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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有两个名字，两种身份，前者属于横空出世的少年武侠作家，后者属于案牍劳形的中年达官显宦，相同之处在于，武侠和政治，都讲究实力、斗争和谋略。
以任何一个名字概括眼前这个穿着灰色背心、戴着无框眼镜的老人都有失偏颇。上官鼎和刘兆玄，两个名字拼起来才更像是一段完整的人生：前者属于横空出世的少年，后者属于案牍劳形的中年。
1960年代，上官鼎是台湾最著名的武侠小说家之一，封笔46年后又以本名刘兆玄闯荡江湖——做过台湾清华大学的化学教授和校长，也曾受馬英九的邀请入阁担任“行政院”院长。曾处江湖之远，也曾居庙堂之高，而今暮年，上官鼎又从现世功名中折返山林，书写藏于历史缝隙的爱恨情仇。
他的最新作品是《雁城谍影》，一本“天上写空军，地上写衡阳保卫战”的小说。故事中，五个血气方刚的女学生在繁花似锦的年纪遭遇抗日战争，被迫在国仇家恨里随命运迁徙。上官鼎说，写作契机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我个人觉得，我该做点事儿。”当时担任中华文化总会会长的上官鼎带领团队做一个关于空军抗战的纪录片，于是就去找参加过战争的飞行员做访谈。其中有一位，见面时身体还很康健，可没等后期制作完成，老人就去世了，享年102岁。“晚一点就少几个，我们再不做点儿什么的话，他们就都不在了。”上官鼎的语气充满了一种叙述历史的紧迫感，“台湾的年轻人，他们完全没有大时代的感觉，他们都是在很和平、小确幸的年代长大的。”
上官鼎出生于1943年，以他自己的话说是“生于忧患”。“我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出生，接着是内战，后来在台湾生活长大，物质条件非常艰苦，那时候我身为军人子弟，对这些方面会有更深的体会。”
为了写作，他会让一百多岁的母亲复述当年在衡阳的日子：坐船过江一次要给多少钱，街道是什么样子的，街边最有名的那家鱼粉铺是怎样的。上官鼎觉得幸运，自己还能获得直接的写作资料，而下一代的人只能从前人的小说、电影中去捕捉历史的感觉了。但即便是他，其实也无法阻止两岸隔阂带来的陌生感。2012年，他曾经回过一次衡阳，发现当地的衡阳话和父母在家讲的方言已经不太一样了。“如果讲得快一点，我已经不能完全听懂了。”
《雁城谍影》写作完成后，母亲直接说：“这本书卖不掉，你写打日本人在台湾没有人要看，写国民党打日本人，在大陆没有人要看。”上官鼎觉得她很犀利，但不评价她说得是否准确，只笑着说：“这本书在台湾卖得还可以。”
销声匿迹46年，上官鼎这个身份一度被刘兆玄本人遗忘，直到2014年他携88万字的武侠小说《王道剑》重出江湖。故事以明朝“靖难之变”为主轴，以史实推演故事进程，创造出一个以儒学王道精神为基准的武侠世界。
上官鼎说他很少去筹谋下一部作品是什么，时隔46年重新写作也完全是一个偶然。好友在福建宁德成立了一个新能源科技公司，邀他参观，他公务缠身未能成行。不久之后好友去世，他为践未赴之约，来到宁德，却偶然听到了一个关于明朝建文帝下落的故事。上官鼎为这个故事着迷，便开始搜集史料，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只要带着稿纸，在任何一个场所他都能写作——“像水龙头一样”，他这样形容那种灵感飞流直下的感觉。
他似乎又回到了那段年少的岁月，甚至比那时候更纯粹。“现在写完了不出版也没关系，就是想把它写下来，这样就很快乐啊。”
1960年，17岁的上官鼎以《芦野侠踪》一书在台湾武侠小说界一举成名——这么说或许并不准确。当时的“上官鼎”是刘兆玄三兄弟共用的笔名：哥哥刘兆藜负责描写男女之情，弟弟刘兆凯专写武打动作，刘兆玄为主要执笔者。后来三兄弟中只有刘兆玄继续写作，因此提起上官鼎，多指刘兆玄。当时取名为鼎，意为三足，取姓上官，则完全是受了前辈卧龙生、司马翎和诸葛青云的影响，“听着显得武功高。”
