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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拉伯之春”席卷曾被认为“铁板一块”的中东大地，并绽放出一朵又一朵“看上去很美”的花朵之际，许多评论家指出，媒体的作用不可埋没。
事实的确如此，正是新老媒体的传播之功，外界才能在第一时间将现场即时消息传播到全球；也正是在媒体、网络和爆料人一波又一波的“信息轰炸”下，中东、北非各地的事件才此起彼伏，才能引发政坛、军界的分化，才能从一国一城之小事件，变成全球人眼中关乎民主、自由、平等、人道原则的大事件，才能从最初单纯的求生存、反暴力、反压迫，变成“民主运动”。
而如今，这场运动并未结束：叙利亚内战方酣，也门政治过渡进程并未完成，已“改天换地”的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却不同程度出现了令人担心的社会动荡。在沙特、卡塔尔、阿曼、巴林等中东君主制国家，“春天”要么匆匆来去，要么了无痕迹。
同样匆匆来去的还有曾经热血沸腾的国际传媒：利比亚的报道稀少了，也门和突尼斯几乎从报章绝迹，埃及和叙利亚倒还算头版、要闻常客，密度却已从两年前的“小时即播”，变成如今勉强的“日报”。“自媒体”在网络平台倒是依旧活躍，却已不复“革命”之初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号召力，围绕同一件事，不同的“自媒体”口径南辕北辙，甚至“纠众网斗”难分难解，成为常见的风景。
与之相应的，则是中东和中东以外的受众，对这些媒体、“自媒体”从深信不疑、热烈响应到将信将疑、莫衷一是——当然，对整个“阿拉伯之春”及其成果也同样如此。
如果说“阿拉伯之春”开启了中东的一片新世界，那么这片新世界对每个人而言都是陌生的。
【胜利者、失败者、参与者和旁观者的陌生】
对新世界感到陌生的，首先是那些“旧世界”的掌权者。
他们或他们的父辈、前任，长期以来一直采用同样的手段，管理、驾驭各自的国家和人民。他们的做法也和从前别无二致（甚至还稍微“文明”，如卡扎菲为萨利姆监狱屠杀平过反，儿子赛义夫搞了很多“改革”，穆巴拉克至少表面上搞了普选制，巴沙尔在事发前也以“改革派”面目示人，危机发生后至少在台面上也作出“对话”、“和解”姿态），然而，以往的“老套路”如今却不灵了。
这是因为时代变了，统治者面对的对手、威胁也变了。在网络时代，统治者无法屏蔽来自境外、传自网络，并结合卫星、手机和口耳相传等新旧形式传递、翻炒的海量信息，更无法隔绝各地、各派抗争者的串联呼应。在这种新形势下，抗争者从斗争方式、行为，到斗争目标，都与以往迥然不同，他们不再满足于小修小补，而在外界、传媒和“前一个成功者”的示范效应下，把“革命到底”当作终极目标，野蛮镇压固如火上浇油，妥协让步更只能鼓励对手乘胜追击。一句话，世界新了，统治者却仍然活在旧世界里，结局不言而喻。
国际社会同样对“新世界”感到陌生。
突尼斯事件爆发之初，法、美等国仍采用老套路对待，即回护政治、经济上亲附自己的专制者，对抗争信息淡化处理，结果“茉莉花革命”的结果让他们措手不及；“尼罗河革命”之初，欧美国家的态度同样谨慎、保守，显示出它们对中东新世界突如其来的陌生和不适（尽管一个新世界的出现，正是它们所期待甚至推动的）。当然，它们很快适应，并迅速调整政策，转而支持反对派，而以冷峻、严厉态度对待昔日的归附者（如卡扎菲、巴沙尔）乃至盟友（如穆巴拉克、萨利赫），并对“阿拉伯之春”的走向起到巨大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延，“阿拉伯之春”的“新世界”却透出越来越寒冷、叵测的“秋意”，各大国对继续更新的“新新世界”同样显得陌生：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的被杀，各国对“革命成功国家”中伊斯兰原教旨势力的相继执政，叙利亚内战中国际恐怖组织的发展壮大，以及“新世界”里中东地缘政治的微妙变化（如逊尼派保守势力的坐大，埃及新政府对以色列态度的改变，也门反恐形势的逆转等），逐渐由“不信谣不传谣”变成担忧、紧张。
