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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1911年10月22日长沙光复不到十天，一群士兵忽然包围了湖南名绅谭延闿的家，并点名要人。
一幅大难临头的情景，吓得谭延闿惊悸失色、不知所措。随即，士兵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强行将他塞进一顶轿子，四个军士抬起就走。谭家上下以为凶多吉少，吓得嚎哭起来。
到了都督府，谭延闿却发现，林立的士兵们均向他敬礼——原来，这些人竟是要他接替刚刚被乱兵杀害的革命党人焦达峰，出任湖南军政府都督。
谭延闿根本没有选择。只穿着夹衣的他站在一张方桌上说：“今天的事情，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我很害怕。但是事情既然走到这一步，难道因为怕死就不答应你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能勉为其难了。”
显然，辛亥革命至今发生的一切，早已脱离了他预判的轨道。他所能做的，只是在一段未知的旅途中，顺势而为。
宅门叛逆
相传，谭延闿年少时，他的父亲，晚清名臣谭钟麟有一次邀请术士给家人相面。这术士对谭钟麟意味深长地说：“其他不谈，你家三相公（谭延）将来名位、勋业，均在大人之上，只不过，他将来的业绩恐怕走上你的反面。”思想保守的谭钟麟听了十分紧张，从此对谭延闿严加管教，只要他安心闭门读书。
时间一晃而过。1904年，清廷最后一次科举考试，24岁的谭延闿在会试中高中第一名，殿试中列二甲三十五名，赐翰林院编修。消息传来，三湘轰动，谭钟麟从此特别打破森严家规，允许谭延闿的生母——自己的小老婆今后同桌吃饭。
沉浸在欢喜中的谭钟麟，恐怕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其实当初那位术士之言正在逐渐成真。随着晚清新政鼓噪，按照传统读书人培养的儿子，背地里早已对变法改良充满了兴趣。1904年7月，刚刚夺得“会元”的谭延闿，应邀参观了湖南第一家私立中学明德学堂，当即捐助了经费一千元，并答应以后每年资助英文教员一千元薪水。为此，谭延闿甚至兑换了妻子陪嫁的金器首饰。一个科举及第的士子，却如此热衷于新学，令当地士绅大为震惊。
一年后，谭钟麟病逝，从而有幸没能见到儿子更多“离经叛道”的行为：1907年夏天，湖南立宪派成立了湖南“宪政公会”，谭延闿成为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与三十多人联名于当年冬天递呈《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言辞激烈地警告清廷，若再不设议院、开国会，使民意有所表达，则“压力愈甚，抵力愈大，施者不仁，报者加惨”。
由于在当地的声望及开明的思想，谭延闿于1909年10月当选为湖南省谘议局议长。1911年5月，清廷“皇族内阁”正式出台，被无数人盼以热望的立宪一梦实质上破产。地方立宪派们在一片哗然中，丧失了对帝国最后的信心。谭延闿此时已经嗅到了一丝山雨欲来的味道，“对于时势有一种紧急自卫之意”。
但是，革命究竟是什么？谭延闿不认为就是打打杀杀，他觉得应该是文明地取代现政权。他说，“文明革命与草窃异，当与世家巨族、军界长官同心努力而后可”——纵观帝国，聚集在立宪派中的士绅，是社会的中坚力量，绅权极重的湖南尤其如此。争取到这批人的支持，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革命的阻力和烈度。毕竟，革命的重点不在破坏，而在日后的建设上。
1911年10月10日，谭延闿终于听到了武昌那一枪——革命如期而至。只是，后来的事实与他想象的，似乎不大一样。
革命脱轨
首义爆发，湖南革命蠢蠢欲动。沿着此前制订的方针，谭延闿力促革命文明进行。
