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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心中，梁启超是一位思想家、学者、改良主义者，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也是一个有见解的金融专家。
1896年，年仅23岁的梁启超就在《时务报》上发表《论金银涨落》，认识到“金银价值涨落，为今日地球第一大事。”
变法失败，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接触到更多的西方知识，他自己一边读书一边做汉语世界的播火者，他在1903年出版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一书，从最远古的经济思想家开始，亚里士多德、哥白尼，一直到重商重农学派，到亚当·斯密，给中国人介绍财经常识。
1906年，慈禧太后下诏颁布大清预备仿行立宪。1908年8月，朝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这一“改革”举措，使身在海外的梁启超看到了希望，他为此发表了《发行公债整理官钞推行国币说帖》，建议“必须将货币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三者同时并举，以植大基，而责全功”。按照梁启超计算的结果，中国的货币流通应需要30万亿，其中2万亿是金属货币，其余可以发行纸币。
革命后的1913年，做内阁司法部长的梁启超上书袁世凯总统，重提自己数年来坚持的三策并举改革主张，以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1914年3月8日，袁世凯政府设立币制局，任命梁启超为总裁。梁启超要求实施银币普及，其胞弟梁启勋则参与了袁世凯银元的金银铜比例测算。在梁启超的努力下，袁世凯银元，即“袁大头”的持续铸造超过十亿枚，有效地驱逐了当时流通的各种私币、鹰洋，事实上统一了货币，奠定了日后国民政府“废两改元”等金融改革的基础。与此同时，梁启超命时任造币总厂厂长的吴鼎昌着手编写造币厂史，并精心审定，亲笔题写书名。这部11章约5万余字的造币厂史，成为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
1917年段祺瑞组阁，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在9席中占了5席，即财政总长梁启超、内务总长汤化龙、外交总长汪大燮、司法总长林长民、教育总长范源濂，可谓大权在握，段内阁成为名副其实的“进步党内阁”。
据说梁启超希望自己像俄国财政大臣维特那样，以西方的体制点石成金，通過改革让国家起死回生。他的药方是：利用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因而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制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第一步统一硬币，第二步统一纸币，从银本位引入虚金本位，具体做法是购买金镑，裨益国库，然后再发行公债，别辟利源。
但实际上，梁启超的作为是有限的。上任未久，就收到讨逆军总司令部送来的一份账单，要求财政部支付讨逆军费185万元。此后，一系列的“军费”开支账单如雪片般飞向财政部，令梁启超应接不暇。梁启超估计，到1918年6月，经常费用不敷已达5000余万元，再把已经垫付的各种临时军费加上，总赤字将超过6000余万元。他煞费苦心编制的财政预算全面崩溃。
（摘自《英才》 余世存/文）
1896年，年仅23岁的梁启超就在《时务报》上发表《论金银涨落》，认识到“金银价值涨落，为今日地球第一大事。”
变法失败，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接触到更多的西方知识，他自己一边读书一边做汉语世界的播火者，他在1903年出版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一书，从最远古的经济思想家开始，亚里士多德、哥白尼，一直到重商重农学派，到亚当·斯密，给中国人介绍财经常识。
1906年，慈禧太后下诏颁布大清预备仿行立宪。1908年8月，朝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这一“改革”举措，使身在海外的梁启超看到了希望，他为此发表了《发行公债整理官钞推行国币说帖》，建议“必须将货币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三者同时并举，以植大基，而责全功”。按照梁启超计算的结果，中国的货币流通应需要30万亿，其中2万亿是金属货币，其余可以发行纸币。
革命后的1913年，做内阁司法部长的梁启超上书袁世凯总统，重提自己数年来坚持的三策并举改革主张，以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1914年3月8日，袁世凯政府设立币制局，任命梁启超为总裁。梁启超要求实施银币普及，其胞弟梁启勋则参与了袁世凯银元的金银铜比例测算。在梁启超的努力下，袁世凯银元，即“袁大头”的持续铸造超过十亿枚，有效地驱逐了当时流通的各种私币、鹰洋，事实上统一了货币，奠定了日后国民政府“废两改元”等金融改革的基础。与此同时，梁启超命时任造币总厂厂长的吴鼎昌着手编写造币厂史，并精心审定，亲笔题写书名。这部11章约5万余字的造币厂史，成为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
1917年段祺瑞组阁，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在9席中占了5席，即财政总长梁启超、内务总长汤化龙、外交总长汪大燮、司法总长林长民、教育总长范源濂，可谓大权在握，段内阁成为名副其实的“进步党内阁”。
据说梁启超希望自己像俄国财政大臣维特那样，以西方的体制点石成金，通過改革让国家起死回生。他的药方是：利用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因而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制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第一步统一硬币，第二步统一纸币，从银本位引入虚金本位，具体做法是购买金镑，裨益国库，然后再发行公债，别辟利源。
但实际上，梁启超的作为是有限的。上任未久，就收到讨逆军总司令部送来的一份账单，要求财政部支付讨逆军费185万元。此后，一系列的“军费”开支账单如雪片般飞向财政部，令梁启超应接不暇。梁启超估计，到1918年6月，经常费用不敷已达5000余万元，再把已经垫付的各种临时军费加上，总赤字将超过6000余万元。他煞费苦心编制的财政预算全面崩溃。
（摘自《英才》 余世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