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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飞首先是青年学者，其次是文学评论家，同时还是作家。然而，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和高效化的当下，学者、作家、评论家等因角色定位的不同和专业领域的差别而出现了分化的现象。但在文学批评已然走向学院化的背景中，三者的身份界限又在很大程度上模糊化了。正因如此，江飞并不满足于只当知识型的学者或者技术型的专才，而是将上述三重身份加以贯通而进入超越之境，并游刃有余地发挥着多重身份融合所带来的独特优势。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像江飞这样既专攻文艺理论，又潜心于散文创作，尤其还擅长文学批评的学者，正是鲁迅曾召唤的“我们所需要的”那种“坚实的，明白的”批评家。在个人的阅读感受中，江飞的文学批评能够在学术、批评和创作之间互动互渗，呈现出一种思想性与审美力并重的批评品格。显而易见，从江飞的学术论著和批评文章着手的话，可以更加清晰地观察他文学批评的思想言说、伦理逻辑以及学术理路。
一、重返“文学性”与批评范式建构
在十年前初识江飞时，读他的散文集《纸上还乡》《何处还乡》等，我深切感受到当时的他试图以“还乡”的姿态宣告“‘80后’作家正以透彻而深刻的生活体验扎实前行，不仅显现出当前散文的现代性‘伦理意义’，而且还向当代文坛竖起了生命伦理写作的鲜明旗帜”①。如果说作家的文学创作可以是多维、多向和多元的，那么评论家的文学批评则必须有一个基准的根底和方向。熟悉江飞的人都知道，他是安徽大学文学硕士，跟随王达敏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攻读博士，师从童庆炳教授。毕业几年后，他又到复旦大学入朱立元教授门下做访问学者。在多年的理论学习和学术训练中，江飞无疑具有了完备的知识结构、扎实的理论功底、宏阔的学术视野、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敏锐的艺术感知。当然，这种理论素养的养成得益于雅各布森、巴赫金、巴尔特、胡塞尔、本雅明、狄尔泰、昆德拉、布鲁克斯、朱光潜、蒋孔阳、童庆炳、李泽厚、朱立元等中外作家及理论家的思想滋养。不过，他并不沉溺于高深的理论和新奇的术语，而是“复古”式表现出对“文学性”的兴趣和偏爱。
从2012年发表论文《以“文学性”为中心：文学理论教学的结构重建》，到2013年完成博士论文《罗曼·雅各布森结构主义语言诗学研究——以“文学性”问题为中心》，再到2020年出版专著《文学性：雅各布森语言诗学研究》，江飞大体完成了他关于雅各布森的语言诗学体系的建构，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理论重建的努力。在其专著的理论框架中，江飞以“了解之同情”为研究立场，致力于理清雅各布森语言诗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和丰厚内涵。一方面，他通过高度的历史语境化和文本细读，全面考察并还原了雅各布森率先提出的“文学性”命题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流变中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则切入语言学和文学学的跨学科研究，着力揭示了现代文论与批评话语之间互鉴关系。其中，“文学性”是最核心的概念，理所当然也成为他开展文学批评的基本视域。
在江飞看来，“随着文学观念的不断变化发展，‘文学性’这个充满着变数、历久弥新的话题，依然不断地得到延续和增值，雅各布森的语言诗学于我们都不只是过去的丰碑，而是不断被当下所唤醒、所利用的重要的思想资源”②。既然有可以充分调动的理论资源，也有对“文学性”的深刻认知，那么势必会影响乃至决定其批评观念和批评方法。事实上，雅各布森对“文学性”的界说并不严谨，后来的形式论者才将其进一步明晰为“回到文学本身”，并积极开展“以文本为中心”的批评实践。在现代批评范式转换的背景下，江飞明确提出，“以审美或‘文学性’为本位的文学批评依然是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③。可见，他从学术研究到文学批评都选择了重返“文学性”的路径，同时还力图在更高层次上建构新的“文学本体论”批评范式，彰显出一种具有更大可能性的批评伦理。
