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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权力顶峰的每一特性，无不卷入倍增的螺旋——比纯更纯，比美更美，比真更真，它确保了拥有独立于自身的任何内容饥饿性质的眩晕影响。今天，这一影响趋向成为我们唯一的激情。凝聚、升华、强化权力、迷狂的激情——一切性质的激情，假如不再与对立面相关（真与假、美与丑、实与幻），它将成为最具魅力、毋庸置疑的顶点，仿佛它吸纳了所有对立面的能量。想象一下美的事物，它完全吸纳了所有丑的能量：那就是时尚……想象一下真完全吸纳了所有假的能量：那就是你所有的拟真。
——[法]让·波德里亚《致命的策略·迷狂与惰性》[1]
也许，波德里亚的这一段话就是对当下中国被消费文化统摄文坛的一个最好的注释，我们如何面对启蒙现代性的分裂和异化，这应该是当下学界的一个真问题。
反观这四十年来中国的文学批评史尚无严谨系统的著述，本文试图期望通过一些反思，为建构一部具有“当代性”的文学批评史提供一种新思路，作为一种设想，仅供批判。
启蒙的现代性问题应该是从五四新文学发轫期就开始了的命题，至今已逾百年，百年文学批评史却是在一个启蒙现代性大纛时隐时现的画面中反反复复出现的景象，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为之呐喊，为之奋斗，却最终成为一场具有闹剧式的悲剧结局。从外部效应来说，这是与社会文化结构和体制分不开的。然而，从内部效应来看，缺少对启蒙现代性本身悖论的反思，却又是使我们坠入理论深渊而不能面对“当代性”现实的怪圈。
如今，启蒙现代性应该是再次回到历史起跑线上的时候了，重新梳理中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的理论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尤其是二十世纪的世界格局下的文学启蒙现代性，立足于对中国当代“二次启蒙”后的文学做出更为深刻的反思，已然是刻不容缓的学术问题了。思考四十多年来，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商业文化侵入文学体制后。文学启蒙的失位和迷狂所导致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我以为，所谓文学启蒙批评的失位并不在于其观念的缺失，而是批评者对观念的守旧与迷茫，所以，如何在林林总总的批评观念中寻觅可靠的启蒙现代性观念才是批评启蒙的第一要义。
1784年9月30日，从未走出哥尼斯堡的康德，回答了一个震撼了几个世纪的世界性哲学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2]无疑，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萌芽时代还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皇权意义的蒙昧，奴性让人类处于无自觉的“不成熟状态”，这种“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却并非因为“缺乏勇气与决心”，而是封建专制在长期统治过程中强加于人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是鲁迅后来在“无声的中国”的“铁屋子”里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呐喊”。正因为每一个个体形成的聚集效应，才使得被奴役者没有任何反抗的自觉意识，于是，必须要有一批先知先觉者来引导这些蒙昧者完成自我觉醒的任务。所以，资产阶级革命才高举着启蒙主义的大纛，完成了西方的启蒙，无疑，这是工业时代的启蒙现代性的胜利。
而在中国，情况就不太一样了，五四启蒙运动前后，包括洋务运动在内的中国启蒙运动为什么屡屡不成功，让鲁迅这样的启蒙主义先驱者哀叹“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呢，其孤独失望的心境全都在自己的早期小说创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了，从《呐喊》《彷徨》中处处可以找到对启蒙现代性失败的悲观情绪。这种情绪几乎弥散在中国百年许多文学创作之中，同时也渗透在中国百年的文学史教科书和文学批评史的话语之中，然而，要说能够清醒地意识到什么是启蒙现代性的要义，它在中国社会中为什么会形成理论与实践悖反的效应，为什么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会自觉地运用启蒙现代性理念的学者却是少而又少？换一句话来说就是“人的文学”的启蒙主义核心观念并没有深深地植入我们的文学批评的观念中，这一百年来，这个文学的核心理念不是强化了，而是在不断地弱化，这皆缘于皇权意识下的反启蒙现代性在作祟。其实，“文艺复兴运动”就是西方启蒙运动的源头的知识谁都清楚，十四至十六世纪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作家和学者为了打破中世纪的黑暗而提出了“人的发现”这个文学艺术的真谛，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莎士比亚在著名的悲剧《哈姆莱特》中的那段精彩的箴言之所以成为启蒙主义文学与批评的镜与灯，就是因为“人的发现”才是打破黑暗的中世纪专制主义的核心元素：“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毋庸置疑，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最强音，它既是启蒙现代性文学人文内涵表达的理论导向，同时也是文学审美标准不可或缺的指南。推倒了一切旧有的衡量标准，人占据了社会的中心，成为自然和神的主宰，这才是启蒙现代性引导下的启蒙文学大道。
