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9年7月24日，鲍里斯·约翰逊发表首相就任演讲时，承诺将于10月31日前终结脱欧困局。
即使脱欧成功，英国人翘首以盼的美好未来也难以成真。毕竟，在脱欧疑云笼罩的这三年里，英国低薪工作大量增加，社会福利大幅削减，而通货膨胀却始终如影随形，工薪阶层不得不依靠信用卡和高利贷维持生活，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
在如此社会语境下，82岁高龄的肯·洛奇带着凝结了对“新自由主义”思考的新作《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来到戛纳电影节，显得尤为可贵。
50年来，肯·洛奇仿佛都在拍着同一部电影——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个体困境和挣扎的底层工人阶级。在为劳工阶层发声的电影早已“沦为”影评人口中的cliché（陈词滥调）时，肯·洛奇依旧埋头于自己的热情，宛若不知疲倦的西西弗斯。
不同于国人熟悉的英伦元素，在肯·洛奇的镜头中，冷意从城市的每条缝隙里小心翼翼地钻出。无论是格拉斯哥、纽卡斯尔、利物浦还是贝尔法斯特，标志性的元素全被抽离，普通的楼房连同平凡的主人公们一起，在电影朴素清冷的色调下，编织着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对抗与绝望。一种力求呈现“真实”与“普通”的肯·洛奇式美学贯穿其中，身体力行地告诉大家——这就是英国。
《我是布莱克》中的老工匠、《天使的一份》中的问题青年、《卡拉之歌》里的公交司机、《面包与玫瑰》里摩天大楼中的清洁工和保安……肯·洛奇电影中的主人公通常操着阶级感浓郁的北方口音，在艰苦生活中葆有爱与同情，会对陌生人施以援手，也会努力让自己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他的不少电影确实会起用拍摄地的素人演员。这种去表演化的拍摄方式与扎根生活的剧本合力，雕刻出了一部部充满真实力量的电影。
约翰·希尔在《肯·洛奇电影中的政治》中提出，肯·洛奇导演的作品坚守着“让观众自己去看”的立场，摄像机保持一定距离，冷静地观察这些终将被边缘化的小人物的悲惨世界。
正因如此，我们在肯·洛奇的电影中，得以正视那些在大银幕上逐渐隐形、逐渐消失的群体。
早在1966年，肯洛奇在《凯西回家》中讲述了一个关于无家可归者的故事。当时，无家可归的家庭受到的待遇，与《济贫法》时代没有什么区别——母亲与孩子被送入令人生畏的宿舍，而父亲则被留下自谋生计。这些家庭很少得到恰当的帮助或安置，社会任由它们四分五裂。
《凯西回家》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经过十年筹备和努力，在机构组织的共同努力下，《英国1977住房法案》问世。该法案第一次尝试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永久性住房解决方案，并且将特定群体的住房权利确定为法定权利。这在整个西方国家里，都算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独特尝试。
肯·洛奇最新的《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不仅延续了导演对于工薪阶层的深切关注，更与时俱进地将镜头瞄准在脱欧疑云下变得愈发尖锐的英国社会问题。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是英国快递员留给收件人的未送达通知单上的一句话（在英国，如果收件人不在家，快递员会把写有这句话的卡片留在信箱或贴在门上）。片名也点名了主人公的职业。
影片中的爸爸Ricky来自曼彻斯特，原本是个努力的建筑工人，却被2008年次贷危机波及，无法继续贷款买房。好不容易找了份“自己當自己老板”的工作，他却得“带车求职”，还要遵守各种“不平等条约”。
