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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现在已经拥有9000多万党员。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共产党以不同方式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工农红军处在包围之中，被迫离开包括上海、广州在内的城市。在江西的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存在严重分歧，从莫斯科接受訓练回来的党组成员与1927年国共分裂后一直留守中国的成员间意见不同。国民党的多次“围剿”行动使共产党的命运岌岌可危。内部的派系斗争也开始影响到江西根据地群众的支持，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地位。
长征开始时，共产党几乎面临绝境，国民党实行的“围剿”政策很成功，如果共产党不向内陆地区撤退，根本没有足够的办法来进行抵抗。在这一情况下，中央红军领导人决定实施战略转移撤退，于是长征开始了。
拉纳·米特（Rana Mitter）
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原主任 
拉纳·米特历经10年才最终完成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
最后历史结果证明，这一决策取得了成功。尽管在长征刚开始时，很少人预测到这段行程将一路行进至陕西，但当行程逐渐展开之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主要领导人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思考革命的本质。他们作出的艰难决定，最终使共产党得以在危机下存续。
长征保存了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带来了日后的胜利。对中共而言，长征的意义在于此。对中国历史而言，如果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30年代被消灭了，那么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将会改变。中共通过长征保留了自身作为独立的力量存在，并导致了20世纪中期中国历史决定性的改变。
长征有许多不同的侧面可以观察。如果当时中共的战士们没有很强的为政治理想献身的精神，就很难理解他们怎么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完成长征。
长征也向我们展示了领袖魅力的重要性。最终中国共产党没有因为1930年至1935年期间的内部分歧斗争以及外在的巨大威胁而崩溃。中国共产党的幸运在于它拥有具有战略思维去思考如何在这些困境中赢得生存的领导人。
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了10多次重要会议，每次会议的主题都涉及“路在何方”的大问题，最后的结论都是继续北进，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不变的战略目标。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这一时间比英、法两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早两年，比美国参战早4年。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一度被忽视了，应该重新拾起那段历史，还中国以公正，还原中国在抗战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中国军队一直孤军奋战，抵御了日本70多万高度军事化的精锐部队。值得注意的是，在同盟国的整体力量部署中，中国的战略位置也极其重要和独特。同时，中国军队还不得不进行两线作战，一是在华中南抗击几十万日本正规军的正面进攻，二是在缅北滇西发动攻势。中国的损失很大，但作用和贡献也很大。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有几个重要的判断。首先是“持久战”。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抗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它不仅促进了不同类型的游击战争，而且还影响了亚洲和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战争。其次，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三三制”原则，即在民主政权组成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非党员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1/3。这一原则目的是抵抗日本，同时也促进了新型社会的变革。
当初倘若没有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中国早在1938年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了，将给日本控制整个亚洲大陆创造机会;如果没有中国的勇敢抵抗所构筑的屏障，日本帝国主义可能就会实现其野心。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歼其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半个多世纪来，西方关于那场全球性战争的理解，一直没有能够对中国的角色作出客观和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定位。即便当中国被考虑在内甚至获得肯定时，中国在人们眼中也仅仅是一个次要角色。这是不应该的。
中国在二战中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中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了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国的行为不单单是为了国家尊严和生存，也是为了所有同盟国的胜利。
1945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就与许多非西方国家的革命运动有联系，比如东南亚。在上世纪50年代，也就是所谓的“万隆时代”，周恩来运用他的外交技巧，在后殖民国家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盟。今天，随着世界的迅速变化，中国共产党将需要表明它能够应对从气候变化到国际贸易等全球治理所带来的挑战。这将要求中国共产党具备灵活性、透明度和提出问题的能力，以适应一个由新地缘政治和快速发展的技术主导的世纪。
如今，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责任之一，是确保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为和平与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从长远来看，人类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气候变化，世界期待看到中国在这一关键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新想法和积极行动。
作者为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原主任
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工农红军处在包围之中，被迫离开包括上海、广州在内的城市。在江西的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存在严重分歧，从莫斯科接受訓练回来的党组成员与1927年国共分裂后一直留守中国的成员间意见不同。国民党的多次“围剿”行动使共产党的命运岌岌可危。内部的派系斗争也开始影响到江西根据地群众的支持，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地位。
长征开始时，共产党几乎面临绝境，国民党实行的“围剿”政策很成功，如果共产党不向内陆地区撤退，根本没有足够的办法来进行抵抗。在这一情况下，中央红军领导人决定实施战略转移撤退，于是长征开始了。
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原主任
最后历史结果证明，这一决策取得了成功。尽管在长征刚开始时，很少人预测到这段行程将一路行进至陕西，但当行程逐渐展开之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主要领导人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思考革命的本质。他们作出的艰难决定，最终使共产党得以在危机下存续。
长征保存了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带来了日后的胜利。对中共而言，长征的意义在于此。对中国历史而言，如果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30年代被消灭了，那么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将会改变。中共通过长征保留了自身作为独立的力量存在，并导致了20世纪中期中国历史决定性的改变。
长征有许多不同的侧面可以观察。如果当时中共的战士们没有很强的为政治理想献身的精神，就很难理解他们怎么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完成长征。
长征也向我们展示了领袖魅力的重要性。最终中国共产党没有因为1930年至1935年期间的内部分歧斗争以及外在的巨大威胁而崩溃。中国共产党的幸运在于它拥有具有战略思维去思考如何在这些困境中赢得生存的领导人。
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了10多次重要会议，每次会议的主题都涉及“路在何方”的大问题，最后的结论都是继续北进，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不变的战略目标。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这一时间比英、法两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早两年，比美国参战早4年。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一度被忽视了，应该重新拾起那段历史，还中国以公正，还原中国在抗战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中国军队一直孤军奋战，抵御了日本70多万高度军事化的精锐部队。值得注意的是，在同盟国的整体力量部署中，中国的战略位置也极其重要和独特。同时，中国军队还不得不进行两线作战，一是在华中南抗击几十万日本正规军的正面进攻，二是在缅北滇西发动攻势。中国的损失很大，但作用和贡献也很大。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有几个重要的判断。首先是“持久战”。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抗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它不仅促进了不同类型的游击战争，而且还影响了亚洲和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战争。其次，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三三制”原则，即在民主政权组成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非党员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1/3。这一原则目的是抵抗日本，同时也促进了新型社会的变革。
当初倘若没有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中国早在1938年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了，将给日本控制整个亚洲大陆创造机会;如果没有中国的勇敢抵抗所构筑的屏障，日本帝国主义可能就会实现其野心。
半个多世纪来，西方关于那场全球性战争的理解，一直没有能够对中国的角色作出客观和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定位。即便当中国被考虑在内甚至获得肯定时，中国在人们眼中也仅仅是一个次要角色。这是不应该的。
中国在二战中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中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了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国的行为不单单是为了国家尊严和生存，也是为了所有同盟国的胜利。
1945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就与许多非西方国家的革命运动有联系，比如东南亚。在上世纪50年代，也就是所谓的“万隆时代”，周恩来运用他的外交技巧，在后殖民国家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盟。今天，随着世界的迅速变化，中国共产党将需要表明它能够应对从气候变化到国际贸易等全球治理所带来的挑战。这将要求中国共产党具备灵活性、透明度和提出问题的能力，以适应一个由新地缘政治和快速发展的技术主导的世纪。
如今，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责任之一，是确保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为和平与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从长远来看，人类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气候变化，世界期待看到中国在这一关键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新想法和积极行动。
作者为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