我不能给西方几百年来的启蒙主义文学史进行定性和定位，但是，就中国百年来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来说，我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学的“黄金年代”是试图贯穿启蒙现代性这一理念的，所以才有许多人将其定性为“人的文学”，而后来这种意识逐渐被三四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和大都市题材的“新感觉派”消解了，显而易见，前者是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入手，后者是从消费主义的形式审美切入，双向剿杀了启蒙现代性在文学的轨道中运行的可能性;而五六十年代则是被“新农村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淡化于无形之中;到了九十年代，汹涌澎湃的商品文化大潮席卷而来之时，“人的异化”则彻彻底底地将“人的发现”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这一个个历史进程中，我们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只是顺应着时代的潮流而动，唯时代思想而制定理论与批评的马首是瞻，背離了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在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应有的核心元素和作用。 追根溯源，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文学批评本来正是沿着“人的发现”这条启蒙现代性的文学创作理念和批评方法前行的，其早期文学理论的倡导者周作人就是标举着“人的文学”这杆大旗来衡量中国文学与批评的，这也就在无形之中成为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一杆标尺，这一理念顽强地存活于中国百年文学当中，虽然在许许多多的文学场域之中，它只是以一种隐在方式存活于少数的作家作品创作和文学批评之中，但是你不能忽视其应有的价值判断偶尔引起的共鸣，比如在“人性论”被禁锢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也还是出现了对中篇小说和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中“人性美”的大讨论，虽然这种讨论的最终结果是被否定的，但是，这种“人的文学”的情结始终还是存在的，不时在作家和批评家的头脑中回潮。然而，细想起来，这也都是五四文学启蒙现代性的悲剧，因为百年来许多作家和批评家因此倒在了这种“人性论”的脚下。它有时被奉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圭臬，而更多的时候却是被视为创作和批评的砒霜，让许多人为之倾倒，又让许多人遭殃。启蒙现代性的文学与批评由此而欢呼，也由此而哭泣。
或许，中国启蒙现代性的溃败不能在哲学和历史领域中找到答案，我们只能在文学创作中摸着那块若即若离的“石头”过河，但是，那个与启蒙形影不离的“现代性”，更准确地说“现代性”就是启蒙的影子，在中国的启蒙运动史上常常处于一种可悲的分离状态。
无疑，“启蒙”的概念就是笛卡尔说的“自然之光”，是理性战胜迷信，驱散黑暗愚昧的过程，它与十七世纪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现代性”观念是紧紧相连的，亦如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导言中所说的那样：“何为现代性，首先，我们不妨大致简要地说：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这将现代性与一个时间段和一个最初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那些主要特征却还仍然在黑箱之中藏而不露。”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未完成的现代性”的后遗症，因此，吉登斯才下了如此定论：“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许多人已经都已经意识到，我们正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前，社会科学必须对这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作出自己的回应，这个新时代本身正引导我们超越现代性。”[3]我认为吉登斯提出来的“现代性的后果”不仅仅存在于西方社会，更是贯穿于中国百年的历史之中，这是社会学的问题，同样也是文学的问题，更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深思与反省，吉登斯所提出的“现代性的断裂”问题不仅成为中国社会百年来绕不过去的哲学和社会文化问题，同样也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领域中不能规避的历史症结：“我所说的断裂，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我认为，理解断裂的性质，是我们分析现代性究竟是什么，并诊断今天它对我们产生的种种后果的必不可少的开端。”[4]好吧，让我们也同样用这个“现代性的断裂”的视角来审视一下我们的文学批评史，我们或许会得出同样，甚至更为惊人的现状与后果来。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启蒙现代性已经成为这四百多年以来世界社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是现代思想理论产生的摇篮，是历史进步的“火车头”，更是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发展的助推器。如今，启蒙思想和现代性理论仍然在许多“未完成的现代性”国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仍然是各国作家揭示社会本质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思想来源。但是，由于各个国家体制的内部构造有着十分巨大的差异性，启蒙现代性的内涵就会随着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而起着不尽相同的实质性变化，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分裂和异化”。因此，其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也就随之发生了聚合式的裂变效应。倘若一个从事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人都不能感悟到这种裂变和异化给文学机制带来的巨大影响，从而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观念与方法，那就不仅仅是我们文学批评史的遗憾，也是整个文学的遗憾。