对新世界感到陌生的，还有已获得“革命胜利”的革命者自己。
“革命”后过渡最平稳、是非最少的突尼斯，胜利者们在胜利两年后，仍在为走怎样的道路争执不已，示威、抗议仍是家常便饭。当初的“革命”中坚——自由派和街头派，对原教旨政党的后来居上耿耿于怀，对卡塔尔埃米尔在“革命胜利一周年”纪念仪式上的喧宾夺主愤愤不已。号称“革命最彻底”的利比亚，好不容易甩掉“过渡”帽子的新政府，面对的是军阀、部落割据，旧政权残余势力阴魂不散，极端武装趁机崛起的混乱局面。也门的“革命”只是换了个领导人，掌权的仍是阿赫马尔等大部落和军方那些头面人物，四分五裂、“基地”武装到处猖獗的局面未曾改善，曾在萨那街头流血的民主派、示威者，在欢呼革命后却仍然站在街头。情况最复杂的埃及，“解放广场运动”的中坚“广场派”依旧在广场，名噪一时的巴拉迪等民主派也依旧在呼吁“推翻政权”。2013年1月28日，随着塞得港因“足球骚乱案”宣判引发大规模流血冲突，埃及参院一纸议案，将埃及武装部队重新送上了大街，与仍然在街头示威的示威者再次对峙，一时间宛如昔日重来。
昔日并肩战斗的革命者如今分道扬镳，有的成为治国者，有的仍然是反对者。在前者看来，自己不是独裁者，而是选举上来的合法领导人，街上聚而不散的示威者，为何要反对自己亲手选出的领导人，为何不按设计好的那样，用选票而非拳头、石块和横幅表达他们的不满？在后者看来，“新世界”有了选票和新宪法，却也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原教旨气息，更隐约嗅到“新专制”的味道，如果说，在旧时代他们至少还可憧憬民主和选票有朝一日可改变一切，如今他们却发现，即便一人一票，在中东这块特殊的土地上，民主派也无法赢得民主的胜利。
这是胜利者的陌生，失败者的陌生，参与者和旁观者的陌生……
【媒体、自媒体与中东“新世界”】
必须承认，是网络世界和网络平台，是无数个知名不知名的“自媒体”，让全世界的媒体仿佛一夜间接近了中东、北非和它们的“革命”，接近了中东的“旧世界”和“新世界”。然而“自媒体”乃至网络平台和口耳相传的信息，很快就随着“新世界”迷雾的逐渐散开，暴露出许多问题。 首先，许多“自媒体”有意无意地对信息进行了筛选，夸大了有利于本方、不利于对方的消息，而剔除了相反的消息。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利比亚内战早期卡扎菲的杀戮行为被夸大，他的儿子哈米斯等并没有死；叙利亚境内许多针对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袭击系反政府组织所为，大马士革也并没有在两年前或一年前就“指日可下”；埃及穆斯林和科普特基督徒、原教旨派和世俗派间屡屡爆发冲突；也门萨那平民的流血牺牲，该负责的不仅有萨利赫，也有与之对立的部族武装……但“革命”之初“自媒体”所渲染的，却是“革命军”得道多助、势如破竹，不同教派、部族携手共进、亲密无间的和谐场景，而一切罪恶和失败则都归于统治者。
其次，一些“自媒体”有意无意地给“新世界”附加了不真实的理想色彩，淡化了本来很明显的负面形象。
