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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敌人的敌人是朋友”，但盟友的盟友却不见得就是铁杆朋友。在美欧日构成的西方世界三角关系中，美欧与美日各自堪称“死党”，欧日关系则素来被视为“短板”。2015年3月9日至1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日本进行了七年来的首次访问，期间展现出的“例行公事”、“教课育人”范儿似乎向世人确认了德日关系的“不咸不淡”。但她远涉重洋真是仅仅意在“现身说法”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历史课”间的四点共识
访日期间，默克尔强调日本需要“真诚面对历史”，“作出有利于和平的努力”，同时也表示“德日是承担全球责任的伙伴，包括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世界秩序”。她促成两国达成四点共识：一是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加强合作。这包括为维护乌克兰东部地区和平稳定共同发挥作用，“携手应对恐怖主义”，共同应对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等。二是将科技创新打造为重点合作领域，鼓励发展“未来产业”，通过政策引导提升数字化、信息化合作水平。三是抱团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默克尔与安倍均表示，将同印度、巴西一道推动安理会改革，使其“全面适应21世纪新形势”。四是携手应对社会问题，共同探索应对人口老龄化、保障妇女权益、提升公共卫生水平之道。
作为如今欧洲事实上的“领头羊”，德国在外交上一贯谨慎，默克尔访日折射出的实际是欧洲正整体提升的对日关注。年初以来，欧日开展了紧锣密鼓的互动：1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赴欧会晤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等人，讨论乌克兰局势及反恐问题；英日在伦敦首次举行外交、国防部长2 2磋商，签署包括防卫装备领域在内的安保合作文件。2、3月间，英国的威廉王子访日，考察东京奥运会场馆建设工地，并前往福岛、宫城与东日本大地震灾民交流。3月，欧日商讨日本自卫队参与欧盟军队维和行动问题，法日2 2磋商在东京举行，双方签署《特殊伙伴关系框架协定》及《防卫装备产品和技术转移协定》，并就加强反恐国际合作达成一致。
老伙伴间的三阶段“再相逢”
欧日虽远隔万里，但渊源颇深。日本自明治维新起就力图“脱亚入欧”，向欧洲全面学习。此后欧日间演绎了英日同盟、“轴心国”同盟等爱恨情仇的历史，对世界史产生深远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头再来”的欧日关系大致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在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始终难与美欧、美日间的亲密程度真正看齐。
第一阶段是冷战时期重建关系。尚未从二战重创中复苏的西欧和日本因陷于冷战前沿的共同窘境而迅速恢复外交关系，携手步入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互视为“价值观伙伴”。1962年11月，时任日本首相池田勇人访问英、法、德等西欧国家，提出“自由阵营应以北美、欧洲、日本和亚洲三大支柱为中心”，这后来被发展成为强调“西方平等团结”的美欧日“三极主义”。随着日本在美国扶植下融入西方经济体系，几乎与欧洲同时进入经济发展黄金期，欧日以经贸为基础不断增进联系，并因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危机”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倒逼而进一步强化。1975年法国提议召开西方发达国家峰会，邀日本加入。
但双边贸易结构过度失衡也迅速放大了双边矛盾。欧洲自日进口规模一度达对日出口的两倍左右，令欧洲舆论深惧“日货狂风骤雨般的入侵”。欧共体及一些成员国为保护自身“特定产业”推出一轮又一轮对日贸易限制，却始终未能扭转失衡。