10月22日清晨，由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组织的武装起义爆发，谭延闿等谘议局人士策动的新军也加入了此次行动。由于之前的宣传得力，革命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仅有的一点反击来自于长沙布政使黄以霖的藩署，当时，焦达峰指挥军队用机关枪围攻，谭延闿急忙阻止说：“我们只取政权，不杀官吏。”随后派兵将黄以霖护送出城，总算保住了这位素有清誉的官员一命。
但是，还是有一些性命没能保住。谭延闿很快听到了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被杀的消息，捶胸顿足。此人声望不在谭延闿之下，且对革命抱有同情，甚至一度被视为革命后担任都督的候选者。只是由于治军极严，人缘不好，便成为革命党诛杀的目标。如此草率的杀戮，为革命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不管怎样，湖南的革命算是成功了。按照谘议局和部分新军的既定计划，22日一早发表了革命宣言，签署了军政府都督谭延闿的名字——不论资历、声望，还是把握局面的能力，没人能出谭延闿之右。就拿革命前的宣传工作来说，当时革命党人去新军中游说，没有几个人附和，待到谭延闿提倡革命，士兵们才都欢喜地说道：“谭翰林且言之, 大事可行。”现在，谭延闿就任都督一职，于情于理，都是一个合乎形势的安排。
然而，22日下午，情况陡然生变。革命党和谘议局部分人士开会时，焦达峰忽然宣布：“吾在湘谋革命多年，当为正都督，陈作新运动新军、巡防，功亦大，当为副都督。”于是，一幅哭笑不得的场景出现了，10月22日上午贴出的告示，都督是谭延闿，下午贴出的告示，都督换成了焦达峰。
这个结果，让大部分人都感到很意外，因为焦达峰这个人尽管是革命党领导人，但多年从事地下活动，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其来历。一些人对他当政很不服气，陆军小学校长夏国桢甚至率领全校学生，直接跑到谘议局表示反对，最后还是谭延闿亲自劝说：现在不是争都督的时候，“焦都督既举定，自以合力进行谋建国家为前提，某当与公等竭力维持秩序，保全治安而已”。他本人，则欣然就任湖南民政部长一职。
不过，既是以缔造民主共和为目的，新制度是要尽快建立的。立宪派人士于光复第二天，即建议军政府成立了参议院，谭延闿就任院长。结果，却很快遭到了同盟会中部领导人谭人凤的严词质问，他认为这个机构限制了焦达峰的权力。在他的极力谋划下，参议院很快被迫解散，谭延闿辞去了一切兼职。
据说，此前谭延闿还闹了一次笑话，当以民政部长身份发布第一张布告时，秘书拟定的草稿落款是“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民政部”，民国这个称谓是同盟会定的，谭延闿不知道，以为写错了，信笔一勾，改成了“中华国民”，随后将布告张贴全城。后来发现错误，赶忙重印了一份，覆盖在原告示之上。
革命，究竟是什么？显然，这已经不是谭延闿所能把握的了。
夹缝生存
与此同时，湖南的混乱情形愈发汹涌。
据革命党人周震鳞回忆，当时督署新旧军人争功论赏，纪律很差，焦、陈两都督都穷于应付。有一次他到督署，看到焦达峰在案头摆着一堆礼服样本，正和裁缝工人一道，挑选都督制服的式样，当时感到“他已经有点陶醉于革命的初步胜利了”。
焦达峰本是帮会首领，如今做了都督，昔日的弟兄们颇有“鸡犬升天”的感觉。他们将焦达峰称为“焦大哥”，湖南都督府称为“梁山泊”，纷纷前来投奔。于是，每天进出都督府的大约有四百人，都来要求安插职位，或者索要报酬，而焦达峰则是来者不拒。一时间，“车轿担役、流氓、乞丐，皆相率投营当兵矣。”副都督陈作新更是任意行动，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如此江湖作风，让人觉得革命俨然又是一次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不满情绪潜滋暗长。
不到十天，长沙局势已经失控。10月31日下午，叫骂着“焦达峰不是元帅，陈作新是酒疯子”的新军标统梅馨发动兵变，先在文昌阁捕杀陈作新，又派兵冲进都督府，将焦达峰乱刀砍死。
焦、陈遇害，长沙城内市民惶恐，谣言不止。革命党人和立宪派在紧急磋商后，认为局面还是得由谭延闿出来收拾。于是，一群士兵将谭延闿强行架到了都督府，上演了文初的惊魂一幕。
