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现代文学报刊研究也日渐升温。但是,对现代文化刊物的研究则显得相对冷落。这是一个不该发生的疏忽。本文从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视点,通过对《东方杂志》的个案考察意在说明:在现代文学生长过程中,文化期刊同样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期刊;东方杂志;文学世界
约三百位近现代作家的创作平台
从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视点考察,《东方杂志》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东方杂志》为约三百位近现代作家提供了宽广的创作平台;第二,《东方杂志》稳健开放、兼容并包的办刊理念,使该刊成为20世纪上半叶寿命最长的中国文化期刊,并由此成为一座名符其实的现代文学史料库;第三,在史料的具体操作层面,《东方杂志》展示了由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蜕变的蛛丝马迹,积累了建立现代文学目录学、辑佚学等方面的珍贵史料。
据粗略统计,《东方杂志》由创刊到终刊(1904-1948)45年(出刊44卷)的过程中,先后有约三百位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文学派别的近现代作家在该刊发表过创作或论文。这是中国三代作家{1}先后走上文坛的一个共同的创作平台。
以梁启超、王国维为代表的第一代作家,传统文学根基深厚。他们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学所进行的系统总结与清理。梁启超的长文《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2},以批判的眼光,既指出了以乾嘉学派为中坚的清代学者的局限,又相当客观地评价了他们所做工作的开拓性。梁启超说:“依我们今日看来,他们的工作最少有一半算是白费。因为他们若肯把精力用到别个方向去,成就断不止此。但这是为时代性所限,我们也不能太过责备。至于他们的研究精神和方法确有一部分可以做我们模范的,我们万不可以看轻他们所做过的工作,也确有一部分把我们所应该做的已经做去,或者替我们开出许多门路来,我们不能不感谢。”
梁启超所指出的清代学者“替我们开出许多门路来”的判断,使人们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位学养深湛学者的目光的犀利。我在一篇谈史料研究的文章中,曾对梁启超包括此文在内的史料研究做过初步的概括:“梁启超的史料研究即使不可避免地带有拓荒者的粗疏,但他立足现实,雄视百代的研究视野,还是给人们以强烈的震撼。梁启超关于史料是一切历史研究根据的概括,关于清代考证的五项成绩、朴学十大原则的评析,关于尊重客观事实、不能强史就我原则的强调,关于研究不能只重视史之躯干,更要关注史之神理,用史料生发学术的明确主张,以及对史料从古至今面临五大厄运的洞察,所总结的鉴别伪书十二法等,事实上建构起了一部由传统史料学向现代文学史料学转化的雏形”。{3}《东方杂志》发表梁启超的相关论文还有多篇。随着时间空间的过滤,梁启超史料研究论文的意义将会得到恰切的彰显。
早在1913年,王国维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他那厚重的学术著作《宋元戏曲史》{4}。1921年4月,王国维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研究的内容虽为唐代的通俗诗及通俗小说,论文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却对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者作出了重要提醒。王国维说,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唐写本,内有韦庄《秦妇吟》一卷,虽前后残缺,但尚余千字。王国维认为,敦煌的发现实际上帮助我们改写了文学的历史。王国维的研究启发我们,现代文学研究同样应该扩大眼界,从书本以外的田野调查中,寻觅文学隐蔽的秩序。
除梁启超、王国维、林纾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作品的第一代作家还有:严复、别士(夏曾佑)、章炳麟、柳亚子、张元济、坚瓠(钱智修)、伧父(杜亚泉)等多人。他们是思想上最早觉醒,具有某种独立品格的知识者。他们的思想亦新亦旧。旧的文化解体过程中的困惑与对新的文化的憧憬聚于一身,他们是典型的过渡时代的知识者。
五四一代作家是真正的现代知识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作品的作家,有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沈雁冰、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胡愈之、叶绍钧、钱穆、郭沫若、郁达夫、郑振铎、王统照、吴稚晖、朱自清、俞平伯、许地山、李大钊、恽代英、洪深、欧阳予倩、傅东华、孙伏园、杨振声、宋春舫等。这一代作家,不同程度地受到过世界现代文化精神的洗礼,对传统文化的弊端有着深切的感受,因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传统文化一度也有过矫枉过正的决裂;而对建设新文学则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精神凝聚在这一代人身上。他们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1}、《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研究国故的方法》;鲁迅的短篇小说《白光》、《祝福》(20世纪30年代被列入东方文库,出版过单行本)及翻译《为人类》;周作人的《国语改造的意见》、《苦茶随笔》;郭沫若的短篇小说《行路难》、《喀尔美萝姑娘》;洪深的剧本《赵阎王》;朱自清、俞平伯的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沈雁冰的欧洲文艺思潮研究;宋春舫的戏剧研究;郁达夫、张资平的小说,以及章士钊、蒋方震、朱希祖、刘大白、杜亚泉、冯自由、孙福熙、康白情、谢六逸、恽铁樵、高一涵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都具有较大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沉淀,其中部分作家的作品已经成为影响深远的现代文学经典。