第二阶段系冷战结束至2012年拓展合作。1991年7月欧日首次举行首脑峰会并发表联合宣言，将合作正式扩大到政治、安全领域，此后该峰会机制化，成为双方增信释疑的重要平台。1995年欧盟提议将欧日关系提升为“全面伙伴关系”，并于当年制订对日政策文件，将政治对话、经贸关系和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明确为彼此关系全面发展的“三支柱”。2001年双方借布鲁塞尔欧日峰会进一步强化关系，制订一项为期十年的较完备“合作行动计划”，涵盖联合国改革、军控、民主人权、地缘热点、双多边贸易投资、信息技术、人口老龄化、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环境、能源及教科文等领域。2002年以来，双方先后缔结《相互承认协议》、《反竞争行为协议》、《海关合作协议》等文件并完成会计准则谈判，有效缓解了贸易纠纷。
但随着苏联这一“共同威胁”的消失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加之欧日皆需投入越来越多精力应付内部及周边事态，双方实际并未将发展与对方关系置于真正的“优先地位”。即便是素有欧洲“外交尖兵”之称的法国亦多年忽略日本，萨科齐任总统期间甚至因对日本相扑不逊、称东京比香港“令人压抑”等言辞而致两国关系跌入“冰封”状态。
第三阶段则始于2012年欧日相互“重新发现”，双方在“把酒言欢话重逢”之余加快合作步伐，关系“进入新时代”。
这一阶段欧日关系的特点，一是相互提高政治重视度，密切高层往来。安倍晋三2012年底再次掌政以来，对欧高调发起顶层外交攻势，2013年主攻中东欧参加维谢格拉德集团峰会，2014年两度赴西欧历访德、英、葡、西、比、意等国及欧盟、北约总部。欧盟及其成员国亦积极加强对日工作：英国首相卡梅伦2012年4月访日，称其为“亚洲最重要国家”；法国总统奥朗德2013年6月赴东京宣布两国建立“特殊伙伴关系”，确定含有18项目标的未来五年合作框架；2013年12月默克尔连任德国总理后在其公布的执政纲领中将德日关系排在德中关系之前；2013年欧盟与日本决定尽快敲定“战略伙伴关系协定”（SPA）。今年，梵蒂冈与日本将共同纪念日本江户时代“庆长遣欧使团”谒见罗马教皇400周年。
二是加速推进自贸谈判。2013年欧日正式启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谈判，并在汽车、制药等多个领域达成预备协议，日本比较爽快地同意欧盟提出的“保护条款”，承诺尽快消除非关税壁垒。安倍称将“尽一切努力使日欧成为亲密的经济伙伴”，并与欧方约定2015年完成谈判。此外，双方在创新、民用核能、航空等领域达成多项协议，法国将为日本处理福岛核事故提供协助，双方还将合作研发更安全的第四代核电站。 三是将安全合作打造为“新增长点”。欧日军队交流趋于频密。2014年日本首次参加法军主导的南太平洋“南十字星”多国演习，与欧盟“阿塔兰塔”反海盗部队在亚丁湾举行联合军演，还与英国开始商讨举行联合军演事宜。去年12月日本首次派自卫官赴北约总部任职，今年2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司令部接受英国军官任联络官员。法日同意在北非加强边境管控与反恐合作，强化非洲之角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称，欧盟支持日本在地区和全球安全方面“担负更多责任”，决定扩大欧日“共同和平与安全”议题，欧洲的危机管理行动把日本列为合作对象国。英、法等国与日本在军工装备方面的合作也在扩大，2013年以来就武器联合研发及出口管制达成原则一致。法日、英日启动军队间《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议》（ACSA）谈判并取得一定成果：英日确认联合研发防生化器材及“流星”空空导弹，日或向英出售日产P-1喷气式反潜巡逻机；法日同意联合研发声纳、无人潜艇、防辐射机器人及排爆机器人等，还建立了网络安全协商机制。德日确认将就防卫装备品向第三国转移及目的外使用管理商签政府间协议，意日启动《信息保护协议》谈判。
四是在邻国问题上“互通款曲”。安倍每次与欧洲领导人会晤，均在乌克兰问题上“借题发挥”，称“反对以实力改变领土现状”，支持欧盟稳定乌局势的努力，并数次向乌过渡政府提供金融援助。欧盟对日深表感激，强调欧方“对亚洲有着同样关切”，支持日以“尊重国际法原则的和平方式”解决亚洲纷争。日则回应称“日与地理遥远的欧洲终于有了共同的危机感”。
仍难与美欧、美日关系看齐
