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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吴泥塑，以其特有的“多层贴塑”技艺成为中国泥塑中的一朵“奇葩”。在延续700多年的历史中，虽然历经风雨、起伏跌宕，但仍然一路绽放。
在中国，叫“大吴”的村落有很多，然而以泥塑闻名的只有一个，它就是广东省潮安县浮洋镇的大吴村。自南宋末年泥塑艺人吴静山为避中原战乱，携家眷南迁至此，泥塑在这片土地上已延续了700多年，成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民俗文化符号——大吴泥塑，与天津泥人张、无锡惠山泥人并称为“中国三大泥塑”。
在7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大吴泥塑一路跌宕起伏，经历过全村“人人会泥塑、家家有作坊”的辉煌时期，也经历过仅剩一两人坚守、技艺几近失传的落寞时光。2008年，大吴泥塑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6年过去，肩扛国字号荣誉的大吴泥塑如今又是怎样一番光景？带着这样的疑问和期待，我们走进了大吴村。
专家以为已失传
走进村子，一路看到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农村新气象，宽敞笔直的水泥村道绿树成荫，厂房、民居井然有序。走着走着，竟然想起旧时商人在村里挨家挨户收购“安仔”（潮州人对大吴泥塑的叫法）的情景，只是如今街道两旁除了杂货店，并不见泥塑的身影，直到到达此行的目的地——位于大吴村大道41号的吴光让泥塑工作室。
一位老者正在里面做着手里的泥活儿，厚厚的老花眼镜耷拉在鼻梁上，镜片后面那双稍微凹陷的眼睛炯炯有神地盯着前面已经成型的人物泥坯，手中的泥刀麻利而又精准地修改着细节。从年龄和相貌上判断，他应该就是我们今天要拜访的人——大吴泥塑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吴光让。在我们表明来意后，吴老先生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儿，“边做边说，报纸采访我都这样。”
今年66岁的吴光让出身于泥塑世家，14岁初中毕业后就跟着父亲吴来树学做泥塑。当时，人们在娶妻、添丁和传统节日里都要用到“安仔”，捏泥塑这门手艺也成为“香饽饽”。那时的大吴村共1000多人，其中有400多人以做泥塑为营生。村头巷尾、屋前厝后、树下路旁摆满了千姿百态、形象逼真的各种泥塑制品；每到傍晚，烧制泥塑的小窑炉白烟袅袅，与晚霞交相辉映……这个时期大吴泥塑的生产规模和数量，远远超过当时全国最出名的无锡惠山泥人和天津泥人张。
“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吴泥塑没有和无锡惠山泥人、天津泥人张同时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吴光让停下手中的活儿，略带惋惜地说：“北京的专家以为大吴泥塑已经失传了！”原来，在“文革”时期，以传统戏剧为创作题材的大吴泥塑遭到冲击，艺人纷纷转行，导致这门技艺几乎销声匿迹，到2000年左右全村只剩吴光让和其他一两户人家在做。2003年，潮州群众艺术馆馆长陈向军写了一本书叫《潮州大吴泥塑》，书传到北京专家手中后，他们都很吃惊，知道原来还有人在做这个东西，大吴泥塑才受到重视。“第一批已经评完了我们才报上去，所以只能入选第二批。”
至今，吴光让还清晰地记得到北京见专家的情景，让他特别难忘的是一位专家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放，激动地说：“幸好还有你在坚持着，不容易，不容易……”
做“加法”的艺术
