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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逐第10个国家中心城市的队伍再扩容。
近日，昆明申请加入国家中心城市的话题，引发业内人士的关注。
其实，在今年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云南省政协副主席高峰就建议，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等有关部门要积极推动，在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中，把昆明纳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规划，以中心城市建设促进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
至此，包括昆明在内，共有南京、沈阳、大连、青岛、济南、哈尔滨、厦门、深圳、杭州、福州、合肥、长沙、南昌、乌鲁木齐等至少15个城市，在全力角逐入围国家中心城市。
国家中心城市，既有“面子”又有“里子”，“含金量”成色十足，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大城市千方百计积极申报加入。
当“群雄逐鹿”国家中心城市，学界关于接下来是否还需要再继续扩容展开激辩，赞成者和反对者皆有之。
10年间共批复9个国家中心城市
国家中心城市的正式提出，最早是在2005年。当时，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受建设部（现住建部）委托，在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10年）》过程中，首次使用了这个概念。
2010年，住建部发布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10—2020年）》，首次明确提出五大国家中心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的规划和定位。此后，国家中心城市共经历了3次扩容。
国家中心城市队伍第一次扩容，是在2016年4月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联合发布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成都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成都成为西部内陆地区城市开发的高地。
第二次扩容是在2016年12月份，经国务院正式批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规划支持武汉、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数量增至8个。
第三次扩容，也是距离当下最近的一次调整，是在2018年2月国务院批复发布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建设西安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西安也由此成为全国第9个国家中心城市。
大概算下来，第二次扩容距离第一次是8个月，第三次扩容距离第二次是一年零两个月;在第三次扩容之后，距今已近两年半时间。接下来是否还会产生新的国家中心城市？具体数量是多少？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除了少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鼓与呼，相关部门负责人并未就此表态，这也让国家中心城市是否会继续推出以及究竟会花落谁家，充满了变数。
多个候选城市人口近千万，“大城市病”如何解？
学界的分歧，主要源自超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将导致的大城市病和城市治理难题。
目前，我国已有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9个国家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的城市常住人口已超过1000万，其他城市的常住人口都已超过500万。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梳理发现，北京2019年年末市域常住人口2153.6万人，在疏解非首都功能大背景下，人口比上年末减少0.6万人。除了北京，其他8个国家中心城市的人口都呈增长态势。
以2019年年末市域常住人口计算，上海人口总数为2428.14万人，较上年增加4.36万人;成都人口1658.1万人，增加25.1萬人;天津人口1561.8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23万人;武汉人口1121.2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3.1万人;郑州人口1035.2万人，比上年增加21.6万人;西安人口1020.3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9.98万人。上述市域常住人口是包括农村人口在内的行政辖区内的常住人口。
重庆最为突出，2019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3124.32万人，比上年增加22.53万人。这已经是重庆连续多年保持常住人口20万以上的年增长。
根据我国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常住人口500万人以上的城市为特大城市，9个国家中心城市无疑都在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之列。
不仅9个国家中心城市，《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梳理发现，那些正在参与角逐的候选城市，有的人口已经突破千万。比如，杭州市2019年末全市常住人口达到1036.0万人，比上年增加55.4万人;青岛市949.9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万人;南京85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6.38万人;沈阳832.2万人，比上年增加0.6万人……
可以想象，当一个城市获批成为国家中心城市，人口大规模聚集或就在眼前。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肖金成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表示，“人口超过1000万，我们称之为超大城市，国外叫巨型城市。一般而言，城市规模越来越大是一种必然趋势，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客观规律，这是因为大城市具有集聚经济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因此，周边甚至更远地方的经济要素会向这里聚集，形成‘虹吸效应’。随着人口快速聚集，出现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是必然的，将对城市管理带来严峻挑战。”
国家中心城市更易患“大城市病”？
北京作为首都，也是首批5个国家中心城市之一，吸引无数年轻人聚集于此工作、生活乃至扎根落户。但是，随着人口不断聚集，“大城市病”也随之而来。
为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应运而生。此后，北京市把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作为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着力解决“大城市病”。随着北京非首都功能不断迁出，产业得到疏解，“大城市病”得以逐步缓解，城市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2019年，北京人口比2018年末减少0.6万人，实现了减量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肖金成认为，角逐国家中心城市其实没有必要。“随着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城市的负面效应会逐渐显现出来，如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生活成本提高等，人们将其谓之‘大城市病’或‘人口膨胀病’。城市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如何抑制城市规模的扩大却鲜有有效的办法。因此，还角逐国家中心城市已经不合时宜，而且，国家中心城市其实也就是一块金色招牌而已。”
业内对于上述观点也有不同看法，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孙久文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表示，“国家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病，这是两个问题。即便不是国家中心城市，也照样有大城市病。不能把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就认定为扩大城市规模。应该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做强城市，增强辐射能力。”
国家中心城市是否需要再扩容
事实上，一个城市一旦被确认为国家中心城市，就意味着从国家层面有可能会对该城市在一些功能性项目和基础设施配置上有所倾斜，在一些重大改革创新举措上，可能会优先考虑，将对城市的长远发展形成实质性利好。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至少有昆明、南京、沈阳、大连、青岛、济南、哈尔滨、厦门、深圳、杭州、福州、合肥、长沙、南昌、乌鲁木齐等15个城市加入国家中心城市的竞争。
“国家中心城市能进一步突出中心城市的带动引领作用，也更符合城市化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应该继续适量增加。目前东北地区还没有一个国家中心城市，这不符合国家东北振兴战略的要求;新疆占全国六分之一的陆地面积，也需要设立一个国家中心城市乌鲁木齐来带动。我认为到目前，国家中心城市的基础布局还有完善空间。”孙久文说。
目前，东北地区角逐国家中心城市比较有竞争力的城市有沈阳、哈尔滨和大连，相比之下，孙久文更倾向于沈阳。
“历史上沈阳作为东北的工业重镇，经济一度排在全国前五，只是在后来逐渐滑落。但是，国家中心城市并不是纯经济的考量，作为城镇体系规划设置的最高层级，还要考虑其所在的区位以及周边地区的发展状况，以便于发挥金融、管理、文化和交通等方面的辐射带动作用。”孙久文说。
在肖金成看来，现在不应该再强调发展国家中心城市，而应该强调都市圈、城市群和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就是要避免一个省由一个城市来主导的局面，‘一市独大’带来的是城市體系的断裂，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难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