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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前，这个传闻在华盛顿就已经不是秘密，如今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提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尼古拉斯·伯恩斯出任新一任美国驻华大使。
自美国前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去年10月离任以来，这一岗位已空缺了近一年。
一位熟悉伯恩斯的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考虑到伯恩斯与拜登团队的密切关系，拜登胜选后“（哈佛的）人们都知道他会出任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要职”，但又因为他此前已担任过国务院“三把手”，即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因而留给他的选项只有少数几个职位，其中就包括美国驻华大使。
今年6月下旬，伯恩斯在华“新班底”已经完成组建，新任使馆发言人、使团副团长先后飞抵北京，但新任驻华大使的人选迟迟没有正式宣布。此番获得提名后，伯恩斯还需等待参加参议院听证会。外界估计，等一系列流程走完后，他的正式上任时间可能要到今年年底。
美国前驻华公使傅立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因为参议院共和党人很可能在确认驻华大使提名的环节借机攻击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白宫在正式提名前必须进行广泛的磋商和背景调查，这导致了新大使姗姗来迟。
7月28日，中美天津会晤后的第二天，中国第十一任驻美大使秦刚抵美履新。当天，秦刚用中英双语对中外媒体发表讲话，从50年前基辛格秘密访华说起，对比基辛格的“取道他途”和自己“公开踏上正途”，表示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就不会关上。而伯恩斯在获得提名后表示，自己期待重返公职，并致力于应对“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以及我们在两国关系紧张的当下面临的其他困难和复杂挑战”。
伯恩斯不会中文，也不熟悉中国社会文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不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在这个需要双方努力不让两国关系滑向深渊的时刻”。傅立民则认为，关键在于白宫会给伯恩斯怎样的指令，“政策是在华盛顿制定的，不是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制定”。
现年65岁的伯恩斯年少时因越南战争对外交产生兴趣。据他回忆，1973年停战协议签署时，越南战争“走进了我们的客厅和餐桌”，当时还是中学生的伯恩斯在地图上找寻越南的位置，由此希望学习外语，变成一个对世界了解更多的人。
1980年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后，伯恩斯短暂投身非政府组织。1983年，他进入美国国务院工作。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伯恩斯先后出任国务院新闻发言人、驻希腊大使、驻北约大使等要职，直至担任小布什政府的政务副国务卿。
据伯恩斯回忆，两件事对他的外交生涯产生了关键影响。他曾作为年轻外交官派驻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居民区事务是他的工作重点之一。当时美国总统里根在巴以冲突中公开支持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不信任这位美国年轻人。伯恩斯的办法是与来自不同领域当地人建立私人联系，“敲开门，坐下来，倾听对方的故事”。
（资料图片）尼古拉斯·伯恩斯。图/中新
上世纪90年代，已成为高级外交官的伯恩斯遇到了他尊崇的外交前辈霍尔布鲁克大使。他随同霍尔布鲁克参与了巴尔干半岛的停战工作，目睹了霍尔布鲁克如何敲开房门与战争各方的领导人坐下来一对一面谈，最终实现了和平。在外交一线辗转穿梭的过程中，伯恩斯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性外交思维”。
2008年结束外交生涯到哈佛大学任教后，伯恩斯专门研究新时代职业外交官的综合素养问题，并将之概括为：外交官不仅要有充分的历史、经济、地理知识，更要懂得如何了解人;既要有全局性的战略思维，也要能成为美国社会与驻在国间加深了解的桥梁。
在小布什政府时期，伯恩斯坚定支持美国国务院重启与伊朗中断30年的外交接触，花了很多时间在华盛顿游说，强调“外交本来就不只是和朋友对话，而是要和对手对话”。他也反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支持“接触策略”。