如今我们知道，在整个“阿拉伯之春”中，原教旨尤其逊尼派原教旨组织、势力起到核心作用，传统的清真寺体系在串联、组织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教派、部落间根深蒂固的隔阂、矛盾和仇杀，是造成事变和流血的重要成因；如今我们知道，民主、自由和人权并非“阿拉伯之春”的全部甚至未必是主要诉求，“革命”最大的“金主”海合会也好，最大的受益者——各国原教旨政党也罢，本质上并非什么民主派……但所有这一切，“革命”之初固被竭力掩饰，到了今日也仍有许多“自媒体”王顾左右而言他。
正如许多观察家指出的，如果说网络时代、信息时代和“自媒体”时代，信息领域最大的福音，是信息量的无限增大和信息传播速度的无限提高，那么与之相伴的副作用，便是海量信息变得越发泥沙俱下、真伪难辨。
“自媒体”的声音和辐射力毕竟是有限的，在更多时候，它们需要借助传统媒体的穿透力和公信力，才能体现出自己的力量。这就要求传统媒体在面对中东“旧世界”和“新世界”时，保持足够的冷静、客观和专业性。
然而遗憾的是，在这方面，传统媒体同样表现出严重的不适应。以客观、专业为宗旨的国际传统媒体，在“自媒体”筛选过一遍的信息基础上，再按照自己的口味“次筛选”一遍，执着认定“一人一票”能解决“新旧交替”的种种棘手问题，对“部族教派斗争”、“原教旨兴起”、“排挤少数民族、部族和歧视妇女”、“新瓶装旧酒”等未必都对，但本应予以重视（至少正视）的不同声音刻意忽略甚至打压。这种不客观、不专业的行为，令人们对“新世界”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对“新世界”里新旧矛盾的发展和各种势力的消长产生严重误判。
必须承认和肯定的是，“新世界”的创造本身，是社会和时代的进步，也的确取得了许多值得肯定的成就，如今外界的迷茫、失望乃至恼火，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致。然而，尽管有许多“新元素”，但中东变革的根本原因，还是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部族、地方矛盾和冲突，是不同派别、势力的分化组合。这种变革每隔几十年都会发生，且往往都蒙上符合当时政治“时尚”的新色彩，如二战前后的“反殖”、上世纪60年代的“阿拉伯社会复兴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如今的“民主自由”，等等。而实际上，真正信奉这些新元素的“新人类”，在中东、北非这个“旧元素”根深蒂固的世界里，往往仍是单薄、小众、缺乏根基的。在新旧变革之初，他们常常扮演登高一呼的角色，站在风口浪尖，但当“旧世界”被打破，真正担负起建设“新世界”责任的，却往往是相对保守、根基深厚，打着“新旗帜”的旧势力、旧人物：也门“革命”后作为唯一候选人当上总统的，是萨利赫时代的副总统哈迪；埃及唱主角的，仍然是兄弟会和军官团这对叱咤风云大半个世纪的“老戏骨”；叙利亚冲突蔓延两年之久，原本深藏的教派之争如今已凸显无疑；甚至在世俗化最彻底的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基本在民众自发状态下展开，如今执政的保守派政党——突尼斯复兴党，其大多数首要人物甚至在本·阿里已逃亡海外后，才匆匆从境外流亡地赶回，但在深厚信众基础和海湾君主国强大外力支援下，却仍然可以挤掉那些真正的“革命功臣”，成为“新世界”的领导者。如果说，在“旧世界”里，外界还可用“普世价值”来责难这些原教旨主义，那么，在宪政、普选、一人一票的“新世界”，面对以绝对优势票选上台的哈马斯、兄弟会们，外界又能说些什么？
国际传媒之所以在中东新旧世界交替之际，出现前述种种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
