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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美两国现任元首就职以来，两国元首交替性每年开展互访。前年，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当年即对美国进行非正式访问；去年，在参加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后，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访问我国。
今年，结合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习近平主席于9月22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已进入双方关系议程，高层年度互访也有力地促进了中美双边关系全方位的发展。
何为共识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综合实力显著上升，中美实力差距虽然仍较为显著，但正日益缩小。
“相对而言，经过十年反恐战争、经历一场影响深远的经济危机、面临日益分散化的国际议题和诸多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美国一国独霸的地位似乎开始动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战略室主任樊吉社认为，当美国发现日渐强大的中国有潜力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成为美国的潜在竞争者，并有能力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时，美国对中国、对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的顾虑、忧虑乃至焦虑可能显著上升。
“中美之间的共识是什么？我认为，底线就是不要对抗、不要冲突，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不要重蹈历史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有一战的历史悲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沟通，妥善处理两国分歧、控制矛盾，并通过多方渠道努力寻找合作机会，这是中美双方应该达成的共识。
从双边合作到多边合作，再到全球合作，金灿荣表示，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坚守不冲突的底线，中美两国寻找共识，需要一步一步拓展并加深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
“虽然中美之间战略分歧在加大，但战争不可为、冲突须有限度、中美合作面在扩大、合作积累效应巨大也是中美间的共识。”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认为，中美应冷静应对两国间存在的问题，不应一出现矛盾就夸大拔高两国间的战略分歧，上纲上线从而轻易否定两国间几十年来积累的合作成果，“这不是发展了30多年的中美关系的成熟做法。”
王帆表示，合作主流的意识不应轻易改变，不应再次退回“能否合作”的争论，而应进一步探索如何合作。
成功的尝试
中美于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自1989年夏季后，美国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制裁”，中断了两国的高层往来。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中国经济形势越来越好。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企业家纷纷看好中国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务实主义的对华政策思想逐步在克林顿政府中产生影响，其开始调整对华政策。
1993年1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邀请出席在西雅图举行的APEC领导人首次非正式会议。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会面，中美关系僵局因这次会晤而被打破。
“在国内政治条件不允许的时候，双边会谈或许存在困难，这时候可以通过国际组织举行的多边会谈来恢复双边关系。”金灿荣表示，这一次会晤堪称中美寻找共识的历史佳话。
2013年，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这是中美两国完成领导层更替之后的首次元首会晤，因此格外引人瞩目。正如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所言，这次中美元首峰会在许多方面都前所未有，是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特殊会晤。
“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美洲及加勒比海三国后顺道前往加州，而奥巴马总统也从华盛顿飞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室主任袁征表示，这种安排避开了华盛顿的喧嚣，减少了美国国内政治的过度干扰，让两位领导人集中精力近距离接触、交流和对话。
“坦诚的磋商与沟通，有助于消除相互的猜忌，了解对方的立场与看法，从而减少和避免误判。可以说，此次会晤对中美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有效管控分歧具有重要意义，进而推动中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袁征如此表示。
提升沟通质量
“中美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如今已经不需要借助多边会谈的方式。”金灿荣对本刊记者表示，由于两国已经具备“寻求共识”的共识，如今双方的沟通渠道数量多、顺畅度好。
目前，中美之间的双边对话已经形成元首级、副总理级、正部级、副部级、司局级、副司局级以及半官方、民间等多个层次互动的形态。
比如，副总理级的平台有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曾多次参加上述活动；正部长级的平台包括两国国防部长之间的中美军事热线、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等；副部长级的平台有中美副外长级政治磋商、中美交通论坛等。
“中美双方建立的对话沟通机制不下90个，这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机制保障。”金灿荣认为，沟通渠道从少到多、从点到面式的扩展，为中美两国寻求共识提供了条件，“但光有沟通渠道还不行，中美双方通过这些渠道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质量还要进一步提升。”