今年早些时候，伯恩斯还在讲座中强调：“信息化时代，我们为何还需要外交官？因为我们需要外交官去进行人与人的沟通、建立人与人的交流，这不能通过邮件或社交媒体去完成。”
伯恩斯的校友、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助理教授佐佐木文子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伯恩斯的身上充分体现了“职业大使”的优点。“职业大使”指职业外交官出身的大使，是与参议员、州长等政客出身的“政客大使”相对的概念。在伯恩斯之前，最近十年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博卡斯和布兰斯塔德都是“政客大使”。
佐佐木文子指出，“职业大使”一般不太看重意识形态或总统的个人意志，知道妥协的价值以及如何妥协，明白外交需要双赢。而政客出身的大使多是因为与总统的个人关系而得到任命，而且有自己的政治需求，因而一般被认为缺乏这些特质。
对于“政客大使”，伯恩斯持反对态度。他在哈佛大學撰写的研究报告指出，自肯尼迪时代以来，美国的“政客大使”“职业大使”比例是“三七开”，他建议改变为“二八开”，尤其是关键国家的大使岗位应当由“终生献身外交事业的人”出任。
伯恩斯的观点得到了一些特殊朋友的支持。2016年，与伯恩斯相识30年的老友、时任副国务卿布林肯请他加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竞选团队。希拉里败选后，2017年，大批离任的奥巴马政府高级官员加盟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贝尔佛研究中心，当时伯恩斯是该中心的领导者之一。
2020年总统选举中，贝尔佛中心成为事实上的“拜登影子国务院”。布林肯出任拜登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沙利文、伯恩斯等均进入拜登竞选团队。大选结束后，沙利文和舍伍德-兰德尔分别成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除了伯恩斯之外，目前有至少8名贝尔佛中心研究员获得了拜登新政府的副部长级以上职位提名。 包道格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不论拜登是否接受了伯恩斯关于“职业大使”的观点，伯恩斯与拜登团队的密切联系，事实上消除了提名政客担任驻华大使的必要性。“政客之所以被选为大使，就是因为他们的地位意味着他们有上层渠道，可以直接与总统、国务卿打交道。可是现在，为什么不直接选一位和总统团队有特殊关系的职业大使呢？”
美国前任驻华大使博卡斯也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伯恩斯得到提名的关键原因是他和拜登、布林肯、沙利文等人之间彼此充分了解，“拜登知道伯恩斯会尽自己所能为他工作，接受他和白宫的指示。”
在美国参议院两党分裂、势均力敌的背景下，伯恩斯此前是小布什总统身边最重要的职业外交官，也成为加分项。“如果拜登想要的是能够轻易被参议院共和党人批准的大使，选择民主党政客显然不如选择伯恩斯。”佐佐木文子说。
被提名前，伯恩斯外交生涯的关键词还不包括“中国”。离开国务院前的最后两年，他担任“雾谷”的三号人物，处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事务。
当时，包道格是他属下处理涉华事务的高级外交官，但包道格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印象中不记得这位上级对中国和亚洲有特别的了解，“据我所知他到哈佛之后学到了很多（中国知识）。”
白宫在8月20日发布的声明中称，伯恩斯在副国务卿任内与中国政府在阿富汗、伊朗、朝鲜事务及美国印太政策等问题上进行过合作。离职后，他为智库阿斯彭战略集团服务时，组织过与中共中央党校的政策对话。
此外，他在哈佛教授过有关中美关系的课程，作过演讲，写过论文。伯恩斯当时开设了一门名为“国际体系中的大国竞争”的课程，目标是通过研究中美等大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讨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们是否能够合作应对当前人类最重要的挑战。课堂上，伯恩斯总告诫学生不要轻视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
但最初，他对中美关系的认知相对乐观。2016年初，伯恩斯主持了一场与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的对话。“中国通”洪博培在讲话中提及大量中国近现代史人物，伯恩斯不仅能跟上洪博培的思路，还屡屡打断洪博培，向观众补充这些人物的基本信息。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一带一路倡议，他也如数家珍。不过伯恩斯并没有学过中文，在提及具体的地名时也偶有失误。