摆在谭延闿面前的形势令他寝食难安。一方面，他听到传说，会党兄弟们要为“焦大哥”报仇，另一方面，梅馨部下还在四处宣扬焦、陈“罪状”，冲突一触即发。他必须让各方都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11月1日，谭延闿发布安民告示，高度肯定焦、陈二人的贡献，称他们“厥功甚伟”，下令以都督礼厚葬。他甚至还“跪倒在焦达峰灵前大哭一阵”，决定铸竖铜像二尊，永垂纪念。接着他还明确宣布，“凡焦所任之人，一概照常办公”。至于梅馨，也没敢惩处。有学者认为，谭延闿此举，是考虑到梅馨兵变背后，毕竟代表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民意。
一番举措下来，谭延闿唯恐仍不能平息革命党的不满，他又给老相识黄兴发去了一封电报，言辞恳切地表示要退位让贤，“延闿不谙军事，难孚众望，请即派员前来接替”。黄兴也给湖南同盟会来了一封长信，内容大致是，为了统筹全局，湖南局面不能再乱，如果再乱，湖北也将支持不住，其他各省恐生观望。
于是，在焦、陈被害的第三天，革命党人召集新旧两军开会，周震鳞代表同盟会对大家说，现在清帝还没有退位，战斗任务紧迫，新旧两军绝对不容许互相歧视排斥等等，至于湖南局面，谭延闿既然已经做了民国的都督，就要革命，既然革命，我们就要维持他的威信。言外之意是，都督的位子先让你坐着，以观后效。
既要“继续革命”，又要在众人目光下小心翼翼地做人。谭延闿的日子着实如履薄冰。
此时的他，是一个激进与圆滑并存的矛盾体。对外，他要按照焦达峰既定方针，一方面出兵援鄂，一方面对不肯反正的旧官僚们极力劝说，遇到福建新军统制孙道仁这样劝说不动的，便耍出无赖手段，威胁要把他家在湖南的祖坟刨了；对内，则要周旋于党人军官之间，时刻保持春光满面的亲切形象，左拱手，右陪笑。
据说，一天下着大雨，谭延闿乘轿子去都督府办公，到达府外时被卫兵拦下，要求检查，谭延闿满脸笑容地下轿，将证件递了过去，自己被淋了个透心凉。事后，卫兵营长惶恐不安地去谭延闿处请罪，谭延闿却把那位尽忠职守的卫兵大大表扬了一番。
这固然是“不搞特权”的率先垂范，但是，这又何尝不是“谁也不能得罪”的情况下，一份必须的圆融？
冯道再世
1912年4月，谭延闿加入同盟会，9月，就任国民党湖南支部长。此前，他又被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为湖南都督。一边是环伺四周的革命党人，一边是实力雄厚的强人巨擘，这两股势力偏偏又水火不容，对于双重身份的谭延闿来说，民国的舞台，似乎比辛亥年间还要逼仄。
革命至今的一切，让他早已懂得了两面讨好的重要。这一年10月底，黄兴以布衣之身来到长沙，谭延闿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队伍达七八万人，鸣礼炮21响。为表达崇敬之意，他甚至将长沙德润门改为黄兴门，坡子街改为黄兴街。黄兴在长沙停留的一个多月，谭延闿组织的欢迎会竟达几十次，不论黄兴讲什么，只顾点头。次年2月，宋教仁回到湖南参加竞选，谭延闿又是兴师动众地欢迎了一番。
另一方面，谭延闿也与袁世凯暗通款曲。他派亲信秘书唐乾一为驻京代表，每月拨款几万元，游走于京城的巨族士绅之间。
1913年2月，湖南全省选举工作完成, 成立了省、县议会机构，“从国会、省议会到各县议会, 国民党的候选人都是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比例数当选。”作为驻京代表的唐乾一对此曾无奈地说，他每天发回湖南数封函电，商量政务，却“多不能行”，痛感国民党支部中“暴烈者居多数, 稳健者或不能展其才”。
身处局中的谭延闿体会自然更加深刻，在牵涉到各方利益的改革上，他往往不得不仰人鼻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为了节约经费而进行的裁军，为了取得革命党人的信任，他先小心翼翼地征求黄兴的意见，在取得谅解后，又运动袁世凯的中央政府派了一位检察使来湖南督导，以正其名。把一切工作做到家了，才开始动手。
饶是如此，在裁撤陆军第五师时，谭延闿还是遭遇了官兵们扔来的石块，狼狈逃回都督府，直到把在家养病的梅馨叫来，让他苦苦哀求，变乱才逐渐平息。