那年月正是中国武侠小说最为鼎盛的时期。梁羽生已经写出了《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金庸正处于创作巅峰，《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构建出一个恢弘又诡谲的武侠世界，古龙以处女作《苍穹神剑》杀出重围，又以《武林外史》《绝代双骄》奠定宗师地位。上官鼎深受前辈影响，以“赚零花钱为由”开始写作。后来古龙挖了《剑毒梅香》的坑，写了四本就不再动笔，出版社就在报纸上寻找能“填坑”的作者。上官鼎应邀续写，本打算写两本让出版社能够结集出版，没料到越写越好，于是就一路写了下去。此后《沉沙谷》《七步干戈》《萍踪万里录》相继出版，上官鼎之名也逐渐为更多人所知。
当时金庸曾盛赞上官鼎，“台湾在全盛时代，前前后后有五百位作家在写武侠小说，作品大概有四千部之多。而我个人最喜欢的作家，第一是古龙，第二就是上官鼎。”
声名虽渐隆，上官鼎却发现写作的乐趣逐渐消失。当时他还在学校读书，每天都有课业要忙，和出版社签约之后，天天最烦心的却是编辑的催稿。他躲起来，不接出版社电话，出版社就派人给他家里送礼物。上官鼎急了，赶紧让他们把东西拿走。“千万不能让爸妈看见，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写小说。”他开始拒斥那种非写不可的压力，“好像每天必须要挤出几千字才可以。”他称自己为偶然作家，也更享受“想写就写，不写就不写”的自由。
1968年，上官鼎宣布封笔，前往多伦多大学化学系深造。回到台湾之后，刘兆玄历任台湾清华大学副教授、教授，从事无机化学方面的研究。1993年3月，他卸任清华大学校长，出任台湾“交通部”部长，从此步入政坛。在一次餐会上，他遇到了曾在牛津大学学习化学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问他：“我们化学界很多人在政界工作，都很棒，不像一些别的领域，是为什么呢？”上官鼎回答：“我们学化学的，从一开始就会被训练。在实验室合成一个东西，七成做出来的话，我们会非常高兴，而不会埋怨怎么只有七成。这就是我们的底，每件事情只求做到七分是成功的，这才是做行政的。如果事事追求一百分的话，下一件事情很可能是零。你不觉得这样和现实比较接近吗？” 2008年5月，刘兆玄担任台湾“行政院”院长，2009年9月因八八水灾引起的政治风波引咎辞职。2010年1月，就任中华文化总会会长，2016年11月卸任。但他暂时没有把政治经历写成小说的打算。在他眼中，政治和武侠的关系已经呈现在了《鹿鼎记》这部小说里，“既是武侠小说，又是一部真实的宫廷政治小说。武侠和政治，都讲究实力、斗争和谋略。”
他通读金庸，对《笑傲江湖》里的一个段落印象极为深刻。华山派分成气宗和剑宗，气宗修气功，剑宗练剑法，结果两派打起来，却发现气宗剑法独到，剑宗又深谙气功，原来两派天天都在偷学对方。
“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事情，研究别人比研究自己更用心。”刘兆玄哈哈大笑，伸出左手去拿桌上的茶杯。一切似无所指，但又似有所指。沉默的两秒钟，没有招数。
人物周刊：我觉得《雁城谍影》其实已经不是武侠小说了。
上官鼎：不是。我最近又出了一套小说，《从台湾来》，故事发生在2014年，那更不是武侠小说了。结果它在台湾出版以后，还有人说是武侠小说的2.0版。我后来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把上官鼎和武侠小说作家划上等号。假如我换一个笔名，你们不会觉得是武侠小说。《雁城谍影》也有人觉得它是武侠小说，其实它不是，而是抗战小说。
人物周刊：你会担心上官鼎这个名字被“武侠”二字困死吗？
上官鼎：不担心。我觉得无所谓，读者想成是武侠小说2.0版也挺好。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说是武侠小说2.0？
