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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人说19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答：1980年代不仅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现代诗的黄金时代。中国现代诗（也称“新诗潮”）最好的作品基本都出现在1980年代后期，并且是呈井喷状；现代诗的重要诗人和理论家、评论家有不少就是当年的大学生诗人。推究其原因，应该是“文革”结束中国出现文艺复兴的那个时刻，高等院校里的大学生诗歌作者和诗人能得风气之先，并且他们文学的、思想的素养一般要高于社会上写诗的青年。
文学与思想的素养如何很重要。虽然“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但完全靠青春期的激情和天赋的那点灵气也就是所谓的才气，昙花一现有可能，持续下去并且是写得越来越好的持续，则不可能。深厚的文学修养与思想修养，才能提供保证，包括对才气的持续提供保证。文学修养思想修养与才气的关系是个值得研究一下的课题。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19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
答：有必要先说一下“大学生诗歌”起始年份。苏历铭说过，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由1981年至1985年在校的学院诗人集体完成的。如果非要界定的话，我个人以为大学生诗歌运动起始年份应该是1 9 81年”。起始于1981年这个说法大致是准确的，因为在1981年大学生诗歌才开始有了声势，也就是有了引起社会注意的成绩。但酝酿期应该早一些，是从1979年就开始了——入校只相差半年的77级、78级大学生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写作和互相传看诗歌。其中部分作品在公开出版的文学杂志上的发表，最迟不迟于1980年。所以，如果不以初具规模地公开发表诗歌为标准，而包括开始写作的“酝酿期”，似乎应该说大学生诗歌起始于1979年。
作为一个特指概念，大学生诗歌止于1985年（即苏历铭所说的“1985年在校的学院诗人集体完成”）是对的。如果不作为一个特指概念，而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那么，大学生诗歌有开始时间，但基本不会有完成即终结的时间。
我在1980年底写了一首新诗（那之前写散文），发表在
次年5月号的《萌芽》上。暑假时又写了几首，投到《飞天》《安徽文学》等几家杂志，又都发表了，这才开始持续地写诗，陆续寄给了《青春》《山花》《百花洲》《诗刊》等杂志，都是一投即中——被发表了。其中，《诗刊》编辑宗鄂先生、编辑部主任王燕生先生、主持工作的副主编邵燕祥先生先后给我写信，依次通知留用、决定采用、参加《诗刊》第二届青春诗会（作品就是我投稿去的那几首）。但我因为临近毕业，忧心毕业分配去向，未能赴会，邵燕祥先生同意我以作品参加第二届青春诗会。
对于刚刚写新诗，并且只写了二十多首诗的我，1982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一组诗参加了“第二届青春诗会”并且在《诗刊》10月号“第二届青春诗会”专辑中发表；《苦难》等诗获得《飞天》大学生诗苑奖。——那时文学奖很少，省级文学杂志的奖很有影响的。记得同时获奖的有叶延滨等人。
问：当年，您创作的那首《苦难》曾经很受读者喜欢，能否谈谈这首诗的创作、发表过程？
答：《苦难》写于1982年3月11日。我出生于一个渔民家庭。因为祖父是富农分子，读了四年小学后被勒令退学，回家做渔民。到1978年参加高考，10月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渔民和农民一样处于社会最底层，而且渔业劳动强度超过农业，加上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那个年代，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我，比“最底层”还要低一些，所以，说身心都经历并且体验了苦难应该不是夸张。
写《苦难》这首诗时，是不是想起了自己童年、少年到青年时的这些经历？没有。至少是没有清晰地或者有意识地想起——这从《苦难》这首诗可以看出，写的是人的苦难，不是哪一个人的。但可以肯定，我身心经历过并体验过的苦难是潜在地发挥了作用的。没有经历过和体验到的东西，经历过但没有真正体验并且深刻体验过的东西，写成诗或者散文，一般只能流于浮泛，因为只能“想当然”。
