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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战时经济;抗日战争;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1）01 — 0090 — 04
战时经济是国家经济中一种特殊的经济模式，指在战争状态下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经济部门、经济政策及经济活动的总称，1战时经济一般由战时政府全面接管与控制，调动全国经济力量以应对战争。经济作为支撑战争的重要力量，甚至成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之古语，可以反映出经济在战争中的突出位置。为了使经济更好的适应战争发展，很多国家便选择在爆发战争时将国民经济转入战时经济，以应对高昂的战争费用、调节战争资源、维持社会基本稳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各国大规模扩军备战，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环境遭到破坏，战争费用超支，同时各国又施行战时经济封锁，使得各国物资匮乏，经济衰败，经济收入难以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在此情况下参战各国纷纷开始国家管控国民经济，施行战时经济政策，对国家的金融、消费、资源、贸易等全面管控，以达到以有限的生产力，支撑无限的战争消耗的目的。最终，各国依靠严格的经济管控艰难的度过了战争危机。因此，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我国进入到反侵略的战争状态之中，当时的中国社会便出现了是否应该在中国施行战时经济的争论。
一、抗战爆发前战时经济思想的概念化
战时经济的理论基础为统制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欧美国家基本施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发展，但随着1929年欧美国家爆发经济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便开始在资本主义世界流行开来，统制经济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主流思想。尤其是罗斯福凭借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让美国摆脱经济危机，使得经济快速复苏，让更多国家意识到国家干预经济是应对危机的一种有效手段。列宁在苏俄初期施行的战时共产主义以及之后苏联施行的计划经济政策使得苏联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当时经济强国。美国、苏联经济的成功激发了国人对于统制经济的研究热潮，通过对比一战中各国举措、美国经济政策和苏联经济政策后发现各国通过统制经济可以在短时间内提高经济生产力，提升国家整体实力，进而快速改变一国经济衰弱的局面。这种经济模式令当时急于摆脱旧中国落后的经济、政治面貌的许多有识之士兴奋不已，许多人开始呼吁在中国施行统制经济。
1933年便有学者发表《近代战时经济政策概要》〔2〕强调20世纪的战争与19世纪的战争相比发生巨大变化，以欧战为例，战争投入的时间、人员、军用品都是前所未有之大，为了维持战争的继续，参战各国纷纷采取国家动员之办法，以国家权力集中统制全国财力，但是文章同时指出战时经济的弊端，战时经济看似威胁资本主义发展，如英国的军需大臣劳特乔治，而这些资本家是可以利用暂时掌握的国家权力为自身利益服务，战时经济反而可以有利于这些资本主义者发展。统制经济的施行需要强有力的统治政治，丁文江认为此条件尤为关键，他曾发表文章〔3〕，认为如果没有统一的政府，统治经济难以厉行，中国国土辽阔，各个省份经济情况各异，单纯依靠各省力量难以发展，同时如果不收回租借，取消不平等条约，也很难施行统治经济。诸青来的文章《统制经济与中国》〔4〕详细介绍了统制经济的定义，与计划经济的区别，统制经济的沿革，列举统制经济的实例，如欧洲十六七世纪的重商主，一战后各国提高关税、限制外贸、管控汇兑业务，并详细列举了德国的管控方法如外匯业务集中于德意志银行、同业强制联合、统制物价等行为。文章的核心论点为中国可否施行统制经济，作者认为如果政府不解决政治统一、财政统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种种压迫等问题，是很难施行真正的统制经济。关于在中国施行统制经济的论著还有很多，大多数观点都认为中国应该施行统制经济但同时指出中国施行统制经济又面临内部分裂与外部列强压迫等问题。呼吁施行统制经济的声音在社会上很大，同时社会上也存在一些反对盲目施行战时统制经济的声音。如张素民在1936年就发表文章〔5〕，认为战时经济的是以平时经济为基础，应促进平时经济发展，消除阻碍平时经济发展的行为如苛捐杂税等。经济建设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而战时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反经济行为，是降低人民生活水平，摧残人民幸福。同时注重平时经济建设不代表不备战，备战主要是注重内地工业建设、减少非必要资金投入。文章最后说明是否应该在中国推行战时经济“还是随环境而变迁，依紧急情形而决定”。