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后期,虽然随着国内和国际上斗争形势的发展,文学上意识形态型的生死论战日益激烈,然而,《东方杂志》仍不改兼容并包的办刊初衷,在更大的范围内,广泛吸纳各派作家,从而使一批优秀作品得以先后在该刊降生。《东方杂志》曾反复声明:“本社同人对于各派一律看待,在作者或难免门户之见,而编者是毫无轩轾的,只要文章的本身确有客观的价值,无论任何一派的学说都是一致欢迎。”{2}在这一编辑方针下,巴金的小说《雾》、《新生》;老舍、沈从文、蹇先艾、王鲁彦、王统照、许杰、杜衡、丁玲的小说;梁实秋的《近年来中国之文艺批评》;朱光潜的文艺理论研究及其论文《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陈瘦竹的戏剧研究;熊佛西、欧阳予倩的剧本,都先后在《东方杂志》上与读者见面。
这是一个阵容强大的创作队伍。除上述作家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作品的主要作家还有数十人。因为有了这些作家参与《东方杂志》的文化、文学建设,《东方杂志》宽厚而不偏狭的个性才不被简化,它的多元制衡理念形成的张力、弹性才得以呈现,文学史上曾经被忽视的声音读者才得以谛听。这份多达数百人名单背后的信息,传递出的是《东方杂志》对各流派作家一视同仁的温馨敬意。
兼容并包、稳健开放办刊理念的成功
一个普通的文化刊物,为什么能够一直保持活力,不断地推出让读者感到陌生的文学新面孔?一切都直接来自《东方杂志》的办刊理念。
《东方杂志》奉行的兼容并包、稳健开放的办刊理念,使它能够容纳各家之言,成为文学的多声部合唱,展示出了历史进程的多向度,文学发展复杂的大格局。在研究方面,《东方杂志》注重史实,始终坚持研究的学术性、客观性,这就使它在20世纪斗争激烈的文化环境下,葆有足够调适的生存智慧,能够把学术以外的干扰降低到最小。就这样,《东方杂志》既与时代潮流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配合,又内在地坚持着相对独立的学术个性,并进而在文学流程中发挥着某种调节作用。
在不少的时候,《东方杂志》的办刊理念,却受到过误解、批评、乃至批判。五四时期,陈独秀、罗家伦不顾事实,都曾经向《东方杂志》发出过“质问”与责难。罗家伦甚至把《东方杂志》归类为“杂乱派”,作了全盘的否定。{1}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接连发表过两篇文章:《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以下简称《质问》)、《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2}。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张勋复辟事件发生后,陈独秀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忧虑自有其现实根据,可是,他对《东方杂志》发表的一些文章(即使有些文章,作者出于对中国固有文明的保守心态有某些不当言论),轻率地把学术问题和政治复辟问题扯在一起,却表现出了当时激进主义者唯我独尊、用大帽子压人的批评趋向。
陈独秀的《质问》一文,不是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上,用心平气和的方式进行商榷、论辩,正面阐述自己的见解来说服对方,而是采用连珠炮式的质问向对方发难。文中一连向《东方杂志》提出15项质问。这15项质问由于文字过长,不便详述。仅将第9项(本身又包括七类22个质问的问题)质问的全文录出,以见其讨论问题时的霸权心态:
(一)中国学术文化之发达,果以儒家统一以后之汉魏唐宋为盛乎?抑以儒家统一以前之晚周为盛乎?(二)儒家不过学术之一种,倘以儒术统一为国是为文明,在逻辑上学术与儒术之内包外延何以定之?倘以未有独创异说为国是为文明,将以附和雷同为文明为国是乎?则人间思想界与留声机器有何区别?(三)欧洲中世,史家所称黑暗时代也,此时代中耶教思想统一全欧千有余年,大与中土秦汉以来儒家统一相类;文艺复兴后之文明,诚混乱矛盾;然比之中土,比之欧洲中世,优劣如何?(四)近代中国之思想学术,即无欧化输入,精神界已否破产?(五)……伧父君所谓我国固有之文明与国基,如此如此。请问此种文明此种国基,倘忧其丧失忧其破产,而力图保存之;则共和政体之下,所谓君道臣节名教纲常,当作何解?谓之迷乱,谓之谋叛共和民国,不亦宜乎?(六)伧父君之意,颇以中国此时无强有力者以强力压倒一切主义主张为憾;然则洪宪时代,颇有此等景象,伧父君曾称快否?(七)伧父君谓:古代教育,皆注重于精神生活;今之教育,则埋没于物质生活之中。今后果不采用西洋文明,而以固有之文明与国基治理中国他事之进化与否且不论,即此现行无君之共和国体,如何处置?由斯以谈,孰为魔鬼?孰为陷吾人于迷乱者?孰为谋叛国宪之罪犯?敢问。
本文不厌其烦地录出第9项质问原文,一方面当然是为了说明质问中所涉问题的庞杂,同时也是为了展示当时所出现的非此即彼的思维特点,以及武断、极端的行文方式可能造成的恶果。自“五四”始,这种居高临下的“质问式”批判方式,时断时续绵延不绝,给现代文学史料学、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研究带来的伤害是灾难性的。
为了消除不断袭来的责难,《东方杂志》曾多次申明自己的办刊方针和立场:“本志不承认特别国情之说。今之言特别国情者,非国粹派之笃时拘墟,欲捧寸土以塞席卷世界之怒潮。国外人藐视有色种人,以为吾东方国民,根性劣下,终竟不能自侪于国际平等之林者也。故本志于世界之学术思想社会运动,均将以公平之眼光,忠实之手段,介绍于读者。然本志仍不敢揭一派之旗帜以自限域。有时且故列两派相反之学说以资比较,此非本志欲托于调停两可间,以为藏身之固也。调停两可者,于甲说取其半,于乙说亦取其半,其结果必至甲说乙说皆失其真相。而本志不然。其介绍甲说也,务存甲说之真相。其介绍乙说也,亦务存乙说之真相”,“惟当其寻求真相以为从违抉择之预备之时,则甲说乙说,必俱作平等观而后可。科学家之立断案也,必搜集各种证据,以验其有无反对之理由,不敢有先入之见,偏倚之心也。今日则正吾人搜集各种证据之时也。此本志所为不敢以一派之学说为定论也。”在《东方杂志》创刊20周年之际,编者又郑重申明:“有许多人,说我们内容的不统一,说我们不能多发表政治问题的主张,我们是不能任咎的。据我们的意思:欲对于现代的任何问题下一个公平确当的批判,其有待于知识之积储与事实之观察者,其种类和数量,皆至为繁赜,而逞臆悬谈,凭空立论,尤其是中国人传统的惯习。所以我们与其以感情的言论,刺激读者之神经,毋宁以有用的知识,开拓读者之心胸;与其发表未成熟的主张,使读者跟着走错路,毋宁提供事实的真相,给读者做自下主张的底子。换一句话说:我们是希望为舆论的顾问者,而不敢自居为舆论的指导者的。”{1}