《苦难》写出后和另外一首是寄给《飞天》的。那时投稿是如果三个月没有接到留用或者采用通知就可另投其它报刊。但满三个月没有收到回信，我就将它们和其它诗投寄给《诗刊》了。但9月初收到发表了《苦难》等几首诗的《飞天》9月号。阴错阳差地成了一稿两投，赶快发信给《诗刊》，王燕生先生回信说已让他们赶快撤下了《飞天》已经发表的这两首，如果再迟就已经开印，来不及撤了。燕生先生很委婉地批评了我。记得当时我还有些惋惜：因为这个缘故，10月号《诗刊》第二届青春诗会我的诗少发表了两首。当然，当时没想到，《苦难》这组诗后来获得了《飞天》大学生诗苑奖。
问：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者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担任什么角色？参加或举办过哪些诗歌活动？
答：参加过一个全校性的叫“镜湖文学社”的文学社团。但这个文学社很快就奉命解散了。原因是那时尚不允许成立文学社团。
问：您参与创办过诗歌杂志或报纸吗？编印或出版过诗集吗？
答：是指在大学期间吧？没有办过单一的诗歌杂志或者报纸。只是一进大学就被校方聘为校报副刊和校方主办的文学杂志《赭山》的编辑，直到1982年7月毕业。大学期间没有编印或出版过诗集。
问：当年各大高校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诗会是哪几次？
答：我在校期间只有过一次文艺晚会有诗歌朗诵节目，
校方主办的。但我有事回家了，回到学校才知道我的诗和朗诵者都得了一等奖。奖品是一个当时价格大概是两块多钱的精装笔记本。
问：1980年代大学生诗人们很热衷的一件事是诗歌大串联，您去过哪些高校吗？和哪些高校的大学生诗人来往比较密切？
答：没有。您所说的“诗歌大串联”在时间上应该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吧。我在校时是大学生中有些人才开始写诗的时期，被社会公认为诗人的非常少。 问：当年的大学生诗人们非常喜欢书信往来，形成一种很深的“信关系”，您和哪些诗人书信比较频繁？在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情书吗？发生过浪漫的故事吗？
答：和许德民、潘洗尘等有书信来往。书信来往少的原因同上述。
问：在您印象中，您认为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有哪些？哪些诗人的诗歌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答：不局限于我在校期间（1978.10—1982.7），大致有王家新、叶延滨、高伐林、徐敬亚、王小妮、程光炜、赵丽宏、许德民、骆晓戈、韩东、吴稼祥、沈天鸿、张德强、熊光炯、吴晓、宋琳、张小波、陈东东、王寅、潘洗尘、陆忆敏、翟永明、李亚伟、周伦佑、柏桦、人邻、潞潞、张子选、周同馨、程宝林、骆一禾、海子、西川、沈奇、阿吾、苏历铭、曹汉俊、钱叶用、祝凤鸣、徐晓鹤等等。不可能列举完整，记不清了。
问：您如何看待19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
答：那时的大学生诗歌是不是一个运动？我有些疑惑。那时的大学生诗歌确实是凡是大学，就都有许多大学生诗歌作者。但不一定就是一个运动。例如，那些年是全国、全民都为文学狂热的时期，但似乎不能说那时的中国有“全国文学运动”或者“全民文学运动”。“大学生诗派”这个说法也不准确，所谓“诗派”就是说是诗歌的一个流派，但大学生的诗歌没有作为同一个流派所必需的那些共同点。说它是一种文学现象可能更适合一些。
不是运动并不贬低那时大学生诗歌的价值与意义。“大学生诗歌”的意义和价值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这些：
A.诗歌作为文学的最高形式，“选择”它的作者。相对而言，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是产生诗歌作者乃至诗人的最佳人群。而那一时期的大学生诗歌的作者人数和作品数量都可谓壮观——质量一般而言是需要有数量做基础的。有了壮观的数量，对诗歌观念与诗歌形式进行探索与创新的大学生诗歌，才在诗歌观念与诗歌形式这两个方面都获得了虽然不够成熟，但是属于突破性的建树，形成、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诗歌面貌，而且其影响现在还在延续。
