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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路军失败之前党中央对西路军的营救可分为政治营救和军事营救。政治营救即通过谈判。迫使蒋介石命令马步芳、马步青停止对河西红军的进攻，从而达到营救西路军的目的。文章阐述了党中央选择政治营救的原因以及政治营救的内容。
关键词：党中央；西路军；政治营救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038-03
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路军在军事上已经陷入被动，这种被动中央是知道的。因为在这之前，徐向前曾于11月23日代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给中央及中央军委主席团发了一封长电，阐述了西路军的困难。长电指出：“马敌虽已伤亡五千人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迅速补充，人马子弹均有；敌大部以乘马为主，进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即无生还；我军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交通均受限制。”电报虽没有明说西路军已呈败象，但西路军的困难则充分说明了。然而西安事变之后，西路军败象已经出现了。
对于西路军的这种困难局面，中央除了一方面让西路军坚持，尽可能打开局面，寻求西路军自救外，另一方面积极寻找机会营救西路军。中央对西路军及被俘红军的营救，在时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失败前的营救，即1936年12月至1937年4月；第二阶段失败后的营救，即1937年4月至1938年。从内容上讲，第一阶段以营救西路军为主，但也有对已经被俘的红军指战员的营救。第二阶段以营救西路军被俘指战员为主，但也有对西路军余部的营救。而对西路军失败之前的营救又可分为政治营救和军事营救。政治营救即通过谈判，迫使蒋介石命令马步芳、马步青停止对河西红军的进攻，从而达到营救西路军的目的；军事营救即组织援西军，从军事上营救西路军。在军事营救和政治营救中，党中央首选了政治营救。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爆发，为这一政治营救在客观上创造了条件。正如12月15日《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中所认为的：由于西安事变的“这一发动，结束了‘剿共’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反而更迅速的实际建立起来”。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表示同意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解决事变的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7）确实遵循孙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同日，中共中央根据张学良、杨虎城上述八项主张，提出了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1）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2）自陕甘撤退中央军，援助晋绥抗日前线，承认红军和西安方面的抗日要求；（3）停止内战一致抗日；（4）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释放一切政治犯；（5）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无论张学良、杨虎城八项条件还是中共的五项条件，都特别强调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在随后的谈判中，周恩来提的最多、也是最主要的则是要求蒋介石停止对红军的进攻，特别提到了蒋介石、南京政府命令马步芳、马步青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12月24日晚，蒋介石被迫向周恩来明确表示：（1）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2）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代表他与周恩来调解的一切（即同意两宋所答应的一切）；（3）蒋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去谈判。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也要求西路军做好马步青、马步芳的统战工作，尽可能通过和平方法，保全西路军。根据此命令，西路军总部曾向二马提出过统战要求。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共两党的正式谈判便开始了。在谈判中以周恩来为主的中共代表，将西路军问题作为内容之一多次提出，希望通过国民党中央的压力，使甘青马步青、马步芳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在谈判中，周恩来曾提出，红军拟改编为四个军，徐向前是军长之一。周恩来之所以明确强调徐向前为红军改编后的军长之一，就是要将西路军作为改编后的一部。这样做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解救西路军于危境，以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对此，国民党当局坚决不同意。于是，善于灵活处置又不失原则的周恩来，又于2月24日提出改编的最低方案：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为四个师，徐向前为师长之一。这实际上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方案。