从总的实践看,《东方杂志》基本上践行了他们的上述承诺。为了坚持这一办刊理念,《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论争,一般情况下都采取不介入、不转载的客观立场。即使对于陈独秀的非学理性的“质问”,《东方杂志》虽据理抗争,但反驳有度,无意和《新青年》意气用事的“质问”进行没完没了的纠缠。但是,他们的稳健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固执、保守。在这里,稳健与开放相互依存。1921年,随着《小说月报》改革的进行,《东方杂志》事实上也开始了面目一新的改革。
《东方杂志》的稳健并非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模棱两可。在重大问题面前,它总是锋棱毕现,坚持刊物的正义性、先锋性。对于新文化运动初期主张废除汉字的偏激思潮,《东方杂志》立场鲜明地进行了说理充分的辩驳:“至若废弃固有语言文字之说,尤不可行。语言文字,根据民族进化之历史,积久而成,非少数人所能改易。民族历史之悠久如中国者,根本尤为巩固,岂标新立异者所能更易。在主张此议者,所根据之理由,无非为用世界语。世界人类,应有公用之语言。凡抱大同思想者,咸承认此说。然时机未至,非可一蹴而及。且今之所谓世界语者,是否能任其职,犹为疑问。即使能任其职,各民族固有之语言文字,亦不能尽废。况所谓世界语者,已日趋衰落,岂能取汉文而代之乎?吾人之意,以为文字语言,惟有随时代变迁,绝无根本推翻之理。故主张改革者,惟有就固有之文字变通,删繁就易,如提倡白话文,即其一端。”{2}
《东方杂志》对文化界人士反对北洋政府迫害的政治文件《争自由的宣言》{3},也勇敢地及时披露于刊物。“五卅”惨案发生后,《东方杂志》明确地站在上海工人一边,声援工人运动,甚至遭到了租界当局的无理控告。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东方杂志》发表了不少鼓励抗日军民斗争,揭露敌人暴行的作品,尽到了应尽的民族责任。《东方杂志》骨子里深藏精气神,兼容并包中彰显出了强悍的主体性。
《东方杂志》兼容并包、稳健开放的学术品格一直保持到了它生命的终点。行将终刊的最末两期,《东方杂志》没有谴责,没有颂扬,也没有任何自我解释,只在照例的《时事日志》栏写下了极为简短的三则事实:(1948年)10月2日,“蒋总统飞抵沈阳”;(1948年)10月30日,“沈阳战事结束”;(1948年)11月3日,“东北国军撤离营口”。这三条看似漫不经心、随手拈来的战事消息,预示了战局发生的重大变化,也宣告了《东方杂志》历史使命的终结,{4}并为它稳健的学术理念划上了一个句号。
一座尚待开掘的现代文学史料富矿
不用说,容纳约三百位作家的创作资源,拥有成功应对复杂文学环境的办刊理念本身,当然已是现代文化、文学的重要史料。这里所要叙说的一些人和事,则多是史料操作层面的问题,有些甚至只能归于细枝末节。
应该格外看重《东方杂志》办刊初期那些描述中国传统文学由旧变新发展轨迹的文章,那些探寻传统文学与史料萌孽过渡中不断增强新质的文章。
《东方杂志》第2卷第1期发表的短文《论中国书报不能发达之故》,开门见山地指出了现代书报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巨大作用:“夫新闻为舆论之母,清议所从出,左挈国民,右督政府。有利于社会者则鼓吹之,害于社会者则纠正之,社会所疑,昭而析之。社会隔阂,沟而通之。有所褒则社会荣之,有所贬则社会羞之。此新闻纸之良知良能也。”而报纸以至刊物的良知良能为什么不能发挥对社会的监督作用呢?除了其他复杂因素外,文章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当时的官吏:“于社会中地位最高,足以为平民之代表者,宜莫如官。”为什么近来官员惧怕报纸呢?作者说:“近今风气,御史每摭拾报纸之谈,风闻言事,以此去官者固不一其人。无官则无财,无财则无命,辗转相乘,虽有所深恶于报,然不敢以河汉弁髦视之,而报纸始稍达于上官之目。”文章还特别提出报纸的语言文字改革问题。作者说,一些书“介乎不文不俗之间,以为文言,则支离诘屈,不能自明其意旨之所在”,……“设以为俗语,则又之乎者也,纷然满幅。即一说部书,已非尽人所能读,是以长于国文者,则望而生厌,粗知文义者又泛滥无归,二者皆不适于社会者矣。吾谓今之书籍,除国文教科外,宜多用白话,而以科学书为尤要”。《东方杂志》创刊初期要求语言通俗化的呼声,到了五四时期终于汇合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白话文开始占据全国报刊的主导地位。
从创刊初始,《东方杂志》就审时度势,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为依托,开始介绍欧洲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1914年,《东方杂志》较早推出了三篇介绍国外文学思潮的文章:佚名的《托斯道(托尔斯泰)氏之人道主义》(《东方杂志》1914年6月1日第10卷第12号),章锡琛的《风靡世界之未来主义》(《东方杂志》1914年8月第11卷第2号),[美]菩洛斯著、钱智修译的《布格逊哲学说之批评》(《东方杂志》1914年9月第11卷第4号)。1914年之后,译介国外文学新潮的文章更日渐增多。在倡导向西方学习,介绍国外文学思潮与作品的同时,《东方杂志》也保持较高的警惕。第2卷第1期所刊选报文《论模仿文明之弊》中说:“一若以使用多即可厕于文明之列也者,徒袭文明之皮毛,而不吸文明之精神”,“与其学南欧之奢,不如学中欧之俭”。百年前,《东方杂志》没有被文明的皮毛所遮蔽,及时地发出了警惕“徒袭文明之皮毛”的召唤,以及在极其物质化的世界到来之前,就提出不学“南欧之奢”,应学“中欧之俭”。这些箴言,至今仍然是光芒四射的思想火焰。在《东方杂志》上类似的提醒并不少见。
从纯粹的史料角度审视,《东方杂志》所提供的史料也相当丰富。1904年,陈潜就在《东方杂志》第5卷第9号上发表文章《西人译中国书籍及在中国发行的报章》。文章介绍了西人研究中国书籍的目录“汗牛充栋,大至天文舆地,下至小说歌谣,靡不译有专书,以资研究”。该文还具体介绍了德人莫林德甫搜罗有关中国书籍、杂志4639种,编为目录的贡献,而法人亨利可狄亚“又踵为之”,“提要钩元,较莫氏之书尤为详赡”。