上官鼎：我的小说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侠义情，精髓其实不在于那动作，是侠义心及其所塑造出来的氛围。那是打动读者的重要因素。你觉得真的有读者会去研究那招式吗？应该不多吧。你要是按照书里人物那样比划，打到自己也不一定。所以在我的小说里，我很喜欢营造侠义心的氛围，因此总有人觉得有武侠元素在里面，再加上上官鼎一直是写武侠小说……
人物周刊：你理解的侠义精神是什么样的？
上官鼎：譬如说，有些（作品）会有对弱势的同情，以及为此付出的一些真正的行动。人物会路见不平，不见得完全是关乎自己的利害，可是他会投入进去。这种精神其实就是“侠”。“侠”可以是为不平的事情拔刀而起，这是个人“侠”;也可以是对国家、对社会的大义的“侠”。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写作天赋的人吗？
上官鼎：我不觉得我是什么文学家，但我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
人物周刊：这两者很不一样吗？
上官鼎：有一些文学是很深的，我的小说没有去谈论人性深而幽微的部分。我讲的东西故事性比较强，但故事性里面，也有打动人的地方。我写的是那样的文学。
人物周刊：很多人都说写武侠小说是造梦。你十几岁写武侠小说和现在再写，营造出来的梦境有变化吗？
上官鼎：当然有。以前写的比较狭窄，现在写的比较宽广，因为自己的历练多了，了解的人性多了。这是最大的差别，其他本质上的东西还在。举个例子，台湾历久不衰的一个连续剧就是《包公传》，其实那些故事都是虚构的，包公作为青天大老爷，专门解决人间不平之事，把作恶的人抓起来。现在想起来，那些故事都非常幼稚，架构非常单薄，但是历久不衰，这是有人性因素在里面的。武侠小说也有一点这味道，作家在武侠世界里创造了一个江湖，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确实是在现实世界不存在的，但它一直对中国人有吸引力。李安拍《卧虎藏龙》那样的电影，让西方人开始对中国人的武侠小说有一些了解，当然那是用爱情包装好的，但也把侠义一点点放了进去。要让西方人看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电影，是不容易的。
2015年7月2日，台湾，弟弟刘兆凯（左）出席刘兆玄新书《雁城谍影》记者会
人物周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觉得是李安至少把武侠的一些精髓传递给了西方观众？可是像更早之前的，比如说像李小龙的一些动作片，包括后来成龙的动作片，更多传递的可能是一种形，而不是意。
上官鼎：意也有一些，但比较浅。金庸的稍微深一点，《卧虎藏龙》稍微深一点。李安非常聪明，他也不再往里面挖，再挖就很难、不好看了，不好看的话就白搞了。
人物周刊：相比于《雁城谍影》，2014年的《王道剑》还是属于一部武侠类的小说。
上官鼎：《王道剑》是武侠小说。一些读了很多武侠小说的读者说，《王道剑》是那么多年来比较能跳出金庸范围的书。金庸写得太好了，而且又写了那么多，几乎所有武侠小说都在他的阴影笼罩之下。
人物周刊：你感觉金庸笼罩了整个武侠世界吗？
上官鼎：是，甚至有的时候，这对武侠小说来讲某种程度上是有害的。
人物周刊：你跟金庸聊过这方面的话题吗？
上官鼎：我没有和他聊得那么深入。我们两个只是认得，见过几次面，聊得很开心。我十三四岁初中的时候就开始看金庸的武侠小说，那时候他刚开始写《书剑恩仇录》《碧血剑》。老师不让我们看，我就偷偷看。我17岁写武侠小说是受他的影响。
人物周刊：现在大家谈起武侠小说，想起的可能都是金庸、古龙、梁羽生这些名字。对于后来者而言，他们可以说是难以超越的几座大山。