B.“大学生诗歌”的出现晚于当时受到猛烈否定的朦胧诗，“大学生诗歌”的作者们几乎是天然地肯定朦胧诗，并且以自己的创作支持、护卫了朦胧诗，从而巩固了新的美学
观念的崛起，虽然他们也很快地就在具体的诗歌美学观念与诗歌形式上离开了朦胧诗。
C.诗歌美学观念的突破是整个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率先突破，也就是说，没有诗歌新的美学观念的崛起与巩固，就没有中国的新时期文学。A、B所述表明，“大学生诗歌”在这两个方面都有重要贡献。
D.“大学生诗歌”的作者中涌现了后来（离开大学校园后）对中国新诗做出贡献的一批重要诗人和评论家、理论家。
问：回顾19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答：我最大的收获是后来走出了自己的诗道路，并且建立了自己的中国现代诗学（参见我的《现代诗学》，昆仑出版社）。
问：目前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19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前的一场重要的诗歌运动，您认为呢？
答：在回答“如何看待19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时已经说到了——“大学生诗歌”是一种文学现象，“现象”是超越于任何“运动”的，因此它不在谁之前，也不在谁之后，它接受它选择后接受的任何“运动”的影响，也影响或者说对任何“运动”都可以有作用。例如“第三代诗歌”的主要诗人几乎都来自当时的“大学生诗歌”，理论观点也主要由当时“大学生诗歌”已有的观点发展而来。
这儿补充或者再强调一下的是：我认为这个“大学生诗歌”基本是与朦胧诗并起的——朦胧诗产生的时间早于“大学生诗歌”，但1980年朦胧诗公开面世之前，绝大部分大学生诗歌作者没有读到过朦胧诗。后来虽然部分人受到朦胧诗的影响，但也有部分人没有接受朦胧诗的影响，这些从当时的大学生诗歌可以看到。
问：当年您拥有大量的诗歌读者，时隔多年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否请您谈谈？
答：谢谢直接认识和通过作品相遇的各位读者。
仍然在写作，包括写诗。我现在的诗与大学生时期的诗当然有很大变化，这变化从我2010年九州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另一种阳光》，以及每年发表的诗可以看出，谢谢读者们仍然愿意读。
答：1980年代不仅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现代诗的黄金时代。中国现代诗（也称“新诗潮”）最好的作品基本都出现在1980年代后期，并且是呈井喷状；现代诗的重要诗人和理论家、评论家有不少就是当年的大学生诗人。推究其原因，应该是“文革”结束中国出现文艺复兴的那个时刻，高等院校里的大学生诗歌作者和诗人能得风气之先，并且他们文学的、思想的素养一般要高于社会上写诗的青年。
文学与思想的素养如何很重要。虽然“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但完全靠青春期的激情和天赋的那点灵气也就是所谓的才气，昙花一现有可能，持续下去并且是写得越来越好的持续，则不可能。深厚的文学修养与思想修养，才能提供保证，包括对才气的持续提供保证。文学修养思想修养与才气的关系是个值得研究一下的课题。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19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
答：有必要先说一下“大学生诗歌”起始年份。苏历铭说过，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由1981年至1985年在校的学院诗人集体完成的。如果非要界定的话，我个人以为大学生诗歌运动起始年份应该是1 9 81年”。起始于1981年这个说法大致是准确的，因为在1981年大学生诗歌才开始有了声势，也就是有了引起社会注意的成绩。但酝酿期应该早一些，是从1979年就开始了——入校只相差半年的77级、78级大学生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写作和互相传看诗歌。其中部分作品在公开出版的文学杂志上的发表，最迟不迟于1980年。所以，如果不以初具规模地公开发表诗歌为标准，而包括开始写作的“酝酿期”，似乎应该说大学生诗歌起始于1979年。
作为一个特指概念，大学生诗歌止于1985年（即苏历铭所说的“1985年在校的学院诗人集体完成”）是对的。如果不作为一个特指概念，而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那么，大学生诗歌有开始时间，但基本不会有完成即终结的时间。