《东方杂志》在现代文学史料学建设上的贡献,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文学研究会三个文件的发表以及《东方文库》的编纂。在文学研究会成立半年之后,《东方杂志》集中发表了文学研究会的三个文件:《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文学研究会丛书编例》、《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1}。《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明确提出了编辑这套丛书的重要性,甚至把此项工作提高到了新文学运动能否实现的历史高度:“近十余年来,颇有人介绍些世界文学作品到中国来。但介绍的人,与读他的人,仍是用消遣主义的旧眼光来介绍他或读他,对于文学的轻视与误解,仍然未除。他们不是为文学界的联锁来介绍他,乃是因其新奇足资取乐而介绍他。他们也不是以他为文学作品而读他,乃是因其新奇足资娱乐而读他。因此,他们所介绍的东西多不甚精粹。所用以为介绍的方法,也不甚精粹,只要把原书的事实介绍过来就足了,原文的艺术是毫不注意的,所以也有许多很好的文学作品,遭了删节与误会与失了原意之祸患。这种谬误与轻视的见解,如不根本■除,中国文学的新运动,是决不能有实现之一日的。”“我们在文学研究会的名义底下,出版这个丛书,就是一方面想打破这种对于文学的谬误与轻视的因袭的见解,一方面想介绍世界的文学,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以谋我们与人们全体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流通。”《文学研究会丛书编例》是编辑新文学作品最早的丛书编例之一。编例共10条,对丛书的编辑原则、体例、要求,都有较详尽的规定,是切实可行的运作规范,在现代丛书编辑史上具有开创新局的意义。《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也同样具有文学史意义。文学研究会在成立仅仅半年之后,就一举推出了多达78种的《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2},充分展现了新文学初期文学研究会的实力。
在《东方杂志》创刊20周年和30周年纪念的时候,《东方杂志》分别编选出版了《东方文库》、《东方文库续编》。《东方文库》共收社会科学各类著作82种,其中文学类著作有:《东西文化批评》(上、下两册)、《近代文学概观》(上、下两册)、《文学批评与批评家》、《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近代文学与社会改良》、《近代戏剧家论》、《近代俄国文学家论》、《但底与哥德》、《莫泊桑传》、《美与人生》、《艺术谈概》、《东方创作集》(上、下两册)、《近代英美小说集》、《近代法国小说集》(上、下两册)、《近代俄国小说集》(共5卷)、《欧洲大陆小说集》(上、下两册)、《近代日本小说集》、《太戈尔短篇小说集》、《枯叶杂记及其他》、《现代独幕剧》(共3卷)。其中现代创作6种,理论批评5种,其余为外国文学作品及理论研究。《东方文库续编》收录文学类图书6种,即梁启超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上、中、下三册),新文学创作三册:鲁迅的《祝福》、郭沫若的《行路难》及陈衡哲的《西风》。东方文库及其续编,在现代学术史上的价值极大,需要专文评论。这里详列目录,以示对《东方杂志》此项贡献的重视与仰慕。
《东方杂志》上的现代文学史料,当然并非局限于上述显在的文学文件的发表,文学作品的征集编选。大量的文学史料隐匿于文化刊物所关注的一些具体事件里,一些让人回味的细节里。例如,《东方杂志》较早地提出了学术商业化的危害性问题。指出:“今人日日言兴学,日日言提高文化,顾文化依然不振,且学术独立之精神,反若远逊于从前者何哉?以余思之,则学术之商业化害之也。何谓学术之商业化,则以学术为赚钱之手段,而不以为研究之目的是已”,“此学术商业化之现象,其根本原因固在于工钱劳动制度。故近世言社会改造者,多谓非变更经济组织,使学问家脱离工钱劳动之羁绊,则学问事业必不能充分发展”。{1}读此文字,恍若该文作者90年前已经预见到了今日学术界之情状。
《东方杂志》也关注学问家的生活,认为生活涉及一个重大问题,即如何保持学术的独立地位。《学问家之生活问题》一文说,“国人多太息于学术事业之衰落,而思所以振起之者,余以为欲振起吾国之学术,必自解决学人之生活问题始”。又说,“顾今则不然,社会之组织,以受西洋文化之影响而剧变,士人于求学时代,已不胜其经济之压迫,及毕业以后,社会复听其自生自灭而不为之所。故无论具任何天才之人,咸不得不以在学校时所仅得之技能,入世以谋生。士人之入世谋生,大要不出三途。一曰作官,二曰为教员,三曰为文字上之劳工。作官之与学问事业,固绝不相谋。教员与文字上之劳工,宜若与学问事业接近矣,然以其时间须受金钱之支配,著作须投社会之嗜好,亦必不能保其学术独立之地位。质言之,则士人学业未成,而其全部之精力,已为生活问题消耗以尽而已矣。夫全部之精力已为生活问题所消耗,则欲其极深研几而于学术上确所有树立,又胡可得耶”。{2}平实的文字中所显示出的忧虑,透露了作者让人肃然起敬的学术良知。
《东方杂志》也不断提醒防止当权者对报纸的封杀摧残问题,指出:报纸上如有为民请命之文字,或见义勇为之著作,报馆即“被封被禁,被驱逐惩创”。{3}为此,《东方杂志》提出,要“抵御新闻政策”,“不可曲徇社会之所好”。文章痛斥一些报纸“征歌选舞,侈谈声色,淫词浪墨,满幅淋漓,或揭个人之黑幕,或肆不经之怪谈。窃揣其意,亦无非欲迎合一般堕落社会之心理,以广其销路而已。嗟夫,此等报纸,其造孽于社会者,岂可以衡量计哉”。{4}这两篇看似不起眼的短文,实际上却带有规律性地揭示了现代文学未来的基本生存形态。
警惕文学商业化问题,解决作家、学问家的生活问题,保持报刊独立性问题,看似细枝末节,实则是《东方杂志》时代所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重大问题。在这些具体史料的背后,隐蔽着编者无言的阐释,暗示了文学生长的时代缺陷。文学的继承性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即使《东方杂志》各卷的学术质量并不平衡,但我们从作者对上述问题的拷问中仍然能够读出高尚。
已经到该结束这篇小文的时候了,我们从《东方杂志》中究竟看到了一些什么呢?