另一方面，作为北约和欧洲事务专家进入决策团队，伯恩斯本身就肩负两项使命：就如何团结欧盟采取一致的对华政策向民主党高层提供建议;以及将遏制前苏联的战略得失应用于制订民主党的印太战略上。
今年2月，伯恩斯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观点已经较之前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强调，中美关系是“最重要和最具挑战性的”，而美国不能把印太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让给中国。
伯恩斯给出的“美国方案”是，一方面保持与中国接触对话，一方面则与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和欧洲国家建立统一战线，一起向中国施压。而这也确实是拜登上任之后所展现出的对华政策思路。
佐佐木文子指出，一个更严峻的事实是，伯恩斯“缺乏中国经验”，可能也是他获得驻华大使提名的原因之一。自2014年博卡斯接任骆家辉出任驻华大使，华盛顿已经舍弃了任命“中国通”出使中国的旧惯例，最近三任驻华大使：奥巴马任命的博卡斯、特朗普任命的布兰斯塔德以及拜登提名的伯恩斯，都不会说中文。
“这种趋势反映了华盛顿的氛围：对中国非常强硬。”佐佐木文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很多了解中国的官员及学人都试图保持客观，包括联名写信反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这导致的结果是，现在美国政客们怀疑会说中文的人对中国存在‘泛滥的同情心’。”
在傅立民看来，这已经是华盛顿长期存在的矛盾。一方面，当与别国关系陷入低谷时，美国驻当地的外交官因熟悉当地文化民情而产生的情感，会被国内社会视为对“敌国”政策的同情，进而质疑这些最专业的人不能忠实追求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如果真的考量国家利益，一位会当地语言的外交官能极大地促进谈判对象的同理心，这有益于深入当地了解情况。
不过，不论拜登如何考虑，任命伯恩斯显然比任命“中国通”更能让分裂的国会满意。前述熟悉伯恩斯的人士则表示：“在当下，对于美国驻华大使来说，在美国的关系网比拥有中国经验更重要。”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两位前任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和博卡斯都向伯恩斯提出了“如何做好驻华大使”的建议。布兰斯塔德建议伯恩斯将重点放在中美经贸谈判上，因为那能做出实际的成果。博卡斯则强调，伯恩斯应当学习自己拜访中国每个省的做法，“尽自己所能去学习和倾听，以想出办法重新获得我们间失去的信任”。
拜登欧洲之行结束后，伯恩斯此前为拜登开出的“印太-欧洲统一战线”方案已被证明不能奏效，德国、法国、意大利、韩国等国领导人都表现出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态度。
除拉拢盟友外，伯恩斯更强调美国自身实力的提升。他今年5月曾指出，中美的“竞争”并不是“新冷战”，军事竞争虽然重要，但未来数十年两国主要的竞争领域仍是经济和科技领域，“加强我们国际影响力的方式，是加强国内竞争力”。
五年前与洪博培对话时，伯恩斯曾说，他担任小布什政府高级职务时，白宫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如今中国——在我看来——负起了责任，建立亚投行，向周边国家提供大量贷款，美国却反对这项计划。”他问洪博培，“这是我们的错误吗？”洪博培回答：“是的，一个巨大的错误。”
前述熟悉伯恩斯的人士分析，考虑到伯恩斯对经贸事务的关注和对人际接触的重视，布兰斯塔德和博卡斯的建议很可能就是他的工作方向。“但要注意的是，雖然伯恩斯不一定支持当前中美关系某些方面的发展，但他更强调外交官的首要使命是忠诚，他会忠诚于白宫的政策，不论其个人学术观点异同。”
目前，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仍在审议中。7月2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天津与来访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举行会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随后会见了舍曼。会议上，舍曼透露了拜登政府最新的对华政策基调。
有分析人士指出，不论未来如何，美国驻华大使能得到任命，本身就是一件好事。自安克雷奇对话以来的半年，与中方接触的美国高级外交官布林肯、沙利文、舍曼都并非专注于中美关系事务，而克里则只负责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谈判。“当务之急，是将大多数事务集中于一个稳定、专业的渠道，总派‘特使’是低效的。”包道格说。