我在1980年底写了一首新诗（那之前写散文），发表在
次年5月号的《萌芽》上。暑假时又写了几首，投到《飞天》《安徽文学》等几家杂志，又都发表了，这才开始持续地写诗，陆续寄给了《青春》《山花》《百花洲》《诗刊》等杂志，都是一投即中——被发表了。其中，《诗刊》编辑宗鄂先生、编辑部主任王燕生先生、主持工作的副主编邵燕祥先生先后给我写信，依次通知留用、决定采用、参加《诗刊》第二届青春诗会（作品就是我投稿去的那几首）。但我因为临近毕业，忧心毕业分配去向，未能赴会，邵燕祥先生同意我以作品参加第二届青春诗会。
对于刚刚写新诗，并且只写了二十多首诗的我，1982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一组诗参加了“第二届青春诗会”并且在《诗刊》10月号“第二届青春诗会”专辑中发表；《苦难》等诗获得《飞天》大学生诗苑奖。——那时文学奖很少，省级文学杂志的奖很有影响的。记得同时获奖的有叶延滨等人。
问：当年，您创作的那首《苦难》曾经很受读者喜欢，能否谈谈这首诗的创作、发表过程？
答：《苦难》写于1982年3月11日。我出生于一个渔民家庭。因为祖父是富农分子，读了四年小学后被勒令退学，回家做渔民。到1978年参加高考，10月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渔民和农民一样处于社会最底层，而且渔业劳动强度超过农业，加上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那个年代，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我，比“最底层”还要低一些，所以，说身心都经历并且体验了苦难应该不是夸张。
写《苦难》这首诗时，是不是想起了自己童年、少年到青年时的这些经历？没有。至少是没有清晰地或者有意识地想起——这从《苦难》这首诗可以看出，写的是人的苦难，不是哪一个人的。但可以肯定，我身心经历过并体验过的苦难是潜在地发挥了作用的。没有经历过和体验到的东西，经历过但没有真正体验并且深刻体验过的东西，写成诗或者散文，一般只能流于浮泛，因为只能“想当然”。
《苦难》写出后和另外一首是寄给《飞天》的。那时投稿是如果三个月没有接到留用或者采用通知就可另投其它报刊。但满三个月没有收到回信，我就将它们和其它诗投寄给《诗刊》了。但9月初收到发表了《苦难》等几首诗的《飞天》9月号。阴错阳差地成了一稿两投，赶快发信给《诗刊》，王燕生先生回信说已让他们赶快撤下了《飞天》已经发表的这两首，如果再迟就已经开印，来不及撤了。燕生先生很委婉地批评了我。记得当时我还有些惋惜：因为这个缘故，10月号《诗刊》第二届青春诗会我的诗少发表了两首。当然，当时没想到，《苦难》这组诗后来获得了《飞天》大学生诗苑奖。
问：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者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担任什么角色？参加或举办过哪些诗歌活动？
答：参加过一个全校性的叫“镜湖文学社”的文学社团。但这个文学社很快就奉命解散了。原因是那时尚不允许成立文学社团。
问：您参与创办过诗歌杂志或报纸吗？编印或出版过诗集吗？
答：是指在大学期间吧？没有办过单一的诗歌杂志或者报纸。只是一进大学就被校方聘为校报副刊和校方主办的文学杂志《赭山》的编辑，直到1982年7月毕业。大学期间没有编印或出版过诗集。
问：当年各大高校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诗会是哪几次？
答：我在校期间只有过一次文艺晚会有诗歌朗诵节目，
校方主办的。但我有事回家了，回到学校才知道我的诗和朗诵者都得了一等奖。奖品是一个当时价格大概是两块多钱的精装笔记本。
问：1980年代大学生诗人们很热衷的一件事是诗歌大串联，您去过哪些高校吗？和哪些高校的大学生诗人来往比较密切？
答：没有。您所说的“诗歌大串联”在时间上应该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吧。我在校时是大学生中有些人才开始写诗的时期，被社会公认为诗人的非常少。 问：当年的大学生诗人们非常喜欢书信往来，形成一种很深的“信关系”，您和哪些诗人书信比较频繁？在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情书吗？发生过浪漫的故事吗？
答：和许德民、潘洗尘等有书信来往。书信来往少的原因同上述。