因为红军人数的基本实力无改变，而且仍然把徐向前和西路军包括在内。整个2月份，周恩来同国民党方面的多次谈判中，都根据毛泽东、党中央指示，把停止进攻西路军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解决西路军问题，始终是毛泽东、党中央、中央军委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1937年1月21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博古的电报中指示：“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足，西进有穷十八站，‘二马’步骑又向西堵击，二十日晨攻破高台，董振堂同志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嗍同一天，毛泽东、周恩来给正在和国民党谈判的潘汉年的电报中指示：“甲、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宽大，以安其心。乙、但坚决要求蒋同意下列各点：（一）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二）不执行剿共政策；（三）略；（四）请下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22日，毛泽东、周恩来再电潘汉年，希望他在谈判中要求“蒋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对日”。此外，向国民党谈判代表说清楚，“红军在肃州附近部队，现亦因粮食困难，不得不东回，并非增援西安，请蒋勿误会。并商蒋如能停止马步芳进攻，则令马军让出凉州以西各城，使其（指西路军——引者注）有粮可食，该军自可停止东进”。25日，毛泽东、周恩来三电潘汉年：“已令西路军在甘肃附近停止两天，请蒋速令马军让出甘、肃两州，即可停止东进。”
1937年2月4日，周恩来在给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等的电报中提出了解决西路军问题除了和国民党中央交涉外，还要靠其他力量帮助的主张：“西路军除要顾电‘二马’外，并拟托于（学忠）、邓（宝珊）设法，以便送钱去接济，须与顾面谈。” 2月6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急电周恩来，希望与于学忠商调部队策应西路军：“（甲）马步芳、马步青杀害于学忠委派之甘州、高台县长及东北军在甘北之人员，马步芳之第三旅在民和布防，威胁甘省后方，此事于应注意。（乙）在目前甘省中央军尚未撤退之时机，为巩固兰州计，为推广驻区计，为防‘二马’和配合西路军计，于学忠最好能调一二个师进驻永登、红城子一带，一部向古浪伸进。（丙）此事请即与于学忠商决，以快为好，因西路军甚需于之配合。”12日，张闻天、毛泽东电周恩来：“西路军防地虽指定，但让防实行，且未停战，应要求停战让防。”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西路军问题请作两步交涉：第一步，电令‘二马’停战让防，或派人示意令其自让，同时派飞机送款、弹去；第二步，派兵增援。”18日，毛泽东电周恩来指出：“请多方设法找人去青海，西路军问题解决甚关重要。”21日，毛泽东再电周恩来指出：“目前重点，再弄到五十万元款。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从这些电报中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中央军委是如何重视西路军的，党的谈判代表也是按毛泽东、中央军委的要求进行交涉的。如1937年3月4日，在国共谈判中，周恩来再次将西路军问题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重要内容提出来，并将这一问题电告中央“河西问题催顾速答”（周恩来1937年3月4日给中央电）；8日，周恩来在代表国共谈判双方起草一月来谈判总结、送蒋介石最后决定时，执意将“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问题写了进去。3月12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等同志，严厉申明：国民党谈判代表“置西路军不提等，均须严肃申明，无从接受”，要求国民党之马家军对“西路军立即停战”（中央书记处1937年3月12日电）。4月3日，毛泽东、朱德等七人又联名致电我党代表叶剑英，指示就国民党对西路军见死不救使其被消灭一事向顾祝同提出质问；要求把凉州之西路军被俘官兵“六千人”调平凉经关征麟驻地“转至四方面军归队”；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其他干部，如被俘，应严令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对西路军余部，请顾祝同令马步芳、马步青不得再行追击。4月13日、15日，毛泽东、周恩来两次致电叶剑英，“要顾祝同发令，二马不得追击”西路军左支队。对中央的指示，叶剑英极为重视，多次与顾祝同谈判交涉，要求释放西路军在河西被俘的同志。由于周恩来、叶剑英等多次在谈判中向国民党上层人士施加压力，1937年3月中旬以后，敌马步芳、马步青部对西路军的进攻，再无大的行动，这对保存西路军余部无疑是有利的。
除了通过谈判，通过交涉营救西路军余部之途径外，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甚至向马步芳、马步青提出用巨资换取二马停止追击西路军余部。2月24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要求与马步芳交涉西路军回黄河以东：“听说马步芳很爱钱，请你考虑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27日，中央再次要求周恩来等与“二马”交涉解救西路军：“甲、西路军情况万分紧张，他们东进西进都成不可能，有被消灭的危险。乙、对‘二马’不但是十万（元），就是二十万（元）和更多些都可以，而且必需。丙、此事需以最快速度办妥，最好在二十天内。丁、条件：西路军过黄河右岸来，请两马不要阻拦和恶意追击，如果‘两马’同意西路军西进，则西路军可停肃州以西，将来并不东犯。戊、须对‘两马’晓喻和平大义，告以与我们讲和对他们将来有莫大利益。”1937年3月27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曾联名致电周恩来并彭德怀、任弼时，指示为解救西路军余部，应与马步芳、马步青“讲和”，中共中央愿以10-20万之代价，请“二马”停止对西路军之进攻。