抗战爆发前中国经济学者更多的任务是传播、介绍战时经济的基本思想，社会对于战时经济的内涵、发展演变有了更多的认知，尤其是认识到战时经济对于一国经济短期内的刺激作用。但是由于不同学者对于战时经济认知的不同，还引发了一些思想争论。这一时期关于战时经济思想争论的核心焦点为是否应该在中国施行战时经济，围绕此问题又衍生出关于是否因备战就要放弃平时经济的正常进行，同时在对于平时经济与战时经济的比较过程中，也可看出当时的学者对于经济模式认知的不断深入。通过比较各种经济模式的优劣，寻找更适合中国的经济模式，反映出学者对战争的担忧，对祖国未来的忧虑，体现出经济专业学者深深的爱国之情。总体看来，抗战爆发前不同学者对于战时经济的认知与争论，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中国经济社会思想的激烈碰撞，这种争论不仅使战时统制经济思想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更新了国人对于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认知，更为抗战时期中国施行战时统制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
战时经济的金融基础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因此南京政府便会对经济领域进行干预。南京国民政府属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属性的政权，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便开始加强其经济专制统治，掠夺全国财富，在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利用恢复国民经济，应对经济危机的时机，通过币制改革与设立“四行二局”，逐步确立了其官僚金融资本垄断地位，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民国以来，国内先后通行十余种货币，尤其是受经济危机影响，国际银价暴涨，导致国内白银大规模外流，1933年南京政府宣布推行废两改元政策，稳定银元价值，但受美国政府购银政策的影响，白银危机在国内再次爆发，于是1935年，南京政府在美、英两国的支持下推行币制改革，中央银行等三大行发行法币作为唯一流通货币，推行白银国有化，民间白银需限期兑换成法币。通过此次币制改革，“收兑国有、民间存银共5.5亿元。”〔6〕在完成币制改革的同时，南京政府又通过接管和控制“四行二局”加强其金融垄断地位。“四行二局”包括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中央银行拥有特权，如发行货币、管理国库等特权，是“银行之银行”，总裁由财政部长兼任。中国银行由清代户部银行演化而来，30年代被南京政府财政部通过增加官股等形式强制接管，落入孔祥熙、宋子文等人之手。交通银行由清政府邮传部设立，1933年被南京政府强制改组，由宋子文亲信唐寿民当总经理，从此交通银行一切听命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农民银行由蒋介石于1932年亲自创办。中央信托局于1935年成立，主要业务为军火贸易，是蒋介石购买军火镇压国内革命，施行其独裁统治的特殊机构。邮政储金汇业局于1930年在上海成立，隶属于交通部。除了“四行二局”，南京政府在1935年发动“银行风暴”，接管和控制了中国通商、实业等小银行。在抗战爆发前，南京政府控制的银行已占据全部银行资产的74%左右，形成了官僚金融资本垄断。 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利用其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完成了对全国金融、外贸、交通等经济领域的垄断，确立了其官僚资本的统治地位，确立了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并对全国经济施行统制政策。而战时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统制经济形式，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之下，一旦爆发战争，战时经济可以迅速由平时统制经济转换而来。因此战前的舆论与现实经济条件将有助于抗战爆发后在中国推行战时经济政策。
二、抗战爆发后战时经济思想的具体化
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攻击中国军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引发了全民族的抗战。但是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在战前曾长期忙于内战与掠夺国内民众财富，导致抗日战前备战工作严重不足，尤其是作为支撑战争发展的经济领域。虽然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基本确立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对社会经济领域施行经济统制，但是由于其政权反人民的特性，其中大多数政策是为了掠夺社会财富、以增加内战军费、帮助国民党高层积累私人财富，而战前经济领域的备战工作则缺乏长期、战略性指导。因此当战争爆发后，备战工作不足的弊端纷纷暴露出来，社会各界要求政府确立战时经济，积极抗战。
