畏，广西龙州人，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李天佑是广西临桂县人，少年参加北伐第七军。1929年12月参加百色起义。他是红七军的一员战将，历任红七军特务连副连长、连长、副团长，1933年首任红十三团团长，率部创造了红军一个团在运动战中全歼敌一个整编团的战功。中革军委授予李天佑三等红星奖章，十三团荣获“英雄模范团”称号。1934年1月李天佑任第五师师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出了军威，红五师成为中央红军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师。
在中央红军长征路上还有6位团级干部来自右江根据地的思林县坛乐村（今属田东县）。1930年10月，思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阮殿煊带领数百名赤卫军参加了红七军，而坛乐村赤卫连参加红七军北上中央苏区的最多。坛乐村红军战士英勇善战，阮殿煊、韦少丰、莫寿廷、阮平、李志明、农富嘉6人成长为中央红军的团级干部。阮殿煊、韦少丰、莫寿廷在长征中牺牲。新中国成立后，阮平任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李志明任军委海军海岸部第一副部长，农富嘉任南昌航运局局长。坛乐村就此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团长村”。
原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这位没有党籍的“老党员”奉命随中央红军干部团长征。1931年10月间，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把持中央，搞肃反扩大化，曾参加南昌、广州、百色三大起义，担任过红七军前委委员、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右江特委书记的雷经天再次被开除党籍，贬为炊事员。长征路上，雷经天先当文书，再当侦察员，后当炊事员。他每天背着大铁锅行军，工作劳累不用说，政治上的“黑锅”更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他始终认为：我们党是英明伟大的，自己一时受到委屈算不了什么，不管在任何艰险困苦的情况下，都要坚决跟党走。他随军从江西，经广东、湖南到桂北时，有些战友劝雷经天说：“你老背个大铁锅行军是吃不消的，干脆回广西吧，那里的同志是了解你的。”雷经天却说：“回广西，我个人身上的铁锅是放下来了，但因我而受株连的同志就会背上更重的‘黑锅’，问题就更复杂了。”他没有离开队伍，继续坚定不移地背着铁锅行军，接受更严峻的考验和锻炼，热心地给大家烧水做饭，尽量让同志们吃饱喝足，并积极参战，完成了艰苦的行军和作战任务。1935年冬，经中央党务委员会审查批准，雷经天重任党政重要职务。
红三军团司令部作战科作战参谋黄新友，广西凌云人，在行军作战中，是军团参谋长邓萍的得力助手，经常受命随先头部队侦察敌情，安排军团部宿营地。为了应付恶劣的斗争环境，他练出了边走边睡觉的绝招。1935年4月上旬，中央红军进抵贵阳以南的长寨、紫云、罗甸。一些百色籍的同志流露出归乡心情。黄新友何尝不思念家乡中孤苦伶仃的养母？他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诚恳地劝说思乡心切的同乡战友说：“跟红军走吧，回家只有死路一条，等革命成功了，咱们再一块儿回去做工、种田。”经过黄新友的一番劝说，老乡战友毅然放弃了思乡的念头，踏上了新的征程，以坚强的毅力，为红军长征胜利立下战功。 红十三团特派员覃士冕是广西东兰人，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腿部严重受伤，住在医院中。听到中央红军要突围转移的消息，正在住院的覃士冕伤心极了。保卫局没有忘记覃士冕这位团特派员，派人到医院抬着覃士冕走上了远征之路。部队从江西出湖南、广东、广西，继而进入黔桂边，覃士冕见到了桂黔边区游击队的负责人，此人正是以前的老相识，他拿出了一套便衣，劝覃士冕留在桂黔边，因为这里离覃的东兰老家不远。覃士冕谢绝了战友的挽留，紧随部队继续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时，桂北各族青年不畏艰险，加入红军长征。各族同胞明白了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为各族劳苦大众打天下的军队，因而丢下农具随军长征。据统计，全州县参加红军的有77人。石塘乡水澄村贫苦青年肖和清，动员7个贫苦青年当了红军；才湾村蒋在、咸水西岭蒋水清、凤凰学里村蒋授理，都是穷苦的看牛娃，红军过境时，他们丢下牛绳参加了红军。灌阳、兴安、资源、龙胜等县也有一批又一批各族农民参军，资源的苗族青年李德明，龙胜龙坪、广南等侗寨就有几十位青年参加红军……他们英勇地踏上了长征路。
八桂将士在长征中
立下赫赫战功
欧致富在《我的红军时代》一书中，多次自豪地回忆起广西红军战友们英勇作战的情景：在突破湘江时，“我们掩护部队以血肉之躯筑成前后左右防线慢慢转移，战斗十分被动。好在我们十三团里的战斗骨干多是红七军的老战士，曾经过右江到江西小长征的锻炼，在突围途中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斗志。”
“大家听说要强渡乌江，甩开敌人，情绪十分高昂。特别是一些老红七军骨干，更是信心十足，说：‘右江、乐昌河、湘江都闯过来了，何惧这条山冲沟！’”
“我们广西兵，自从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后，在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打了许多著名的仗。毛主席每次接见在红七军工作过的同志时都赞扬说：‘啊，广西佬，很能打仗！’”
“很能打仗”的广西红军将士，在长征途中战功卓著。