古今心路实相通。当回到了《东方杂志》原初的存在,通过激活史料,设身处地地寻找不在现场的现场感受,我发现:早已化为历史的《东方杂志》,却依然跳动着鲜活的生命。容纳众流的大气象,使它显得是如此的慷慨,又是如此的丰富厚重。《东方杂志》淘汰了时髦的口号、宣言和旗帜,成了一个真正展示文学多样性的平台。它给历史留下来的是——
一群七嘴八舌、众声喧哗的作家创作的现代生活长卷;
一批高品位研究者在学术殿堂里自由驰骋的身影;
一座尚待开发的现代文学史料富矿。
事实胜于理论。事实让跨越了晚清和中华民国的《东方杂志》赢得了敬畏与尊重。
在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当我们用更大的历史视野来审视现代文学,比如,既从文学期刊,同时也从《东方杂志》这样的文化期刊来开展研究,某些问题就有可能看得更为清晰一些,甚至会一目了然。
[责任编辑袁士迎]
关键词:文化期刊;东方杂志;文学世界
约三百位近现代作家的创作平台
从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视点考察,《东方杂志》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东方杂志》为约三百位近现代作家提供了宽广的创作平台;第二,《东方杂志》稳健开放、兼容并包的办刊理念,使该刊成为20世纪上半叶寿命最长的中国文化期刊,并由此成为一座名符其实的现代文学史料库;第三,在史料的具体操作层面,《东方杂志》展示了由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蜕变的蛛丝马迹,积累了建立现代文学目录学、辑佚学等方面的珍贵史料。
据粗略统计,《东方杂志》由创刊到终刊(1904-1948)45年(出刊44卷)的过程中,先后有约三百位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文学派别的近现代作家在该刊发表过创作或论文。这是中国三代作家{1}先后走上文坛的一个共同的创作平台。
以梁启超、王国维为代表的第一代作家,传统文学根基深厚。他们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学所进行的系统总结与清理。梁启超的长文《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2},以批判的眼光,既指出了以乾嘉学派为中坚的清代学者的局限,又相当客观地评价了他们所做工作的开拓性。梁启超说:“依我们今日看来,他们的工作最少有一半算是白费。因为他们若肯把精力用到别个方向去,成就断不止此。但这是为时代性所限,我们也不能太过责备。至于他们的研究精神和方法确有一部分可以做我们模范的,我们万不可以看轻他们所做过的工作,也确有一部分把我们所应该做的已经做去,或者替我们开出许多门路来,我们不能不感谢。”
梁启超所指出的清代学者“替我们开出许多门路来”的判断,使人们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位学养深湛学者的目光的犀利。我在一篇谈史料研究的文章中,曾对梁启超包括此文在内的史料研究做过初步的概括:“梁启超的史料研究即使不可避免地带有拓荒者的粗疏,但他立足现实,雄视百代的研究视野,还是给人们以强烈的震撼。梁启超关于史料是一切历史研究根据的概括,关于清代考证的五项成绩、朴学十大原则的评析,关于尊重客观事实、不能强史就我原则的强调,关于研究不能只重视史之躯干,更要关注史之神理,用史料生发学术的明确主张,以及对史料从古至今面临五大厄运的洞察,所总结的鉴别伪书十二法等,事实上建构起了一部由传统史料学向现代文学史料学转化的雏形”。{3}《东方杂志》发表梁启超的相关论文还有多篇。随着时间空间的过滤,梁启超史料研究论文的意义将会得到恰切的彰显。
早在1913年,王国维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他那厚重的学术著作《宋元戏曲史》{4}。1921年4月,王国维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研究的内容虽为唐代的通俗诗及通俗小说,论文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却对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者作出了重要提醒。王国维说,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唐写本,内有韦庄《秦妇吟》一卷,虽前后残缺,但尚余千字。王国维认为,敦煌的发现实际上帮助我们改写了文学的历史。王国维的研究启发我们,现代文学研究同样应该扩大眼界,从书本以外的田野调查中,寻觅文学隐蔽的秩序。
除梁启超、王国维、林纾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作品的第一代作家还有:严复、别士(夏曾佑)、章炳麟、柳亚子、张元济、坚瓠(钱智修)、伧父(杜亚泉)等多人。他们是思想上最早觉醒,具有某种独立品格的知识者。他们的思想亦新亦旧。旧的文化解体过程中的困惑与对新的文化的憧憬聚于一身,他们是典型的过渡时代的知识者。
五四一代作家是真正的现代知识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作品的作家,有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沈雁冰、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胡愈之、叶绍钧、钱穆、郭沫若、郁达夫、郑振铎、王统照、吴稚晖、朱自清、俞平伯、许地山、李大钊、恽代英、洪深、欧阳予倩、傅东华、孙伏园、杨振声、宋春舫等。这一代作家,不同程度地受到过世界现代文化精神的洗礼,对传统文化的弊端有着深切的感受,因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传统文化一度也有过矫枉过正的决裂;而对建设新文学则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精神凝聚在这一代人身上。他们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1}、《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研究国故的方法》;鲁迅的短篇小说《白光》、《祝福》(20世纪30年代被列入东方文库,出版过单行本)及翻译《为人类》;周作人的《国语改造的意见》、《苦茶随笔》;郭沫若的短篇小说《行路难》、《喀尔美萝姑娘》;洪深的剧本《赵阎王》;朱自清、俞平伯的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沈雁冰的欧洲文艺思潮研究;宋春舫的戏剧研究;郁达夫、张资平的小说,以及章士钊、蒋方震、朱希祖、刘大白、杜亚泉、冯自由、孙福熙、康白情、谢六逸、恽铁樵、高一涵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都具有较大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沉淀,其中部分作家的作品已经成为影响深远的现代文学经典。