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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伐胜利后，蒋介石发达了。他的家乡浙江奉化，也有了革命般的“巨变”。变化虽多，但有三点特异之处值得特别讲一讲：将孔子像游街示众，县城准备改名为中正县，警察强迫女子剪发。
先说把孔子像游街示众的事。国民党胜利了，举国开始崇拜孙中山。奉化人当然更不能例外，对中山先生“敬礼备至”。话说城中原本有孔庙，殿宇宏敞，在全县可谓是数一数二的建筑物。
这么好的建筑物，供奉孔子，不供奉中山先生？大家开始讨论起来，最后决定撤了孔圣人的神座，改供中山先生遗像。这还不算，他们还将孔子的神位游街示众，旁边悬个大条幅，写着“孔贼”，并历数其罪状，批判孔子设礼教以束缚国人。
不过有保守主义者说，孔子的政见与中山主义并不相悖，中山先生生前都时时称道之，如果一味蔑视儒教，不只孔子含冤，也辜负中山先生。这个说法，大家竟不能反驳，因此，最后的权宜之计是，姑且将孔子像和中山遗像并存，接下来则筹资另建中山先生的专门祠堂。
这事发生在1927年北伐后的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挺正常，别说是蒋介石的老家了。反传统，同时树立中山先生权威形象，是一时风尚。
当然也少不了对蒋介石的神化，关于他的各种传闻多了起来，很多他小时候的故事也被重点诠释。
1926年12月20日，一个叫邹寒君的作者，特地写了篇《记奉化之文武二少年》的文章，发表在《申报》上。上面说：奉化县出了文武二少年，文少年是养晦韬光的王正廷博士，武少年是当今已有中国过半版图的蒋介石将军，他俩幼时同肄业于奉化县立中学，关于二人的奇闻趣事很多。
作者讲到，有一天，王正廷放学回来，与一些小孩在城墙上玩耍，忽然失足堕于城下。幸亏城下有古籐缠绕，将其接住，才得不死。第二天，王正廷将这个事情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大怒，说：一定是这些小孩想加害你，我一定要去揍他们。王正廷将他劝住，说：问题出在城墙上，而不在人，若无此城，则虽加害于我，又有何担心的呢？总之，我将来不得志则已，一旦得志，则首先须拆奉化之城。蒋介石听后，“亦颇动容”，发誓说：我如果能比你先有栖身之地，则先拆之；否则亦必给你一臂之助。
1927年北伐勝利，这桩事又被提了起来。按理说，没什么好吹捧的，结果，一个叫何止清的作者，硬是把这事以“蒋介石总司令日理万机”的噱头大肆拍马一番：蒋介石总司令一定是军事倥偬，不暇谈及此等琐事。这还不算，他们还打算将奉化县改名为中正县，以纪念当地出了这么一个伟人。
至于警察强迫女子剪发的事，是这样的。北伐后，女子剪发之风大盛一时，有几个原因，一是追求时髦，争做时尚青年；二是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树立自己的革命形象；三是从经济方面考虑，节约在头发上花的时间和费用。
在蒋介石家乡，政府更是动用行政力量，四处鼓吹“以剪发支援蒋介石总司令”，并以武装警察为后盾，遇有踌躇不愿剪发的女子，辄施以强迫。有很多对长发抱持“不敢毁伤主义”的女子，对此很反感。她们抗议说：剪发固属有益，留发当亦无害。所有类似的言论都被定性为“可怜亦复可笑”的“邪言”，听者不为所动，剪无赦。不到一周时间，奉化靠近县城的乡镇，哪怕是年近四十的妇女，也都变成蓬松的短发了。
后来蒋介石的观点其实和那些略带讽刺意味甚至疯狂的行为并不相符，譬如他虽然推崇新生活运动，对传统儒教也投以温情一瞥。革命年代，很多风一样的时尚，实在是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来也快，去也快。
革命年代，很多风一样的时尚，实在是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来也快，去也快。
先说把孔子像游街示众的事。国民党胜利了，举国开始崇拜孙中山。奉化人当然更不能例外，对中山先生“敬礼备至”。话说城中原本有孔庙，殿宇宏敞，在全县可谓是数一数二的建筑物。
这么好的建筑物，供奉孔子，不供奉中山先生？大家开始讨论起来，最后决定撤了孔圣人的神座，改供中山先生遗像。这还不算，他们还将孔子的神位游街示众，旁边悬个大条幅，写着“孔贼”，并历数其罪状，批判孔子设礼教以束缚国人。
不过有保守主义者说，孔子的政见与中山主义并不相悖，中山先生生前都时时称道之，如果一味蔑视儒教，不只孔子含冤，也辜负中山先生。这个说法，大家竟不能反驳，因此，最后的权宜之计是，姑且将孔子像和中山遗像并存，接下来则筹资另建中山先生的专门祠堂。
这事发生在1927年北伐后的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挺正常，别说是蒋介石的老家了。反传统，同时树立中山先生权威形象，是一时风尚。
当然也少不了对蒋介石的神化，关于他的各种传闻多了起来，很多他小时候的故事也被重点诠释。
1926年12月20日，一个叫邹寒君的作者，特地写了篇《记奉化之文武二少年》的文章，发表在《申报》上。上面说：奉化县出了文武二少年，文少年是养晦韬光的王正廷博士，武少年是当今已有中国过半版图的蒋介石将军，他俩幼时同肄业于奉化县立中学，关于二人的奇闻趣事很多。
作者讲到，有一天，王正廷放学回来，与一些小孩在城墙上玩耍，忽然失足堕于城下。幸亏城下有古籐缠绕，将其接住，才得不死。第二天，王正廷将这个事情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大怒，说：一定是这些小孩想加害你，我一定要去揍他们。王正廷将他劝住，说：问题出在城墙上，而不在人，若无此城，则虽加害于我，又有何担心的呢？总之，我将来不得志则已，一旦得志，则首先须拆奉化之城。蒋介石听后，“亦颇动容”，发誓说：我如果能比你先有栖身之地，则先拆之；否则亦必给你一臂之助。
1927年北伐勝利，这桩事又被提了起来。按理说，没什么好吹捧的，结果，一个叫何止清的作者，硬是把这事以“蒋介石总司令日理万机”的噱头大肆拍马一番：蒋介石总司令一定是军事倥偬，不暇谈及此等琐事。这还不算，他们还打算将奉化县改名为中正县，以纪念当地出了这么一个伟人。
至于警察强迫女子剪发的事，是这样的。北伐后，女子剪发之风大盛一时，有几个原因，一是追求时髦，争做时尚青年；二是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树立自己的革命形象；三是从经济方面考虑，节约在头发上花的时间和费用。
在蒋介石家乡，政府更是动用行政力量，四处鼓吹“以剪发支援蒋介石总司令”，并以武装警察为后盾，遇有踌躇不愿剪发的女子，辄施以强迫。有很多对长发抱持“不敢毁伤主义”的女子，对此很反感。她们抗议说：剪发固属有益，留发当亦无害。所有类似的言论都被定性为“可怜亦复可笑”的“邪言”，听者不为所动，剪无赦。不到一周时间，奉化靠近县城的乡镇，哪怕是年近四十的妇女，也都变成蓬松的短发了。
后来蒋介石的观点其实和那些略带讽刺意味甚至疯狂的行为并不相符，譬如他虽然推崇新生活运动，对传统儒教也投以温情一瞥。革命年代，很多风一样的时尚，实在是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来也快，去也快。
革命年代，很多风一样的时尚，实在是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来也快，去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