最有名的是红五师师长李天佑率红十四团和红十五团及军委炮营把白崇禧的两个主力师挡在新圩的血战。在湘江战役中，李天佑率部死守新圩阵地3天3夜，师参谋长胡浚等千余将士英勇牺牲，掩护了中央纵队和兄弟部队突过湘江。桂军副总司令白崇禧连电军长夏威督战，但无可奈何红五师的顽强和战斗力。李天佑后来写的回忆录，标题就是《把敌人挡在湘水面前》。
韦国清架桥突破乌江天险。1934年底，中央红军进抵乌江南岸。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江，两岸都是悬崖峭壁，水深流急，险峻异常。红军只有突破乌江天险，才能摆脱穷追之敌。中革军委把强渡乌江在江界渡口架设浮桥的任务交给了干部团特科营。来自广西东兰的营长韦国清指挥特科营经过36小时的奋勇拼搏，克服种种困难，终于把一座浮桥架到了乌江对岸，为中央红军迅速跨过乌江，直下遵义建树奇功。
红十三团侦察连奔袭娄山关。1935年2月20日，红三军团首长命令红十三团务必于当日天黑前攻下娄山关，占领点金山。红十三团的骨干主要是来自广西的老红七军。部队出发前，彭德怀军团长亲自作了动员，他说：“毛主席亲自命令我团在今日天黑之前拿下娄山关。这是关键的一仗，娄山关拿不下，遵义城难夺，几个军团就无力展开歼敌……中央说，我团广西‘猴子兵’，善爬山、能跑路，更能攻坚，又和王家烈打过几次交道，相信我们一定能按时夺下娄山关。”
娄山关雄踞大娄山山脉的咽喉，是遵义北上川南、黔北的大门，周围群峰如剑，直插云霄，中间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公路，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只要占领了娄山关，夺取遵义就如囊中取物。中央红军回师遵义城，红十三团在向娄山关急进之时，来自广西东兰的前卫侦察连连长韦杰、指导员覃应机和手枪排战士换上国民党官兵的服装，准备如果遇上黔军就自称是敌中央军的侦察部队。红十三团特派员欧致富协助团长彭雪枫率领主力紧跟在侦察连之后。在全团的奋战之下，取得了娄山关战斗的胜利。中央红军主力趁势全线出击，直取遵义，3月1日打到乌江边，歼敌两个师又8个团，这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毛泽东高度评价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韦杰总结此战经验：一快，二勇，三活。此后，韦杰、覃应机、欧致富带领侦察连历经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跋涉大草地、翻越夹金山、直取直罗镇，屡建战功。1936年5月韦杰担任骑兵团团长，10月2日率团攻占会宁县城。22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会宁、静宁地区。在会宁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朱德总司令、徐向前总指挥在讲话中盛赞骑兵团的开路之功！
1935年10月下旬，由徐海东指挥的围攻甘泉城的战斗打响了。来自广西东兰的红三军团警卫连连长覃健率领连队投入到战斗当中。他作战机智勇敢，出色地完成了战勤任务。战斗结束后，覃健被提升为总部警卫营营长。
红九军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是桂林人，他率部担负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左翼的掩护任务。当到达赣粤边的大余、南雄一带时，遭敌截击，周子昆奉命率部阻击该敌。他率领红二十二师六十四团与敌展开激战，连续打退敌人多次冲锋，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中央红军入贵州境内。一天，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下令周子昆率领的红二十二师正面强攻平黄。周子昆到前沿观察，见平黄城高墙厚，易守难攻，决定先打下城外场坝高地，再从右侧破城。由于战术与李德相左。李德暴跳如雷，指责周子昆违抗军令，下令警卫班把周子昆绑起来送军法处审判。当时，毛泽东正好在场，他对李德说：“这个人是我在井冈山时的‘教头’，就交给我处置吧！”这样，毛泽东既巧妙地保护了周子昆，也给李德下了台阶。1935年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攻击中央北上方针，要左路军南下，并强迫已调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科长的周子昆等人表态。周子昆激动地说：“想想在长征路上，我们牺牲那么多的同志，他们为的是什么？是革命的胜利。北上才有胜利的希望，南下显然没有出路。我即使战死，也要死在北上的路上！”在场的朱德、刘伯承等听后，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谈到阿坝会议时曾说道：“周子昆不但敢打硬仗，还敢打分裂主义，真是难得的将才。” 中革军委教导师政治部主任陈漫远是蒙山县人，他和师长张经武、政委何长工率部担负保护中央机关和运输辎重的艰巨任务。1935年11月，陈漫远调回红一军团政治部任敌工部部长，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直罗镇战役的侦察任务。
红五军团电台报务员黄荣是巴马县人，他随部队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湘江战役中，电台有数名战士负伤，但黄荣等电台的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保护电台安全地渡过湘江，并且及时地与中革军委取得联系，保障了全军团通讯的畅通。由于工作出色，到达四川时，黄荣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总部二局电台二台台长。期间，黄荣紧随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历经3次走过大草地，机智勇敢地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为，胜利实现了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