近年欧日“旧情复燃”是多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政治方面，中国等新兴国家迅速崛起，欧日对华均需求增大、筹码减少，因此加快“抱团”步伐。经济层面，欧日均面临推进结构改革、防范通缩等棘手任务，不约而同地将出口、引资作为重要增长动力。欧盟目前是日本第三大贸易伙伴，日本则是欧盟在亚太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占全球1/3强，若达成自贸协议，欧盟对日本的年出口、进口额有望分别增长32.7%和23.5%。欧日亦可分别借此“出海”，大幅拓展在亚洲、非洲的贸易网络，增强经济影响力。安全方面，欧洲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空前严峻，且乌克兰、中东、非洲等地乱局持续发酵，而欧盟囿于自身实力难以“自保”和有效管控周边，认为“分担安保可带来诸多成果”。日本亦因人质事件频发暴露其在中东、非洲等地搜集情报、维护海外利益能力的短缺，希望欧洲助其一臂之力。在军工领域，欧日均面临内部市场有限、研发经费不足等问题，加强合作可降低研发成本并实现技术互补，日还有借此加紧落实新修订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图谋。
由此可见，欧日关系再趋热络乃顺势而为，彼此合作将会有新的提升，但也一如既往地面临多重制约，仍难修成如美欧、美日关系一般的“正果”。
其一，双边关系难以达到相应的“战略高度”。与美国和各自周边地区的关系将在欧日外交安全政策中长期占据优先位置，发展与对方关系仍非“当务之急”。美国也未必愿意看到欧日过度接近从而影响其“左右平衡”，尤其不愿对日过多松绑。欧盟从自身利益出发，一方面不会让自己深陷错综复杂的亚洲内部纠纷，另一方面清醒认识到日本还不具备自成一极的气魄与实力，“绕不开”的中国才应是欧洲的亚洲战略的“圆心”。目前，中欧贸易规模已四倍于日欧。去年，中国全面升级、规划了今后与欧盟及英、法、德等主要欧洲国家的中长期关系。相比之下，日本对欧工作思路则不够清晰，战略上过分重成员国而轻欧盟机构作用，策略上“以我为主”明显多于“设身处地”，在一定程度束缚了其扩大工作成果的努力。日本官员承认，“在经济领域重视中国的欧洲，态度很微妙。”
其二，EPA谈判之路障碍重重。欧洲国家普遍要求日本取消对农产品、铁路公共领域的采购限制，日方态度消极；日本敦促欧盟降低汽车进口关税，欧方颇为谨慎。2013年法国就曾威胁“将要求欧盟中止谈判”。默克尔此次访日期间，两国首脑仅表示“力促年内达成原则性共识”。与此同时，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极大削弱了美欧日自贸区规划的预期效果，英、法、德、意、卢等欧洲国家竞相加入亚投行大大浇凉了欧洲对EPA的热度。
其三，军工合作步履维艰。欧日军工产业结构类似，日本放松防卫产品出口管制至少在短期内对欧盟的影响更多表现为冲击。比如，日本正与法国、德国、瑞典争夺澳大利亚潜艇项目合同。此外，双方对合作中可能遇到的技术流失问题仍有顾虑，且日本军工产业的诸多先进技术遭受美国管控，难以与欧洲全面分享。
（作者均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人员）
“历史课”间的四点共识
访日期间，默克尔强调日本需要“真诚面对历史”，“作出有利于和平的努力”，同时也表示“德日是承担全球责任的伙伴，包括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世界秩序”。她促成两国达成四点共识：一是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加强合作。这包括为维护乌克兰东部地区和平稳定共同发挥作用，“携手应对恐怖主义”，共同应对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等。二是将科技创新打造为重点合作领域，鼓励发展“未来产业”，通过政策引导提升数字化、信息化合作水平。三是抱团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默克尔与安倍均表示，将同印度、巴西一道推动安理会改革，使其“全面适应21世纪新形势”。四是携手应对社会问题，共同探索应对人口老龄化、保障妇女权益、提升公共卫生水平之道。
作为如今欧洲事实上的“领头羊”，德国在外交上一贯谨慎，默克尔访日折射出的实际是欧洲正整体提升的对日关注。年初以来，欧日开展了紧锣密鼓的互动：1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赴欧会晤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等人，讨论乌克兰局势及反恐问题；英日在伦敦首次举行外交、国防部长2 2磋商，签署包括防卫装备领域在内的安保合作文件。2、3月间，英国的威廉王子访日，考察东京奥运会场馆建设工地，并前往福岛、宫城与东日本大地震灾民交流。3月，欧日商讨日本自卫队参与欧盟军队维和行动问题，法日2 2磋商在东京举行，双方签署《特殊伙伴关系框架协定》及《防卫装备产品和技术转移协定》，并就加强反恐国际合作达成一致。
老伙伴间的三阶段“再相逢”