《申报每周增刊》就发表文章评论7，认为应对战争应该进行战时总动员，而战时总动员的根本在于经济动员。同时作者意识到中国抗战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战时经济是维持长期抗战的根本因素，“因为近代战争需要大量物资消耗战，经济力量不充裕，战争的胜利就无法保证中国对日须要经过长时期的抗战才能获得胜利，所以经济动员在现在是最迫切的工作。”文章还对中国经济备战工作不充分进行了批评，认为中国，自九一八以来，我国的政府和工商实业领袖并未及时采取有利举措调动全工业备战，政府政策不积极，而部分工商业领袖也未有觉悟自觉备战，苟安于上海，最终导致战争爆发后数千万资产被暴露在敌人炮火之下。此文章的核心观点是战争已爆发，中国必须快速确立战时经济体系。当时有学者“以为此次抗战为我国生死关头，则对于战时财政之收支适应，为天经地义;至于所取之手段，可以勿论。”〔8〕魏友棐的文章9，批判了这种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没有意识到不合理的战时财政政策将会对国民经济带来持久性损害，施行战时财政必须讲求原则，不能不择手段，平时财政并不与战时财政相反。文章还对当时政府财政政策进行评价，在募集新公债方面，政府应积极调动上层劝募，注意普通人民的实际承受力;在战时增税方面，政府应对部分税目进行纠正，如增加对富人的征税，应减轻盐税、转口税，以期改善人民之生活。文章也对当时一般学者的主张进行评价，认为当时一些学者主张的通货膨胀和恢复厘金制度观点是不可行的，将会对中国未来经济带来巨大伤害。文章最后提出战时财政应遵循的四项原则即培养税源、保护生产、顾全负担公平、克服困难。魏友棐的文章注意到错误的战时财政政策将严重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并最终损害整个国家的利益，认为战时财政政策不僅要增加政府收入支持抗战，更重要的是让民众获益，进而实现更长远的抗战。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1937年也发表《战时财政问题》〔10〕，针对战时经济中的财政与金融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战时财政分为两点，一为方法问题，即战争费用如何筹措;一为物质问题，即资源之应如何充实。在方法问题中，首先比较了中西税收制度的不同，中国为中央税收，多为间接税，而英美多为直接税，因此，中国不能照搬英美战时财政举措。总结一战时各国战时经济政策基本有三项即一、加旧税或办新税;二、募内外债;三、增发纸币。对于征税他认为中国旧税已经非常沉重，不宜加税，可以适当减少后方公务人员薪资，降低公务支出;可以新增加转口税与战时盈利税，此两税不会增加民众负担，同时又可增加政府税收收入。在内外债方面他认为以前国内债多在上海募集，但现在上海沦为战区，不适宜募集内债，但是中国抗日战争是正义战争，国际社会将给予中国更多同情，因此可以大量募集外债。在增发纸币方面，应当采取有限增发货币的政策，不可滥发。马寅初除了论述以上三个基本政策外，还对当时热议的几个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关于集中全国金银的问题，他认为应继续加强对民间金银的收兑，非强制方法而应是恢复兑换法，同时鼓励中国妇女将其黄金类饰物兑换。最后应将吸收的民间金银，及时输出海外，以备购买军需之用。对于征发问题，应用更合理，减少政府扰民，最好由民间自发组织，征用社会中可供军用的物资。
在第二部分物质问题中，马寅初认为“一国有丰富之物质，则任用何种筹措方法，未有不能达到目的者。”此观点非常关键，中国的各种物资其实是相对丰富的，但是在战争中却表现为前线物资匮乏，其中主要原因在于筹措方法失当。粮食问题是维持战争的关键问题，随着战争的扩大，战区的粮食必然减产，为了保持粮食供应，马寅初认为中国应该鼓励难民投入到农业生产之中;加强对西北、西南各省的荒地进行垦殖。盐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盐不仅为生理所需之物，还用于工业、医药、军需。因此需要暂时取消私盐的限制，同时从速开采西北、西南等地盐场，以减少对沿海产盐区的依赖。物资生产是战时物质供应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运输问题则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马寅初对于物资运输问题也非常关注，尤其是海外到内地之间的运输通道。中国抗战是需要从海外不断进口武器、钢铁等物资，因此保持中外运输渠道的通常就尤其关键。他对此提出四条输入之路即滇缅线、新疆苏俄线、张家口到苏俄线、广州湾到内地线。在这四条线中，他认为最有希望的是滇缅线，“总观上述四路，皆不失为新出路。乙线距离虽远，似为必筑之路。丙线恐受察北影响，丁线可与法国磋商，似无不可之理。不过广州湾为法国租借地，尚未交还我国，交涉时或有相当阻碍。惟甲线最有需要亦最有效用，应从速促其实现。”以今日视角看来，滇缅线确实是在抗日战争中唯一发挥作用的一条线路，由此可看出马寅初的先见之明。