红二方面军第二军团第四师政委冼恒汉是田阳县人，他和师长卢冬生率部在任弼时、贺龙指挥下，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西征湘黔滇川，突破乌江天险，激战滇中，横扫滇西，穿过中甸藏区，会师红四方面军，北上甘南战役，于1936年10月与中央红军第二师在静宁县将台堡胜利会师。
朱光是广西博白人，是红四方面军中的“大秀才”。在张国焘“肃反”扩大化中被开除党籍，因他写有一手好字又能绘画才幸免遭杀害。他和廖承志等人戴着镣铐，为红四方面军起草文告标语，绘制作战地图和设计钞票等，直到1936年10月中央西北局宣布恢复朱光和廖承志等人的党籍。长征胜利，朱光重获自由。
在长征路上英勇牺牲的八桂红军将士，绝大多数都没有留下英名。1945年卢绍武在《广西红七军历史检讨》的回忆说：红七军7000多将士，英勇牺牲，今天只剩下不足70人。正是数以万计的无名红军英烈们的血肉英魂，奠基铸就了长征胜利的不朽丰碑。我们将永远铭记八桂红军英烈们的英雄史迹。
为了掩护主力红军的长征。还有一批广西籍的红军将士龙腾云、彭辉明、韦一平、陆如龙、姜茂生、黄永安等奉命坚持南方游击区的斗争，绝大部分将士在南方游击战争中英勇牺牲了。
长征中走出的广西将帅
1929年12月11日，由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李明瑞、韦拔群、雷经天等领导的百色起义和次年2月1日的龙州起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光辉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党代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和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会。伟大的长征，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后来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将帅群英。参加过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长征的广西红军将士，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参加过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长征的广西红军有16名党的七大代表，可说是个有着光荣历史、特殊经历的优秀群体。正式代表13位：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陈漫远、莫文骅、袁任远、冼恒汉、李志明、李天佑、卢绍武、云广英、吴西、任国章（广西田阳人，1932年在褔建参加红军）。候补代表3位：雷经天、谢扶民、韦祖珍。1945年，他们分别作为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山东、晋冀鲁豫、华中、大后方代表团的成员，会集延安，参加中共七大这一历史盛会。邓小平、张云逸因工作关系没能出席七大，仍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
第二，参加过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长征的广西红军的七大代表，从广西左右江根据地北上到湘赣苏区和中央苏区，又经过伟大长征和八年抗战成为了党的七大代表，亲身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为探索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主要组织和领导者邓小平成为了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道路，确立了邓小平理论，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第三，参加过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长征的广西红军的16位中共七大代表中，有11位是广西籍将领，他们具有坚定的党性、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卓越的领导才干，他们是广西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子。从红七军、红八军和长征成长为中共七大16位代表中，有11位代表是广西籍：陈漫远、莫文骅、冼恒汉、李志明、李天佑、卢绍武、雷经天、谢扶民、韦祖珍、吴西、任国章；其中又有7位代表是壮族，他们是冼恒汉、卢绍武、李志明、吴西、谢扶民、韦祖珍、任国章。壮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生活在广西地区。可见，七大代表中的7位壮族代表，都参加了长征。这样多的壮族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在中国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史上，也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第四，参加过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长征的广西红军的七大代表，经受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战争考验，成长为治党治军、建国兴邦的卓越领袖和将帅干才。邓小平是中共和国家卓越领导人；张云逸等20人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将军（广西籍16位，东兰县有5名壮族将军）；还有叶季壮等20多位部省级重要干部。他们不愧为红七、八军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回忆参加七大时，有的还情不自禁地回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对自己的深远影响。