在西安，周恩来曾让我地下党员吴鸿宾转告马德涵，让马德涵找马步青，告诉马步青，只要二马“不伤害被围（指黄番寺被围的500余名）红军，要枪给枪，要啥给啥。”与此同时，1937年2月初西路军由徐向前向马步芳提出了停战之要求：“本党已与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去电谓‘西安问题和平解决，全国庆幸，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爰派代表与贵军商洽一切。”
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营救，陈昌浩、徐向前等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停战要求，都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无论是蒋介石、顾祝同还是马步芳、马步青，对停止进攻西路军的主张都表示反对，或表面上同意，背后反对。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虽同意了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但又表示，具体事项在谈判中解决，而谈判又是在两个多月以后开始的，这期间正是西路军走向失败的时间。谈判开始后，又强调河西走廊不在停止之列。那么，蒋介石答应停止剿共的前提下，河西战事为什么不能终止呢？徐向前对此作出了这样的回答：“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关头。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事实证明，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放在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的基点上。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毛泽东选集，1080），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河西走廊之战，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一次战事，它既可消灭红军的基本力量之一的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又可消弱马步芳、马步青地方军阀势力，所以，蒋介石无论如何不想主动终止河西战事的。尽管如此，笔者以为政治营救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主要表现在马步芳、马步青不敢公开屠杀被俘红军这一点上。
[责任编辑 姜黎梅）
关键词：党中央；西路军；政治营救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038-03
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路军在军事上已经陷入被动，这种被动中央是知道的。因为在这之前，徐向前曾于11月23日代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给中央及中央军委主席团发了一封长电，阐述了西路军的困难。长电指出：“马敌虽已伤亡五千人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迅速补充，人马子弹均有；敌大部以乘马为主，进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即无生还；我军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交通均受限制。”电报虽没有明说西路军已呈败象，但西路军的困难则充分说明了。然而西安事变之后，西路军败象已经出现了。
对于西路军的这种困难局面，中央除了一方面让西路军坚持，尽可能打开局面，寻求西路军自救外，另一方面积极寻找机会营救西路军。中央对西路军及被俘红军的营救，在时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失败前的营救，即1936年12月至1937年4月；第二阶段失败后的营救，即1937年4月至1938年。从内容上讲，第一阶段以营救西路军为主，但也有对已经被俘的红军指战员的营救。第二阶段以营救西路军被俘指战员为主，但也有对西路军余部的营救。而对西路军失败之前的营救又可分为政治营救和军事营救。政治营救即通过谈判，迫使蒋介石命令马步芳、马步青停止对河西红军的进攻，从而达到营救西路军的目的；军事营救即组织援西军，从军事上营救西路军。在军事营救和政治营救中，党中央首选了政治营救。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爆发，为这一政治营救在客观上创造了条件。正如12月15日《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中所认为的：由于西安事变的“这一发动，结束了‘剿共’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反而更迅速的实际建立起来”。