启蒙与现代性这一对孪生子一直纠缠着世界，更是中国一百年来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的“光荣与梦想”的一面镜子，同样它也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
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个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很明显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还存在着延续，两者都不是凭空虚构出来的。尽人皆知，若以过于世俗的方式简单对比二者，会产生什么样的误导。但是，过去三至四个世纪（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以来出现的巨大转变如此剧烈，其影响又是如此广泛而深远，以至于当我们试图从这个转变以前的知识中去理解它们时，发现我们只能得到十分有限的帮助。”[5]倘若将这一段话中的“社会”一词置换成“文学”或“文学批评”，更是再也合适不过的描述了，且舍去中国社会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二次启蒙”前的时间段不算，就单单对照近三十多年来我们的文学批评史，我们对文学作品的感知的愚钝就会充分暴露出来了：所有文学“类型的秩序轨道”我们的批评家看见了吗？“现代性卷入的变革”中呈现出来的带有二律背反的所有深层次的生活镜像的分析和解剖，我们的批评即时性地“在场”（也是海德格尔的“此在”理論）了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学作品就进入了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域，我们的批评家们对所有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批判了吗？在作家作品“个人色彩”描写的呈现中，我们的批评家望见了那个在“现代性”悖论中人性异化了的本质特征了吗？在许许多多作家作品中“传统与现代”形成的二律背反的观念大游移，甚至大倒退的描写现象，我们的批评家严重缺场现象有人指陈吗？在文学描写的“虚构”和“非虚构”面前，我们为什么难以界定文体的分类，难道这不是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面对时代剧变的精神矮化的表现吗？……所有这一切，我们只能说这是启蒙与现代性的失败。
毋庸置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在中国所形成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并没有受到大家足够的重视，甚至是在一片嘲笑与诟病中走过了场，如今，待我们重新来审视我们整个社会文化的“当代性”来临的时候，蓦然回首，只见那灯火阑珊处的“后现代”中的有些问题的看法却是具有挑战性的。正如吉登斯所言：“在现代性背后，我以为，我们能够观察到一种崭新的不同于过去的秩序之轮廓，这就是‘后现代’（post-modern），但它与目前许多人所说的‘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大相径庭。”[6]我同意吉登斯的“在现代性背后”正在有一个“崭新的不同于过去的秩序之轮廓”的呈现，这就是我一直在探讨的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如何进入一个“当代性”语境之中的初衷，最近一年来，我对“未完成的现代性”和正在过渡到的“当代性”进行了一次粗浅而深入的理论探索，我想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是否有可能进入“当代性”的语境之中，这种“当代性”是否可以纠正和补足“未完成的现代性”的缺陷与不足呢？我的真实意图就是用“当代性”这个语词来重新定义“现代性”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理论缺陷与不足，用“启蒙当代性”来替换“启蒙现代性”，以期达到针对消费文化提出一种抵抗反启蒙现代性的思潮。 在讨论“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这个问题时，吉登斯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把对于反思性的讨论与关于后现代性的争论联系起来。人们经常把‘后现代性’当成似乎是与后现代主义、后工业社会等概念同义的词汇使用。尽管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思想得到过详细的论述，至少丹尼尔·贝尔就努力论证过这个概念，但是上面提到的另外两个概念肯定未得到过详细的阐述。在这里，我将指出它们之间的区别。如果说‘后现代主义’一词确有所指的话，则最好还是把它看作是建立在现代性特征基础上与文学、绘画、造型艺术和建筑的形式或运动。它指涉的是对现代性特征的审美观方面。尽管有时阐述得相当含糊，现代主义在（或曾经在）上述这些不同的领域中是一种独特的观点，而且它可能已经被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潮流所取代了。”“把后现代性看作是正在取代现代性的过程，而这一观点所诉求的，正是（现在）被公认为不可能的事：确立历史的连续性并确定我们在其中所處的位置。”[7]我对于用“后现代性”来替代“现代性”的观点是不赞同的，原因就在于“后现代性”含有太多的工具主义和技术主义的色彩，更多的是用实用主义作为解药来完成对社会病痛的救治，这只能治标而不能救赎人的灵魂问题。
无论如何，“当代性”概念的提出，对“现代性”并非一种颠覆性的批判，而是在反思的基础上“重启现代性”，是对“现代性”内涵和外延的一种延续与拓展，同样也是对启蒙现代性观念的另一种阐释，也许这种“当代版”的语词会重新燃起人文学界对中国文化冲击的探讨，尤其对文学领域带来的冲击是不可否认的：“当代性概念既指审视作者生活时代语境中作者的创作各方面特征，又指让读者意识到作品与当前知性关注的相关性。”“当代性”词语的含义就是：“其一，当代性具有‘我们时代性’，即作者出生以来的这一个时代的独特性质。其二，各个时代的文本在‘当前’共同存在并进入读者视野的共存性。其三，指不同时代的作者、不同时代的作品‘一直活着’的特性，即生命的存在性。”[8]