上官鼎：没有，其实古龙跟梁羽生的作品都还是笼罩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之下，只是古龙的文笔有自己的特色。金庸小说故事的多样性和人物刻画的丰富性都不容易超越。你如果见过他本人的话，其实他口才很不好，说话没有那么多的文采，很朴实，但是他的文笔好得不得了，人物非常鲜活。当他写了几千万字以后，甚至韦小宝这种很难判断是不是武侠人物的角色都写出来了，要去超越，不大可能了。可是讀者为什么觉得《王道剑》和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一样？第一，以历史为主轴，而非时空背景，这是金庸武侠小说从来没有过的;第二，我在小说里放入了我对王道的看法。这些东西就变成不是纯粹的、娱乐性的好看，我希望它在好看以外，还有一些我要给的信息在里面。这些原因使读者觉得比较跳脱，但还不是完全跳脱。我也没有刻意要去跳脱，我写明教就跳脱不了金庸的阴影。 人物周刊：是不是感觉金庸造了一个系统？你写着写着就发现，自己还在他的五指山里。
上官鼎：是这种感觉。比如写一个非常活泼的女孩，写着写着就变成黄蓉了;写一个非常木讷的男孩，写着写着就变成郭靖了;你要写一个很皮的很滑头的人，就不知不觉变成韦小宝了。几乎没有什么人是金庸没有写过的。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最贴近于金庸小说中的哪个角色？
上官鼎：如果武功够高的话，我就变成乔峰。我很喜欢乔峰，有很多原因。他很有气势;而除了英雄气质方面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是汉人养大的契丹人，他生下来，他的身世就注定了，有点像希腊剧里的悲剧英雄。主人公虽然非常努力，但最后的路还是要走完。文学里打动人的东西，不完全是完满的结局，很多人生的无奈会给读者更深的感受。
人物周刊：那么多年行政工作，对你有改变吗？
上官鼎：基本会有的，但尽量不要被它改变。我常问自己一个问题：什么事情我以前不做、现在会做，什么事情我以前做、现在不做了？为什么？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就会发现那些影响在哪里，哪些事情要维持住、不被环境改变。做官和做教授，环境太不一样了。
人物周刊：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上官鼎：很多都不一样。比如工作性质、工作内容、碰到的人，都不一样。大学里碰到的是学生和教授，这不代表学生和教授不难缠，他们很难缠的，但和碰到的政客还是很不一样的。如何把他们的力量发挥出来、化负为正，这些都很不一样。用自己的创意去做一点有成就性的改变，就会很有感觉;如果做了半天都是例常性的东西，就没感觉。我常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创意，没有一件事情没有改革的空间，没有一件事情不可以做得比以前更好。
人物周刊：刚开始从教授转行政，容易适应吗？
上官鼎：还好，我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很多时候都是照自己的想法做，不受太多影响。
人物周刊：你一直在反思，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抵抗做行政工作给自己带来的改变吗？
上官鼎：不要用“抵抗”两个字，抵抗的话 就会出事情。大的东西还是固定的，但是你要有自己的一些创意，加进去让事情变得更好。人老了就不要做这些事情了，因为智慧减退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更偏向文人的性格还是政治家的性格？
上官鼎：不冲突。做自己就好。你看丘吉尔不是很好的例子吗？他是政治家，但他写出来的东西，文学家也写不出来，最高明也莫过于此。他也是做首相，做完以后下來，作品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当然跟他的政治有关，他写的东西是和政治、历史有关的。他也是一个够水准的水彩画家。所以这些身份都不冲突。