大吴泥塑种类丰富，从题材上划分有戏剧人物、喜童、泥玩具、人物塑像和神像，不过，如今最常见的是戏剧人物，它以一组人物造型定格一出戏剧中的特定场景，让人一看泥塑便知整出戏的全貌，并且点出这出戏的主题。制作戏剧人物有一套较为固定的工序，分为采泥、练泥、捏塑、烧坯和彩绘五大环节，雕、塑、捏、贴、刻、划多种艺术手法并用，塑造的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然而，与无锡惠山泥人、天津泥人张等全国其他的泥塑相比，大吴泥塑最特别的制作工艺还是多层贴塑，也就是在捏好人物的身段后，再另外把泥擀成薄片，然后按照“先穿内衣后穿外衣”的原则把泥片“穿”在人物身上，并且根据人物的身体姿势做出褶皱和翻转，使之和人物完全搭配，“压泥成片，褶片成衣”指的就是这个过程。“其他地方的泥塑人物的服饰是整体塑成的，即使有使用贴塑技艺，也只是用在衣摆或袖口等地方，而大吴泥塑人物的服装是整件‘穿’上去的，有几件衣服就要贴几层泥片。雕刻是把多余的泥一点一点地去掉，是做‘减法’的艺术，而贴塑是把泥一层一层地贴上去，是做‘加法’的艺术。”
为了向我们更直观地展示贴塑技艺，吴光让从身后的琉璃橱窗里一组名叫《赵五娘寻夫》的泥塑中小心取下“赵五娘”。赵五娘的服饰复杂繁冗，衣领、衫、袖、带、裙、袍……作品从里到外一共贴了4层。吴光让介绍，这是他做过的最难的作品，从早到晚整整做了5天，这组作品在“第二届中国民间工艺美术‘乡土奖’”评选中获得金奖。
大吴泥塑以当地的“牛犟土”为原料，含水多、质地重，用这样的泥土做出衣襟飘动的轻灵感，非常困难。为了突出贴塑特色，泥塑艺人还特意选择潮剧中衣饰繁复的人物为题材，无疑进一步增大了贴塑的难度，难怪即使在大吴泥塑发展最鼎盛的清朝至明国时期，也只有小部分人掌握着这门技艺，如今更是凤毛鳞角。“要掌握这门技艺，除了长年累月的琢磨外，也有一些窍门。”比如同样是割泥，“丑角”的衣服和“旦角”的衣服在割法上就不一样，“丑角”的裤脚要割成弧形，看起来感觉邋遢；“旦角”的裤脚要割平，左右要对齐，要突出斯文的特点。吴光让回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不允许做传统题材泥塑，只能做毛主席头像。为了学习传统泥塑的贴塑技艺，他只能在晚上点煤油灯偷学，怕被人家看到惹麻烦，只能含着眼泪把作品砸掉。
一个订单20多万
近年来，随着当地政府对大吴泥塑的重视和媒体的宣传，再加上参加文博会、工艺展、世博会等各种展会，大吴泥塑作为一种地域民俗文化符号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其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和收藏价值吸引了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除了收藏家和海外华侨购买外，中国名人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国农业美术博物馆等先后向吴光让订购泥塑作品，作为藏品展示。
前不久，吴光让接到了一个订单，广东省博物馆向他订购一套《潮汕民间习俗》大型泥塑作品。这套作品分13组，共有人物134尊，分别呈现了潮汕人从新生婴儿到老年人等不同年龄阶段所经历的13种礼俗，如 “开腥”、“满月”、“出花园”、“结婚”、“做寿诞”等。从草稿设计到泥胚制作，再经历烧制、上色到最终完工，吴光让倾注了大量心血，共耗时一年多才做完。 当问到收入时，吴光让笑了笑，说：“20多万元。”在我们全都露出惊讶的表情时，他补充一句：“其实这算不上贵，如果按我的作品平均两个1万元计算，远不止这个数。”
与吴光让同村的吴维清是大吴泥塑的省级传承人。2000年前后，弃农从事泥塑制作的吴维清和家人蜗居在一座阴暗狭小的老屋里，那时他没有知名度，作品卖不出去，一家人每天的收入还不足50元，生活极其艰难。为了补贴家用，女儿和儿子高中毕业后都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选择外出打工挣钱。在评为省级传承人之后，吴维清渐渐有了知名度，一套作品可以卖到2000元左右，如今他靠创作泥塑挣的钱盖起了一座4层高、400多平方米的新楼房，还开设了专门的泥塑工作室。原来在广州工作的儿子也回到家中，向父亲学起了大吴泥塑的传统技艺。
与吴光让和吴维清采用家庭作坊制作泥塑的方式不同，村里的另一位泥塑艺人吴德祥走的是另外的路子。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吴德祥就开办了泥塑厂，采用倒模技术批量制作大型人物雕像和佛像，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村里唯一一家生产泥塑制品的企业。据他说，厂子的利润每月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有人说我抛弃传统，我不这么认为，只有不断创新，顾客需要什么，我们便做什么，能赚钱才能走得更远。”吴德祥坚定地说。