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后期,虽然随着国内和国际上斗争形势的发展,文学上意识形态型的生死论战日益激烈,然而,《东方杂志》仍不改兼容并包的办刊初衷,在更大的范围内,广泛吸纳各派作家,从而使一批优秀作品得以先后在该刊降生。《东方杂志》曾反复声明:“本社同人对于各派一律看待,在作者或难免门户之见,而编者是毫无轩轾的,只要文章的本身确有客观的价值,无论任何一派的学说都是一致欢迎。”{2}在这一编辑方针下,巴金的小说《雾》、《新生》;老舍、沈从文、蹇先艾、王鲁彦、王统照、许杰、杜衡、丁玲的小说;梁实秋的《近年来中国之文艺批评》;朱光潜的文艺理论研究及其论文《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陈瘦竹的戏剧研究;熊佛西、欧阳予倩的剧本,都先后在《东方杂志》上与读者见面。
这是一个阵容强大的创作队伍。除上述作家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作品的主要作家还有数十人。因为有了这些作家参与《东方杂志》的文化、文学建设,《东方杂志》宽厚而不偏狭的个性才不被简化,它的多元制衡理念形成的张力、弹性才得以呈现,文学史上曾经被忽视的声音读者才得以谛听。这份多达数百人名单背后的信息,传递出的是《东方杂志》对各流派作家一视同仁的温馨敬意。
兼容并包、稳健开放办刊理念的成功
一个普通的文化刊物,为什么能够一直保持活力,不断地推出让读者感到陌生的文学新面孔?一切都直接来自《东方杂志》的办刊理念。
《东方杂志》奉行的兼容并包、稳健开放的办刊理念,使它能够容纳各家之言,成为文学的多声部合唱,展示出了历史进程的多向度,文学发展复杂的大格局。在研究方面,《东方杂志》注重史实,始终坚持研究的学术性、客观性,这就使它在20世纪斗争激烈的文化环境下,葆有足够调适的生存智慧,能够把学术以外的干扰降低到最小。就这样,《东方杂志》既与时代潮流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配合,又内在地坚持着相对独立的学术个性,并进而在文学流程中发挥着某种调节作用。
在不少的时候,《东方杂志》的办刊理念,却受到过误解、批评、乃至批判。五四时期,陈独秀、罗家伦不顾事实,都曾经向《东方杂志》发出过“质问”与责难。罗家伦甚至把《东方杂志》归类为“杂乱派”,作了全盘的否定。{1}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接连发表过两篇文章:《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以下简称《质问》)、《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2}。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张勋复辟事件发生后,陈独秀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忧虑自有其现实根据,可是,他对《东方杂志》发表的一些文章(即使有些文章,作者出于对中国固有文明的保守心态有某些不当言论),轻率地把学术问题和政治复辟问题扯在一起,却表现出了当时激进主义者唯我独尊、用大帽子压人的批评趋向。
陈独秀的《质问》一文,不是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上,用心平气和的方式进行商榷、论辩,正面阐述自己的见解来说服对方,而是采用连珠炮式的质问向对方发难。文中一连向《东方杂志》提出15项质问。这15项质问由于文字过长,不便详述。仅将第9项(本身又包括七类22个质问的问题)质问的全文录出,以见其讨论问题时的霸权心态:
(一)中国学术文化之发达,果以儒家统一以后之汉魏唐宋为盛乎?抑以儒家统一以前之晚周为盛乎?(二)儒家不过学术之一种,倘以儒术统一为国是为文明,在逻辑上学术与儒术之内包外延何以定之?倘以未有独创异说为国是为文明,将以附和雷同为文明为国是乎?则人间思想界与留声机器有何区别?(三)欧洲中世,史家所称黑暗时代也,此时代中耶教思想统一全欧千有余年,大与中土秦汉以来儒家统一相类;文艺复兴后之文明,诚混乱矛盾;然比之中土,比之欧洲中世,优劣如何?(四)近代中国之思想学术,即无欧化输入,精神界已否破产?(五)……伧父君所谓我国固有之文明与国基,如此如此。请问此种文明此种国基,倘忧其丧失忧其破产,而力图保存之;则共和政体之下,所谓君道臣节名教纲常,当作何解?谓之迷乱,谓之谋叛共和民国,不亦宜乎?(六)伧父君之意,颇以中国此时无强有力者以强力压倒一切主义主张为憾;然则洪宪时代,颇有此等景象,伧父君曾称快否?(七)伧父君谓:古代教育,皆注重于精神生活;今之教育,则埋没于物质生活之中。今后果不采用西洋文明,而以固有之文明与国基治理中国他事之进化与否且不论,即此现行无君之共和国体,如何处置?由斯以谈,孰为魔鬼?孰为陷吾人于迷乱者?孰为谋叛国宪之罪犯?敢问。
本文不厌其烦地录出第9项质问原文,一方面当然是为了说明质问中所涉问题的庞杂,同时也是为了展示当时所出现的非此即彼的思维特点,以及武断、极端的行文方式可能造成的恶果。自“五四”始,这种居高临下的“质问式”批判方式,时断时续绵延不绝,给现代文学史料学、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研究带来的伤害是灾难性的。
为了消除不断袭来的责难,《东方杂志》曾多次申明自己的办刊方针和立场:“本志不承认特别国情之说。今之言特别国情者,非国粹派之笃时拘墟,欲捧寸土以塞席卷世界之怒潮。国外人藐视有色种人,以为吾东方国民,根性劣下,终竟不能自侪于国际平等之林者也。故本志于世界之学术思想社会运动,均将以公平之眼光,忠实之手段,介绍于读者。然本志仍不敢揭一派之旗帜以自限域。有时且故列两派相反之学说以资比较,此非本志欲托于调停两可间,以为藏身之固也。调停两可者,于甲说取其半,于乙说亦取其半,其结果必至甲说乙说皆失其真相。而本志不然。其介绍甲说也,务存甲说之真相。其介绍乙说也,亦务存乙说之真相”,“惟当其寻求真相以为从违抉择之预备之时,则甲说乙说,必俱作平等观而后可。科学家之立断案也,必搜集各种证据,以验其有无反对之理由,不敢有先入之见,偏倚之心也。今日则正吾人搜集各种证据之时也。此本志所为不敢以一派之学说为定论也。”在《东方杂志》创刊20周年之际,编者又郑重申明:“有许多人,说我们内容的不统一,说我们不能多发表政治问题的主张,我们是不能任咎的。据我们的意思:欲对于现代的任何问题下一个公平确当的批判,其有待于知识之积储与事实之观察者,其种类和数量,皆至为繁赜,而逞臆悬谈,凭空立论,尤其是中国人传统的惯习。所以我们与其以感情的言论,刺激读者之神经,毋宁以有用的知识,开拓读者之心胸;与其发表未成熟的主张,使读者跟着走错路,毋宁提供事实的真相,给读者做自下主张的底子。换一句话说:我们是希望为舆论的顾问者,而不敢自居为舆论的指导者的。”{1}