欧日虽远隔万里，但渊源颇深。日本自明治维新起就力图“脱亚入欧”，向欧洲全面学习。此后欧日间演绎了英日同盟、“轴心国”同盟等爱恨情仇的历史，对世界史产生深远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头再来”的欧日关系大致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在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始终难与美欧、美日间的亲密程度真正看齐。
第一阶段是冷战时期重建关系。尚未从二战重创中复苏的西欧和日本因陷于冷战前沿的共同窘境而迅速恢复外交关系，携手步入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互视为“价值观伙伴”。1962年11月，时任日本首相池田勇人访问英、法、德等西欧国家，提出“自由阵营应以北美、欧洲、日本和亚洲三大支柱为中心”，这后来被发展成为强调“西方平等团结”的美欧日“三极主义”。随着日本在美国扶植下融入西方经济体系，几乎与欧洲同时进入经济发展黄金期，欧日以经贸为基础不断增进联系，并因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危机”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倒逼而进一步强化。1975年法国提议召开西方发达国家峰会，邀日本加入。
但双边贸易结构过度失衡也迅速放大了双边矛盾。欧洲自日进口规模一度达对日出口的两倍左右，令欧洲舆论深惧“日货狂风骤雨般的入侵”。欧共体及一些成员国为保护自身“特定产业”推出一轮又一轮对日贸易限制，却始终未能扭转失衡。
第二阶段系冷战结束至2012年拓展合作。1991年7月欧日首次举行首脑峰会并发表联合宣言，将合作正式扩大到政治、安全领域，此后该峰会机制化，成为双方增信释疑的重要平台。1995年欧盟提议将欧日关系提升为“全面伙伴关系”，并于当年制订对日政策文件，将政治对话、经贸关系和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明确为彼此关系全面发展的“三支柱”。2001年双方借布鲁塞尔欧日峰会进一步强化关系，制订一项为期十年的较完备“合作行动计划”，涵盖联合国改革、军控、民主人权、地缘热点、双多边贸易投资、信息技术、人口老龄化、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环境、能源及教科文等领域。2002年以来，双方先后缔结《相互承认协议》、《反竞争行为协议》、《海关合作协议》等文件并完成会计准则谈判，有效缓解了贸易纠纷。
但随着苏联这一“共同威胁”的消失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加之欧日皆需投入越来越多精力应付内部及周边事态，双方实际并未将发展与对方关系置于真正的“优先地位”。即便是素有欧洲“外交尖兵”之称的法国亦多年忽略日本，萨科齐任总统期间甚至因对日本相扑不逊、称东京比香港“令人压抑”等言辞而致两国关系跌入“冰封”状态。
第三阶段则始于2012年欧日相互“重新发现”，双方在“把酒言欢话重逢”之余加快合作步伐，关系“进入新时代”。
这一阶段欧日关系的特点，一是相互提高政治重视度，密切高层往来。安倍晋三2012年底再次掌政以来，对欧高调发起顶层外交攻势，2013年主攻中东欧参加维谢格拉德集团峰会，2014年两度赴西欧历访德、英、葡、西、比、意等国及欧盟、北约总部。欧盟及其成员国亦积极加强对日工作：英国首相卡梅伦2012年4月访日，称其为“亚洲最重要国家”；法国总统奥朗德2013年6月赴东京宣布两国建立“特殊伙伴关系”，确定含有18项目标的未来五年合作框架；2013年12月默克尔连任德国总理后在其公布的执政纲领中将德日关系排在德中关系之前；2013年欧盟与日本决定尽快敲定“战略伙伴关系协定”（SPA）。今年，梵蒂冈与日本将共同纪念日本江户时代“庆长遣欧使团”谒见罗马教皇400周年。
二是加速推进自贸谈判。2013年欧日正式启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谈判，并在汽车、制药等多个领域达成预备协议，日本比较爽快地同意欧盟提出的“保护条款”，承诺尽快消除非关税壁垒。安倍称将“尽一切努力使日欧成为亲密的经济伙伴”，并与欧方约定2015年完成谈判。此外，双方在创新、民用核能、航空等领域达成多项协议，法国将为日本处理福岛核事故提供协助，双方还将合作研发更安全的第四代核电站。 三是将安全合作打造为“新增长点”。欧日军队交流趋于频密。2014年日本首次参加法军主导的南太平洋“南十字星”多国演习，与欧盟“阿塔兰塔”反海盗部队在亚丁湾举行联合军演，还与英国开始商讨举行联合军演事宜。