传承路上的困惑
千百年来，大吴泥塑一直以家族传承的方式世代延续，并且遵循“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规定。这种单线而封闭的传承方式虽然有利于维护家族技艺、保护家族利益，但是不利于技艺的广泛流传。在新的时期，这种规定虽然有所淡化，一些面向市民、学生的宣传和讲座也逐渐开展起来，然而对于核心工艺的传承仍然囿于家族内部，比如吴光让家族延续至今的贴塑工艺就只传给了他的两个儿子。
相比之下，同为“中国三大泥塑”之一的天津泥人张和无锡惠山泥人在技艺的传承模式上则显得更开放。“泥人张”第三代传人张景祜先后受聘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院校任教，并开办工作室，先后招收了5批全国各地的学员，培养了一大批泥塑人才。无锡惠山泥人泥塑技艺也于2013年9月正式进入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学院“非遗班”，成为该校的特色专业开始招生。从长远来看，大吴泥塑正面临着失传的危机。
另一方面，虽然采用传统工艺制作的大吴泥塑市场价格不菲，然而并没有吸引村里的年轻人从事传统的泥塑制作，原因是学会大吴泥塑的传统工艺至少要五六年时间，期间几乎没有一点收入，学成后还要经过几年的磨砺才能让作品卖个好价钱，远不如干其他事情挣钱快，所以年轻人都没有耐心去学。
技艺不愿外传和年轻人不愿学，目前已经成为大吴泥塑传承路上的两只“拦路虎”，如何破解这样的困局，已成为当地非遗保护部门的当务之急。
事实上，把大吴泥塑打造成民族性、地域性的文化品牌，构成一个全新的泥塑文化产业，不失为一条可以尝试的新路子。一方面，通过引入现代倒模技术生产大吴泥塑非核心工艺部分，提高产品效益，同时丰富大吴泥塑的产品种类，制作儿童玩具类泥塑、趣味性泥塑和礼品类泥塑；另一方面，通过与潮州旅游文化相结合，举办主题节庆来推动潮州大吴泥塑的市场化发展，如甘肃每年都会举办香包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当大吴泥塑形成产业化，并达到经济效应和社会效益并举的时候，这门技艺的传承才会有优越的自身条件和社会条件，也才能广泛而持久地传承下去。
在中国，叫“大吴”的村落有很多，然而以泥塑闻名的只有一个，它就是广东省潮安县浮洋镇的大吴村。自南宋末年泥塑艺人吴静山为避中原战乱，携家眷南迁至此，泥塑在这片土地上已延续了700多年，成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民俗文化符号——大吴泥塑，与天津泥人张、无锡惠山泥人并称为“中国三大泥塑”。
在7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大吴泥塑一路跌宕起伏，经历过全村“人人会泥塑、家家有作坊”的辉煌时期，也经历过仅剩一两人坚守、技艺几近失传的落寞时光。2008年，大吴泥塑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6年过去，肩扛国字号荣誉的大吴泥塑如今又是怎样一番光景？带着这样的疑问和期待，我们走进了大吴村。
专家以为已失传
走进村子，一路看到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农村新气象，宽敞笔直的水泥村道绿树成荫，厂房、民居井然有序。走着走着，竟然想起旧时商人在村里挨家挨户收购“安仔”（潮州人对大吴泥塑的叫法）的情景，只是如今街道两旁除了杂货店，并不见泥塑的身影，直到到达此行的目的地——位于大吴村大道41号的吴光让泥塑工作室。
一位老者正在里面做着手里的泥活儿，厚厚的老花眼镜耷拉在鼻梁上，镜片后面那双稍微凹陷的眼睛炯炯有神地盯着前面已经成型的人物泥坯，手中的泥刀麻利而又精准地修改着细节。从年龄和相貌上判断，他应该就是我们今天要拜访的人——大吴泥塑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吴光让。在我们表明来意后，吴老先生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儿，“边做边说，报纸采访我都这样。”