无疑，“审视作者生活时代语境中作者的创作各方面特征”就是要求作家“主观观念的介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与胡风在六十多年前就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是一致的，而“当前知性关注”应该同样包括了几百年沉淀下来的“启蒙现代性”意识在内，当然更是囊括了中国这一百年来的几次启蒙现代性运动留下来的思想遗产。
其实，这样的观念的提出并不新鲜，问题是在经过了商品文化洗礼和意识形态强化了的社会语境下，这样的口号会带来什么样的作家主观意念和作品客观效果，是令人深思的问题。
首先，“我们时代性”这样的口号的喊出，其意义就不一样了，它的所指显然就是对作家人文意识多年来的缺失提出了灵魂的拷问。
其次，所谓“文本与读者的共存性”问题的提出，显然是针对“影响的焦虑”而言的，即文本在传播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也是文本存在的重要标志。
再者，就是作品永存文学史的问题，“即生命的存在性”，为当代作家作品提出了把“不同时代的作者、不同时代的作品‘一直活着’的特性”的最高标准，这无疑成为一个秉持“当代性”创作的作家面临的一个两难命题。意即将现实与历史缝合在作品之中，既要有当下语境中把持作品生命存在的观念尺度，同时还要具有将历史作为参照谱系的自觉意识，让自己的作品不但活在当下的语境之中，同时活在历史的考验之中，这也就是活在未来，永葆作品生命之树长青的标准。所有这些，都是启蒙现代性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中提出的“世界史问题”是“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欧洲之外也走向西方所特有这条理性化道路。”[9]由此来反思中国百年来的启蒙现代性问题，我们就可以从中找出许许多多的文化和文学的悖论来，韦伯的一句话就切中了要害：“启蒙辩证法一旦达到其目的，也就耗尽了原先激发它批判时代的动力。”[10]毫无疑问，“批判时代”的批判是推动启蒙现代性前进的动力，失却了这个动力，启蒙就会溃退，这应该是一个理论的常识性问题，但是，即便就是这个常识性的问题也成为启蒙现代性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我十分惊讶匈牙利左派理论家阿格尼丝·赫勒在《现代性理论》一书中的许许多多的发人深省的理论，尤其是在其冗长的注释中对自己论断的发挥，比如他在《现代性的三种逻辑》注释6中说：“这是‘历史终结’论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中。因为正如我在前几章试图指出的，现代社会格局是与独裁政府或原教旨主义政府相容的，因此没有强有力的理由可以使我们相信，在现代性中，自由主义民主是政治领域唯一的方法。”[11]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背离了黑格尔对启蒙现代性的定义。
黑格尔的启蒙现代性所依据的是“主体性原则”，其核心内涵就是以“自由”和“反思”为核心批判哲学的理念。即：通过对启蒙的现代性生成“自由的主体和反思文化”。在黑格尔生存的那个年代里，他认为宗教的力量是巨大的，它让启蒙无法完成现代性的建构，因此，现代性的困境就是源自“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片面性而导致的分裂和异化。我以为黑格尔时代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当下“在场”面临着的最重要的问题症结，时代不同了，我们的启蒙遇到的一只最大的拦路虎就是商品文化和消费文化给启蒙现代性带来的巨大危机，它消解的正是启蒙主义关键的核心词：自由、反思、批判的“主体性原则”，由此而产生的“后现代话语”将启蒙现代性带入了一个分裂和异化的语境之中。所有这些，不能不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以及文学史、文学理论的重新定位和建构之中，倘若我们不能厘清这些问题的本质特征，我们就无法面对林林总总错综复杂的启蒙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现象。
的的确确，这些综合起来的启蒙现代性元素，是考验一个新型当代中国学者最严苛的反思条律。也许那些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甚至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们会对这种并无束缚力的滥调不以为然，但是，倘若我们的理论家也忽视这种分裂和异化的现象，就会导致整个学界对启蒙现代性的模糊认知。设若我们的批评仍然以旧有的理论标准来检验当代作家作品，或许就会引起“误读”，更为重要的是，在没有理清启蒙现代性在当下的真实境况就匆匆发言，必定会导致我们的一切批评与研究坠入“夜半临深渊，盲人摸瞎马”的境地。如果我们以一种清晰的头脑认识了启蒙现代性的双重悖论后，再用一种新的标准去检视这四十年来的文学文本，甚至追溯到更远的七十年的文学史中，追溯到还要久远的一百年文学史之中，其情况或许就大不一样了。当下和历史往往就是如此吊诡。我们是向死而生，还是向生而死呢？
[注释]
[1][法]让·波德里亚：《致命的策略》，刘翔、戴阿宝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
[2][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3][4][5][6][7][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第3页、第4页、第3页、第40—42页。
[8]金莉、李铁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二卷），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版，第76页。
[9][10][德]于尓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第43页。