对于80后批评家来说，同代人存在着相异却又共通的阅读经验和情感结構，即这代人的阅读大多是西方哲学、社会学和文艺理论等著作。但我们这一代人并不是简单地以西方理论为标准来阐释和评判中国文学文本，而是更加注重西学理论所提供的观照视角，思考其“走‘中国化’的道路”④的途径，以及建立起批评家与作家、批评家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关系。其实，当我们强调80后这代批评家的共通经验时，实则是留意到了江飞文学批评的理论范式与批评话语之间所形成的张力关系。比如，在解读徐则臣时，江飞很认同童庆炳所说的：“文学的思想价值，是不能直接呈现出来的。它必须而且也可能‘隐藏’在审美的艺术描写中。”⑤因此，江飞分析徐则臣就是由《天上人间》《耶路撒冷》《王城如海》《青云谷童话》等小说文本出发，引申出作家所建立的“问题意识、历史意识与形式意识”。他发现，这些意识的确立“使其作品实现了对当下现实问题的反映，对历史深度的揭示，以及对形式美学的创新，具有了一定的‘当代性’以及‘走出当代性’的可能”⑥。不难看出，这里既发现了作家的主体意识与写作伦理的隐微之处，又表明了江飞自己对文本、形式和思想的看重。
从批评对象的选择和评判可知，江飞集中关注的还是那些具有历史感和现实性，或者是探求“一个时代需要一个与它相匹配的形式”⑦的作品。如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自觉挑战“难度写作”，冒犯常规的小说边界、故事形态和读者的审美与接受习惯，实现了“以我观物，以实写虚”⑧的文学可能性;而《北上》则借历史学家的考证与文学家的想象虚构了京杭运河的历史，“更富有文学性和哲学意味，经得起历史的和美学的评价”⑨;苏童的《黄雀记》写的“现实”是在“抒情化、意象化的话语背后隐秘地暗示”⑩，体现了其在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中追求自由的尝试;张贤亮的《一亿六》“以文学自身的主动”，采取“拒绝和批评”的方式切入历史和现实。上述文本的言说背后始终灌注着江飞从文本探究形式的审美规律，以及关注历史与形式关系的伦理逻辑。当然，文学形式的阐发、作品裂隙的揭示、审美经验的探析等，既是显而易见的批评维度，又是批评家“面向文学本身”11，重新阐释和构想“文学性”，使文学的存在意义自在显现。
一、重返“文学性”与批评范式建构
在十年前初识江飞时，读他的散文集《纸上还乡》《何处还乡》等，我深切感受到当时的他试图以“还乡”的姿态宣告“‘80后’作家正以透彻而深刻的生活体验扎实前行，不仅显现出当前散文的现代性‘伦理意义’，而且还向当代文坛竖起了生命伦理写作的鲜明旗帜”①。如果说作家的文学创作可以是多维、多向和多元的，那么评论家的文学批评则必须有一个基准的根底和方向。熟悉江飞的人都知道，他是安徽大学文学硕士，跟随王达敏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攻读博士，师从童庆炳教授。毕业几年后，他又到复旦大学入朱立元教授门下做访问学者。在多年的理论学习和学术训练中，江飞无疑具有了完备的知识结构、扎实的理论功底、宏阔的学术视野、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敏锐的艺术感知。当然，这种理论素养的养成得益于雅各布森、巴赫金、巴尔特、胡塞尔、本雅明、狄尔泰、昆德拉、布鲁克斯、朱光潜、蒋孔阳、童庆炳、李泽厚、朱立元等中外作家及理论家的思想滋养。不过，他并不沉溺于高深的理论和新奇的术语，而是“复古”式表现出对“文学性”的兴趣和偏爱。
