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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我有幸拜读了中国人民大学原档案学院副院长、中国老教授协会档案与文秘专业委员会主任陈兆祦先生,倾注一甲子档案情结的呕心沥血的结晶《文件与档案——从理论到方法》一书,欣喜、亲切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在先睹为快、有话要说、不吐不快的写作冲动催促下,我欣然命笔匆匆写下如下一些随感性文字。
先说书名。对《文件与档案——从理论到方法》这一初看平实、普通的书名,我思索良久,反复揣摩,仔细推敲,进而结合书中篇名及其内容,脑海中偶获灵感,不禁为兆祦先生这一画龙点睛之笔击掌赞许。该书名不仅将包括“文件”与“档案”两大部分(自然又 “以档案为主”),自“文件”始至“档案”终的来龙去脉、篇章体系,勾勒清晰,交代清楚,而且尤其是“从理论到方法”这一副题,犹如一条主线贯穿全书各篇之中,将兆祦先生这位我国现代著名档案学者倾其一个甲子档案学术生涯的学问大家的风范与特质跃然纸上。
次说论题。该书论题可谓既广泛又深入。从横向上看,该书论题颇为广泛,不仅涉及“文件”与“档案”两大领域,而且就“档案”而言,它又论及“档案与档案学”、“档案事业与档案机构”、“档案管理”、“中外档案工作比较研究”和“档案学教育与编辑”等诸多方面。从纵向上看,该书论题逐层深入,即为宏观、中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就宏观而言,它涉及国家与国际两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即指《肃清极左路线流毒,发展档案事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中提出的几个档案学理论问题》、《国家档案管理研究专题》、《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规模、条件和成就》等;二是“国际”层面,即指《档案学研究面向世界问题》、《〈三十国档案工作概况〉自序》、《中外档案管理体制之比较》、《对美国档案工作若干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在北京举行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的重要意义——〈最新档案工作实务〉序》等,都是兆祦先生以国家与国际的宏观视角论述档案、档案事业与档案学等方面的诸多问题,阐发一系列新观点、新见解的精心力作。就中观而言,它涉及从“文件、文件学与文件论篇”到“档案学教育与编辑篇”等六篇丰富内容,其中尤其以“档案与档案学篇”、“档案事业与档案机构篇”、“档案管理篇”、“中外档案工作比较研究篇”四篇内容更为引人注目,值得重点研读。它们既是兆祦先生倾其一甲子学术生涯中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的主体部分,也是我国现代档案学理论宝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微观而言,它涉及对一些具体档案业务问题的论述与探讨,诸如《为档案“收集是起点”说句公道话》、《也谈“短期卷还是归档好”——兼谈改革归档制度》、《读〈案卷标准化有利有弊〉所想到的三个问题》、《关于家庭建档与人事档案问题》和《应重视档案装具的研究——〈小议档案密集柜〉读后随笔》等,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兆祦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扣细节、抓亮点,善于从具体档案业务问题的阐述中概括、提炼档案学理论原则与方法的学术素养与功力。
再说文风。一般地说,撰写文章或论著有四种境界:深入浅出、深入深出、浅入浅出、浅入深入。毋庸置疑,深入浅出为最高境界。读完该书,我认为,“深入浅出”是体现兆祦先生良好文风的重要表现,此其一。综观全书洋洋洒洒55万字的112篇文章,无论长达上万过万字的大作,还是短到千把字的小序,其特点可概括为“朴实”、“简明”,尤其是文章开始没有什么“套话”、“空话”,文章结尾也没有那些赘言赘字。文章开篇通常都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观点鲜明,直言不讳,独树一帜,达到了学术研究上“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高境界,此其二。凭我多年来研读兆祦先生文章与论著的体会,常为结构合理、层次分明、论证严密、论据充分、逻辑性强,以及驾驭文字、精确遣词的深厚功底而折服,而这次研读该书,上述印象更为清晰、深刻,此其三。