[11][匈]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49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贺仲明
——[法]让·波德里亚《致命的策略·迷狂与惰性》[1]
也许，波德里亚的这一段话就是对当下中国被消费文化统摄文坛的一个最好的注释，我们如何面对启蒙现代性的分裂和异化，这应该是当下学界的一个真问题。
反观这四十年来中国的文学批评史尚无严谨系统的著述，本文试图期望通过一些反思，为建构一部具有“当代性”的文学批评史提供一种新思路，作为一种设想，仅供批判。
启蒙的现代性问题应该是从五四新文学发轫期就开始了的命题，至今已逾百年，百年文学批评史却是在一个启蒙现代性大纛时隐时现的画面中反反复复出现的景象，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为之呐喊，为之奋斗，却最终成为一场具有闹剧式的悲剧结局。从外部效应来说，这是与社会文化结构和体制分不开的。然而，从内部效应来看，缺少对启蒙现代性本身悖论的反思，却又是使我们坠入理论深渊而不能面对“当代性”现实的怪圈。
如今，启蒙现代性应该是再次回到历史起跑线上的时候了，重新梳理中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的理论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尤其是二十世纪的世界格局下的文学启蒙现代性，立足于对中国当代“二次启蒙”后的文学做出更为深刻的反思，已然是刻不容缓的学术问题了。思考四十多年来，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商业文化侵入文学体制后。文学启蒙的失位和迷狂所导致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我以为，所谓文学启蒙批评的失位并不在于其观念的缺失，而是批评者对观念的守旧与迷茫，所以，如何在林林总总的批评观念中寻觅可靠的启蒙现代性观念才是批评启蒙的第一要义。
1784年9月30日，从未走出哥尼斯堡的康德，回答了一个震撼了几个世纪的世界性哲学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2]无疑，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萌芽时代还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皇权意义的蒙昧，奴性让人类处于无自觉的“不成熟状态”，这种“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却并非因为“缺乏勇气与决心”，而是封建专制在长期统治过程中强加于人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是鲁迅后来在“无声的中国”的“铁屋子”里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呐喊”。正因为每一个个体形成的聚集效应，才使得被奴役者没有任何反抗的自觉意识，于是，必须要有一批先知先觉者来引导这些蒙昧者完成自我觉醒的任务。所以，资产阶级革命才高举着启蒙主义的大纛，完成了西方的启蒙，无疑，这是工业时代的启蒙现代性的胜利。
而在中国，情况就不太一样了，五四启蒙运动前后，包括洋务运动在内的中国启蒙运动为什么屡屡不成功，让鲁迅这样的启蒙主义先驱者哀叹“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呢，其孤独失望的心境全都在自己的早期小说创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了，从《呐喊》《彷徨》中处处可以找到对启蒙现代性失败的悲观情绪。这种情绪几乎弥散在中国百年许多文学创作之中，同时也渗透在中国百年的文学史教科书和文学批评史的话语之中，然而，要说能够清醒地意识到什么是启蒙现代性的要义，它在中国社会中为什么会形成理论与实践悖反的效应，为什么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会自觉地运用启蒙现代性理念的学者却是少而又少？换一句话来说就是“人的文学”的启蒙主义核心观念并没有深深地植入我们的文学批评的观念中，这一百年来，这个文学的核心理念不是强化了，而是在不断地弱化，这皆缘于皇权意识下的反启蒙现代性在作祟。其实，“文艺复兴运动”就是西方启蒙运动的源头的知识谁都清楚，十四至十六世纪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作家和学者为了打破中世纪的黑暗而提出了“人的发现”这个文学艺术的真谛，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莎士比亚在著名的悲剧《哈姆莱特》中的那段精彩的箴言之所以成为启蒙主义文学与批评的镜与灯，就是因为“人的发现”才是打破黑暗的中世纪专制主义的核心元素：“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毋庸置疑，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最强音，它既是启蒙现代性文学人文内涵表达的理论导向，同时也是文学审美标准不可或缺的指南。推倒了一切旧有的衡量标准，人占据了社会的中心，成为自然和神的主宰，这才是启蒙现代性引导下的启蒙文学大道。
我不能给西方几百年来的启蒙主义文学史进行定性和定位，但是，就中国百年来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来说，我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学的“黄金年代”是试图贯穿启蒙现代性这一理念的，所以才有许多人将其定性为“人的文学”，而后来这种意识逐渐被三四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和大都市题材的“新感觉派”消解了，显而易见，前者是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入手，后者是从消费主义的形式审美切入，双向剿杀了启蒙现代性在文学的轨道中运行的可能性;而五六十年代则是被“新农村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淡化于无形之中;到了九十年代，汹涌澎湃的商品文化大潮席卷而来之时，“人的异化”则彻彻底底地将“人的发现”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这一个个历史进程中，我们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只是顺应着时代的潮流而动，唯时代思想而制定理论与批评的马首是瞻，背離了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在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应有的核心元素和作用。 