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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12日13时，2015年诺贝尔颁奖季的压轴奖项——经济学奖终于揭晓：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因其对“消费、贫穷和福利的分析”，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独享总额为800万瑞典克朗（约合619万元）的奖金。
“完全感到意外、十分开心。”迪顿在发布会上的简短电话采访中如是说。
虽然鲜有暴露在媒体聚光灯下，但擅长微观经济学分析的迪顿在学术界久负盛名。他于1980年出版的《经济学消费者行为》一书重印了20多次，至今仍是经济学院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研究消费理论的必备读物。
此次诺贝尔奖基金会肯定了迪顿在三方面所获的成就：1980年前后与合作者一起建立的估计对于不同产品的需求的经济模型;1990年前后独立完成的对于消费和收入之间联系的研究;长年借助家庭调查数据对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和贫困状况的测度。
接地气的经济学家
现在拥有英美双重国籍的安格斯·迪顿1945年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他曾就读于爱丁堡Fettes学院，并在剑桥大学取得了他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83年转到美国常春藤名校普林斯顿大学。
目前，这位70岁的学者是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国际事务教授和经济系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他还任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成员、计量经济学协会成员、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咨询委员会成员。
从衡量贫困到个体消费决定，从全球不平等到对外援助，迪顿的研究横跨了经济学的许多不同方面。作为一名微观经济学家，迪顿的主要著作包括《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了解消费》、《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经济方法》、《伟大的印度贫困辩论》、《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价迪顿，“重新将经济学带回现实世界”。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正是迪顿最为瞩目的研究成果。
20多年来，迪顿坚持以住户调查方式，获得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测量和贫困程度的一手数据。他倡导通过这些详细的数据，而不是国内生产总值和汇率等统计数据来衡量贫困和福利，并评估政策效果。他还测试出衡量贫穷国家的最优数据收集方式，解决不同国家之间由于物价以及消费产品品种、质量不同，而产生的统计口径差异问题。
从研究领域到治学方法，迪顿都堪称是一位非常“接地气”的经济学家。
这位在微观层面成功地衡量了贫困的学者指出，贫困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能力缺位。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里，迪顿指出，“放眼全球，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
在他的观点中，明确反对富国对贫国的直接援助，认为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即本地国家能力的发展，而穷国最需要建立起一个有效政府。
发展与不平等常常是矛盾的
2013年，迪顿名为《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一书出版，其中观点很有代表性并颇具争议。
在该书前言中，迪顿这样写道，“不平等经常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后果。不是所有人都会在同一时期富裕起来，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第一时间获得洁净的水、疫苗接种或预防心脏病的新药等救命之方。不平等反过来影响了社会发展。这种影响有时候是正面的，比如印度的孩子看到了教育的力量，他们会去上学接受教育。但要是既得利益者为了阻止后进者的追赶，抽掉了他们向上行进的梯子，那么这种影响就是负面的。”
迪顿认为，贫富不均的差距比收入差距更大。只要有一部分人的收入非常高，这些收入最终会积累成非常大的财富，造成富人世袭财富的现象。
时至今日，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复苏仍然是各国的首要命题，失业率、福利和不平等已然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和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在2014年，同样研究不平等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著《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获得了出人意料的畅销。
迪顿著作《逃离不平等》的中文版译者崔传刚认为，迪顿著作带来的启发是，除财富不平等外，也需要看到整体福利不平等可能导致的问题。在未来，中国也好，世界也好，解决不平等的问题也不单单是财富问题，甚至不是财富问题，而是综合的福利。
值得一提的是，迪顿在该书中对于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取得的经济成就赞叹不已，声称：“中印两国谱写了奇迹，两国高速增长是解决世界贫困的动力源。”
政策制定需要理解消费者行为
诺贝尔奖基金会解释说：“为了设计提高福利、减轻贫困的政策，我们首先必须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在这方面，安格斯·迪顿对这种理解所做的改进无人能及。他把个人选择和整体结果联系起来，他的研究促成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上的变革。”
起初迪顿在关注消费者行为时，便与米尔鲍尔（J.Muellbauer）提出了迪顿—米尔鲍尔消费需求系统。之后，他们共同发表了一篇题为《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的论文。2011年，该文入选1970年以来《美国经济评论》最顶级的20篇论文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江艇认为，迪顿是一个研究消费问题的大家。因为“消费问题很重要，人们在给定的收入和价格的约束条件下，会对商品有一定的需求。估计人们对商品的需求模式和需求曲线，是经济学的中心议题。只有估计出人们的行为，才能进行政策评价”。
迪顿的研究成果显示，不同的发展政策对不同的家庭和个人带来的福利可能很不一样，因此对于政策的评价需要检查微观经济的实证层面。
对于经济增长方式正在转型、消费和服务领域都需要快速且持续增长引擎的中国来说，这些因素亦是为政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诺奖其实是一个风向标，它更加重视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张连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迪顿的主要贡献就是在于用实验经济学解决现实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正处于经济转型或低收入的国家来说，收入不均衡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如果财富增长仅仅惠及少数人，这就没有任何意义，生活质量和发展指标也会停滞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