今年66岁的吴光让出身于泥塑世家，14岁初中毕业后就跟着父亲吴来树学做泥塑。当时，人们在娶妻、添丁和传统节日里都要用到“安仔”，捏泥塑这门手艺也成为“香饽饽”。那时的大吴村共1000多人，其中有400多人以做泥塑为营生。村头巷尾、屋前厝后、树下路旁摆满了千姿百态、形象逼真的各种泥塑制品；每到傍晚，烧制泥塑的小窑炉白烟袅袅，与晚霞交相辉映……这个时期大吴泥塑的生产规模和数量，远远超过当时全国最出名的无锡惠山泥人和天津泥人张。
“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吴泥塑没有和无锡惠山泥人、天津泥人张同时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吴光让停下手中的活儿，略带惋惜地说：“北京的专家以为大吴泥塑已经失传了！”原来，在“文革”时期，以传统戏剧为创作题材的大吴泥塑遭到冲击，艺人纷纷转行，导致这门技艺几乎销声匿迹，到2000年左右全村只剩吴光让和其他一两户人家在做。2003年，潮州群众艺术馆馆长陈向军写了一本书叫《潮州大吴泥塑》，书传到北京专家手中后，他们都很吃惊，知道原来还有人在做这个东西，大吴泥塑才受到重视。“第一批已经评完了我们才报上去，所以只能入选第二批。”
至今，吴光让还清晰地记得到北京见专家的情景，让他特别难忘的是一位专家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放，激动地说：“幸好还有你在坚持着，不容易，不容易……”
做“加法”的艺术
大吴泥塑种类丰富，从题材上划分有戏剧人物、喜童、泥玩具、人物塑像和神像，不过，如今最常见的是戏剧人物，它以一组人物造型定格一出戏剧中的特定场景，让人一看泥塑便知整出戏的全貌，并且点出这出戏的主题。制作戏剧人物有一套较为固定的工序，分为采泥、练泥、捏塑、烧坯和彩绘五大环节，雕、塑、捏、贴、刻、划多种艺术手法并用，塑造的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然而，与无锡惠山泥人、天津泥人张等全国其他的泥塑相比，大吴泥塑最特别的制作工艺还是多层贴塑，也就是在捏好人物的身段后，再另外把泥擀成薄片，然后按照“先穿内衣后穿外衣”的原则把泥片“穿”在人物身上，并且根据人物的身体姿势做出褶皱和翻转，使之和人物完全搭配，“压泥成片，褶片成衣”指的就是这个过程。“其他地方的泥塑人物的服饰是整体塑成的，即使有使用贴塑技艺，也只是用在衣摆或袖口等地方，而大吴泥塑人物的服装是整件‘穿’上去的，有几件衣服就要贴几层泥片。雕刻是把多余的泥一点一点地去掉，是做‘减法’的艺术，而贴塑是把泥一层一层地贴上去，是做‘加法’的艺术。”
为了向我们更直观地展示贴塑技艺，吴光让从身后的琉璃橱窗里一组名叫《赵五娘寻夫》的泥塑中小心取下“赵五娘”。赵五娘的服饰复杂繁冗，衣领、衫、袖、带、裙、袍……作品从里到外一共贴了4层。吴光让介绍，这是他做过的最难的作品，从早到晚整整做了5天，这组作品在“第二届中国民间工艺美术‘乡土奖’”评选中获得金奖。
大吴泥塑以当地的“牛犟土”为原料，含水多、质地重，用这样的泥土做出衣襟飘动的轻灵感，非常困难。为了突出贴塑特色，泥塑艺人还特意选择潮剧中衣饰繁复的人物为题材，无疑进一步增大了贴塑的难度，难怪即使在大吴泥塑发展最鼎盛的清朝至明国时期，也只有小部分人掌握着这门技艺，如今更是凤毛鳞角。“要掌握这门技艺，除了长年累月的琢磨外，也有一些窍门。”比如同样是割泥，“丑角”的衣服和“旦角”的衣服在割法上就不一样，“丑角”的裤脚要割成弧形，看起来感觉邋遢；“旦角”的裤脚要割平，左右要对齐，要突出斯文的特点。吴光让回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不允许做传统题材泥塑，只能做毛主席头像。为了学习传统泥塑的贴塑技艺，他只能在晚上点煤油灯偷学，怕被人家看到惹麻烦，只能含着眼泪把作品砸掉。
一个订单20多万
近年来，随着当地政府对大吴泥塑的重视和媒体的宣传，再加上参加文博会、工艺展、世博会等各种展会，大吴泥塑作为一种地域民俗文化符号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其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和收藏价值吸引了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除了收藏家和海外华侨购买外，中国名人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国农业美术博物馆等先后向吴光让订购泥塑作品，作为藏品展示。