问：在您印象中，您认为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有哪些？哪些诗人的诗歌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答：不局限于我在校期间（1978.10—1982.7），大致有王家新、叶延滨、高伐林、徐敬亚、王小妮、程光炜、赵丽宏、许德民、骆晓戈、韩东、吴稼祥、沈天鸿、张德强、熊光炯、吴晓、宋琳、张小波、陈东东、王寅、潘洗尘、陆忆敏、翟永明、李亚伟、周伦佑、柏桦、人邻、潞潞、张子选、周同馨、程宝林、骆一禾、海子、西川、沈奇、阿吾、苏历铭、曹汉俊、钱叶用、祝凤鸣、徐晓鹤等等。不可能列举完整，记不清了。
问：您如何看待19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
答：那时的大学生诗歌是不是一个运动？我有些疑惑。那时的大学生诗歌确实是凡是大学，就都有许多大学生诗歌作者。但不一定就是一个运动。例如，那些年是全国、全民都为文学狂热的时期，但似乎不能说那时的中国有“全国文学运动”或者“全民文学运动”。“大学生诗派”这个说法也不准确，所谓“诗派”就是说是诗歌的一个流派，但大学生的诗歌没有作为同一个流派所必需的那些共同点。说它是一种文学现象可能更适合一些。
不是运动并不贬低那时大学生诗歌的价值与意义。“大学生诗歌”的意义和价值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这些：
A.诗歌作为文学的最高形式，“选择”它的作者。相对而言，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是产生诗歌作者乃至诗人的最佳人群。而那一时期的大学生诗歌的作者人数和作品数量都可谓壮观——质量一般而言是需要有数量做基础的。有了壮观的数量，对诗歌观念与诗歌形式进行探索与创新的大学生诗歌，才在诗歌观念与诗歌形式这两个方面都获得了虽然不够成熟，但是属于突破性的建树，形成、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诗歌面貌，而且其影响现在还在延续。
B.“大学生诗歌”的出现晚于当时受到猛烈否定的朦胧诗，“大学生诗歌”的作者们几乎是天然地肯定朦胧诗，并且以自己的创作支持、护卫了朦胧诗，从而巩固了新的美学
观念的崛起，虽然他们也很快地就在具体的诗歌美学观念与诗歌形式上离开了朦胧诗。
C.诗歌美学观念的突破是整个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率先突破，也就是说，没有诗歌新的美学观念的崛起与巩固，就没有中国的新时期文学。A、B所述表明，“大学生诗歌”在这两个方面都有重要贡献。
D.“大学生诗歌”的作者中涌现了后来（离开大学校园后）对中国新诗做出贡献的一批重要诗人和评论家、理论家。
问：回顾19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答：我最大的收获是后来走出了自己的诗道路，并且建立了自己的中国现代诗学（参见我的《现代诗学》，昆仑出版社）。
问：目前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19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前的一场重要的诗歌运动，您认为呢？
答：在回答“如何看待19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时已经说到了——“大学生诗歌”是一种文学现象，“现象”是超越于任何“运动”的，因此它不在谁之前，也不在谁之后，它接受它选择后接受的任何“运动”的影响，也影响或者说对任何“运动”都可以有作用。例如“第三代诗歌”的主要诗人几乎都来自当时的“大学生诗歌”，理论观点也主要由当时“大学生诗歌”已有的观点发展而来。
这儿补充或者再强调一下的是：我认为这个“大学生诗歌”基本是与朦胧诗并起的——朦胧诗产生的时间早于“大学生诗歌”，但1980年朦胧诗公开面世之前，绝大部分大学生诗歌作者没有读到过朦胧诗。后来虽然部分人受到朦胧诗的影响，但也有部分人没有接受朦胧诗的影响，这些从当时的大学生诗歌可以看到。
问：当年您拥有大量的诗歌读者，时隔多年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否请您谈谈？
答：谢谢直接认识和通过作品相遇的各位读者。
仍然在写作，包括写诗。我现在的诗与大学生时期的诗当然有很大变化，这变化从我2010年九州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另一种阳光》，以及每年发表的诗可以看出，谢谢读者们仍然愿意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