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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人物；
伟大的人物以自己的果敢和睿智加速历史进程。
１９６４年中法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一个重要事件，是很多因素促成的。其中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即两个特殊历史人物的特殊作用：毛泽东与戴高乐。
戴高乐逝世后，毛泽东在发给戴高乐夫人的唁电中称戴高乐为“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
毛泽东对戴高乐的这个评价绝非偶然。这是毛泽东几十年献身中华民族、献身中国革命的思想反映，是他透过历史和现实作出的正确结论，是他绕过分歧，在自己和戴高乐之间寻找到的最大、最重要的共同点。正是这些共同点，构成了毛泽东和戴高乐个人在中法关系中的决策作用和推动作用。
毛泽东和戴高乐，一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位是资产阶级政治家。他们有着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胸怀。但是，他们首先都是各自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分别是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两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伟大民族的英雄。
毛泽东的毕生理想是中华民族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戴高乐的毕生理想是法国要站在世界最前列。这两个历史伟人不仅在志向和理想上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且在为实现各自的崇高理想进行的斗争实践中，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１９４０年６月，戴高乐在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压境之际，大声疾呼，到处奔走，反对失败主义、投降主义。这时在中国，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第三个年头，进入最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抗战，反对一切失败情绪和妥协投降方针。
毛泽东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之际，领导中国共产党人毅然以民族大义和国家为重，响亮地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并将有限的兵力投向抗日前线。戴高乐在国土沦丧、民族蒙难之时，孑然一身奔赴伦敦，举起了抗击法西斯的“自由法国”大旗。
戴高乐在抵抗法西斯、解放祖国的斗争中，坚持独立自主，要以法国人自己的力量亲手打开通向解放祖国的大门。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惧压力，完成了解放国土和民族统一的大业。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将夺取抗战最后胜利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国际援助看成最后胜利的一个必须条件，但坚决反对将前途寄托在国际援助上面。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和１９５８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历史条件又将这两个国家、两个历史人物在更多的问题上沟通起来。由于中国和法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它们的作用不相称，由于两个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侵犯他国利益，由于中国和法國都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由于毛泽东和戴高乐这两个领导人都坚持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和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对许多重大问题有着一致或者相近的看法。
戴高乐从１９５８年起，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同美国闹独立。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不顾美国封锁的压力，带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进行了反对苏联“老子党”、“指挥棒”的斗争。当戴高乐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机构中撤出飞机、调回军舰，将美国的战略武器赶出法国领土时，毛泽东拒绝了赫鲁晓夫在中国设长波电台、两国共组舰队的建议。
当法国不顾美国的利诱和技术封锁，坚持发展独立核力量的时候，中国也在苏联毁约、撤走专家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决心自力更生，发展“两弹一星”。毛泽东和戴高乐，这两个不服压、不怕硬的历史伟人，终于使他们的国家成为核大国。
反法西斯战争和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共同经历，通过毛泽东和戴高乐，使中国人民和法国人民的距离拉近了。
伟大的人物以自己的果敢和睿智加速历史进程。
１９６４年中法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一个重要事件，是很多因素促成的。其中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即两个特殊历史人物的特殊作用：毛泽东与戴高乐。
戴高乐逝世后，毛泽东在发给戴高乐夫人的唁电中称戴高乐为“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
毛泽东对戴高乐的这个评价绝非偶然。这是毛泽东几十年献身中华民族、献身中国革命的思想反映，是他透过历史和现实作出的正确结论，是他绕过分歧，在自己和戴高乐之间寻找到的最大、最重要的共同点。正是这些共同点，构成了毛泽东和戴高乐个人在中法关系中的决策作用和推动作用。
毛泽东和戴高乐，一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位是资产阶级政治家。他们有着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胸怀。但是，他们首先都是各自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分别是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两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伟大民族的英雄。
毛泽东的毕生理想是中华民族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戴高乐的毕生理想是法国要站在世界最前列。这两个历史伟人不仅在志向和理想上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且在为实现各自的崇高理想进行的斗争实践中，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１９４０年６月，戴高乐在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压境之际，大声疾呼，到处奔走，反对失败主义、投降主义。这时在中国，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第三个年头，进入最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抗战，反对一切失败情绪和妥协投降方针。
毛泽东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之际，领导中国共产党人毅然以民族大义和国家为重，响亮地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并将有限的兵力投向抗日前线。戴高乐在国土沦丧、民族蒙难之时，孑然一身奔赴伦敦，举起了抗击法西斯的“自由法国”大旗。
戴高乐在抵抗法西斯、解放祖国的斗争中，坚持独立自主，要以法国人自己的力量亲手打开通向解放祖国的大门。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惧压力，完成了解放国土和民族统一的大业。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将夺取抗战最后胜利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国际援助看成最后胜利的一个必须条件，但坚决反对将前途寄托在国际援助上面。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和１９５８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历史条件又将这两个国家、两个历史人物在更多的问题上沟通起来。由于中国和法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它们的作用不相称，由于两个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侵犯他国利益，由于中国和法國都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由于毛泽东和戴高乐这两个领导人都坚持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和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对许多重大问题有着一致或者相近的看法。
戴高乐从１９５８年起，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同美国闹独立。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不顾美国封锁的压力，带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进行了反对苏联“老子党”、“指挥棒”的斗争。当戴高乐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机构中撤出飞机、调回军舰，将美国的战略武器赶出法国领土时，毛泽东拒绝了赫鲁晓夫在中国设长波电台、两国共组舰队的建议。
当法国不顾美国的利诱和技术封锁，坚持发展独立核力量的时候，中国也在苏联毁约、撤走专家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决心自力更生，发展“两弹一星”。毛泽东和戴高乐，这两个不服压、不怕硬的历史伟人，终于使他们的国家成为核大国。
反法西斯战争和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共同经历，通过毛泽东和戴高乐，使中国人民和法国人民的距离拉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