佐佐木文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提名伯恩斯，本身就意味着拜登的对华政策还存在调整的空间，“提名职业外交官，象征着拜登还是想‘做些事情’，而非一昧追求意识形态”。
自美国前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去年10月离任以来，这一岗位已空缺了近一年。
一位熟悉伯恩斯的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考虑到伯恩斯与拜登团队的密切关系，拜登胜选后“（哈佛的）人们都知道他会出任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要职”，但又因为他此前已担任过国务院“三把手”，即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因而留给他的选项只有少数几个职位，其中就包括美国驻华大使。
今年6月下旬，伯恩斯在华“新班底”已经完成组建，新任使馆发言人、使团副团长先后飞抵北京，但新任驻华大使的人选迟迟没有正式宣布。此番获得提名后，伯恩斯还需等待参加参议院听证会。外界估计，等一系列流程走完后，他的正式上任时间可能要到今年年底。
美国前驻华公使傅立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因为参议院共和党人很可能在确认驻华大使提名的环节借机攻击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白宫在正式提名前必须进行广泛的磋商和背景调查，这导致了新大使姗姗来迟。
7月28日，中美天津会晤后的第二天，中国第十一任驻美大使秦刚抵美履新。当天，秦刚用中英双语对中外媒体发表讲话，从50年前基辛格秘密访华说起，对比基辛格的“取道他途”和自己“公开踏上正途”，表示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就不会关上。而伯恩斯在获得提名后表示，自己期待重返公职，并致力于应对“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以及我们在两国关系紧张的当下面临的其他困难和复杂挑战”。
伯恩斯不会中文，也不熟悉中国社会文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不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在这个需要双方努力不让两国关系滑向深渊的时刻”。傅立民则认为，关键在于白宫会给伯恩斯怎样的指令，“政策是在华盛顿制定的，不是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制定”。
“职业大使”VS“政客大使”
现年65岁的伯恩斯年少时因越南战争对外交产生兴趣。据他回忆，1973年停战协议签署时，越南战争“走进了我们的客厅和餐桌”，当时还是中学生的伯恩斯在地图上找寻越南的位置，由此希望学习外语，变成一个对世界了解更多的人。
1980年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后，伯恩斯短暂投身非政府组织。1983年，他进入美国国务院工作。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伯恩斯先后出任国务院新闻发言人、驻希腊大使、驻北约大使等要职，直至担任小布什政府的政务副国务卿。
据伯恩斯回忆，两件事对他的外交生涯产生了关键影响。他曾作为年轻外交官派驻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居民区事务是他的工作重点之一。当时美国总统里根在巴以冲突中公开支持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不信任这位美国年轻人。伯恩斯的办法是与来自不同领域当地人建立私人联系，“敲开门，坐下来，倾听对方的故事”。
上世纪90年代，已成为高级外交官的伯恩斯遇到了他尊崇的外交前辈霍尔布鲁克大使。他随同霍尔布鲁克参与了巴尔干半岛的停战工作，目睹了霍尔布鲁克如何敲开房门与战争各方的领导人坐下来一对一面谈，最终实现了和平。在外交一线辗转穿梭的过程中，伯恩斯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性外交思维”。
2008年结束外交生涯到哈佛大学任教后，伯恩斯专门研究新时代职业外交官的综合素养问题，并将之概括为：外交官不仅要有充分的历史、经济、地理知识，更要懂得如何了解人;既要有全局性的战略思维，也要能成为美国社会与驻在国间加深了解的桥梁。
在小布什政府时期，伯恩斯坚定支持美国国务院重启与伊朗中断30年的外交接触，花了很多时间在华盛顿游说，强调“外交本来就不只是和朋友对话，而是要和对手对话”。他也反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支持“接触策略”。
今年早些时候，伯恩斯还在讲座中强调：“信息化时代，我们为何还需要外交官？因为我们需要外交官去进行人与人的沟通、建立人与人的交流，这不能通过邮件或社交媒体去完成。”