最后说建树。据本人追随兆祦先生从事档案教学和档案学研究几十年的观察与了解,我认为,尽管他著作等身,学术成就显著,且既多又广,但概括起来,以他为主进行理论创新的重大理论建树主要包括:一是“档案管理学讲义”(节录)(1963年5月)。其主要内容包括“档案”、“档案工作概述(总论)”、“档案的收集”、“档案的整理”、“档案价值的鉴定”、“档案馆(室)对资料与实物材料的保管”等章。实际上,它是由兆祦先生主笔《档案管理学》(内部交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的雏型。这一讲义,无论对档案学理论研究,还是档案教材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它的“档案”、“档案工作概述(总论)”两章对上世纪80年代《档案学概论》这一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之作,它的“档案的收集”、“档案的整理”和“档案价值的鉴定”三章对《档案管理学》这一主要档案专业教材,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奠基性作用。二是《我国建立文件中心的前景》(1986年8月20日)、《再论档案的定义——兼论文件的定义和运动周期问题》(1987年2月),以及《机关档案工作横向联合组织形式的产生与发展趋势》(1986年12月)、《地、县级机关建立联合档案室是切实可行的——对张家口地区联合档案室的调查分析》(1987年9月)、《我国第一个文件中心——永靖县文件中心考察随笔》(1991年9月)、《赞“档案事务所”——兼谈“文件中心”》(1993年1月)等,是兆祦先生结合中国国情、档情,开创引进国外文件生命周期与文件中心理论之先,并进行较全面、系统、深入论述的论文群,也是兆祦先生以国际档案视角,进行卓有成效的中外档案工作比较研究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结晶之作。
兆祦先生是我几十年来一向敬重和效仿的老师与领导,对他给予我的关心、帮助、提携深怀感恩之心、感谢之情。兆祦先生的论文与论著,几十年来我研读过不少,尤其使我更感兴趣的有关中外档案工作比较研究的论文、论著,对我自上世纪90年代涉足国际档案界有关问题的关注与研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催化剂的作用。我自认还算比较有资格、有条件对兆祦先生的这部论著先睹为快,拜读研读,读完掩卷,随即写下以上一些随感性文字,系我初读该书的有感而发。今后,仍有必要继续深入研读,肯定又会有新的学习心得与体会。
(作者系中国老教授协会档案与文秘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先说书名。对《文件与档案——从理论到方法》这一初看平实、普通的书名,我思索良久,反复揣摩,仔细推敲,进而结合书中篇名及其内容,脑海中偶获灵感,不禁为兆祦先生这一画龙点睛之笔击掌赞许。该书名不仅将包括“文件”与“档案”两大部分(自然又 “以档案为主”),自“文件”始至“档案”终的来龙去脉、篇章体系,勾勒清晰,交代清楚,而且尤其是“从理论到方法”这一副题,犹如一条主线贯穿全书各篇之中,将兆祦先生这位我国现代著名档案学者倾其一个甲子档案学术生涯的学问大家的风范与特质跃然纸上。
次说论题。该书论题可谓既广泛又深入。从横向上看,该书论题颇为广泛,不仅涉及“文件”与“档案”两大领域,而且就“档案”而言,它又论及“档案与档案学”、“档案事业与档案机构”、“档案管理”、“中外档案工作比较研究”和“档案学教育与编辑”等诸多方面。从纵向上看,该书论题逐层深入,即为宏观、中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就宏观而言,它涉及国家与国际两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即指《肃清极左路线流毒,发展档案事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中提出的几个档案学理论问题》、《国家档案管理研究专题》、《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规模、条件和成就》等;二是“国际”层面,即指《档案学研究面向世界问题》、《〈三十国档案工作概况〉自序》、《中外档案管理体制之比较》、《对美国档案工作若干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在北京举行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的重要意义——〈最新档案工作实务〉序》等,都是兆祦先生以国家与国际的宏观视角论述档案、档案事业与档案学等方面的诸多问题,阐发一系列新观点、新见解的精心力作。