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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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标,是在以前国家主导的“政权下乡”、社会主导的“村民自治”等治理模式基础上开启的“多元共治”新模式,指明了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田野调查发现,位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勐润村通过基层权力组织、农村社会组织和传统文化组织分工协作、合作共享等各种机制,推动了法治共同体、自治共同体和德治共同体建设,实现了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勐润村的实践不仅为边疆民族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国家在场”“社会共谋”和“文化筑基”等经验,而且为“多元共治论”提供了典型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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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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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标,是在以前国家主导的“政权下乡”、社会主导的“村民自治”等治理模式基础上开启的“多元共治”新模式,指明了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田野调查发现,位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勐润村通过基层权力组织、农村社会组织和传统文化组织分工协作、合作共享等各种机制,推动了法治共同体、自治共同体和德治共同体建设,实现了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勐润村的实践不仅为边疆民族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国家在场”“社会共谋”和“文化筑基”等经验,而且为“多元共治论”提供了典型的案例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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