去年12月日本首次派自卫官赴北约总部任职，今年2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司令部接受英国军官任联络官员。法日同意在北非加强边境管控与反恐合作，强化非洲之角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称，欧盟支持日本在地区和全球安全方面“担负更多责任”，决定扩大欧日“共同和平与安全”议题，欧洲的危机管理行动把日本列为合作对象国。英、法等国与日本在军工装备方面的合作也在扩大，2013年以来就武器联合研发及出口管制达成原则一致。法日、英日启动军队间《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议》（ACSA）谈判并取得一定成果：英日确认联合研发防生化器材及“流星”空空导弹，日或向英出售日产P-1喷气式反潜巡逻机；法日同意联合研发声纳、无人潜艇、防辐射机器人及排爆机器人等，还建立了网络安全协商机制。德日确认将就防卫装备品向第三国转移及目的外使用管理商签政府间协议，意日启动《信息保护协议》谈判。
四是在邻国问题上“互通款曲”。安倍每次与欧洲领导人会晤，均在乌克兰问题上“借题发挥”，称“反对以实力改变领土现状”，支持欧盟稳定乌局势的努力，并数次向乌过渡政府提供金融援助。欧盟对日深表感激，强调欧方“对亚洲有着同样关切”，支持日以“尊重国际法原则的和平方式”解决亚洲纷争。日则回应称“日与地理遥远的欧洲终于有了共同的危机感”。
仍难与美欧、美日关系看齐
近年欧日“旧情复燃”是多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政治方面，中国等新兴国家迅速崛起，欧日对华均需求增大、筹码减少，因此加快“抱团”步伐。经济层面，欧日均面临推进结构改革、防范通缩等棘手任务，不约而同地将出口、引资作为重要增长动力。欧盟目前是日本第三大贸易伙伴，日本则是欧盟在亚太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占全球1/3强，若达成自贸协议，欧盟对日本的年出口、进口额有望分别增长32.7%和23.5%。欧日亦可分别借此“出海”，大幅拓展在亚洲、非洲的贸易网络，增强经济影响力。安全方面，欧洲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空前严峻，且乌克兰、中东、非洲等地乱局持续发酵，而欧盟囿于自身实力难以“自保”和有效管控周边，认为“分担安保可带来诸多成果”。日本亦因人质事件频发暴露其在中东、非洲等地搜集情报、维护海外利益能力的短缺，希望欧洲助其一臂之力。在军工领域，欧日均面临内部市场有限、研发经费不足等问题，加强合作可降低研发成本并实现技术互补，日还有借此加紧落实新修订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图谋。
由此可见，欧日关系再趋热络乃顺势而为，彼此合作将会有新的提升，但也一如既往地面临多重制约，仍难修成如美欧、美日关系一般的“正果”。
其一，双边关系难以达到相应的“战略高度”。与美国和各自周边地区的关系将在欧日外交安全政策中长期占据优先位置，发展与对方关系仍非“当务之急”。美国也未必愿意看到欧日过度接近从而影响其“左右平衡”，尤其不愿对日过多松绑。欧盟从自身利益出发，一方面不会让自己深陷错综复杂的亚洲内部纠纷，另一方面清醒认识到日本还不具备自成一极的气魄与实力，“绕不开”的中国才应是欧洲的亚洲战略的“圆心”。目前，中欧贸易规模已四倍于日欧。去年，中国全面升级、规划了今后与欧盟及英、法、德等主要欧洲国家的中长期关系。相比之下，日本对欧工作思路则不够清晰，战略上过分重成员国而轻欧盟机构作用，策略上“以我为主”明显多于“设身处地”，在一定程度束缚了其扩大工作成果的努力。日本官员承认，“在经济领域重视中国的欧洲，态度很微妙。”
其二，EPA谈判之路障碍重重。欧洲国家普遍要求日本取消对农产品、铁路公共领域的采购限制，日方态度消极；日本敦促欧盟降低汽车进口关税，欧方颇为谨慎。2013年法国就曾威胁“将要求欧盟中止谈判”。默克尔此次访日期间，两国首脑仅表示“力促年内达成原则性共识”。与此同时，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极大削弱了美欧日自贸区规划的预期效果，英、法、德、意、卢等欧洲国家竞相加入亚投行大大浇凉了欧洲对EPA的热度。
其三，军工合作步履维艰。欧日军工产业结构类似，日本放松防卫产品出口管制至少在短期内对欧盟的影响更多表现为冲击。比如，日本正与法国、德国、瑞典争夺澳大利亚潜艇项目合同。此外，双方对合作中可能遇到的技术流失问题仍有顾虑，且日本军工产业的诸多先进技术遭受美国管控，难以与欧洲全面分享。
（作者均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