最普遍的原因，是底蕴不足，相关背景知识缺乏，对中东地区的复杂性认识不够。中东各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各种矛盾、冲突背景深厚，且往往跨国、跨界，包含政治、军事、宗教、历史、地域、地缘政治、经济等复杂因素，这些因素盘根错节，纵横交错，即便长期跟踪，系统研究，也难免挂一漏万。
“阿拉伯之春”发生之际，正逢网络时代的发展和媒体格局的变化，如何应付、辨析和取舍汗牛充栋、源源涌来的海量网络信息，即便对于训练有素的专业军情人士也是不小的难题和挑战，何况自身也面临“新旧交替”的媒体和媒体人？
当然，一些媒体和媒体人自觉不自觉犯下和许多“自媒体”同样的错误，即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只报道“自定义的善与恶”，在“阿拉伯之春”之初只看到民主、自由、世俗的前景，一旦发现事与愿违，又一味悲观地大谈“阿拉伯之秋”，只看到社会乱象、原教旨的坐大和极端恐怖势力的借尸还魂，看不到社会、民众间普遍存在的积极因素，都是这种错误的产物。
【“新世界”需要不断摸索】
对下台的前统治者而言，新世界于他们已无太多瓜葛，他们中即便有人侥幸终老天年，也未必能冷静、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失败，为“新世界”留下一份“旧君主”的教训总结。
对于“旧世界”里并肩抗争、“新世界”中分道扬镳的中东各派政治势力，和对“新旧交替”茫然不知所措，对“新世界”尚远不适应甚至有些失望的中东各国民众而言，尽快摸索出“新世界”的“新活法”、新游戏规则，用新思维去建设，用新方式去抗争，是无比艰难却无法绕过的关卡和考验。
对于全球各国的观察家、媒体人和“自媒体人”，如何在网络和信息爆炸时代，时刻保持冷静、专业、客观的头脑和眼光，如何汲取“阿拉伯之春”观察、报道和分析过程中的得失，同样是需要不断摸索的一片崭新的天地。
如果说，新陈代谢是不可控、不可变的潮流和历史规律，那么唯一可控、可变的，只能是人们自己的态度、思想和作为。
原载于《同舟共進》2013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事实的确如此，正是新老媒体的传播之功，外界才能在第一时间将现场即时消息传播到全球；也正是在媒体、网络和爆料人一波又一波的“信息轰炸”下，中东、北非各地的事件才此起彼伏，才能引发政坛、军界的分化，才能从一国一城之小事件，变成全球人眼中关乎民主、自由、平等、人道原则的大事件，才能从最初单纯的求生存、反暴力、反压迫，变成“民主运动”。
而如今，这场运动并未结束：叙利亚内战方酣，也门政治过渡进程并未完成，已“改天换地”的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却不同程度出现了令人担心的社会动荡。在沙特、卡塔尔、阿曼、巴林等中东君主制国家，“春天”要么匆匆来去，要么了无痕迹。
同样匆匆来去的还有曾经热血沸腾的国际传媒：利比亚的报道稀少了，也门和突尼斯几乎从报章绝迹，埃及和叙利亚倒还算头版、要闻常客，密度却已从两年前的“小时即播”，变成如今勉强的“日报”。“自媒体”在网络平台倒是依旧活躍，却已不复“革命”之初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号召力，围绕同一件事，不同的“自媒体”口径南辕北辙，甚至“纠众网斗”难分难解，成为常见的风景。
与之相应的，则是中东和中东以外的受众，对这些媒体、“自媒体”从深信不疑、热烈响应到将信将疑、莫衷一是——当然，对整个“阿拉伯之春”及其成果也同样如此。
如果说“阿拉伯之春”开启了中东的一片新世界，那么这片新世界对每个人而言都是陌生的。
【胜利者、失败者、参与者和旁观者的陌生】
对新世界感到陌生的，首先是那些“旧世界”的掌权者。
