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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执政者自然不知意识形态为何物,不过,以今人的眼光观之,他们的种种治理术,从王朝更迭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论证,到危情时分下罪己诏麻醉民意、平息民愤,实质上都可纳入意识形态建设的旗帜之下。说白了,所谓意识形态政治,就是编织一张密不透风的思想过滤网,给民众洗脑,同时给执政者自身洗脑,重点在于前一项洗脑工程能否速战速决,大功告成,相比之下,后一项则不是太重要——你见过说谎者一定要把自己骗倒吗?
有些王朝根本就不注重意识形态建设,在他们眼中,骏马和刀枪、鲜血和尸体,乃是意识形态的最佳形象代言;有些王朝却恰恰相反,以武力开国,却视意识形态为立国之本;另有一些王朝,在夺权建国的过程当中,意识形态的蛊惑力便不可或缺,立国过后,更是将意识形态建设与巩固视若性命,咬定青山不放松。清朝属于第二种,它的意识形态建设,兼有承上启下之效。承上则不论,这启下,便决定了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清史的这一面。
杨念群先生从晚清史和近代史转向前清史研究,以地理、文化、政治之三重意义的“江南”为媒介,探索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变异,从广义上讲,正可视为对清朝意识形态政治的剖解和反思。当然,依杨念群本意,从这本《何处是“江南”?》,回溯至《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1997),再到《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2006),大致构成了三部曲式的叙事结构,皆是处理“空间”与“地方”的关系纠葛——这是社会史学家的解法,我更愿意从政治史的视角评论此书。
且从“我大清”的意识形态建设说起。任何一个王朝建立之始,首先要完成对正统的论证。所谓正统,用欧阳修《正统论》的说法,即“君子大居正”加“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这里的“统”很好理解,“正”则分两面,一是天命,二是德行,新王朝替代旧王朝,或者以天命为依托,或者以仁义战胜残虐,大多时刻是二者兼而有之。
按杨念群所述,古代正统观的谱系包含三要素:时间(对应“五德终始说”)、空间(疆域之大一统)、种族(夷夏之变与攘夷)。朝代轮值,各取所需,秦汉尊奉“五德终始说”、明朝则并重“攘克夷狄以收复诸夏”与“肇基南服而统一天下”。宋朝最有意思,北宋仍以祛除藩镇割据的遗毒、天下九九归一为己任,故讲“尊王”;南宋偏安一隅,其柔弱的实力不足以对抗少数民族的武力入侵,于是只能从民族血缘之中寻求阿Q主义的道德优越感,故讲“攘夷”,春秋大义,在此一分为二。
李冬君先生曾嘲讽宋朝:不仅未能尊王,王反而被夷人掳走;不仅未能攘夷,反而亡于夷,先亡燕云十六州于辽,再亡中原于金,最后亡全国于元。可见王朝之战,最终还是由武器的批判说了算,作为批判的武器的春秋大义,尊王攘夷,不过是一张美丽的糖衣,而不是巧克力糖。
清朝消灭南明以后,必须直面一个难题,其正统何来?一开始,执政者说,他们的王权接续自明朝的遗脉,满族铁骑迅疾踏入板荡中原,是为了帮助明朝的皇帝镇压造反的暴民。这种说法显然毫无技术含量,连贱如草芥的老百姓都明白,你帮我赶强盗,最后却占据了我的家门,这不是比强盗还要无耻吗?身为强盗,自然不能讲什么仁德;且满族出自蛮夷,“攘夷”亦不适用;“五德终始说”自宋以后便不再流行,所以清王朝唯一所能主张的正统观便是大一统,便是疆域之广胜于此前所有王朝。