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表示同意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解决事变的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7）确实遵循孙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同日，中共中央根据张学良、杨虎城上述八项主张，提出了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1）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2）自陕甘撤退中央军，援助晋绥抗日前线，承认红军和西安方面的抗日要求；（3）停止内战一致抗日；（4）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释放一切政治犯；（5）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无论张学良、杨虎城八项条件还是中共的五项条件，都特别强调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在随后的谈判中，周恩来提的最多、也是最主要的则是要求蒋介石停止对红军的进攻，特别提到了蒋介石、南京政府命令马步芳、马步青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12月24日晚，蒋介石被迫向周恩来明确表示：（1）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2）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代表他与周恩来调解的一切（即同意两宋所答应的一切）；（3）蒋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去谈判。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也要求西路军做好马步青、马步芳的统战工作，尽可能通过和平方法，保全西路军。根据此命令，西路军总部曾向二马提出过统战要求。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共两党的正式谈判便开始了。在谈判中以周恩来为主的中共代表，将西路军问题作为内容之一多次提出，希望通过国民党中央的压力，使甘青马步青、马步芳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在谈判中，周恩来曾提出，红军拟改编为四个军，徐向前是军长之一。周恩来之所以明确强调徐向前为红军改编后的军长之一，就是要将西路军作为改编后的一部。这样做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解救西路军于危境，以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对此，国民党当局坚决不同意。于是，善于灵活处置又不失原则的周恩来，又于2月24日提出改编的最低方案：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为四个师，徐向前为师长之一。这实际上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方案。因为红军人数的基本实力无改变，而且仍然把徐向前和西路军包括在内。整个2月份，周恩来同国民党方面的多次谈判中，都根据毛泽东、党中央指示，把停止进攻西路军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解决西路军问题，始终是毛泽东、党中央、中央军委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1937年1月21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博古的电报中指示：“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足，西进有穷十八站，‘二马’步骑又向西堵击，二十日晨攻破高台，董振堂同志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嗍同一天，毛泽东、周恩来给正在和国民党谈判的潘汉年的电报中指示：“甲、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宽大，以安其心。乙、但坚决要求蒋同意下列各点：（一）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二）不执行剿共政策；（三）略；（四）请下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22日，毛泽东、周恩来再电潘汉年，希望他在谈判中要求“蒋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对日”。此外，向国民党谈判代表说清楚，“红军在肃州附近部队，现亦因粮食困难，不得不东回，并非增援西安，请蒋勿误会。并商蒋如能停止马步芳进攻，则令马军让出凉州以西各城，使其（指西路军——引者注）有粮可食，该军自可停止东进”。25日，毛泽东、周恩来三电潘汉年：“已令西路军在甘肃附近停止两天，请蒋速令马军让出甘、肃两州，即可停止东进。”
1937年2月4日，周恩来在给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等的电报中提出了解决西路军问题除了和国民党中央交涉外，还要靠其他力量帮助的主张：“西路军除要顾电‘二马’外，并拟托于（学忠）、邓（宝珊）设法，以便送钱去接济，须与顾面谈。” 2月6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急电周恩来，希望与于学忠商调部队策应西路军：“（甲）马步芳、马步青杀害于学忠委派之甘州、高台县长及东北军在甘北之人员，马步芳之第三旅在民和布防，威胁甘省后方，此事于应注意。（乙）在目前甘省中央军尚未撤退之时机，为巩固兰州计，为推广驻区计，为防‘二马’和配合西路军计，于学忠最好能调一二个师进驻永登、红城子一带，一部向古浪伸进。（丙）此事请即与于学忠商决，以快为好，因西路军甚需于之配合。”12日，张闻天、毛泽东电周恩来：“西路军防地虽指定，但让防实行，且未停战，应要求停战让防。”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西路军问题请作两步交涉：第一步，电令‘二马’停战让防，或派人示意令其自让，同时派飞机送款、弹去；第二步，派兵增援。”18日，毛泽东电周恩来指出：“请多方设法找人去青海，西路军问题解决甚关重要。”21日，毛泽东再电周恩来指出：“目前重点，再弄到五十万元款。