他们或他们的父辈、前任，长期以来一直采用同样的手段，管理、驾驭各自的国家和人民。他们的做法也和从前别无二致（甚至还稍微“文明”，如卡扎菲为萨利姆监狱屠杀平过反，儿子赛义夫搞了很多“改革”，穆巴拉克至少表面上搞了普选制，巴沙尔在事发前也以“改革派”面目示人，危机发生后至少在台面上也作出“对话”、“和解”姿态），然而，以往的“老套路”如今却不灵了。
这是因为时代变了，统治者面对的对手、威胁也变了。在网络时代，统治者无法屏蔽来自境外、传自网络，并结合卫星、手机和口耳相传等新旧形式传递、翻炒的海量信息，更无法隔绝各地、各派抗争者的串联呼应。在这种新形势下，抗争者从斗争方式、行为，到斗争目标，都与以往迥然不同，他们不再满足于小修小补，而在外界、传媒和“前一个成功者”的示范效应下，把“革命到底”当作终极目标，野蛮镇压固如火上浇油，妥协让步更只能鼓励对手乘胜追击。一句话，世界新了，统治者却仍然活在旧世界里，结局不言而喻。
国际社会同样对“新世界”感到陌生。
突尼斯事件爆发之初，法、美等国仍采用老套路对待，即回护政治、经济上亲附自己的专制者，对抗争信息淡化处理，结果“茉莉花革命”的结果让他们措手不及；“尼罗河革命”之初，欧美国家的态度同样谨慎、保守，显示出它们对中东新世界突如其来的陌生和不适（尽管一个新世界的出现，正是它们所期待甚至推动的）。当然，它们很快适应，并迅速调整政策，转而支持反对派，而以冷峻、严厉态度对待昔日的归附者（如卡扎菲、巴沙尔）乃至盟友（如穆巴拉克、萨利赫），并对“阿拉伯之春”的走向起到巨大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延，“阿拉伯之春”的“新世界”却透出越来越寒冷、叵测的“秋意”，各大国对继续更新的“新新世界”同样显得陌生：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的被杀，各国对“革命成功国家”中伊斯兰原教旨势力的相继执政，叙利亚内战中国际恐怖组织的发展壮大，以及“新世界”里中东地缘政治的微妙变化（如逊尼派保守势力的坐大，埃及新政府对以色列态度的改变，也门反恐形势的逆转等），逐渐由“不信谣不传谣”变成担忧、紧张。
对新世界感到陌生的，还有已获得“革命胜利”的革命者自己。
“革命”后过渡最平稳、是非最少的突尼斯，胜利者们在胜利两年后，仍在为走怎样的道路争执不已，示威、抗议仍是家常便饭。当初的“革命”中坚——自由派和街头派，对原教旨政党的后来居上耿耿于怀，对卡塔尔埃米尔在“革命胜利一周年”纪念仪式上的喧宾夺主愤愤不已。号称“革命最彻底”的利比亚，好不容易甩掉“过渡”帽子的新政府，面对的是军阀、部落割据，旧政权残余势力阴魂不散，极端武装趁机崛起的混乱局面。也门的“革命”只是换了个领导人，掌权的仍是阿赫马尔等大部落和军方那些头面人物，四分五裂、“基地”武装到处猖獗的局面未曾改善，曾在萨那街头流血的民主派、示威者，在欢呼革命后却仍然站在街头。情况最复杂的埃及，“解放广场运动”的中坚“广场派”依旧在广场，名噪一时的巴拉迪等民主派也依旧在呼吁“推翻政权”。2013年1月28日，随着塞得港因“足球骚乱案”宣判引发大规模流血冲突，埃及参院一纸议案，将埃及武装部队重新送上了大街，与仍然在街头示威的示威者再次对峙，一时间宛如昔日重来。
昔日并肩战斗的革命者如今分道扬镳，有的成为治国者，有的仍然是反对者。在前者看来，自己不是独裁者，而是选举上来的合法领导人，街上聚而不散的示威者，为何要反对自己亲手选出的领导人，为何不按设计好的那样，用选票而非拳头、石块和横幅表达他们的不满？在后者看来，“新世界”有了选票和新宪法，却也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原教旨气息，更隐约嗅到“新专制”的味道，如果说，在旧时代他们至少还可憧憬民主和选票有朝一日可改变一切，如今他们却发现，即便一人一票，在中东这块特殊的土地上，民主派也无法赢得民主的胜利。