从2012年发表论文《以“文学性”为中心：文学理论教学的结构重建》，到2013年完成博士论文《罗曼·雅各布森结构主义语言诗学研究——以“文学性”问题为中心》，再到2020年出版专著《文学性：雅各布森语言诗学研究》，江飞大体完成了他关于雅各布森的语言诗学体系的建构，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理论重建的努力。在其专著的理论框架中，江飞以“了解之同情”为研究立场，致力于理清雅各布森语言诗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和丰厚内涵。一方面，他通过高度的历史语境化和文本细读，全面考察并还原了雅各布森率先提出的“文学性”命题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流变中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则切入语言学和文学学的跨学科研究，着力揭示了现代文论与批评话语之间互鉴关系。其中，“文学性”是最核心的概念，理所当然也成为他开展文学批评的基本视域。
在江飞看来，“随着文学观念的不断变化发展，‘文学性’这个充满着变数、历久弥新的话题，依然不断地得到延续和增值，雅各布森的语言诗学于我们都不只是过去的丰碑，而是不断被当下所唤醒、所利用的重要的思想资源”②。既然有可以充分调动的理论资源，也有对“文学性”的深刻认知，那么势必会影响乃至决定其批评观念和批评方法。事实上，雅各布森对“文学性”的界说并不严谨，后来的形式论者才将其进一步明晰为“回到文学本身”，并积极开展“以文本为中心”的批评实践。在现代批评范式转换的背景下，江飞明确提出，“以审美或‘文学性’为本位的文学批评依然是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③。可见，他从学术研究到文学批评都选择了重返“文学性”的路径，同时还力图在更高层次上建构新的“文学本体论”批评范式，彰显出一种具有更大可能性的批评伦理。
对于80后批评家来说，同代人存在着相异却又共通的阅读经验和情感结構，即这代人的阅读大多是西方哲学、社会学和文艺理论等著作。但我们这一代人并不是简单地以西方理论为标准来阐释和评判中国文学文本，而是更加注重西学理论所提供的观照视角，思考其“走‘中国化’的道路”④的途径，以及建立起批评家与作家、批评家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关系。其实，当我们强调80后这代批评家的共通经验时，实则是留意到了江飞文学批评的理论范式与批评话语之间所形成的张力关系。比如，在解读徐则臣时，江飞很认同童庆炳所说的：“文学的思想价值，是不能直接呈现出来的。它必须而且也可能‘隐藏’在审美的艺术描写中。”⑤因此，江飞分析徐则臣就是由《天上人间》《耶路撒冷》《王城如海》《青云谷童话》等小说文本出发，引申出作家所建立的“问题意识、历史意识与形式意识”。他发现，这些意识的确立“使其作品实现了对当下现实问题的反映，对历史深度的揭示，以及对形式美学的创新，具有了一定的‘当代性’以及‘走出当代性’的可能”⑥。不难看出，这里既发现了作家的主体意识与写作伦理的隐微之处，又表明了江飞自己对文本、形式和思想的看重。
从批评对象的选择和评判可知，江飞集中关注的还是那些具有历史感和现实性，或者是探求“一个时代需要一个与它相匹配的形式”⑦的作品。如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自觉挑战“难度写作”，冒犯常规的小说边界、故事形态和读者的审美与接受习惯，实现了“以我观物，以实写虚”⑧的文学可能性;而《北上》则借历史学家的考证与文学家的想象虚构了京杭运河的历史，“更富有文学性和哲学意味，经得起历史的和美学的评价”⑨;苏童的《黄雀记》写的“现实”是在“抒情化、意象化的话语背后隐秘地暗示”⑩，体现了其在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中追求自由的尝试;张贤亮的《一亿六》“以文学自身的主动”，采取“拒绝和批评”的方式切入历史和现实。上述文本的言说背后始终灌注着江飞从文本探究形式的审美规律，以及关注历史与形式关系的伦理逻辑。当然，文学形式的阐发、作品裂隙的揭示、审美经验的探析等，既是显而易见的批评维度，又是批评家“面向文学本身”11，重新阐释和构想“文学性”，使文学的存在意义自在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