追根溯源，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文学批评本来正是沿着“人的发现”这条启蒙现代性的文学创作理念和批评方法前行的，其早期文学理论的倡导者周作人就是标举着“人的文学”这杆大旗来衡量中国文学与批评的，这也就在无形之中成为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一杆标尺，这一理念顽强地存活于中国百年文学当中，虽然在许许多多的文学场域之中，它只是以一种隐在方式存活于少数的作家作品创作和文学批评之中，但是你不能忽视其应有的价值判断偶尔引起的共鸣，比如在“人性论”被禁锢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也还是出现了对中篇小说和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中“人性美”的大讨论，虽然这种讨论的最终结果是被否定的，但是，这种“人的文学”的情结始终还是存在的，不时在作家和批评家的头脑中回潮。然而，细想起来，这也都是五四文学启蒙现代性的悲剧，因为百年来许多作家和批评家因此倒在了这种“人性论”的脚下。它有时被奉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圭臬，而更多的时候却是被视为创作和批评的砒霜，让许多人为之倾倒，又让许多人遭殃。启蒙现代性的文学与批评由此而欢呼，也由此而哭泣。
或许，中国启蒙现代性的溃败不能在哲学和历史领域中找到答案，我们只能在文学创作中摸着那块若即若离的“石头”过河，但是，那个与启蒙形影不离的“现代性”，更准确地说“现代性”就是启蒙的影子，在中国的启蒙运动史上常常处于一种可悲的分离状态。
无疑，“启蒙”的概念就是笛卡尔说的“自然之光”，是理性战胜迷信，驱散黑暗愚昧的过程，它与十七世纪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现代性”观念是紧紧相连的，亦如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导言中所说的那样：“何为现代性，首先，我们不妨大致简要地说：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这将现代性与一个时间段和一个最初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那些主要特征却还仍然在黑箱之中藏而不露。”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未完成的现代性”的后遗症，因此，吉登斯才下了如此定论：“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许多人已经都已经意识到，我们正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前，社会科学必须对这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作出自己的回应，这个新时代本身正引导我们超越现代性。”[3]我认为吉登斯提出来的“现代性的后果”不仅仅存在于西方社会，更是贯穿于中国百年的历史之中，这是社会学的问题，同样也是文学的问题，更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深思与反省，吉登斯所提出的“现代性的断裂”问题不仅成为中国社会百年来绕不过去的哲学和社会文化问题，同样也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领域中不能规避的历史症结：“我所说的断裂，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我认为，理解断裂的性质，是我们分析现代性究竟是什么，并诊断今天它对我们产生的种种后果的必不可少的开端。”[4]好吧，让我们也同样用这个“现代性的断裂”的视角来审视一下我们的文学批评史，我们或许会得出同样，甚至更为惊人的现状与后果来。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启蒙现代性已经成为这四百多年以来世界社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是现代思想理论产生的摇篮，是历史进步的“火车头”，更是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发展的助推器。如今，启蒙思想和现代性理论仍然在许多“未完成的现代性”国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仍然是各国作家揭示社会本质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思想来源。但是，由于各个国家体制的内部构造有着十分巨大的差异性，启蒙现代性的内涵就会随着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而起着不尽相同的实质性变化，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分裂和异化”。因此，其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也就随之发生了聚合式的裂变效应。倘若一个从事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人都不能感悟到这种裂变和异化给文学机制带来的巨大影响，从而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观念与方法，那就不仅仅是我们文学批评史的遗憾，也是整个文学的遗憾。