红七军艰苦奋战
进入中央苏区
那是1930年春，广西龙州红八军第一纵队历时半年苦战中越边和滇黔桂边七千里远征，于10月23日到达广西乐业，会师红七军；同年11月8日，红七军主力与红八军余部在河池整编为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政治部主任陈豪人、总指挥李明瑞。9日，红七军在河池县城三里亭举行中央代表阅兵式和远征作战誓师大会。会后，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率特务连战士返回东兰。10日，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等率领十九、二十师7000多名将士开始了英勇悲壮的第二个七千里远征，历经四把、长安、武冈、连州、梅花等恶战，突破桂、黔、湘、粤、赣数省敌军的围追堵截，摒弃“立三路线”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指令，将红七军骨干兵力2000多人带到了湘赣边苏区，会合湘东南独立师和红二十军，夺取了湘赣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1931年7月11日，红七军东渡赣江进入中央苏区。7月22日，在于都县桥头镇与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胜利会师。红七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打出了赫赫军威。9月下旬，瑞金召开庆祝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大会，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在会上称赞红七军是“猛如虎，精如猴”的英雄部队。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张云逸、韦拔群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会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为红七军授旗。1933年6月7日，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整编红一方面军的决定，红七军和江西军区红二十一军一部合编为红三军团第五师，成为中央红军的一支劲旅。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求生存、求发展而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开始了后来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左”倾中央领导实行“大搬家式”的逃跑主义和避战主义，命令部队携带印刷机器、军工机器及纸张、宣传品等，多达1000副担子，因此屡屡痛失战机，毛泽东称之为“叫花子打狗”！
数百名广西籍的红军将士，在英勇的三大红军主力部队里，在艰苦卓绝的伟大长征中浴血奋战：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李天佑，红九军团第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军委教导师政治部主任陈漫远，红八军团参谋长唐浚，第三军团第四师参谋长黄子荣，军委干部团第四营营长（后任红军大学特科团代理团长）韦国清等。还有1932年在福建龙岩参加中央红军的任国章，壮族，是田阳人，他先是参加中央红军第九军团长征，后在四川调到红四方面军卫生部继续长征到陕甘根据地的。
红二、六军团长征的队伍中有广西籍将士数十人，如红二军团第四师政委冼恒汉，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五十四团团长韦少峰，红六军团第十六师四十七团团长覃国翰，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四十九团团长吕克先，红六军团政治部科长黄明政，红六军团保卫局科长陆秀轩，红六军团供给部科长黄道光等。
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广西籍将士有政治部秘书长朱光，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庞大恩等。还有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何畏，广西龙州人，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李天佑是广西临桂县人，少年参加北伐第七军。1929年12月参加百色起义。他是红七军的一员战将，历任红七军特务连副连长、连长、副团长，1933年首任红十三团团长，率部创造了红军一个团在运动战中全歼敌一个整编团的战功。中革军委授予李天佑三等红星奖章，十三团荣获“英雄模范团”称号。1934年1月李天佑任第五师师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出了军威，红五师成为中央红军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师。