从总的实践看,《东方杂志》基本上践行了他们的上述承诺。为了坚持这一办刊理念,《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论争,一般情况下都采取不介入、不转载的客观立场。即使对于陈独秀的非学理性的“质问”,《东方杂志》虽据理抗争,但反驳有度,无意和《新青年》意气用事的“质问”进行没完没了的纠缠。但是,他们的稳健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固执、保守。在这里,稳健与开放相互依存。1921年,随着《小说月报》改革的进行,《东方杂志》事实上也开始了面目一新的改革。
《东方杂志》的稳健并非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模棱两可。在重大问题面前,它总是锋棱毕现,坚持刊物的正义性、先锋性。对于新文化运动初期主张废除汉字的偏激思潮,《东方杂志》立场鲜明地进行了说理充分的辩驳:“至若废弃固有语言文字之说,尤不可行。语言文字,根据民族进化之历史,积久而成,非少数人所能改易。民族历史之悠久如中国者,根本尤为巩固,岂标新立异者所能更易。在主张此议者,所根据之理由,无非为用世界语。世界人类,应有公用之语言。凡抱大同思想者,咸承认此说。然时机未至,非可一蹴而及。且今之所谓世界语者,是否能任其职,犹为疑问。即使能任其职,各民族固有之语言文字,亦不能尽废。况所谓世界语者,已日趋衰落,岂能取汉文而代之乎?吾人之意,以为文字语言,惟有随时代变迁,绝无根本推翻之理。故主张改革者,惟有就固有之文字变通,删繁就易,如提倡白话文,即其一端。”{2}
《东方杂志》对文化界人士反对北洋政府迫害的政治文件《争自由的宣言》{3},也勇敢地及时披露于刊物。“五卅”惨案发生后,《东方杂志》明确地站在上海工人一边,声援工人运动,甚至遭到了租界当局的无理控告。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东方杂志》发表了不少鼓励抗日军民斗争,揭露敌人暴行的作品,尽到了应尽的民族责任。《东方杂志》骨子里深藏精气神,兼容并包中彰显出了强悍的主体性。
《东方杂志》兼容并包、稳健开放的学术品格一直保持到了它生命的终点。行将终刊的最末两期,《东方杂志》没有谴责,没有颂扬,也没有任何自我解释,只在照例的《时事日志》栏写下了极为简短的三则事实:(1948年)10月2日,“蒋总统飞抵沈阳”;(1948年)10月30日,“沈阳战事结束”;(1948年)11月3日,“东北国军撤离营口”。这三条看似漫不经心、随手拈来的战事消息,预示了战局发生的重大变化,也宣告了《东方杂志》历史使命的终结,{4}并为它稳健的学术理念划上了一个句号。
一座尚待开掘的现代文学史料富矿
不用说,容纳约三百位作家的创作资源,拥有成功应对复杂文学环境的办刊理念本身,当然已是现代文化、文学的重要史料。这里所要叙说的一些人和事,则多是史料操作层面的问题,有些甚至只能归于细枝末节。
应该格外看重《东方杂志》办刊初期那些描述中国传统文学由旧变新发展轨迹的文章,那些探寻传统文学与史料萌孽过渡中不断增强新质的文章。
《东方杂志》第2卷第1期发表的短文《论中国书报不能发达之故》,开门见山地指出了现代书报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巨大作用:“夫新闻为舆论之母,清议所从出,左挈国民,右督政府。有利于社会者则鼓吹之,害于社会者则纠正之,社会所疑,昭而析之。社会隔阂,沟而通之。有所褒则社会荣之,有所贬则社会羞之。此新闻纸之良知良能也。”而报纸以至刊物的良知良能为什么不能发挥对社会的监督作用呢?除了其他复杂因素外,文章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当时的官吏:“于社会中地位最高,足以为平民之代表者,宜莫如官。”为什么近来官员惧怕报纸呢?作者说:“近今风气,御史每摭拾报纸之谈,风闻言事,以此去官者固不一其人。无官则无财,无财则无命,辗转相乘,虽有所深恶于报,然不敢以河汉弁髦视之,而报纸始稍达于上官之目。”文章还特别提出报纸的语言文字改革问题。作者说,一些书“介乎不文不俗之间,以为文言,则支离诘屈,不能自明其意旨之所在”,……“设以为俗语,则又之乎者也,纷然满幅。即一说部书,已非尽人所能读,是以长于国文者,则望而生厌,粗知文义者又泛滥无归,二者皆不适于社会者矣。吾谓今之书籍,除国文教科外,宜多用白话,而以科学书为尤要”。《东方杂志》创刊初期要求语言通俗化的呼声,到了五四时期终于汇合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白话文开始占据全国报刊的主导地位。
从创刊初始,《东方杂志》就审时度势,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为依托,开始介绍欧洲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1914年,《东方杂志》较早推出了三篇介绍国外文学思潮的文章:佚名的《托斯道(托尔斯泰)氏之人道主义》(《东方杂志》1914年6月1日第10卷第12号),章锡琛的《风靡世界之未来主义》(《东方杂志》1914年8月第11卷第2号),[美]菩洛斯著、钱智修译的《布格逊哲学说之批评》(《东方杂志》1914年9月第11卷第4号)。1914年之后,译介国外文学新潮的文章更日渐增多。在倡导向西方学习,介绍国外文学思潮与作品的同时,《东方杂志》也保持较高的警惕。第2卷第1期所刊选报文《论模仿文明之弊》中说:“一若以使用多即可厕于文明之列也者,徒袭文明之皮毛,而不吸文明之精神”,“与其学南欧之奢,不如学中欧之俭”。百年前,《东方杂志》没有被文明的皮毛所遮蔽,及时地发出了警惕“徒袭文明之皮毛”的召唤,以及在极其物质化的世界到来之前,就提出不学“南欧之奢”,应学“中欧之俭”。这些箴言,至今仍然是光芒四射的思想火焰。在《东方杂志》上类似的提醒并不少见。
从纯粹的史料角度审视,《东方杂志》所提供的史料也相当丰富。1904年,陈潜就在《东方杂志》第5卷第9号上发表文章《西人译中国书籍及在中国发行的报章》。文章介绍了西人研究中国书籍的目录“汗牛充栋,大至天文舆地,下至小说歌谣,靡不译有专书,以资研究”。该文还具体介绍了德人莫林德甫搜罗有关中国书籍、杂志4639种,编为目录的贡献,而法人亨利可狄亚“又踵为之”,“提要钩元,较莫氏之书尤为详赡”。