伯恩斯的校友、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助理教授佐佐木文子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伯恩斯的身上充分体现了“职业大使”的优点。“职业大使”指职业外交官出身的大使，是与参议员、州长等政客出身的“政客大使”相对的概念。在伯恩斯之前，最近十年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博卡斯和布兰斯塔德都是“政客大使”。
佐佐木文子指出，“职业大使”一般不太看重意识形态或总统的个人意志，知道妥协的价值以及如何妥协，明白外交需要双赢。而政客出身的大使多是因为与总统的个人关系而得到任命，而且有自己的政治需求，因而一般被认为缺乏这些特质。
对于“政客大使”，伯恩斯持反对态度。他在哈佛大學撰写的研究报告指出，自肯尼迪时代以来，美国的“政客大使”“职业大使”比例是“三七开”，他建议改变为“二八开”，尤其是关键国家的大使岗位应当由“终生献身外交事业的人”出任。
伯恩斯的观点得到了一些特殊朋友的支持。2016年，与伯恩斯相识30年的老友、时任副国务卿布林肯请他加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竞选团队。希拉里败选后，2017年，大批离任的奥巴马政府高级官员加盟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贝尔佛研究中心，当时伯恩斯是该中心的领导者之一。
2020年总统选举中，贝尔佛中心成为事实上的“拜登影子国务院”。布林肯出任拜登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沙利文、伯恩斯等均进入拜登竞选团队。大选结束后，沙利文和舍伍德-兰德尔分别成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除了伯恩斯之外，目前有至少8名贝尔佛中心研究员获得了拜登新政府的副部长级以上职位提名。 包道格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不论拜登是否接受了伯恩斯关于“职业大使”的观点，伯恩斯与拜登团队的密切联系，事实上消除了提名政客担任驻华大使的必要性。“政客之所以被选为大使，就是因为他们的地位意味着他们有上层渠道，可以直接与总统、国务卿打交道。可是现在，为什么不直接选一位和总统团队有特殊关系的职业大使呢？”
美国前任驻华大使博卡斯也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伯恩斯得到提名的关键原因是他和拜登、布林肯、沙利文等人之间彼此充分了解，“拜登知道伯恩斯会尽自己所能为他工作，接受他和白宫的指示。”
在美国参议院两党分裂、势均力敌的背景下，伯恩斯此前是小布什总统身边最重要的职业外交官，也成为加分项。“如果拜登想要的是能够轻易被参议院共和党人批准的大使，选择民主党政客显然不如选择伯恩斯。”佐佐木文子说。
“在美国的关系网比拥有中国经验更重要”
被提名前，伯恩斯外交生涯的关键词还不包括“中国”。离开国务院前的最后两年，他担任“雾谷”的三号人物，处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事务。
当时，包道格是他属下处理涉华事务的高级外交官，但包道格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印象中不记得这位上级对中国和亚洲有特别的了解，“据我所知他到哈佛之后学到了很多（中国知识）。”
白宫在8月20日发布的声明中称，伯恩斯在副国务卿任内与中国政府在阿富汗、伊朗、朝鲜事务及美国印太政策等问题上进行过合作。离职后，他为智库阿斯彭战略集团服务时，组织过与中共中央党校的政策对话。
此外，他在哈佛教授过有关中美关系的课程，作过演讲，写过论文。伯恩斯当时开设了一门名为“国际体系中的大国竞争”的课程，目标是通过研究中美等大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讨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们是否能够合作应对当前人类最重要的挑战。课堂上，伯恩斯总告诫学生不要轻视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
但最初，他对中美关系的认知相对乐观。2016年初，伯恩斯主持了一场与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的对话。“中国通”洪博培在讲话中提及大量中国近现代史人物，伯恩斯不仅能跟上洪博培的思路，还屡屡打断洪博培，向观众补充这些人物的基本信息。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一带一路倡议，他也如数家珍。不过伯恩斯并没有学过中文，在提及具体的地名时也偶有失误。
另一方面，作为北约和欧洲事务专家进入决策团队，伯恩斯本身就肩负两项使命：就如何团结欧盟采取一致的对华政策向民主党高层提供建议;以及将遏制前苏联的战略得失应用于制订民主党的印太战略上。