在中央红军长征路上还有6位团级干部来自右江根据地的思林县坛乐村（今属田东县）。1930年10月，思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阮殿煊带领数百名赤卫军参加了红七军，而坛乐村赤卫连参加红七军北上中央苏区的最多。坛乐村红军战士英勇善战，阮殿煊、韦少丰、莫寿廷、阮平、李志明、农富嘉6人成长为中央红军的团级干部。阮殿煊、韦少丰、莫寿廷在长征中牺牲。新中国成立后，阮平任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李志明任军委海军海岸部第一副部长，农富嘉任南昌航运局局长。坛乐村就此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团长村”。
原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这位没有党籍的“老党员”奉命随中央红军干部团长征。1931年10月间，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把持中央，搞肃反扩大化，曾参加南昌、广州、百色三大起义，担任过红七军前委委员、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右江特委书记的雷经天再次被开除党籍，贬为炊事员。长征路上，雷经天先当文书，再当侦察员，后当炊事员。他每天背着大铁锅行军，工作劳累不用说，政治上的“黑锅”更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他始终认为：我们党是英明伟大的，自己一时受到委屈算不了什么，不管在任何艰险困苦的情况下，都要坚决跟党走。他随军从江西，经广东、湖南到桂北时，有些战友劝雷经天说：“你老背个大铁锅行军是吃不消的，干脆回广西吧，那里的同志是了解你的。”雷经天却说：“回广西，我个人身上的铁锅是放下来了，但因我而受株连的同志就会背上更重的‘黑锅’，问题就更复杂了。”他没有离开队伍，继续坚定不移地背着铁锅行军，接受更严峻的考验和锻炼，热心地给大家烧水做饭，尽量让同志们吃饱喝足，并积极参战，完成了艰苦的行军和作战任务。1935年冬，经中央党务委员会审查批准，雷经天重任党政重要职务。
红三军团司令部作战科作战参谋黄新友，广西凌云人，在行军作战中，是军团参谋长邓萍的得力助手，经常受命随先头部队侦察敌情，安排军团部宿营地。为了应付恶劣的斗争环境，他练出了边走边睡觉的绝招。1935年4月上旬，中央红军进抵贵阳以南的长寨、紫云、罗甸。一些百色籍的同志流露出归乡心情。黄新友何尝不思念家乡中孤苦伶仃的养母？他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诚恳地劝说思乡心切的同乡战友说：“跟红军走吧，回家只有死路一条，等革命成功了，咱们再一块儿回去做工、种田。”经过黄新友的一番劝说，老乡战友毅然放弃了思乡的念头，踏上了新的征程，以坚强的毅力，为红军长征胜利立下战功。 红十三团特派员覃士冕是广西东兰人，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腿部严重受伤，住在医院中。听到中央红军要突围转移的消息，正在住院的覃士冕伤心极了。保卫局没有忘记覃士冕这位团特派员，派人到医院抬着覃士冕走上了远征之路。部队从江西出湖南、广东、广西，继而进入黔桂边，覃士冕见到了桂黔边区游击队的负责人，此人正是以前的老相识，他拿出了一套便衣，劝覃士冕留在桂黔边，因为这里离覃的东兰老家不远。覃士冕谢绝了战友的挽留，紧随部队继续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时，桂北各族青年不畏艰险，加入红军长征。各族同胞明白了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为各族劳苦大众打天下的军队，因而丢下农具随军长征。据统计，全州县参加红军的有77人。石塘乡水澄村贫苦青年肖和清，动员7个贫苦青年当了红军；才湾村蒋在、咸水西岭蒋水清、凤凰学里村蒋授理，都是穷苦的看牛娃，红军过境时，他们丢下牛绳参加了红军。灌阳、兴安、资源、龙胜等县也有一批又一批各族农民参军，资源的苗族青年李德明，龙胜龙坪、广南等侗寨就有几十位青年参加红军……他们英勇地踏上了长征路。
八桂将士在长征中
立下赫赫战功
欧致富在《我的红军时代》一书中，多次自豪地回忆起广西红军战友们英勇作战的情景：在突破湘江时，“我们掩护部队以血肉之躯筑成前后左右防线慢慢转移，战斗十分被动。好在我们十三团里的战斗骨干多是红七军的老战士，曾经过右江到江西小长征的锻炼，在突围途中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斗志。”
“大家听说要强渡乌江，甩开敌人，情绪十分高昂。特别是一些老红七军骨干，更是信心十足，说：‘右江、乐昌河、湘江都闯过来了，何惧这条山冲沟！’”
“我们广西兵，自从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后，在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打了许多著名的仗。毛主席每次接见在红七军工作过的同志时都赞扬说：‘啊，广西佬，很能打仗！’”
“很能打仗”的广西红军将士，在长征途中战功卓著。
最有名的是红五师师长李天佑率红十四团和红十五团及军委炮营把白崇禧的两个主力师挡在新圩的血战。在湘江战役中，李天佑率部死守新圩阵地3天3夜，师参谋长胡浚等千余将士英勇牺牲，掩护了中央纵队和兄弟部队突过湘江。桂军副总司令白崇禧连电军长夏威督战，但无可奈何红五师的顽强和战斗力。李天佑后来写的回忆录，标题就是《把敌人挡在湘水面前》。
韦国清架桥突破乌江天险。1934年底，中央红军进抵乌江南岸。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江，两岸都是悬崖峭壁，水深流急，险峻异常。红军只有突破乌江天险，才能摆脱穷追之敌。中革军委把强渡乌江在江界渡口架设浮桥的任务交给了干部团特科营。来自广西东兰的营长韦国清指挥特科营经过36小时的奋勇拼搏，克服种种困难，终于把一座浮桥架到了乌江对岸，为中央红军迅速跨过乌江，直下遵义建树奇功。