这就要进入杨念群的论题,探析清朝意识形态建构的转向。康熙崇宋学,推举朱子,爱屋及乌,故而大用了一批理学名臣,如魏裔介、汤斌、陆陇其、熊赐履、李光地、张伯行等。然而,朱熹恰恰是“攘夷”之正统观的有力诠释者,明慧如康熙,难道没有发见此中矛盾之处,过分推举朱子终将引火烧身?到了乾隆朝,则开始贬朱子,贬宋学,拨乱反正,则要举汉学为标杆——汉学之鼎盛,正在乾(隆)嘉(庆)。崇汉学的背后,则是弃“攘夷”而“尊王”,剥离了学术政治的道德色泽,用一统压倒一切。所以说,清朝的汉宋之争不仅仅是学理及方法论之争,还涉及意识形态政治的转型。
与此相应的一段历史叙事,是在雍正朝,儒生曾静谋反,以酷苛著称的雍正却不杀他,反而屈尊与其进行夷夏之辩,用事理与恩典感化曾静,再令其以身说法,到地方向黎民百姓宣扬清王朝与雍正的盛德。一本《大义觉迷录》,堪称意识形态洗脑教育的范本。
然而,雍正的儿子乾隆上台,所作第一大事,就是收缴焚毁《大义觉迷录》,然后将曾静等人凌迟处死。对照可知,康熙与雍正还试图为自己的执政权进行道德包装,还试图与知识分子进行学理沟通,乾隆则认为这是多此一举,对于不服从者,直接杀之可也。康熙还讲究“道”,乾隆则视“道”为“器”。雍正对江南士人采取守势,乾隆则采取攻势。前后不到十年,对曾静案的处置方式完全大相径庭,标志清朝意识形态政治发生了旋身三百六十度的剧烈转折。乾隆朝“文字狱”的发达,与这种政治治理技术的转型和规划密不可分。只是,这一转,不是从革命党转向了执政党,而是相反,是逆潮流而动,受历史的反作用力驱使。是故,清王朝何时达到鼎盛,何时便是衰落的开始。
《何处是“江南”?》一书前五章写清初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变异,后三章写清朝意识形态的建构与转型。依我的读法,前者乃是后者的铺垫。因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一大内容,就是公权力与知识分子的漫长互动。针对清朝执政者发动的意识形态洗脑工程,知识分子不外乎有两大选项,一是反抗,二是服从。杨念群指出,章学诚和袁枚皆属后一种,而一向被视为反抗者的吕留良,经杨念群的精辟解析,却呈现了与官方的倡导不谋而合的一面。吕留良对朱子的捍卫,深深契合了康熙朝的正统观,正基于此,尽管雍正借曾静案之机将作古了四十多年的吕留良开棺戮尸枭首,可在定案之时,依然决策,吕留良之诗文书籍不必销毁。这是吕留良的幸运,还是耻辱?也许,在一个公民不服从的传统薄如蝉翼的国度,知识分子无论怎么抉择,结局都是悲剧,其肉身与精神都将沦为意识形态的炮灰。■
有些王朝根本就不注重意识形态建设,在他们眼中,骏马和刀枪、鲜血和尸体,乃是意识形态的最佳形象代言;有些王朝却恰恰相反,以武力开国,却视意识形态为立国之本;另有一些王朝,在夺权建国的过程当中,意识形态的蛊惑力便不可或缺,立国过后,更是将意识形态建设与巩固视若性命,咬定青山不放松。清朝属于第二种,它的意识形态建设,兼有承上启下之效。承上则不论,这启下,便决定了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清史的这一面。
杨念群先生从晚清史和近代史转向前清史研究,以地理、文化、政治之三重意义的“江南”为媒介,探索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变异,从广义上讲,正可视为对清朝意识形态政治的剖解和反思。当然,依杨念群本意,从这本《何处是“江南”?》,回溯至《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1997),再到《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2006),大致构成了三部曲式的叙事结构,皆是处理“空间”与“地方”的关系纠葛——这是社会史学家的解法,我更愿意从政治史的视角评论此书。
且从“我大清”的意识形态建设说起。任何一个王朝建立之始,首先要完成对正统的论证。所谓正统,用欧阳修《正统论》的说法,即“君子大居正”加“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这里的“统”很好理解,“正”则分两面,一是天命,二是德行,新王朝替代旧王朝,或者以天命为依托,或者以仁义战胜残虐,大多时刻是二者兼而有之。