就中观而言,它涉及从“文件、文件学与文件论篇”到“档案学教育与编辑篇”等六篇丰富内容,其中尤其以“档案与档案学篇”、“档案事业与档案机构篇”、“档案管理篇”、“中外档案工作比较研究篇”四篇内容更为引人注目,值得重点研读。它们既是兆祦先生倾其一甲子学术生涯中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的主体部分,也是我国现代档案学理论宝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微观而言,它涉及对一些具体档案业务问题的论述与探讨,诸如《为档案“收集是起点”说句公道话》、《也谈“短期卷还是归档好”——兼谈改革归档制度》、《读〈案卷标准化有利有弊〉所想到的三个问题》、《关于家庭建档与人事档案问题》和《应重视档案装具的研究——〈小议档案密集柜〉读后随笔》等,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兆祦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扣细节、抓亮点,善于从具体档案业务问题的阐述中概括、提炼档案学理论原则与方法的学术素养与功力。
再说文风。一般地说,撰写文章或论著有四种境界:深入浅出、深入深出、浅入浅出、浅入深入。毋庸置疑,深入浅出为最高境界。读完该书,我认为,“深入浅出”是体现兆祦先生良好文风的重要表现,此其一。综观全书洋洋洒洒55万字的112篇文章,无论长达上万过万字的大作,还是短到千把字的小序,其特点可概括为“朴实”、“简明”,尤其是文章开始没有什么“套话”、“空话”,文章结尾也没有那些赘言赘字。文章开篇通常都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观点鲜明,直言不讳,独树一帜,达到了学术研究上“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高境界,此其二。凭我多年来研读兆祦先生文章与论著的体会,常为结构合理、层次分明、论证严密、论据充分、逻辑性强,以及驾驭文字、精确遣词的深厚功底而折服,而这次研读该书,上述印象更为清晰、深刻,此其三。
最后说建树。据本人追随兆祦先生从事档案教学和档案学研究几十年的观察与了解,我认为,尽管他著作等身,学术成就显著,且既多又广,但概括起来,以他为主进行理论创新的重大理论建树主要包括:一是“档案管理学讲义”(节录)(1963年5月)。其主要内容包括“档案”、“档案工作概述(总论)”、“档案的收集”、“档案的整理”、“档案价值的鉴定”、“档案馆(室)对资料与实物材料的保管”等章。实际上,它是由兆祦先生主笔《档案管理学》(内部交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的雏型。这一讲义,无论对档案学理论研究,还是档案教材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它的“档案”、“档案工作概述(总论)”两章对上世纪80年代《档案学概论》这一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之作,它的“档案的收集”、“档案的整理”和“档案价值的鉴定”三章对《档案管理学》这一主要档案专业教材,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奠基性作用。二是《我国建立文件中心的前景》(1986年8月20日)、《再论档案的定义——兼论文件的定义和运动周期问题》(1987年2月),以及《机关档案工作横向联合组织形式的产生与发展趋势》(1986年12月)、《地、县级机关建立联合档案室是切实可行的——对张家口地区联合档案室的调查分析》(1987年9月)、《我国第一个文件中心——永靖县文件中心考察随笔》(1991年9月)、《赞“档案事务所”——兼谈“文件中心”》(1993年1月)等,是兆祦先生结合中国国情、档情,开创引进国外文件生命周期与文件中心理论之先,并进行较全面、系统、深入论述的论文群,也是兆祦先生以国际档案视角,进行卓有成效的中外档案工作比较研究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结晶之作。
兆祦先生是我几十年来一向敬重和效仿的老师与领导,对他给予我的关心、帮助、提携深怀感恩之心、感谢之情。兆祦先生的论文与论著,几十年来我研读过不少,尤其使我更感兴趣的有关中外档案工作比较研究的论文、论著,对我自上世纪90年代涉足国际档案界有关问题的关注与研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催化剂的作用。我自认还算比较有资格、有条件对兆祦先生的这部论著先睹为快,拜读研读,读完掩卷,随即写下以上一些随感性文字,系我初读该书的有感而发。今后,仍有必要继续深入研读,肯定又会有新的学习心得与体会。
(作者系中国老教授协会档案与文秘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