此刻的谭延闿，当年那股豪气干云的叛逆劲头，早已飘渺无际，对于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安然无恙地走出革命之后，这盘纠缠不清的乱世迷局。
他很快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1912年，谭延闿在长沙见到律师贝元昕，问他，近来如何？贝元昕答：“混！”谭延闿抚掌大笑道：“好，鱼龙混杂是混，仙女游戏也是混，混之为用大矣哉！”
不管怎样，后世的民国政坛上，一个八面玲珑的“不倒翁”出现了。1913年，孙中山祭起“二次革命”大旗，面对革命党人的一再催促，谭延闿被迫准备通电独立，私下里却给黎元洪写信，说自己实在不得已，准备“服毒自尽，以谢天下”，从而取得了谅解。当讨袁失败，谭延闿一边协助革命党人及其家眷逃离，一边去北京“负荆请罪”，最终只得了个被撤职的轻罚。
袁世凯称帝失败，忧愤而亡，谭延闿借助黄兴的支持重任湘督；在被段祺瑞赶下台后，很快便在1919年的“驱张运动”中，成为各方均能接受的人选，第三次主政湖南；而当他阻碍了孙中山北伐大计，再次被颠覆下台，便立即投奔广州，成为了孙中山北伐的忠实执行者。孙中山既死，又大力推捧蒋介石独裁。凭着“相时而动”的骑墙策略，谭延闿官运亨通，一路做到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
据说，每当开会时，他只是主持一下会议，宣布一下程序，便开始闭目养神，任凭别人激烈争论、对骂，直到散会，他才睁开眼，伸个懒腰，走人。
1929年1月，谭延闿50寿诞，亲友纷纷祝贺。一个叫张冥飞的湖南人送来篇文章，却暗讽他是一生侍奉五朝十帝的墙头草冯道。谭延闿看后不但不生气，还把他专门请到晚宴上，尊为上客。“冯道”这个称呼，他欣然接受。
1931年9月4日，谭延闿病逝。革命元老胡汉民对其一生的评价却与张冥飞大不相同，“谭先生的人格和事业，在我们革命过程中，总是不可多得的一人”。
谭延闿受到了国葬的礼遇，坟墓宏伟仅次于中山陵。耐人寻味的是，其墓中的石器，都是来自圆明园的遗物。
于是，不论是谭延闿在天之灵，还是前来悼念的人们，都仿佛一同分享了一份来自前朝的祝福。
一幅大难临头的情景，吓得谭延闿惊悸失色、不知所措。随即，士兵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强行将他塞进一顶轿子，四个军士抬起就走。谭家上下以为凶多吉少，吓得嚎哭起来。
到了都督府，谭延闿却发现，林立的士兵们均向他敬礼——原来，这些人竟是要他接替刚刚被乱兵杀害的革命党人焦达峰，出任湖南军政府都督。
谭延闿根本没有选择。只穿着夹衣的他站在一张方桌上说：“今天的事情，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我很害怕。但是事情既然走到这一步，难道因为怕死就不答应你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能勉为其难了。”
显然，辛亥革命至今发生的一切，早已脱离了他预判的轨道。他所能做的，只是在一段未知的旅途中，顺势而为。
宅门叛逆
相传，谭延闿年少时，他的父亲，晚清名臣谭钟麟有一次邀请术士给家人相面。这术士对谭钟麟意味深长地说：“其他不谈，你家三相公（谭延）将来名位、勋业，均在大人之上，只不过，他将来的业绩恐怕走上你的反面。”思想保守的谭钟麟听了十分紧张，从此对谭延闿严加管教，只要他安心闭门读书。
时间一晃而过。1904年，清廷最后一次科举考试，24岁的谭延闿在会试中高中第一名，殿试中列二甲三十五名，赐翰林院编修。消息传来，三湘轰动，谭钟麟从此特别打破森严家规，允许谭延闿的生母——自己的小老婆今后同桌吃饭。
沉浸在欢喜中的谭钟麟，恐怕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其实当初那位术士之言正在逐渐成真。随着晚清新政鼓噪，按照传统读书人培养的儿子，背地里早已对变法改良充满了兴趣。1904年7月，刚刚夺得“会元”的谭延闿，应邀参观了湖南第一家私立中学明德学堂，当即捐助了经费一千元，并答应以后每年资助英文教员一千元薪水。为此，谭延闿甚至兑换了妻子陪嫁的金器首饰。一个科举及第的士子，却如此热衷于新学，令当地士绅大为震惊。