妈妈Abby是个护工，为了能给丈夫买上货车，她只好选择卖掉原来用以通勤的小轿车。护理的工作本就辛苦繁琐，而今更是要每日坐公共汽车奔波往返于各个客户之间，身心早已疲惫不堪。
为了早日偿还货车的贷款， Ricky每天“996”，工作途中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尿液与情绪一同无处安放。Abby也是零时合同工（zero-hour contract），从早到晚不停歇，周末晚上还会接到客户突如其来的求助电话。
家中的一对兄妹，则成了不折不扣的城市“留守儿童”。正值青春期的哥哥Seb找不到继续念书的意义，不断逃学，用涂鸦的方式宣泄青春。而当他在学校和社会中惹上麻烦、需要父母从工作中分出精力时，父母又陷入家庭与工作难以平衡乃至对立的困境。
只有乖巧懂事的妹妹Liza是阴郁色调中的一抹密阳，她不仅在周末陪父亲一起送快递，还努力弥合哥哥与父亲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
不同于以往肯·洛奇电影里呈现的那些支离破碎的家庭结构，本片的主人公是完满的四口之家，却被互联网时代的“零工经济”剥削得体无完肤。
所谓零工经济（gig economy），指的是由能够自由分配自己时间和资源的自由职业者构成的经济领域。据BBC报道，在英国，自由职业者已经增至500万人，几乎接近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数。
事实上，这种以“自我雇佣”为名义的灵活雇佣方式常常规避了受劳工法保护的雇佣合同，成为更具隐蔽性质也更为残酷的剥削形式，自由职业者往往得不到最基本的劳工权益保护。在“绩效为上”的标准之下，劳动者如同机器人，彻底沦为奴隶。正因如此，电影中的Ricky总在超负荷地工作，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回家也往往在释放工作时积攒的负能量，家庭矛盾一触即发。
电影接近尾声时，Ricky被打得鼻青脸肿送到医院，上司关心的仍是罚金——遭劫的Ricky，要被罚1500英镑。
影片最后，Ricky依旧在混沌之中开动了货车。高额的债务、养家的责任令他别无选择，中年之痛无解，唯有一往无前。而这与电影开头Ricky填表买货车加盟快递公司的情节相呼应，似乎在表明英国工薪家庭的命运：越想要摆脱生活之苦而辛勤工作，就越容易深陷不幸的泥沼之中。这不免令人想起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偷自行车的人》——全家人怀揣着美好愿景，以为买车就能改善生活，没想到却踏上了“越努力越不幸”的“死循环”。
自由市场、零工经济、家庭教育、成长烦恼、阶级固化……电影中多维度的指向环环紧扣，纵横交错，家庭内外大大小小的意外接踵而至，看似巧合又冥冥注定。即使饱含戏剧色彩，朴素的剪辑、纪实性摄影、大量的中近景镜头，依旧让人备感真实。而室内镜头的角度设计，更是微妙地呈现出“困兽之斗”的压抑，暗流涌动的人物角色关系与社会客观环境相辅相成。
不知道是否与导演年纪有关，《对不起》较以往作品更具柔软质感。在残酷现实的种种暴击之下，家庭成员在不断消耗着彼此感情的同时，也确证着对方的珍贵，闪耀着令人动容的凝聚力——一种真正的相濡以沫。虽有煽情，却不过分，反倒宛如在冬日的英国北方城市偶遇暖气，有着毫不矫情的温暖。
你我每个人，或许也都有一个“肯·洛奇时刻”：《我是布莱克》中，在墙上喷上姓名的倔强背影;《小孩与鹰》里，对教育系统、社会现状不满不解的肺腑之言……主人公们的每一个发泄举动，也在替观众完成对于生活的呐喊与追问。
看完肯·洛奇的电影，不禁会感慨：他关怀的群体，或许永远也看不到这样的电影。假设他们走进电影院，想看的，或许就是轻松愉快的爆米花电影;肯·洛奇的电影，反倒可能由于过分真实而令人不适？
然而以上设想，或许又恰恰陷入了（对于底层或边缘群体）刻板印象的怪圈。毕竟，谁又能代表谁呢？但可以确定的是——社会需要肯·洛奇的电影，而我们，需要倾听不一样的声音。
若干年过去后，当我们回首肯·洛奇的作品，一定会感谢他记录下了半个世纪的苦与乐。
（参考书目：《社会政策学十讲》哈特利·迪安，《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凯特·福克斯，《权贵：他们何以逍遥法外》欧文·琼斯）