这是胜利者的陌生，失败者的陌生，参与者和旁观者的陌生……
【媒体、自媒体与中东“新世界”】
必须承认，是网络世界和网络平台，是无数个知名不知名的“自媒体”，让全世界的媒体仿佛一夜间接近了中东、北非和它们的“革命”，接近了中东的“旧世界”和“新世界”。然而“自媒体”乃至网络平台和口耳相传的信息，很快就随着“新世界”迷雾的逐渐散开，暴露出许多问题。 首先，许多“自媒体”有意无意地对信息进行了筛选，夸大了有利于本方、不利于对方的消息，而剔除了相反的消息。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利比亚内战早期卡扎菲的杀戮行为被夸大，他的儿子哈米斯等并没有死；叙利亚境内许多针对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袭击系反政府组织所为，大马士革也并没有在两年前或一年前就“指日可下”；埃及穆斯林和科普特基督徒、原教旨派和世俗派间屡屡爆发冲突；也门萨那平民的流血牺牲，该负责的不仅有萨利赫，也有与之对立的部族武装……但“革命”之初“自媒体”所渲染的，却是“革命军”得道多助、势如破竹，不同教派、部族携手共进、亲密无间的和谐场景，而一切罪恶和失败则都归于统治者。
其次，一些“自媒体”有意无意地给“新世界”附加了不真实的理想色彩，淡化了本来很明显的负面形象。
如今我们知道，在整个“阿拉伯之春”中，原教旨尤其逊尼派原教旨组织、势力起到核心作用，传统的清真寺体系在串联、组织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教派、部落间根深蒂固的隔阂、矛盾和仇杀，是造成事变和流血的重要成因；如今我们知道，民主、自由和人权并非“阿拉伯之春”的全部甚至未必是主要诉求，“革命”最大的“金主”海合会也好，最大的受益者——各国原教旨政党也罢，本质上并非什么民主派……但所有这一切，“革命”之初固被竭力掩饰，到了今日也仍有许多“自媒体”王顾左右而言他。
正如许多观察家指出的，如果说网络时代、信息时代和“自媒体”时代，信息领域最大的福音，是信息量的无限增大和信息传播速度的无限提高，那么与之相伴的副作用，便是海量信息变得越发泥沙俱下、真伪难辨。
“自媒体”的声音和辐射力毕竟是有限的，在更多时候，它们需要借助传统媒体的穿透力和公信力，才能体现出自己的力量。这就要求传统媒体在面对中东“旧世界”和“新世界”时，保持足够的冷静、客观和专业性。
然而遗憾的是，在这方面，传统媒体同样表现出严重的不适应。以客观、专业为宗旨的国际传统媒体，在“自媒体”筛选过一遍的信息基础上，再按照自己的口味“次筛选”一遍，执着认定“一人一票”能解决“新旧交替”的种种棘手问题，对“部族教派斗争”、“原教旨兴起”、“排挤少数民族、部族和歧视妇女”、“新瓶装旧酒”等未必都对，但本应予以重视（至少正视）的不同声音刻意忽略甚至打压。这种不客观、不专业的行为，令人们对“新世界”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对“新世界”里新旧矛盾的发展和各种势力的消长产生严重误判。
必须承认和肯定的是，“新世界”的创造本身，是社会和时代的进步，也的确取得了许多值得肯定的成就，如今外界的迷茫、失望乃至恼火，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致。然而，尽管有许多“新元素”，但中东变革的根本原因，还是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部族、地方矛盾和冲突，是不同派别、势力的分化组合。