按杨念群所述,古代正统观的谱系包含三要素:时间(对应“五德终始说”)、空间(疆域之大一统)、种族(夷夏之变与攘夷)。朝代轮值,各取所需,秦汉尊奉“五德终始说”、明朝则并重“攘克夷狄以收复诸夏”与“肇基南服而统一天下”。宋朝最有意思,北宋仍以祛除藩镇割据的遗毒、天下九九归一为己任,故讲“尊王”;南宋偏安一隅,其柔弱的实力不足以对抗少数民族的武力入侵,于是只能从民族血缘之中寻求阿Q主义的道德优越感,故讲“攘夷”,春秋大义,在此一分为二。
李冬君先生曾嘲讽宋朝:不仅未能尊王,王反而被夷人掳走;不仅未能攘夷,反而亡于夷,先亡燕云十六州于辽,再亡中原于金,最后亡全国于元。可见王朝之战,最终还是由武器的批判说了算,作为批判的武器的春秋大义,尊王攘夷,不过是一张美丽的糖衣,而不是巧克力糖。
清朝消灭南明以后,必须直面一个难题,其正统何来?一开始,执政者说,他们的王权接续自明朝的遗脉,满族铁骑迅疾踏入板荡中原,是为了帮助明朝的皇帝镇压造反的暴民。这种说法显然毫无技术含量,连贱如草芥的老百姓都明白,你帮我赶强盗,最后却占据了我的家门,这不是比强盗还要无耻吗?身为强盗,自然不能讲什么仁德;且满族出自蛮夷,“攘夷”亦不适用;“五德终始说”自宋以后便不再流行,所以清王朝唯一所能主张的正统观便是大一统,便是疆域之广胜于此前所有王朝。
这就要进入杨念群的论题,探析清朝意识形态建构的转向。康熙崇宋学,推举朱子,爱屋及乌,故而大用了一批理学名臣,如魏裔介、汤斌、陆陇其、熊赐履、李光地、张伯行等。然而,朱熹恰恰是“攘夷”之正统观的有力诠释者,明慧如康熙,难道没有发见此中矛盾之处,过分推举朱子终将引火烧身?到了乾隆朝,则开始贬朱子,贬宋学,拨乱反正,则要举汉学为标杆——汉学之鼎盛,正在乾(隆)嘉(庆)。崇汉学的背后,则是弃“攘夷”而“尊王”,剥离了学术政治的道德色泽,用一统压倒一切。所以说,清朝的汉宋之争不仅仅是学理及方法论之争,还涉及意识形态政治的转型。
与此相应的一段历史叙事,是在雍正朝,儒生曾静谋反,以酷苛著称的雍正却不杀他,反而屈尊与其进行夷夏之辩,用事理与恩典感化曾静,再令其以身说法,到地方向黎民百姓宣扬清王朝与雍正的盛德。一本《大义觉迷录》,堪称意识形态洗脑教育的范本。
然而,雍正的儿子乾隆上台,所作第一大事,就是收缴焚毁《大义觉迷录》,然后将曾静等人凌迟处死。对照可知,康熙与雍正还试图为自己的执政权进行道德包装,还试图与知识分子进行学理沟通,乾隆则认为这是多此一举,对于不服从者,直接杀之可也。康熙还讲究“道”,乾隆则视“道”为“器”。雍正对江南士人采取守势,乾隆则采取攻势。前后不到十年,对曾静案的处置方式完全大相径庭,标志清朝意识形态政治发生了旋身三百六十度的剧烈转折。乾隆朝“文字狱”的发达,与这种政治治理技术的转型和规划密不可分。只是,这一转,不是从革命党转向了执政党,而是相反,是逆潮流而动,受历史的反作用力驱使。是故,清王朝何时达到鼎盛,何时便是衰落的开始。
《何处是“江南”?》一书前五章写清初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变异,后三章写清朝意识形态的建构与转型。依我的读法,前者乃是后者的铺垫。因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一大内容,就是公权力与知识分子的漫长互动。针对清朝执政者发动的意识形态洗脑工程,知识分子不外乎有两大选项,一是反抗,二是服从。杨念群指出,章学诚和袁枚皆属后一种,而一向被视为反抗者的吕留良,经杨念群的精辟解析,却呈现了与官方的倡导不谋而合的一面。吕留良对朱子的捍卫,深深契合了康熙朝的正统观,正基于此,尽管雍正借曾静案之机将作古了四十多年的吕留良开棺戮尸枭首,可在定案之时,依然决策,吕留良之诗文书籍不必销毁。这是吕留良的幸运,还是耻辱?也许,在一个公民不服从的传统薄如蝉翼的国度,知识分子无论怎么抉择,结局都是悲剧,其肉身与精神都将沦为意识形态的炮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