红十三团侦察连奔袭娄山关。1935年2月20日，红三军团首长命令红十三团务必于当日天黑前攻下娄山关，占领点金山。红十三团的骨干主要是来自广西的老红七军。部队出发前，彭德怀军团长亲自作了动员，他说：“毛主席亲自命令我团在今日天黑之前拿下娄山关。这是关键的一仗，娄山关拿不下，遵义城难夺，几个军团就无力展开歼敌……中央说，我团广西‘猴子兵’，善爬山、能跑路，更能攻坚，又和王家烈打过几次交道，相信我们一定能按时夺下娄山关。”
娄山关雄踞大娄山山脉的咽喉，是遵义北上川南、黔北的大门，周围群峰如剑，直插云霄，中间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公路，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只要占领了娄山关，夺取遵义就如囊中取物。中央红军回师遵义城，红十三团在向娄山关急进之时，来自广西东兰的前卫侦察连连长韦杰、指导员覃应机和手枪排战士换上国民党官兵的服装，准备如果遇上黔军就自称是敌中央军的侦察部队。红十三团特派员欧致富协助团长彭雪枫率领主力紧跟在侦察连之后。在全团的奋战之下，取得了娄山关战斗的胜利。中央红军主力趁势全线出击，直取遵义，3月1日打到乌江边，歼敌两个师又8个团，这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毛泽东高度评价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韦杰总结此战经验：一快，二勇，三活。此后，韦杰、覃应机、欧致富带领侦察连历经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跋涉大草地、翻越夹金山、直取直罗镇，屡建战功。1936年5月韦杰担任骑兵团团长，10月2日率团攻占会宁县城。22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会宁、静宁地区。在会宁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朱德总司令、徐向前总指挥在讲话中盛赞骑兵团的开路之功！
1935年10月下旬，由徐海东指挥的围攻甘泉城的战斗打响了。来自广西东兰的红三军团警卫连连长覃健率领连队投入到战斗当中。他作战机智勇敢，出色地完成了战勤任务。战斗结束后，覃健被提升为总部警卫营营长。
红九军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是桂林人，他率部担负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左翼的掩护任务。当到达赣粤边的大余、南雄一带时，遭敌截击，周子昆奉命率部阻击该敌。他率领红二十二师六十四团与敌展开激战，连续打退敌人多次冲锋，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中央红军入贵州境内。一天，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下令周子昆率领的红二十二师正面强攻平黄。周子昆到前沿观察，见平黄城高墙厚，易守难攻，决定先打下城外场坝高地，再从右侧破城。由于战术与李德相左。李德暴跳如雷，指责周子昆违抗军令，下令警卫班把周子昆绑起来送军法处审判。当时，毛泽东正好在场，他对李德说：“这个人是我在井冈山时的‘教头’，就交给我处置吧！”这样，毛泽东既巧妙地保护了周子昆，也给李德下了台阶。1935年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攻击中央北上方针，要左路军南下，并强迫已调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科长的周子昆等人表态。周子昆激动地说：“想想在长征路上，我们牺牲那么多的同志，他们为的是什么？是革命的胜利。北上才有胜利的希望，南下显然没有出路。我即使战死，也要死在北上的路上！”在场的朱德、刘伯承等听后，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谈到阿坝会议时曾说道：“周子昆不但敢打硬仗，还敢打分裂主义，真是难得的将才。” 中革军委教导师政治部主任陈漫远是蒙山县人，他和师长张经武、政委何长工率部担负保护中央机关和运输辎重的艰巨任务。1935年11月，陈漫远调回红一军团政治部任敌工部部长，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直罗镇战役的侦察任务。
红五军团电台报务员黄荣是巴马县人，他随部队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湘江战役中，电台有数名战士负伤，但黄荣等电台的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保护电台安全地渡过湘江，并且及时地与中革军委取得联系，保障了全军团通讯的畅通。由于工作出色，到达四川时，黄荣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总部二局电台二台台长。期间，黄荣紧随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历经3次走过大草地，机智勇敢地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为，胜利实现了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
红二方面军第二军团第四师政委冼恒汉是田阳县人，他和师长卢冬生率部在任弼时、贺龙指挥下，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西征湘黔滇川，突破乌江天险，激战滇中，横扫滇西，穿过中甸藏区，会师红四方面军，北上甘南战役，于1936年10月与中央红军第二师在静宁县将台堡胜利会师。