即使脱欧成功，英国人翘首以盼的美好未来也难以成真。毕竟，在脱欧疑云笼罩的这三年里，英国低薪工作大量增加，社会福利大幅削减，而通货膨胀却始终如影随形，工薪阶层不得不依靠信用卡和高利贷维持生活，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
在如此社会语境下，82岁高龄的肯·洛奇带着凝结了对“新自由主义”思考的新作《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来到戛纳电影节，显得尤为可贵。
50年来，肯·洛奇仿佛都在拍着同一部电影——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个体困境和挣扎的底层工人阶级。在为劳工阶层发声的电影早已“沦为”影评人口中的cliché（陈词滥调）时，肯·洛奇依旧埋头于自己的热情，宛若不知疲倦的西西弗斯。
不同于国人熟悉的英伦元素，在肯·洛奇的镜头中，冷意从城市的每条缝隙里小心翼翼地钻出。无论是格拉斯哥、纽卡斯尔、利物浦还是贝尔法斯特，标志性的元素全被抽离，普通的楼房连同平凡的主人公们一起，在电影朴素清冷的色调下，编织着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对抗与绝望。一种力求呈现“真实”与“普通”的肯·洛奇式美学贯穿其中，身体力行地告诉大家——这就是英国。
《我是布莱克》中的老工匠、《天使的一份》中的问题青年、《卡拉之歌》里的公交司机、《面包与玫瑰》里摩天大楼中的清洁工和保安……肯·洛奇电影中的主人公通常操着阶级感浓郁的北方口音，在艰苦生活中葆有爱与同情，会对陌生人施以援手，也会努力让自己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他的不少电影确实会起用拍摄地的素人演员。这种去表演化的拍摄方式与扎根生活的剧本合力，雕刻出了一部部充满真实力量的电影。
约翰·希尔在《肯·洛奇电影中的政治》中提出，肯·洛奇导演的作品坚守着“让观众自己去看”的立场，摄像机保持一定距离，冷静地观察这些终将被边缘化的小人物的悲惨世界。
正因如此，我们在肯·洛奇的电影中，得以正视那些在大银幕上逐渐隐形、逐渐消失的群体。
早在1966年，肯洛奇在《凯西回家》中讲述了一个关于无家可归者的故事。当时，无家可归的家庭受到的待遇，与《济贫法》时代没有什么区别——母亲与孩子被送入令人生畏的宿舍，而父亲则被留下自谋生计。这些家庭很少得到恰当的帮助或安置，社会任由它们四分五裂。
《凯西回家》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经过十年筹备和努力，在机构组织的共同努力下，《英国1977住房法案》问世。该法案第一次尝试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永久性住房解决方案，并且将特定群体的住房权利确定为法定权利。这在整个西方国家里，都算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独特尝试。
肯·洛奇最新的《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不仅延续了导演对于工薪阶层的深切关注，更与时俱进地将镜头瞄准在脱欧疑云下变得愈发尖锐的英国社会问题。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是英国快递员留给收件人的未送达通知单上的一句话（在英国，如果收件人不在家，快递员会把写有这句话的卡片留在信箱或贴在门上）。片名也点名了主人公的职业。
影片中的爸爸Ricky来自曼彻斯特，原本是个努力的建筑工人，却被2008年次贷危机波及，无法继续贷款买房。好不容易找了份“自己當自己老板”的工作，他却得“带车求职”，还要遵守各种“不平等条约”。
妈妈Abby是个护工，为了能给丈夫买上货车，她只好选择卖掉原来用以通勤的小轿车。护理的工作本就辛苦繁琐，而今更是要每日坐公共汽车奔波往返于各个客户之间，身心早已疲惫不堪。