《东方杂志》在现代文学史料学建设上的贡献,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文学研究会三个文件的发表以及《东方文库》的编纂。在文学研究会成立半年之后,《东方杂志》集中发表了文学研究会的三个文件:《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文学研究会丛书编例》、《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1}。《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明确提出了编辑这套丛书的重要性,甚至把此项工作提高到了新文学运动能否实现的历史高度:“近十余年来,颇有人介绍些世界文学作品到中国来。但介绍的人,与读他的人,仍是用消遣主义的旧眼光来介绍他或读他,对于文学的轻视与误解,仍然未除。他们不是为文学界的联锁来介绍他,乃是因其新奇足资取乐而介绍他。他们也不是以他为文学作品而读他,乃是因其新奇足资娱乐而读他。因此,他们所介绍的东西多不甚精粹。所用以为介绍的方法,也不甚精粹,只要把原书的事实介绍过来就足了,原文的艺术是毫不注意的,所以也有许多很好的文学作品,遭了删节与误会与失了原意之祸患。这种谬误与轻视的见解,如不根本■除,中国文学的新运动,是决不能有实现之一日的。”“我们在文学研究会的名义底下,出版这个丛书,就是一方面想打破这种对于文学的谬误与轻视的因袭的见解,一方面想介绍世界的文学,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以谋我们与人们全体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流通。”《文学研究会丛书编例》是编辑新文学作品最早的丛书编例之一。编例共10条,对丛书的编辑原则、体例、要求,都有较详尽的规定,是切实可行的运作规范,在现代丛书编辑史上具有开创新局的意义。《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也同样具有文学史意义。文学研究会在成立仅仅半年之后,就一举推出了多达78种的《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2},充分展现了新文学初期文学研究会的实力。
在《东方杂志》创刊20周年和30周年纪念的时候,《东方杂志》分别编选出版了《东方文库》、《东方文库续编》。《东方文库》共收社会科学各类著作82种,其中文学类著作有:《东西文化批评》(上、下两册)、《近代文学概观》(上、下两册)、《文学批评与批评家》、《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近代文学与社会改良》、《近代戏剧家论》、《近代俄国文学家论》、《但底与哥德》、《莫泊桑传》、《美与人生》、《艺术谈概》、《东方创作集》(上、下两册)、《近代英美小说集》、《近代法国小说集》(上、下两册)、《近代俄国小说集》(共5卷)、《欧洲大陆小说集》(上、下两册)、《近代日本小说集》、《太戈尔短篇小说集》、《枯叶杂记及其他》、《现代独幕剧》(共3卷)。其中现代创作6种,理论批评5种,其余为外国文学作品及理论研究。《东方文库续编》收录文学类图书6种,即梁启超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上、中、下三册),新文学创作三册:鲁迅的《祝福》、郭沫若的《行路难》及陈衡哲的《西风》。东方文库及其续编,在现代学术史上的价值极大,需要专文评论。这里详列目录,以示对《东方杂志》此项贡献的重视与仰慕。
《东方杂志》上的现代文学史料,当然并非局限于上述显在的文学文件的发表,文学作品的征集编选。大量的文学史料隐匿于文化刊物所关注的一些具体事件里,一些让人回味的细节里。例如,《东方杂志》较早地提出了学术商业化的危害性问题。指出:“今人日日言兴学,日日言提高文化,顾文化依然不振,且学术独立之精神,反若远逊于从前者何哉?以余思之,则学术之商业化害之也。何谓学术之商业化,则以学术为赚钱之手段,而不以为研究之目的是已”,“此学术商业化之现象,其根本原因固在于工钱劳动制度。故近世言社会改造者,多谓非变更经济组织,使学问家脱离工钱劳动之羁绊,则学问事业必不能充分发展”。{1}读此文字,恍若该文作者90年前已经预见到了今日学术界之情状。
《东方杂志》也关注学问家的生活,认为生活涉及一个重大问题,即如何保持学术的独立地位。《学问家之生活问题》一文说,“国人多太息于学术事业之衰落,而思所以振起之者,余以为欲振起吾国之学术,必自解决学人之生活问题始”。又说,“顾今则不然,社会之组织,以受西洋文化之影响而剧变,士人于求学时代,已不胜其经济之压迫,及毕业以后,社会复听其自生自灭而不为之所。故无论具任何天才之人,咸不得不以在学校时所仅得之技能,入世以谋生。士人之入世谋生,大要不出三途。一曰作官,二曰为教员,三曰为文字上之劳工。作官之与学问事业,固绝不相谋。教员与文字上之劳工,宜若与学问事业接近矣,然以其时间须受金钱之支配,著作须投社会之嗜好,亦必不能保其学术独立之地位。质言之,则士人学业未成,而其全部之精力,已为生活问题消耗以尽而已矣。夫全部之精力已为生活问题所消耗,则欲其极深研几而于学术上确所有树立,又胡可得耶”。{2}平实的文字中所显示出的忧虑,透露了作者让人肃然起敬的学术良知。
《东方杂志》也不断提醒防止当权者对报纸的封杀摧残问题,指出:报纸上如有为民请命之文字,或见义勇为之著作,报馆即“被封被禁,被驱逐惩创”。{3}为此,《东方杂志》提出,要“抵御新闻政策”,“不可曲徇社会之所好”。文章痛斥一些报纸“征歌选舞,侈谈声色,淫词浪墨,满幅淋漓,或揭个人之黑幕,或肆不经之怪谈。窃揣其意,亦无非欲迎合一般堕落社会之心理,以广其销路而已。嗟夫,此等报纸,其造孽于社会者,岂可以衡量计哉”。{4}这两篇看似不起眼的短文,实际上却带有规律性地揭示了现代文学未来的基本生存形态。
警惕文学商业化问题,解决作家、学问家的生活问题,保持报刊独立性问题,看似细枝末节,实则是《东方杂志》时代所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重大问题。在这些具体史料的背后,隐蔽着编者无言的阐释,暗示了文学生长的时代缺陷。文学的继承性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即使《东方杂志》各卷的学术质量并不平衡,但我们从作者对上述问题的拷问中仍然能够读出高尚。
已经到该结束这篇小文的时候了,我们从《东方杂志》中究竟看到了一些什么呢?
古今心路实相通。当回到了《东方杂志》原初的存在,通过激活史料,设身处地地寻找不在现场的现场感受,我发现:早已化为历史的《东方杂志》,却依然跳动着鲜活的生命。容纳众流的大气象,使它显得是如此的慷慨,又是如此的丰富厚重。《东方杂志》淘汰了时髦的口号、宣言和旗帜,成了一个真正展示文学多样性的平台。它给历史留下来的是——
一群七嘴八舌、众声喧哗的作家创作的现代生活长卷;
一批高品位研究者在学术殿堂里自由驰骋的身影;
一座尚待开发的现代文学史料富矿。
事实胜于理论。事实让跨越了晚清和中华民国的《东方杂志》赢得了敬畏与尊重。
在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当我们用更大的历史视野来审视现代文学,比如,既从文学期刊,同时也从《东方杂志》这样的文化期刊来开展研究,某些问题就有可能看得更为清晰一些,甚至会一目了然。
[责任编辑袁士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