一年后，谭钟麟病逝，从而有幸没能见到儿子更多“离经叛道”的行为：1907年夏天，湖南立宪派成立了湖南“宪政公会”，谭延闿成为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与三十多人联名于当年冬天递呈《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言辞激烈地警告清廷，若再不设议院、开国会，使民意有所表达，则“压力愈甚，抵力愈大，施者不仁，报者加惨”。
由于在当地的声望及开明的思想，谭延闿于1909年10月当选为湖南省谘议局议长。1911年5月，清廷“皇族内阁”正式出台，被无数人盼以热望的立宪一梦实质上破产。地方立宪派们在一片哗然中，丧失了对帝国最后的信心。谭延闿此时已经嗅到了一丝山雨欲来的味道，“对于时势有一种紧急自卫之意”。
但是，革命究竟是什么？谭延闿不认为就是打打杀杀，他觉得应该是文明地取代现政权。他说，“文明革命与草窃异，当与世家巨族、军界长官同心努力而后可”——纵观帝国，聚集在立宪派中的士绅，是社会的中坚力量，绅权极重的湖南尤其如此。争取到这批人的支持，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革命的阻力和烈度。毕竟，革命的重点不在破坏，而在日后的建设上。
1911年10月10日，谭延闿终于听到了武昌那一枪——革命如期而至。只是，后来的事实与他想象的，似乎不大一样。
革命脱轨
首义爆发，湖南革命蠢蠢欲动。沿着此前制订的方针，谭延闿力促革命文明进行。
10月22日清晨，由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组织的武装起义爆发，谭延闿等谘议局人士策动的新军也加入了此次行动。由于之前的宣传得力，革命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仅有的一点反击来自于长沙布政使黄以霖的藩署，当时，焦达峰指挥军队用机关枪围攻，谭延闿急忙阻止说：“我们只取政权，不杀官吏。”随后派兵将黄以霖护送出城，总算保住了这位素有清誉的官员一命。
但是，还是有一些性命没能保住。谭延闿很快听到了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被杀的消息，捶胸顿足。此人声望不在谭延闿之下，且对革命抱有同情，甚至一度被视为革命后担任都督的候选者。只是由于治军极严，人缘不好，便成为革命党诛杀的目标。如此草率的杀戮，为革命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不管怎样，湖南的革命算是成功了。按照谘议局和部分新军的既定计划，22日一早发表了革命宣言，签署了军政府都督谭延闿的名字——不论资历、声望，还是把握局面的能力，没人能出谭延闿之右。就拿革命前的宣传工作来说，当时革命党人去新军中游说，没有几个人附和，待到谭延闿提倡革命，士兵们才都欢喜地说道：“谭翰林且言之, 大事可行。”现在，谭延闿就任都督一职，于情于理，都是一个合乎形势的安排。
然而，22日下午，情况陡然生变。革命党和谘议局部分人士开会时，焦达峰忽然宣布：“吾在湘谋革命多年，当为正都督，陈作新运动新军、巡防，功亦大，当为副都督。”于是，一幅哭笑不得的场景出现了，10月22日上午贴出的告示，都督是谭延闿，下午贴出的告示，都督换成了焦达峰。
这个结果，让大部分人都感到很意外，因为焦达峰这个人尽管是革命党领导人，但多年从事地下活动，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其来历。一些人对他当政很不服气，陆军小学校长夏国桢甚至率领全校学生，直接跑到谘议局表示反对，最后还是谭延闿亲自劝说：现在不是争都督的时候，“焦都督既举定，自以合力进行谋建国家为前提，某当与公等竭力维持秩序，保全治安而已”。他本人，则欣然就任湖南民政部长一职。
不过，既是以缔造民主共和为目的，新制度是要尽快建立的。立宪派人士于光复第二天，即建议军政府成立了参议院，谭延闿就任院长。结果，却很快遭到了同盟会中部领导人谭人凤的严词质问，他认为这个机构限制了焦达峰的权力。在他的极力谋划下，参议院很快被迫解散，谭延闿辞去了一切兼职。
