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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15年来存在的重大挑战，首先应该是国家如何治理的问题。90年代以来，尤其从1992年到2007年，这段时间恰恰是中国处在一个重要转型时期。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治理理念和方式都受到了挑战。1989年以前，我们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也带有一些盲目性，主要是对转型中的治理问题认识不足。1989年之后摇摆了一段时间，1992年后重新推动改革，改革的策略跟过去有所不同。当时，国家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改革开放要继续，就得调整国家治理的理念和方式，提升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实际上，转型的治理问题提上日程是从那个时候真正开始的。
现在，国外真正关注中国发展的人大都也关注中国的治理问题。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把中国治理的问题分为几块，包括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社会方面。他们也看到了这些方面都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包括社会福利的问题。但如何看待这些问题，观念上有很多不一样，很多人说中国有治理危机，你看这么多问题，中国肯定要出大事儿；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治理得不错，问题很多，但治理也还有成效，看中国经济增长这么快，如果它没有治理的能力，怎么能这样增长?
但是，中国实际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有时候还不是那么清晰的。国内的一些学者喜欢用“左”或者“右”来评价出台的政策，并推测政治的发展指向。从这个视角来看，15年来的一些政策信息有时是很紊乱的。一些学者本身也很困惑。其实，政治涉及的东西很复杂，很难清晰地辨别。现在中国的政治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中央一统天下的格局，许多政策和决策得上下左右取得政治共识，有协商也有妥协。
中国这15年正处于政治转型的重要阶段，和苏俄东欧的政治转型不一样，中国的政治转型是渐进的，保持了相对的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但问题也不少。许多比较政治学者在分析观察权威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转型时都抱一种悲观的态度，认为付出的社会成本很高，如美国普奥斯基等。但中国是一个特例。这里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探讨总结。如何才能提高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这既涉及各级政府的改造，以提高政府的效率和对社会的回应能力，也涉及政治关系的调整，以推动民主法治和维持社会公平。其次，政治转型也一定要考虑到社会成本，一项改革政策和重大改革步骤，会产生多大的社会成本，这是需要认真权衡的。不改革造成社会问题的积压会产生不稳定因素，改革的社会成本太高也会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在这两者之间如何权衡利弊，这不是一个指向性的或者价值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策略选择的问题。政治精英和领导层更加需要注重战略策略问题，在同样的政治转型过程中，不同的策略选择和战略管理模式可能产生不一样的结果。一味追求过决的转型速度，很可能是欲速而不达。
但是我们不是要排斥价值层面的东西，我仍然认为价值层面的东西很重要，但是这些东西应该是整个社会可以接受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少数人认为的终极价值和普世价值层面上，它们应该落实到大众具体的价值认同上来。
40多年前从阿尔蒙德开始，西方就一直在做普通大众的政治态度和价值的调查，并把大众的这种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相容性看作是民主体制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做这方面的工作?
15年来中国的转型还在继续，挑战还在不断产生。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思考、去研究。我本人对前景充满期望，也保持着审慎乐观的态度。治理危机(如果存在)并不可怕，关键是否能够使危机变成深化改革的机遇，这不光挑战着中国领导层的智慧，知识精英的智慧，或者从更高层面讲，也挑战着中华文明的大智慧。
现在，国外真正关注中国发展的人大都也关注中国的治理问题。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把中国治理的问题分为几块，包括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社会方面。他们也看到了这些方面都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包括社会福利的问题。但如何看待这些问题，观念上有很多不一样，很多人说中国有治理危机，你看这么多问题，中国肯定要出大事儿；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治理得不错，问题很多，但治理也还有成效，看中国经济增长这么快，如果它没有治理的能力，怎么能这样增长?
但是，中国实际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有时候还不是那么清晰的。国内的一些学者喜欢用“左”或者“右”来评价出台的政策，并推测政治的发展指向。从这个视角来看，15年来的一些政策信息有时是很紊乱的。一些学者本身也很困惑。其实，政治涉及的东西很复杂，很难清晰地辨别。现在中国的政治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中央一统天下的格局，许多政策和决策得上下左右取得政治共识，有协商也有妥协。
中国这15年正处于政治转型的重要阶段，和苏俄东欧的政治转型不一样，中国的政治转型是渐进的，保持了相对的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但问题也不少。许多比较政治学者在分析观察权威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转型时都抱一种悲观的态度，认为付出的社会成本很高，如美国普奥斯基等。但中国是一个特例。这里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探讨总结。如何才能提高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这既涉及各级政府的改造，以提高政府的效率和对社会的回应能力，也涉及政治关系的调整，以推动民主法治和维持社会公平。其次，政治转型也一定要考虑到社会成本，一项改革政策和重大改革步骤，会产生多大的社会成本，这是需要认真权衡的。不改革造成社会问题的积压会产生不稳定因素，改革的社会成本太高也会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在这两者之间如何权衡利弊，这不是一个指向性的或者价值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策略选择的问题。政治精英和领导层更加需要注重战略策略问题，在同样的政治转型过程中，不同的策略选择和战略管理模式可能产生不一样的结果。一味追求过决的转型速度，很可能是欲速而不达。
但是我们不是要排斥价值层面的东西，我仍然认为价值层面的东西很重要，但是这些东西应该是整个社会可以接受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少数人认为的终极价值和普世价值层面上，它们应该落实到大众具体的价值认同上来。
40多年前从阿尔蒙德开始，西方就一直在做普通大众的政治态度和价值的调查，并把大众的这种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相容性看作是民主体制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做这方面的工作?
15年来中国的转型还在继续，挑战还在不断产生。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思考、去研究。我本人对前景充满期望，也保持着审慎乐观的态度。治理危机(如果存在)并不可怕，关键是否能够使危机变成深化改革的机遇，这不光挑战着中国领导层的智慧，知识精英的智慧，或者从更高层面讲，也挑战着中华文明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