“我们生于忧患”
以任何一个名字概括眼前这个穿着灰色背心、戴着无框眼镜的老人都有失偏颇。上官鼎和刘兆玄，两个名字拼起来才更像是一段完整的人生：前者属于横空出世的少年，后者属于案牍劳形的中年。
1960年代，上官鼎是台湾最著名的武侠小说家之一，封笔46年后又以本名刘兆玄闯荡江湖——做过台湾清华大学的化学教授和校长，也曾受馬英九的邀请入阁担任“行政院”院长。曾处江湖之远，也曾居庙堂之高，而今暮年，上官鼎又从现世功名中折返山林，书写藏于历史缝隙的爱恨情仇。
他的最新作品是《雁城谍影》，一本“天上写空军，地上写衡阳保卫战”的小说。故事中，五个血气方刚的女学生在繁花似锦的年纪遭遇抗日战争，被迫在国仇家恨里随命运迁徙。上官鼎说，写作契机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我个人觉得，我该做点事儿。”当时担任中华文化总会会长的上官鼎带领团队做一个关于空军抗战的纪录片，于是就去找参加过战争的飞行员做访谈。其中有一位，见面时身体还很康健，可没等后期制作完成，老人就去世了，享年102岁。“晚一点就少几个，我们再不做点儿什么的话，他们就都不在了。”上官鼎的语气充满了一种叙述历史的紧迫感，“台湾的年轻人，他们完全没有大时代的感觉，他们都是在很和平、小确幸的年代长大的。”
上官鼎出生于1943年，以他自己的话说是“生于忧患”。“我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出生，接着是内战，后来在台湾生活长大，物质条件非常艰苦，那时候我身为军人子弟，对这些方面会有更深的体会。”
为了写作，他会让一百多岁的母亲复述当年在衡阳的日子：坐船过江一次要给多少钱，街道是什么样子的，街边最有名的那家鱼粉铺是怎样的。上官鼎觉得幸运，自己还能获得直接的写作资料，而下一代的人只能从前人的小说、电影中去捕捉历史的感觉了。但即便是他，其实也无法阻止两岸隔阂带来的陌生感。2012年，他曾经回过一次衡阳，发现当地的衡阳话和父母在家讲的方言已经不太一样了。“如果讲得快一点，我已经不能完全听懂了。”
《雁城谍影》写作完成后，母亲直接说：“这本书卖不掉，你写打日本人在台湾没有人要看，写国民党打日本人，在大陆没有人要看。”上官鼎觉得她很犀利，但不评价她说得是否准确，只笑着说：“这本书在台湾卖得还可以。”
“武侠和政治，都讲究实力、斗争和谋略”
销声匿迹46年，上官鼎这个身份一度被刘兆玄本人遗忘，直到2014年他携88万字的武侠小说《王道剑》重出江湖。故事以明朝“靖难之变”为主轴，以史实推演故事进程，创造出一个以儒学王道精神为基准的武侠世界。
上官鼎说他很少去筹谋下一部作品是什么，时隔46年重新写作也完全是一个偶然。好友在福建宁德成立了一个新能源科技公司，邀他参观，他公务缠身未能成行。不久之后好友去世，他为践未赴之约，来到宁德，却偶然听到了一个关于明朝建文帝下落的故事。上官鼎为这个故事着迷，便开始搜集史料，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只要带着稿纸，在任何一个场所他都能写作——“像水龙头一样”，他这样形容那种灵感飞流直下的感觉。
他似乎又回到了那段年少的岁月，甚至比那时候更纯粹。“现在写完了不出版也没关系，就是想把它写下来，这样就很快乐啊。”
1960年，17岁的上官鼎以《芦野侠踪》一书在台湾武侠小说界一举成名——这么说或许并不准确。当时的“上官鼎”是刘兆玄三兄弟共用的笔名：哥哥刘兆藜负责描写男女之情，弟弟刘兆凯专写武打动作，刘兆玄为主要执笔者。后来三兄弟中只有刘兆玄继续写作，因此提起上官鼎，多指刘兆玄。当时取名为鼎，意为三足，取姓上官，则完全是受了前辈卧龙生、司马翎和诸葛青云的影响，“听着显得武功高。”