为了早日偿还货车的贷款， Ricky每天“996”，工作途中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尿液与情绪一同无处安放。Abby也是零时合同工（zero-hour contract），从早到晚不停歇，周末晚上还会接到客户突如其来的求助电话。
家中的一对兄妹，则成了不折不扣的城市“留守儿童”。正值青春期的哥哥Seb找不到继续念书的意义，不断逃学，用涂鸦的方式宣泄青春。而当他在学校和社会中惹上麻烦、需要父母从工作中分出精力时，父母又陷入家庭与工作难以平衡乃至对立的困境。
只有乖巧懂事的妹妹Liza是阴郁色调中的一抹密阳，她不仅在周末陪父亲一起送快递，还努力弥合哥哥与父亲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
不同于以往肯·洛奇电影里呈现的那些支离破碎的家庭结构，本片的主人公是完满的四口之家，却被互联网时代的“零工经济”剥削得体无完肤。
所谓零工经济（gig economy），指的是由能够自由分配自己时间和资源的自由职业者构成的经济领域。据BBC报道，在英国，自由职业者已经增至500万人，几乎接近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数。
事实上，这种以“自我雇佣”为名义的灵活雇佣方式常常规避了受劳工法保护的雇佣合同，成为更具隐蔽性质也更为残酷的剥削形式，自由职业者往往得不到最基本的劳工权益保护。在“绩效为上”的标准之下，劳动者如同机器人，彻底沦为奴隶。正因如此，电影中的Ricky总在超负荷地工作，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回家也往往在释放工作时积攒的负能量，家庭矛盾一触即发。
电影接近尾声时，Ricky被打得鼻青脸肿送到医院，上司关心的仍是罚金——遭劫的Ricky，要被罚1500英镑。
影片最后，Ricky依旧在混沌之中开动了货车。高额的债务、养家的责任令他别无选择，中年之痛无解，唯有一往无前。而这与电影开头Ricky填表买货车加盟快递公司的情节相呼应，似乎在表明英国工薪家庭的命运：越想要摆脱生活之苦而辛勤工作，就越容易深陷不幸的泥沼之中。这不免令人想起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偷自行车的人》——全家人怀揣着美好愿景，以为买车就能改善生活，没想到却踏上了“越努力越不幸”的“死循环”。
自由市场、零工经济、家庭教育、成长烦恼、阶级固化……电影中多维度的指向环环紧扣，纵横交错，家庭内外大大小小的意外接踵而至，看似巧合又冥冥注定。即使饱含戏剧色彩，朴素的剪辑、纪实性摄影、大量的中近景镜头，依旧让人备感真实。而室内镜头的角度设计，更是微妙地呈现出“困兽之斗”的压抑，暗流涌动的人物角色关系与社会客观环境相辅相成。
不知道是否与导演年纪有关，《对不起》较以往作品更具柔软质感。在残酷现实的种种暴击之下，家庭成员在不断消耗着彼此感情的同时，也确证着对方的珍贵，闪耀着令人动容的凝聚力——一种真正的相濡以沫。虽有煽情，却不过分，反倒宛如在冬日的英国北方城市偶遇暖气，有着毫不矫情的温暖。
你我每个人，或许也都有一个“肯·洛奇时刻”：《我是布莱克》中，在墙上喷上姓名的倔强背影;《小孩与鹰》里，对教育系统、社会现状不满不解的肺腑之言……主人公们的每一个发泄举动，也在替观众完成对于生活的呐喊与追问。
看完肯·洛奇的电影，不禁会感慨：他关怀的群体，或许永远也看不到这样的电影。假设他们走进电影院，想看的，或许就是轻松愉快的爆米花电影;肯·洛奇的电影，反倒可能由于过分真实而令人不适？
然而以上设想，或许又恰恰陷入了（对于底层或边缘群体）刻板印象的怪圈。毕竟，谁又能代表谁呢？但可以确定的是——社会需要肯·洛奇的电影，而我们，需要倾听不一样的声音。
若干年过去后，当我们回首肯·洛奇的作品，一定会感谢他记录下了半个世纪的苦与乐。
（参考书目：《社会政策学十讲》哈特利·迪安，《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凯特·福克斯，《权贵：他们何以逍遥法外》欧文·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