启蒙与现代性这一对孪生子一直纠缠着世界，更是中国一百年来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的“光荣与梦想”的一面镜子，同样它也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
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个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很明显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还存在着延续，两者都不是凭空虚构出来的。尽人皆知，若以过于世俗的方式简单对比二者，会产生什么样的误导。但是，过去三至四个世纪（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以来出现的巨大转变如此剧烈，其影响又是如此广泛而深远，以至于当我们试图从这个转变以前的知识中去理解它们时，发现我们只能得到十分有限的帮助。”[5]倘若将这一段话中的“社会”一词置换成“文学”或“文学批评”，更是再也合适不过的描述了，且舍去中国社会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二次启蒙”前的时间段不算，就单单对照近三十多年来我们的文学批评史，我们对文学作品的感知的愚钝就会充分暴露出来了：所有文学“类型的秩序轨道”我们的批评家看见了吗？“现代性卷入的变革”中呈现出来的带有二律背反的所有深层次的生活镜像的分析和解剖，我们的批评即时性地“在场”（也是海德格尔的“此在”理論）了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学作品就进入了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域，我们的批评家们对所有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批判了吗？在作家作品“个人色彩”描写的呈现中，我们的批评家望见了那个在“现代性”悖论中人性异化了的本质特征了吗？在许许多多作家作品中“传统与现代”形成的二律背反的观念大游移，甚至大倒退的描写现象，我们的批评家严重缺场现象有人指陈吗？在文学描写的“虚构”和“非虚构”面前，我们为什么难以界定文体的分类，难道这不是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面对时代剧变的精神矮化的表现吗？……所有这一切，我们只能说这是启蒙与现代性的失败。
毋庸置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在中国所形成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并没有受到大家足够的重视，甚至是在一片嘲笑与诟病中走过了场，如今，待我们重新来审视我们整个社会文化的“当代性”来临的时候，蓦然回首，只见那灯火阑珊处的“后现代”中的有些问题的看法却是具有挑战性的。正如吉登斯所言：“在现代性背后，我以为，我们能够观察到一种崭新的不同于过去的秩序之轮廓，这就是‘后现代’（post-modern），但它与目前许多人所说的‘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大相径庭。”[6]我同意吉登斯的“在现代性背后”正在有一个“崭新的不同于过去的秩序之轮廓”的呈现，这就是我一直在探讨的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如何进入一个“当代性”语境之中的初衷，最近一年来，我对“未完成的现代性”和正在过渡到的“当代性”进行了一次粗浅而深入的理论探索，我想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是否有可能进入“当代性”的语境之中，这种“当代性”是否可以纠正和补足“未完成的现代性”的缺陷与不足呢？我的真实意图就是用“当代性”这个语词来重新定义“现代性”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理论缺陷与不足，用“启蒙当代性”来替换“启蒙现代性”，以期达到针对消费文化提出一种抵抗反启蒙现代性的思潮。 在讨论“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这个问题时，吉登斯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把对于反思性的讨论与关于后现代性的争论联系起来。人们经常把‘后现代性’当成似乎是与后现代主义、后工业社会等概念同义的词汇使用。尽管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思想得到过详细的论述，至少丹尼尔·贝尔就努力论证过这个概念，但是上面提到的另外两个概念肯定未得到过详细的阐述。在这里，我将指出它们之间的区别。如果说‘后现代主义’一词确有所指的话，则最好还是把它看作是建立在现代性特征基础上与文学、绘画、造型艺术和建筑的形式或运动。它指涉的是对现代性特征的审美观方面。尽管有时阐述得相当含糊，现代主义在（或曾经在）上述这些不同的领域中是一种独特的观点，而且它可能已经被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潮流所取代了。”“把后现代性看作是正在取代现代性的过程，而这一观点所诉求的，正是（现在）被公认为不可能的事：确立历史的连续性并确定我们在其中所處的位置。”[7]我对于用“后现代性”来替代“现代性”的观点是不赞同的，原因就在于“后现代性”含有太多的工具主义和技术主义的色彩，更多的是用实用主义作为解药来完成对社会病痛的救治，这只能治标而不能救赎人的灵魂问题。
无论如何，“当代性”概念的提出，对“现代性”并非一种颠覆性的批判，而是在反思的基础上“重启现代性”，是对“现代性”内涵和外延的一种延续与拓展，同样也是对启蒙现代性观念的另一种阐释，也许这种“当代版”的语词会重新燃起人文学界对中国文化冲击的探讨，尤其对文学领域带来的冲击是不可否认的：“当代性概念既指审视作者生活时代语境中作者的创作各方面特征，又指让读者意识到作品与当前知性关注的相关性。”“当代性”词语的含义就是：“其一，当代性具有‘我们时代性’，即作者出生以来的这一个时代的独特性质。其二，各个时代的文本在‘当前’共同存在并进入读者视野的共存性。其三，指不同时代的作者、不同时代的作品‘一直活着’的特性，即生命的存在性。”[8]