这种变革每隔几十年都会发生，且往往都蒙上符合当时政治“时尚”的新色彩，如二战前后的“反殖”、上世纪60年代的“阿拉伯社会复兴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如今的“民主自由”，等等。而实际上，真正信奉这些新元素的“新人类”，在中东、北非这个“旧元素”根深蒂固的世界里，往往仍是单薄、小众、缺乏根基的。在新旧变革之初，他们常常扮演登高一呼的角色，站在风口浪尖，但当“旧世界”被打破，真正担负起建设“新世界”责任的，却往往是相对保守、根基深厚，打着“新旗帜”的旧势力、旧人物：也门“革命”后作为唯一候选人当上总统的，是萨利赫时代的副总统哈迪；埃及唱主角的，仍然是兄弟会和军官团这对叱咤风云大半个世纪的“老戏骨”；叙利亚冲突蔓延两年之久，原本深藏的教派之争如今已凸显无疑；甚至在世俗化最彻底的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基本在民众自发状态下展开，如今执政的保守派政党——突尼斯复兴党，其大多数首要人物甚至在本·阿里已逃亡海外后，才匆匆从境外流亡地赶回，但在深厚信众基础和海湾君主国强大外力支援下，却仍然可以挤掉那些真正的“革命功臣”，成为“新世界”的领导者。如果说，在“旧世界”里，外界还可用“普世价值”来责难这些原教旨主义，那么，在宪政、普选、一人一票的“新世界”，面对以绝对优势票选上台的哈马斯、兄弟会们，外界又能说些什么？
国际传媒之所以在中东新旧世界交替之际，出现前述种种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
最普遍的原因，是底蕴不足，相关背景知识缺乏，对中东地区的复杂性认识不够。中东各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各种矛盾、冲突背景深厚，且往往跨国、跨界，包含政治、军事、宗教、历史、地域、地缘政治、经济等复杂因素，这些因素盘根错节，纵横交错，即便长期跟踪，系统研究，也难免挂一漏万。
“阿拉伯之春”发生之际，正逢网络时代的发展和媒体格局的变化，如何应付、辨析和取舍汗牛充栋、源源涌来的海量网络信息，即便对于训练有素的专业军情人士也是不小的难题和挑战，何况自身也面临“新旧交替”的媒体和媒体人？
当然，一些媒体和媒体人自觉不自觉犯下和许多“自媒体”同样的错误，即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只报道“自定义的善与恶”，在“阿拉伯之春”之初只看到民主、自由、世俗的前景，一旦发现事与愿违，又一味悲观地大谈“阿拉伯之秋”，只看到社会乱象、原教旨的坐大和极端恐怖势力的借尸还魂，看不到社会、民众间普遍存在的积极因素，都是这种错误的产物。
【“新世界”需要不断摸索】
对下台的前统治者而言，新世界于他们已无太多瓜葛，他们中即便有人侥幸终老天年，也未必能冷静、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失败，为“新世界”留下一份“旧君主”的教训总结。
对于“旧世界”里并肩抗争、“新世界”中分道扬镳的中东各派政治势力，和对“新旧交替”茫然不知所措，对“新世界”尚远不适应甚至有些失望的中东各国民众而言，尽快摸索出“新世界”的“新活法”、新游戏规则，用新思维去建设，用新方式去抗争，是无比艰难却无法绕过的关卡和考验。
对于全球各国的观察家、媒体人和“自媒体人”，如何在网络和信息爆炸时代，时刻保持冷静、专业、客观的头脑和眼光，如何汲取“阿拉伯之春”观察、报道和分析过程中的得失，同样是需要不断摸索的一片崭新的天地。
如果说，新陈代谢是不可控、不可变的潮流和历史规律，那么唯一可控、可变的，只能是人们自己的态度、思想和作为。
原载于《同舟共進》2013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