那年月正是中国武侠小说最为鼎盛的时期。梁羽生已经写出了《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金庸正处于创作巅峰，《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构建出一个恢弘又诡谲的武侠世界，古龙以处女作《苍穹神剑》杀出重围，又以《武林外史》《绝代双骄》奠定宗师地位。上官鼎深受前辈影响，以“赚零花钱为由”开始写作。后来古龙挖了《剑毒梅香》的坑，写了四本就不再动笔，出版社就在报纸上寻找能“填坑”的作者。上官鼎应邀续写，本打算写两本让出版社能够结集出版，没料到越写越好，于是就一路写了下去。此后《沉沙谷》《七步干戈》《萍踪万里录》相继出版，上官鼎之名也逐渐为更多人所知。
当时金庸曾盛赞上官鼎，“台湾在全盛时代，前前后后有五百位作家在写武侠小说，作品大概有四千部之多。而我个人最喜欢的作家，第一是古龙，第二就是上官鼎。”
声名虽渐隆，上官鼎却发现写作的乐趣逐渐消失。当时他还在学校读书，每天都有课业要忙，和出版社签约之后，天天最烦心的却是编辑的催稿。他躲起来，不接出版社电话，出版社就派人给他家里送礼物。上官鼎急了，赶紧让他们把东西拿走。“千万不能让爸妈看见，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写小说。”他开始拒斥那种非写不可的压力，“好像每天必须要挤出几千字才可以。”他称自己为偶然作家，也更享受“想写就写，不写就不写”的自由。
1968年，上官鼎宣布封笔，前往多伦多大学化学系深造。回到台湾之后，刘兆玄历任台湾清华大学副教授、教授，从事无机化学方面的研究。1993年3月，他卸任清华大学校长，出任台湾“交通部”部长，从此步入政坛。在一次餐会上，他遇到了曾在牛津大学学习化学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问他：“我们化学界很多人在政界工作，都很棒，不像一些别的领域，是为什么呢？”上官鼎回答：“我们学化学的，从一开始就会被训练。在实验室合成一个东西，七成做出来的话，我们会非常高兴，而不会埋怨怎么只有七成。这就是我们的底，每件事情只求做到七分是成功的，这才是做行政的。如果事事追求一百分的话，下一件事情很可能是零。你不觉得这样和现实比较接近吗？” 2008年5月，刘兆玄担任台湾“行政院”院长，2009年9月因八八水灾引起的政治风波引咎辞职。2010年1月，就任中华文化总会会长，2016年11月卸任。但他暂时没有把政治经历写成小说的打算。在他眼中，政治和武侠的关系已经呈现在了《鹿鼎记》这部小说里，“既是武侠小说，又是一部真实的宫廷政治小说。武侠和政治，都讲究实力、斗争和谋略。”
他通读金庸，对《笑傲江湖》里的一个段落印象极为深刻。华山派分成气宗和剑宗，气宗修气功，剑宗练剑法，结果两派打起来，却发现气宗剑法独到，剑宗又深谙气功，原来两派天天都在偷学对方。
“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事情，研究别人比研究自己更用心。”刘兆玄哈哈大笑，伸出左手去拿桌上的茶杯。一切似无所指，但又似有所指。沉默的两秒钟，没有招数。
“想成武侠小说2.0也挺好”
人物周刊：我觉得《雁城谍影》其实已经不是武侠小说了。
上官鼎：不是。我最近又出了一套小说，《从台湾来》，故事发生在2014年，那更不是武侠小说了。结果它在台湾出版以后，还有人说是武侠小说的2.0版。我后来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把上官鼎和武侠小说作家划上等号。假如我换一个笔名，你们不会觉得是武侠小说。《雁城谍影》也有人觉得它是武侠小说，其实它不是，而是抗战小说。
人物周刊：你会担心上官鼎这个名字被“武侠”二字困死吗？
上官鼎：不担心。我觉得无所谓，读者想成是武侠小说2.0版也挺好。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说是武侠小说2.0？