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从这些电报中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中央军委是如何重视西路军的，党的谈判代表也是按毛泽东、中央军委的要求进行交涉的。如1937年3月4日，在国共谈判中，周恩来再次将西路军问题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重要内容提出来，并将这一问题电告中央“河西问题催顾速答”（周恩来1937年3月4日给中央电）；8日，周恩来在代表国共谈判双方起草一月来谈判总结、送蒋介石最后决定时，执意将“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问题写了进去。3月12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等同志，严厉申明：国民党谈判代表“置西路军不提等，均须严肃申明，无从接受”，要求国民党之马家军对“西路军立即停战”（中央书记处1937年3月12日电）。4月3日，毛泽东、朱德等七人又联名致电我党代表叶剑英，指示就国民党对西路军见死不救使其被消灭一事向顾祝同提出质问；要求把凉州之西路军被俘官兵“六千人”调平凉经关征麟驻地“转至四方面军归队”；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其他干部，如被俘，应严令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对西路军余部，请顾祝同令马步芳、马步青不得再行追击。4月13日、15日，毛泽东、周恩来两次致电叶剑英，“要顾祝同发令，二马不得追击”西路军左支队。对中央的指示，叶剑英极为重视，多次与顾祝同谈判交涉，要求释放西路军在河西被俘的同志。由于周恩来、叶剑英等多次在谈判中向国民党上层人士施加压力，1937年3月中旬以后，敌马步芳、马步青部对西路军的进攻，再无大的行动，这对保存西路军余部无疑是有利的。
除了通过谈判，通过交涉营救西路军余部之途径外，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甚至向马步芳、马步青提出用巨资换取二马停止追击西路军余部。2月24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要求与马步芳交涉西路军回黄河以东：“听说马步芳很爱钱，请你考虑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27日，中央再次要求周恩来等与“二马”交涉解救西路军：“甲、西路军情况万分紧张，他们东进西进都成不可能，有被消灭的危险。乙、对‘二马’不但是十万（元），就是二十万（元）和更多些都可以，而且必需。丙、此事需以最快速度办妥，最好在二十天内。丁、条件：西路军过黄河右岸来，请两马不要阻拦和恶意追击，如果‘两马’同意西路军西进，则西路军可停肃州以西，将来并不东犯。戊、须对‘两马’晓喻和平大义，告以与我们讲和对他们将来有莫大利益。”1937年3月27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曾联名致电周恩来并彭德怀、任弼时，指示为解救西路军余部，应与马步芳、马步青“讲和”，中共中央愿以10-20万之代价，请“二马”停止对西路军之进攻。
在西安，周恩来曾让我地下党员吴鸿宾转告马德涵，让马德涵找马步青，告诉马步青，只要二马“不伤害被围（指黄番寺被围的500余名）红军，要枪给枪，要啥给啥。”与此同时，1937年2月初西路军由徐向前向马步芳提出了停战之要求：“本党已与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去电谓‘西安问题和平解决，全国庆幸，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爰派代表与贵军商洽一切。”
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营救，陈昌浩、徐向前等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停战要求，都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无论是蒋介石、顾祝同还是马步芳、马步青，对停止进攻西路军的主张都表示反对，或表面上同意，背后反对。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虽同意了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但又表示，具体事项在谈判中解决，而谈判又是在两个多月以后开始的，这期间正是西路军走向失败的时间。谈判开始后，又强调河西走廊不在停止之列。那么，蒋介石答应停止剿共的前提下，河西战事为什么不能终止呢？徐向前对此作出了这样的回答：“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关头。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事实证明，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放在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的基点上。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毛泽东选集，1080），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河西走廊之战，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一次战事，它既可消灭红军的基本力量之一的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又可消弱马步芳、马步青地方军阀势力，所以，蒋介石无论如何不想主动终止河西战事的。尽管如此，笔者以为政治营救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主要表现在马步芳、马步青不敢公开屠杀被俘红军这一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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