无疑，“审视作者生活时代语境中作者的创作各方面特征”就是要求作家“主观观念的介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与胡风在六十多年前就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是一致的，而“当前知性关注”应该同样包括了几百年沉淀下来的“启蒙现代性”意识在内，当然更是囊括了中国这一百年来的几次启蒙现代性运动留下来的思想遗产。
其实，这样的观念的提出并不新鲜，问题是在经过了商品文化洗礼和意识形态强化了的社会语境下，这样的口号会带来什么样的作家主观意念和作品客观效果，是令人深思的问题。
首先，“我们时代性”这样的口号的喊出，其意义就不一样了，它的所指显然就是对作家人文意识多年来的缺失提出了灵魂的拷问。
其次，所谓“文本与读者的共存性”问题的提出，显然是针对“影响的焦虑”而言的，即文本在传播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也是文本存在的重要标志。
再者，就是作品永存文学史的问题，“即生命的存在性”，为当代作家作品提出了把“不同时代的作者、不同时代的作品‘一直活着’的特性”的最高标准，这无疑成为一个秉持“当代性”创作的作家面临的一个两难命题。意即将现实与历史缝合在作品之中，既要有当下语境中把持作品生命存在的观念尺度，同时还要具有将历史作为参照谱系的自觉意识，让自己的作品不但活在当下的语境之中，同时活在历史的考验之中，这也就是活在未来，永葆作品生命之树长青的标准。所有这些，都是启蒙现代性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中提出的“世界史问题”是“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欧洲之外也走向西方所特有这条理性化道路。”[9]由此来反思中国百年来的启蒙现代性问题，我们就可以从中找出许许多多的文化和文学的悖论来，韦伯的一句话就切中了要害：“启蒙辩证法一旦达到其目的，也就耗尽了原先激发它批判时代的动力。”[10]毫无疑问，“批判时代”的批判是推动启蒙现代性前进的动力，失却了这个动力，启蒙就会溃退，这应该是一个理论的常识性问题，但是，即便就是这个常识性的问题也成为启蒙现代性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我十分惊讶匈牙利左派理论家阿格尼丝·赫勒在《现代性理论》一书中的许许多多的发人深省的理论，尤其是在其冗长的注释中对自己论断的发挥，比如他在《现代性的三种逻辑》注释6中说：“这是‘历史终结’论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中。因为正如我在前几章试图指出的，现代社会格局是与独裁政府或原教旨主义政府相容的，因此没有强有力的理由可以使我们相信，在现代性中，自由主义民主是政治领域唯一的方法。”[11]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背离了黑格尔对启蒙现代性的定义。
黑格尔的启蒙现代性所依据的是“主体性原则”，其核心内涵就是以“自由”和“反思”为核心批判哲学的理念。即：通过对启蒙的现代性生成“自由的主体和反思文化”。在黑格尔生存的那个年代里，他认为宗教的力量是巨大的，它让启蒙无法完成现代性的建构，因此，现代性的困境就是源自“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片面性而导致的分裂和异化。我以为黑格尔时代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当下“在场”面临着的最重要的问题症结，时代不同了，我们的启蒙遇到的一只最大的拦路虎就是商品文化和消费文化给启蒙现代性带来的巨大危机，它消解的正是启蒙主义关键的核心词：自由、反思、批判的“主体性原则”，由此而产生的“后现代话语”将启蒙现代性带入了一个分裂和异化的语境之中。所有这些，不能不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以及文学史、文学理论的重新定位和建构之中，倘若我们不能厘清这些问题的本质特征，我们就无法面对林林总总错综复杂的启蒙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现象。
的的确确，这些综合起来的启蒙现代性元素，是考验一个新型当代中国学者最严苛的反思条律。也许那些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甚至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们会对这种并无束缚力的滥调不以为然，但是，倘若我们的理论家也忽视这种分裂和异化的现象，就会导致整个学界对启蒙现代性的模糊认知。设若我们的批评仍然以旧有的理论标准来检验当代作家作品，或许就会引起“误读”，更为重要的是，在没有理清启蒙现代性在当下的真实境况就匆匆发言，必定会导致我们的一切批评与研究坠入“夜半临深渊，盲人摸瞎马”的境地。如果我们以一种清晰的头脑认识了启蒙现代性的双重悖论后，再用一种新的标准去检视这四十年来的文学文本，甚至追溯到更远的七十年的文学史中，追溯到还要久远的一百年文学史之中，其情况或许就大不一样了。当下和历史往往就是如此吊诡。我们是向死而生，还是向生而死呢？
[注释]
[1][法]让·波德里亚：《致命的策略》，刘翔、戴阿宝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
[2][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3][4][5][6][7][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第3页、第4页、第3页、第40—42页。
[8]金莉、李铁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二卷），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版，第76页。
[9][10][德]于尓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第43页。
[11][匈]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49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贺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