前不久，吴光让接到了一个订单，广东省博物馆向他订购一套《潮汕民间习俗》大型泥塑作品。这套作品分13组，共有人物134尊，分别呈现了潮汕人从新生婴儿到老年人等不同年龄阶段所经历的13种礼俗，如 “开腥”、“满月”、“出花园”、“结婚”、“做寿诞”等。从草稿设计到泥胚制作，再经历烧制、上色到最终完工，吴光让倾注了大量心血，共耗时一年多才做完。 当问到收入时，吴光让笑了笑，说：“20多万元。”在我们全都露出惊讶的表情时，他补充一句：“其实这算不上贵，如果按我的作品平均两个1万元计算，远不止这个数。”
与吴光让同村的吴维清是大吴泥塑的省级传承人。2000年前后，弃农从事泥塑制作的吴维清和家人蜗居在一座阴暗狭小的老屋里，那时他没有知名度，作品卖不出去，一家人每天的收入还不足50元，生活极其艰难。为了补贴家用，女儿和儿子高中毕业后都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选择外出打工挣钱。在评为省级传承人之后，吴维清渐渐有了知名度，一套作品可以卖到2000元左右，如今他靠创作泥塑挣的钱盖起了一座4层高、400多平方米的新楼房，还开设了专门的泥塑工作室。原来在广州工作的儿子也回到家中，向父亲学起了大吴泥塑的传统技艺。
与吴光让和吴维清采用家庭作坊制作泥塑的方式不同，村里的另一位泥塑艺人吴德祥走的是另外的路子。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吴德祥就开办了泥塑厂，采用倒模技术批量制作大型人物雕像和佛像，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村里唯一一家生产泥塑制品的企业。据他说，厂子的利润每月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有人说我抛弃传统，我不这么认为，只有不断创新，顾客需要什么，我们便做什么，能赚钱才能走得更远。”吴德祥坚定地说。
传承路上的困惑
千百年来，大吴泥塑一直以家族传承的方式世代延续，并且遵循“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规定。这种单线而封闭的传承方式虽然有利于维护家族技艺、保护家族利益，但是不利于技艺的广泛流传。在新的时期，这种规定虽然有所淡化，一些面向市民、学生的宣传和讲座也逐渐开展起来，然而对于核心工艺的传承仍然囿于家族内部，比如吴光让家族延续至今的贴塑工艺就只传给了他的两个儿子。
相比之下，同为“中国三大泥塑”之一的天津泥人张和无锡惠山泥人在技艺的传承模式上则显得更开放。“泥人张”第三代传人张景祜先后受聘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院校任教，并开办工作室，先后招收了5批全国各地的学员，培养了一大批泥塑人才。无锡惠山泥人泥塑技艺也于2013年9月正式进入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学院“非遗班”，成为该校的特色专业开始招生。从长远来看，大吴泥塑正面临着失传的危机。
另一方面，虽然采用传统工艺制作的大吴泥塑市场价格不菲，然而并没有吸引村里的年轻人从事传统的泥塑制作，原因是学会大吴泥塑的传统工艺至少要五六年时间，期间几乎没有一点收入，学成后还要经过几年的磨砺才能让作品卖个好价钱，远不如干其他事情挣钱快，所以年轻人都没有耐心去学。
技艺不愿外传和年轻人不愿学，目前已经成为大吴泥塑传承路上的两只“拦路虎”，如何破解这样的困局，已成为当地非遗保护部门的当务之急。
事实上，把大吴泥塑打造成民族性、地域性的文化品牌，构成一个全新的泥塑文化产业，不失为一条可以尝试的新路子。一方面，通过引入现代倒模技术生产大吴泥塑非核心工艺部分，提高产品效益，同时丰富大吴泥塑的产品种类，制作儿童玩具类泥塑、趣味性泥塑和礼品类泥塑；另一方面，通过与潮州旅游文化相结合，举办主题节庆来推动潮州大吴泥塑的市场化发展，如甘肃每年都会举办香包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当大吴泥塑形成产业化，并达到经济效应和社会效益并举的时候，这门技艺的传承才会有优越的自身条件和社会条件，也才能广泛而持久地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