据说，此前谭延闿还闹了一次笑话，当以民政部长身份发布第一张布告时，秘书拟定的草稿落款是“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民政部”，民国这个称谓是同盟会定的，谭延闿不知道，以为写错了，信笔一勾，改成了“中华国民”，随后将布告张贴全城。后来发现错误，赶忙重印了一份，覆盖在原告示之上。
革命，究竟是什么？显然，这已经不是谭延闿所能把握的了。
夹缝生存
与此同时，湖南的混乱情形愈发汹涌。
据革命党人周震鳞回忆，当时督署新旧军人争功论赏，纪律很差，焦、陈两都督都穷于应付。有一次他到督署，看到焦达峰在案头摆着一堆礼服样本，正和裁缝工人一道，挑选都督制服的式样，当时感到“他已经有点陶醉于革命的初步胜利了”。
焦达峰本是帮会首领，如今做了都督，昔日的弟兄们颇有“鸡犬升天”的感觉。他们将焦达峰称为“焦大哥”，湖南都督府称为“梁山泊”，纷纷前来投奔。于是，每天进出都督府的大约有四百人，都来要求安插职位，或者索要报酬，而焦达峰则是来者不拒。一时间，“车轿担役、流氓、乞丐，皆相率投营当兵矣。”副都督陈作新更是任意行动，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如此江湖作风，让人觉得革命俨然又是一次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不满情绪潜滋暗长。
不到十天，长沙局势已经失控。10月31日下午，叫骂着“焦达峰不是元帅，陈作新是酒疯子”的新军标统梅馨发动兵变，先在文昌阁捕杀陈作新，又派兵冲进都督府，将焦达峰乱刀砍死。
焦、陈遇害，长沙城内市民惶恐，谣言不止。革命党人和立宪派在紧急磋商后，认为局面还是得由谭延闿出来收拾。于是，一群士兵将谭延闿强行架到了都督府，上演了文初的惊魂一幕。
摆在谭延闿面前的形势令他寝食难安。一方面，他听到传说，会党兄弟们要为“焦大哥”报仇，另一方面，梅馨部下还在四处宣扬焦、陈“罪状”，冲突一触即发。他必须让各方都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11月1日，谭延闿发布安民告示，高度肯定焦、陈二人的贡献，称他们“厥功甚伟”，下令以都督礼厚葬。他甚至还“跪倒在焦达峰灵前大哭一阵”，决定铸竖铜像二尊，永垂纪念。接着他还明确宣布，“凡焦所任之人，一概照常办公”。至于梅馨，也没敢惩处。有学者认为，谭延闿此举，是考虑到梅馨兵变背后，毕竟代表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民意。
一番举措下来，谭延闿唯恐仍不能平息革命党的不满，他又给老相识黄兴发去了一封电报，言辞恳切地表示要退位让贤，“延闿不谙军事，难孚众望，请即派员前来接替”。黄兴也给湖南同盟会来了一封长信，内容大致是，为了统筹全局，湖南局面不能再乱，如果再乱，湖北也将支持不住，其他各省恐生观望。
于是，在焦、陈被害的第三天，革命党人召集新旧两军开会，周震鳞代表同盟会对大家说，现在清帝还没有退位，战斗任务紧迫，新旧两军绝对不容许互相歧视排斥等等，至于湖南局面，谭延闿既然已经做了民国的都督，就要革命，既然革命，我们就要维持他的威信。言外之意是，都督的位子先让你坐着，以观后效。
既要“继续革命”，又要在众人目光下小心翼翼地做人。谭延闿的日子着实如履薄冰。
此时的他，是一个激进与圆滑并存的矛盾体。对外，他要按照焦达峰既定方针，一方面出兵援鄂，一方面对不肯反正的旧官僚们极力劝说，遇到福建新军统制孙道仁这样劝说不动的，便耍出无赖手段，威胁要把他家在湖南的祖坟刨了；对内，则要周旋于党人军官之间，时刻保持春光满面的亲切形象，左拱手，右陪笑。
据说，一天下着大雨，谭延闿乘轿子去都督府办公，到达府外时被卫兵拦下，要求检查，谭延闿满脸笑容地下轿，将证件递了过去，自己被淋了个透心凉。事后，卫兵营长惶恐不安地去谭延闿处请罪，谭延闿却把那位尽忠职守的卫兵大大表扬了一番。
这固然是“不搞特权”的率先垂范，但是，这又何尝不是“谁也不能得罪”的情况下，一份必须的圆融？
冯道再世