朱光是广西博白人，是红四方面军中的“大秀才”。在张国焘“肃反”扩大化中被开除党籍，因他写有一手好字又能绘画才幸免遭杀害。他和廖承志等人戴着镣铐，为红四方面军起草文告标语，绘制作战地图和设计钞票等，直到1936年10月中央西北局宣布恢复朱光和廖承志等人的党籍。长征胜利，朱光重获自由。
在长征路上英勇牺牲的八桂红军将士，绝大多数都没有留下英名。1945年卢绍武在《广西红七军历史检讨》的回忆说：红七军7000多将士，英勇牺牲，今天只剩下不足70人。正是数以万计的无名红军英烈们的血肉英魂，奠基铸就了长征胜利的不朽丰碑。我们将永远铭记八桂红军英烈们的英雄史迹。
为了掩护主力红军的长征。还有一批广西籍的红军将士龙腾云、彭辉明、韦一平、陆如龙、姜茂生、黄永安等奉命坚持南方游击区的斗争，绝大部分将士在南方游击战争中英勇牺牲了。
长征中走出的广西将帅
1929年12月11日，由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李明瑞、韦拔群、雷经天等领导的百色起义和次年2月1日的龙州起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光辉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党代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和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会。伟大的长征，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后来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将帅群英。参加过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长征的广西红军将士，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参加过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长征的广西红军有16名党的七大代表，可说是个有着光荣历史、特殊经历的优秀群体。正式代表13位：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陈漫远、莫文骅、袁任远、冼恒汉、李志明、李天佑、卢绍武、云广英、吴西、任国章（广西田阳人，1932年在褔建参加红军）。候补代表3位：雷经天、谢扶民、韦祖珍。1945年，他们分别作为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山东、晋冀鲁豫、华中、大后方代表团的成员，会集延安，参加中共七大这一历史盛会。邓小平、张云逸因工作关系没能出席七大，仍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
第二，参加过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长征的广西红军的七大代表，从广西左右江根据地北上到湘赣苏区和中央苏区，又经过伟大长征和八年抗战成为了党的七大代表，亲身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为探索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主要组织和领导者邓小平成为了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道路，确立了邓小平理论，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第三，参加过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长征的广西红军的16位中共七大代表中，有11位是广西籍将领，他们具有坚定的党性、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卓越的领导才干，他们是广西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子。从红七军、红八军和长征成长为中共七大16位代表中，有11位代表是广西籍：陈漫远、莫文骅、冼恒汉、李志明、李天佑、卢绍武、雷经天、谢扶民、韦祖珍、吴西、任国章；其中又有7位代表是壮族，他们是冼恒汉、卢绍武、李志明、吴西、谢扶民、韦祖珍、任国章。壮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生活在广西地区。可见，七大代表中的7位壮族代表，都参加了长征。这样多的壮族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在中国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史上，也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第四，参加过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长征的广西红军的七大代表，经受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战争考验，成长为治党治军、建国兴邦的卓越领袖和将帅干才。邓小平是中共和国家卓越领导人；张云逸等20人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将军（广西籍16位，东兰县有5名壮族将军）；还有叶季壮等20多位部省级重要干部。他们不愧为红七、八军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回忆参加七大时，有的还情不自禁地回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对自己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