今年2月，伯恩斯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观点已经较之前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强调，中美关系是“最重要和最具挑战性的”，而美国不能把印太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让给中国。
伯恩斯给出的“美国方案”是，一方面保持与中国接触对话，一方面则与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和欧洲国家建立统一战线，一起向中国施压。而这也确实是拜登上任之后所展现出的对华政策思路。
佐佐木文子指出，一个更严峻的事实是，伯恩斯“缺乏中国经验”，可能也是他获得驻华大使提名的原因之一。自2014年博卡斯接任骆家辉出任驻华大使，华盛顿已经舍弃了任命“中国通”出使中国的旧惯例，最近三任驻华大使：奥巴马任命的博卡斯、特朗普任命的布兰斯塔德以及拜登提名的伯恩斯，都不会说中文。
“这种趋势反映了华盛顿的氛围：对中国非常强硬。”佐佐木文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很多了解中国的官员及学人都试图保持客观，包括联名写信反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这导致的结果是，现在美国政客们怀疑会说中文的人对中国存在‘泛滥的同情心’。”
在傅立民看来，这已经是华盛顿长期存在的矛盾。一方面，当与别国关系陷入低谷时，美国驻当地的外交官因熟悉当地文化民情而产生的情感，会被国内社会视为对“敌国”政策的同情，进而质疑这些最专业的人不能忠实追求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如果真的考量国家利益，一位会当地语言的外交官能极大地促进谈判对象的同理心，这有益于深入当地了解情况。
不过，不论拜登如何考虑，任命伯恩斯显然比任命“中国通”更能让分裂的国会满意。前述熟悉伯恩斯的人士则表示：“在当下，对于美国驻华大使来说，在美国的关系网比拥有中国经验更重要。”
“有了大使，总是一件好事”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两位前任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和博卡斯都向伯恩斯提出了“如何做好驻华大使”的建议。布兰斯塔德建议伯恩斯将重点放在中美经贸谈判上，因为那能做出实际的成果。博卡斯则强调，伯恩斯应当学习自己拜访中国每个省的做法，“尽自己所能去学习和倾听，以想出办法重新获得我们间失去的信任”。
拜登欧洲之行结束后，伯恩斯此前为拜登开出的“印太-欧洲统一战线”方案已被证明不能奏效，德国、法国、意大利、韩国等国领导人都表现出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态度。
除拉拢盟友外，伯恩斯更强调美国自身实力的提升。他今年5月曾指出，中美的“竞争”并不是“新冷战”，军事竞争虽然重要，但未来数十年两国主要的竞争领域仍是经济和科技领域，“加强我们国际影响力的方式，是加强国内竞争力”。
五年前与洪博培对话时，伯恩斯曾说，他担任小布什政府高级职务时，白宫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如今中国——在我看来——负起了责任，建立亚投行，向周边国家提供大量贷款，美国却反对这项计划。”他问洪博培，“这是我们的错误吗？”洪博培回答：“是的，一个巨大的错误。”
前述熟悉伯恩斯的人士分析，考虑到伯恩斯对经贸事务的关注和对人际接触的重视，布兰斯塔德和博卡斯的建议很可能就是他的工作方向。“但要注意的是，雖然伯恩斯不一定支持当前中美关系某些方面的发展，但他更强调外交官的首要使命是忠诚，他会忠诚于白宫的政策，不论其个人学术观点异同。”
目前，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仍在审议中。7月2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天津与来访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举行会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随后会见了舍曼。会议上，舍曼透露了拜登政府最新的对华政策基调。
有分析人士指出，不论未来如何，美国驻华大使能得到任命，本身就是一件好事。自安克雷奇对话以来的半年，与中方接触的美国高级外交官布林肯、沙利文、舍曼都并非专注于中美关系事务，而克里则只负责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谈判。“当务之急，是将大多数事务集中于一个稳定、专业的渠道，总派‘特使’是低效的。”包道格说。
佐佐木文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提名伯恩斯，本身就意味着拜登的对华政策还存在调整的空间，“提名职业外交官，象征着拜登还是想‘做些事情’，而非一昧追求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