上官鼎：我的小说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侠义情，精髓其实不在于那动作，是侠义心及其所塑造出来的氛围。那是打动读者的重要因素。你觉得真的有读者会去研究那招式吗？应该不多吧。你要是按照书里人物那样比划，打到自己也不一定。所以在我的小说里，我很喜欢营造侠义心的氛围，因此总有人觉得有武侠元素在里面，再加上上官鼎一直是写武侠小说……
人物周刊：你理解的侠义精神是什么样的？
上官鼎：譬如说，有些（作品）会有对弱势的同情，以及为此付出的一些真正的行动。人物会路见不平，不见得完全是关乎自己的利害，可是他会投入进去。这种精神其实就是“侠”。“侠”可以是为不平的事情拔刀而起，这是个人“侠”;也可以是对国家、对社会的大义的“侠”。
“我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写作天赋的人吗？
上官鼎：我不觉得我是什么文学家，但我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
人物周刊：这两者很不一样吗？
上官鼎：有一些文学是很深的，我的小说没有去谈论人性深而幽微的部分。我讲的东西故事性比较强，但故事性里面，也有打动人的地方。我写的是那样的文学。
人物周刊：很多人都说写武侠小说是造梦。你十几岁写武侠小说和现在再写，营造出来的梦境有变化吗？
上官鼎：当然有。以前写的比较狭窄，现在写的比较宽广，因为自己的历练多了，了解的人性多了。这是最大的差别，其他本质上的东西还在。举个例子，台湾历久不衰的一个连续剧就是《包公传》，其实那些故事都是虚构的，包公作为青天大老爷，专门解决人间不平之事，把作恶的人抓起来。现在想起来，那些故事都非常幼稚，架构非常单薄，但是历久不衰，这是有人性因素在里面的。武侠小说也有一点这味道，作家在武侠世界里创造了一个江湖，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确实是在现实世界不存在的，但它一直对中国人有吸引力。李安拍《卧虎藏龙》那样的电影，让西方人开始对中国人的武侠小说有一些了解，当然那是用爱情包装好的，但也把侠义一点点放了进去。要让西方人看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电影，是不容易的。
人物周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觉得是李安至少把武侠的一些精髓传递给了西方观众？可是像更早之前的，比如说像李小龙的一些动作片，包括后来成龙的动作片，更多传递的可能是一种形，而不是意。
上官鼎：意也有一些，但比较浅。金庸的稍微深一点，《卧虎藏龙》稍微深一点。李安非常聪明，他也不再往里面挖，再挖就很难、不好看了，不好看的话就白搞了。
“金庸写得太好了”
人物周刊：相比于《雁城谍影》，2014年的《王道剑》还是属于一部武侠类的小说。
上官鼎：《王道剑》是武侠小说。一些读了很多武侠小说的读者说，《王道剑》是那么多年来比较能跳出金庸范围的书。金庸写得太好了，而且又写了那么多，几乎所有武侠小说都在他的阴影笼罩之下。
人物周刊：你感觉金庸笼罩了整个武侠世界吗？
上官鼎：是，甚至有的时候，这对武侠小说来讲某种程度上是有害的。
人物周刊：你跟金庸聊过这方面的话题吗？
上官鼎：我没有和他聊得那么深入。我们两个只是认得，见过几次面，聊得很开心。我十三四岁初中的时候就开始看金庸的武侠小说，那时候他刚开始写《书剑恩仇录》《碧血剑》。老师不让我们看，我就偷偷看。我17岁写武侠小说是受他的影响。
人物周刊：现在大家谈起武侠小说，想起的可能都是金庸、古龙、梁羽生这些名字。对于后来者而言，他们可以说是难以超越的几座大山。