王帆也对此表示赞同，“中美之间交流渠道丰富而畅通。但从以往不同层面的对话交流情况来看，还存在各自表达很充分，而彼此理解对方不够的情况。”王帆认为，中美双方的交流方式、时机和内容仍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比如，有学者认为，中美领导人应更加明确无误地讨论彼此间未来关系的性质以及各自在亚洲的角色。”
今年，结合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习近平主席于9月22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已进入双方关系议程，高层年度互访也有力地促进了中美双边关系全方位的发展。
何为共识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综合实力显著上升，中美实力差距虽然仍较为显著，但正日益缩小。
“相对而言，经过十年反恐战争、经历一场影响深远的经济危机、面临日益分散化的国际议题和诸多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美国一国独霸的地位似乎开始动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战略室主任樊吉社认为，当美国发现日渐强大的中国有潜力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成为美国的潜在竞争者，并有能力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时，美国对中国、对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的顾虑、忧虑乃至焦虑可能显著上升。
“中美之间的共识是什么？我认为，底线就是不要对抗、不要冲突，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不要重蹈历史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有一战的历史悲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沟通，妥善处理两国分歧、控制矛盾，并通过多方渠道努力寻找合作机会，这是中美双方应该达成的共识。
从双边合作到多边合作，再到全球合作，金灿荣表示，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坚守不冲突的底线，中美两国寻找共识，需要一步一步拓展并加深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
“虽然中美之间战略分歧在加大，但战争不可为、冲突须有限度、中美合作面在扩大、合作积累效应巨大也是中美间的共识。”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认为，中美应冷静应对两国间存在的问题，不应一出现矛盾就夸大拔高两国间的战略分歧，上纲上线从而轻易否定两国间几十年来积累的合作成果，“这不是发展了30多年的中美关系的成熟做法。”
王帆表示，合作主流的意识不应轻易改变，不应再次退回“能否合作”的争论，而应进一步探索如何合作。
成功的尝试
中美于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自1989年夏季后，美国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制裁”，中断了两国的高层往来。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中国经济形势越来越好。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企业家纷纷看好中国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务实主义的对华政策思想逐步在克林顿政府中产生影响，其开始调整对华政策。
1993年1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邀请出席在西雅图举行的APEC领导人首次非正式会议。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会面，中美关系僵局因这次会晤而被打破。
“在国内政治条件不允许的时候，双边会谈或许存在困难，这时候可以通过国际组织举行的多边会谈来恢复双边关系。”金灿荣表示，这一次会晤堪称中美寻找共识的历史佳话。
2013年，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这是中美两国完成领导层更替之后的首次元首会晤，因此格外引人瞩目。正如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所言，这次中美元首峰会在许多方面都前所未有，是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特殊会晤。
“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美洲及加勒比海三国后顺道前往加州，而奥巴马总统也从华盛顿飞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室主任袁征表示，这种安排避开了华盛顿的喧嚣，减少了美国国内政治的过度干扰，让两位领导人集中精力近距离接触、交流和对话。
“坦诚的磋商与沟通，有助于消除相互的猜忌，了解对方的立场与看法，从而减少和避免误判。可以说，此次会晤对中美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有效管控分歧具有重要意义，进而推动中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袁征如此表示。
提升沟通质量
“中美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如今已经不需要借助多边会谈的方式。”金灿荣对本刊记者表示，由于两国已经具备“寻求共识”的共识，如今双方的沟通渠道数量多、顺畅度好。
目前，中美之间的双边对话已经形成元首级、副总理级、正部级、副部级、司局级、副司局级以及半官方、民间等多个层次互动的形态。
比如，副总理级的平台有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曾多次参加上述活动；正部长级的平台包括两国国防部长之间的中美军事热线、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等；副部长级的平台有中美副外长级政治磋商、中美交通论坛等。
“中美双方建立的对话沟通机制不下90个，这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机制保障。”金灿荣认为，沟通渠道从少到多、从点到面式的扩展，为中美两国寻求共识提供了条件，“但光有沟通渠道还不行，中美双方通过这些渠道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质量还要进一步提升。”
王帆也对此表示赞同，“中美之间交流渠道丰富而畅通。但从以往不同层面的对话交流情况来看，还存在各自表达很充分，而彼此理解对方不够的情况。”王帆认为，中美双方的交流方式、时机和内容仍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比如，有学者认为，中美领导人应更加明确无误地讨论彼此间未来关系的性质以及各自在亚洲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