马寅初的战时经济思想是相对全面并且有其独到的眼光，不仅提出了具体的政策主张，还对当时存在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分析与评价，他的战时经济思想是在借鉴西方战时经济思想的基础上强调结合中国特殊之国情，更加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更具可操作性。同时他思想中的“民本”观念突出，关心民众利益，关注于现实条件，为中国长期抗战做出了重要的经济理论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社会对于战时经济思想的态度已经与战前的态度截然不同，战前是要不要施行的问题，而战后则是如何施行的问题。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应立即在中国推行战时经济政策，确立战时经济体制，但对于具体的经济政策却观点各异，如对于战时财政政策中增发纸币问题，增发货币数量的多少、货币增发后所产生的影响等都是争论的焦点。这一时期学者大多不再宏观的战时经济，而是更为具体阐述战时经濟中的各类具体问题，如战时财政金融问题、重要战争物资征发问题、战时交通运输等问题。多数学者认为应当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推行经济政策，不可盲目照搬西方经验，同时对相关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不盲目追求短期刺激效果，追求更长远的经济利益。学者对于普通民众经济利益的考量尤为可贵，在思考经济政策时不单纯只考虑政府的财政收入，更多考虑相关经济政策可能对普通民众产生的各种影响，并且意识到长期抗战最终还是要依靠普通民众对国家的支持。总体而言，抗战初期社会对战时经济的认知更为深刻，思考更加全面。战时经济作为一种国家整体经济政策为更多人所认可，其理论体系也更加完整，更具有可操作性。这一时期战时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发展体现出经济学者们希望通过推行战时经济政策以增强我国抗击日本侵略者能力，为长期抗战提供充足的经济保障，反映出中国经济学者们浓浓的爱国之情，以思想为武器同敌人进行博弈，建立自己的经济护盾，为全中国的抗战做出自己的奉献。
三、战时经济体制的确立
战时经济思想随着中国抗战局势的不断发展而被在中国社会更广泛的接受与认可，相关经济专家的呼吁也逐渐被国民党政府所听取与采纳。1938年3月，国民党政府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抗战建国的基本方针。根据抗战建国纲领的精神经济部于1938年6月拟定了《抗战建国之经济建设工作报告》〔11〕，这是战时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报告从经济行政、农业、工矿业、商业、水利五个方面，总结了以往经济建设的成就，并制定了由平时经济转入战时经济的具体方针、政策。
经济部的工作报告中的很多内容与此前很多经济学者的观点大致相同，此报告的发表体现出战时经济从一种思想正逐步转化为抗战时期中国经济建设的行动指南。从中可看出战时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长期且不断发展的过程，经历了从理论概念传播到内涵丰富具体再到最终转化为政府经济体系的三个阶段，其中凝聚着无数经济学者的智慧与汗水。战时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抗战形势紧密相关，战时经济思想促成了战时经济体制在中国的确立，为中国长期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济理论支持，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坚持抗战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经济思想的宝贵财富。
〔参 考 文 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数据库.
〔2〕近代战时经济政策概要〔J〕.湖北财政季刊，1933，（01-03）：01-08.
〔3〕丁文江.实行统制经济制度的条件〔N〕.大公报，1934-07-01.
〔4〕诸青来.统制经济与中国〔J〕.经济学季刊，1935（05），04：84-93.
〔5〕张素民.论平时经济与非常时期经济〔J〕.经济学季刊，1936，（07），：60-64.
〔6〕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71.
〔7〕评论：从速完成战时经济方案〔J〕.申报每周增刊，1937，（34）：754.
〔8〕〔9〕魏友棐.我国战时财政的几个原则〔J〕.中外经济拔萃，1938，（02）：01-04.
〔10〕马寅初.26年暑期庐山谈话会讨论战时财政问题〔M〕.马寅初选集：134—143.
〔11〕张士杰.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关于战时经济建设的工作报告〔J〕.民国档案，1990，（01）：34-40.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