1912年4月，谭延闿加入同盟会，9月，就任国民党湖南支部长。此前，他又被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为湖南都督。一边是环伺四周的革命党人，一边是实力雄厚的强人巨擘，这两股势力偏偏又水火不容，对于双重身份的谭延闿来说，民国的舞台，似乎比辛亥年间还要逼仄。
革命至今的一切，让他早已懂得了两面讨好的重要。这一年10月底，黄兴以布衣之身来到长沙，谭延闿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队伍达七八万人，鸣礼炮21响。为表达崇敬之意，他甚至将长沙德润门改为黄兴门，坡子街改为黄兴街。黄兴在长沙停留的一个多月，谭延闿组织的欢迎会竟达几十次，不论黄兴讲什么，只顾点头。次年2月，宋教仁回到湖南参加竞选，谭延闿又是兴师动众地欢迎了一番。
另一方面，谭延闿也与袁世凯暗通款曲。他派亲信秘书唐乾一为驻京代表，每月拨款几万元，游走于京城的巨族士绅之间。
1913年2月，湖南全省选举工作完成, 成立了省、县议会机构，“从国会、省议会到各县议会, 国民党的候选人都是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比例数当选。”作为驻京代表的唐乾一对此曾无奈地说，他每天发回湖南数封函电，商量政务，却“多不能行”，痛感国民党支部中“暴烈者居多数, 稳健者或不能展其才”。
身处局中的谭延闿体会自然更加深刻，在牵涉到各方利益的改革上，他往往不得不仰人鼻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为了节约经费而进行的裁军，为了取得革命党人的信任，他先小心翼翼地征求黄兴的意见，在取得谅解后，又运动袁世凯的中央政府派了一位检察使来湖南督导，以正其名。把一切工作做到家了，才开始动手。
饶是如此，在裁撤陆军第五师时，谭延闿还是遭遇了官兵们扔来的石块，狼狈逃回都督府，直到把在家养病的梅馨叫来，让他苦苦哀求，变乱才逐渐平息。
此刻的谭延闿，当年那股豪气干云的叛逆劲头，早已飘渺无际，对于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安然无恙地走出革命之后，这盘纠缠不清的乱世迷局。
他很快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1912年，谭延闿在长沙见到律师贝元昕，问他，近来如何？贝元昕答：“混！”谭延闿抚掌大笑道：“好，鱼龙混杂是混，仙女游戏也是混，混之为用大矣哉！”
不管怎样，后世的民国政坛上，一个八面玲珑的“不倒翁”出现了。1913年，孙中山祭起“二次革命”大旗，面对革命党人的一再催促，谭延闿被迫准备通电独立，私下里却给黎元洪写信，说自己实在不得已，准备“服毒自尽，以谢天下”，从而取得了谅解。当讨袁失败，谭延闿一边协助革命党人及其家眷逃离，一边去北京“负荆请罪”，最终只得了个被撤职的轻罚。
袁世凯称帝失败，忧愤而亡，谭延闿借助黄兴的支持重任湘督；在被段祺瑞赶下台后，很快便在1919年的“驱张运动”中，成为各方均能接受的人选，第三次主政湖南；而当他阻碍了孙中山北伐大计，再次被颠覆下台，便立即投奔广州，成为了孙中山北伐的忠实执行者。孙中山既死，又大力推捧蒋介石独裁。凭着“相时而动”的骑墙策略，谭延闿官运亨通，一路做到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
据说，每当开会时，他只是主持一下会议，宣布一下程序，便开始闭目养神，任凭别人激烈争论、对骂，直到散会，他才睁开眼，伸个懒腰，走人。
1929年1月，谭延闿50寿诞，亲友纷纷祝贺。一个叫张冥飞的湖南人送来篇文章，却暗讽他是一生侍奉五朝十帝的墙头草冯道。谭延闿看后不但不生气，还把他专门请到晚宴上，尊为上客。“冯道”这个称呼，他欣然接受。
1931年9月4日，谭延闿病逝。革命元老胡汉民对其一生的评价却与张冥飞大不相同，“谭先生的人格和事业，在我们革命过程中，总是不可多得的一人”。
谭延闿受到了国葬的礼遇，坟墓宏伟仅次于中山陵。耐人寻味的是，其墓中的石器，都是来自圆明园的遗物。
于是，不论是谭延闿在天之灵，还是前来悼念的人们，都仿佛一同分享了一份来自前朝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