上官鼎：没有，其实古龙跟梁羽生的作品都还是笼罩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之下，只是古龙的文笔有自己的特色。金庸小说故事的多样性和人物刻画的丰富性都不容易超越。你如果见过他本人的话，其实他口才很不好，说话没有那么多的文采，很朴实，但是他的文笔好得不得了，人物非常鲜活。当他写了几千万字以后，甚至韦小宝这种很难判断是不是武侠人物的角色都写出来了，要去超越，不大可能了。可是讀者为什么觉得《王道剑》和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一样？第一，以历史为主轴，而非时空背景，这是金庸武侠小说从来没有过的;第二，我在小说里放入了我对王道的看法。这些东西就变成不是纯粹的、娱乐性的好看，我希望它在好看以外，还有一些我要给的信息在里面。这些原因使读者觉得比较跳脱，但还不是完全跳脱。我也没有刻意要去跳脱，我写明教就跳脱不了金庸的阴影。 人物周刊：是不是感觉金庸造了一个系统？你写着写着就发现，自己还在他的五指山里。
上官鼎：是这种感觉。比如写一个非常活泼的女孩，写着写着就变成黄蓉了;写一个非常木讷的男孩，写着写着就变成郭靖了;你要写一个很皮的很滑头的人，就不知不觉变成韦小宝了。几乎没有什么人是金庸没有写过的。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最贴近于金庸小说中的哪个角色？
上官鼎：如果武功够高的话，我就变成乔峰。我很喜欢乔峰，有很多原因。他很有气势;而除了英雄气质方面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是汉人养大的契丹人，他生下来，他的身世就注定了，有点像希腊剧里的悲剧英雄。主人公虽然非常努力，但最后的路还是要走完。文学里打动人的东西，不完全是完满的结局，很多人生的无奈会给读者更深的感受。
“抵抗的话就会出事情”
人物周刊：那么多年行政工作，对你有改变吗？
上官鼎：基本会有的，但尽量不要被它改变。我常问自己一个问题：什么事情我以前不做、现在会做，什么事情我以前做、现在不做了？为什么？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就会发现那些影响在哪里，哪些事情要维持住、不被环境改变。做官和做教授，环境太不一样了。
人物周刊：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上官鼎：很多都不一样。比如工作性质、工作内容、碰到的人，都不一样。大学里碰到的是学生和教授，这不代表学生和教授不难缠，他们很难缠的，但和碰到的政客还是很不一样的。如何把他们的力量发挥出来、化负为正，这些都很不一样。用自己的创意去做一点有成就性的改变，就会很有感觉;如果做了半天都是例常性的东西，就没感觉。我常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创意，没有一件事情没有改革的空间，没有一件事情不可以做得比以前更好。
人物周刊：刚开始从教授转行政，容易适应吗？
上官鼎：还好，我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很多时候都是照自己的想法做，不受太多影响。
人物周刊：你一直在反思，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抵抗做行政工作给自己带来的改变吗？
上官鼎：不要用“抵抗”两个字，抵抗的话 就会出事情。大的东西还是固定的，但是你要有自己的一些创意，加进去让事情变得更好。人老了就不要做这些事情了，因为智慧减退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更偏向文人的性格还是政治家的性格？
上官鼎：不冲突。做自己就好。你看丘吉尔不是很好的例子吗？他是政治家，但他写出来的东西，文学家也写不出来，最高明也莫过于此。他也是做首相，做完以后下來，作品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当然跟他的政治有关，他写的东西是和政治、历史有关的。他也是一个够水准的水彩画家。所以这些身份都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