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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称名片为“名刺”。
它的前身可以溯源到秦汉时期，当时称作“谒”。《释名·释书契》云：“谒，诣也。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至诣者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郦食其求见正驻军于陈留的刘邦，让使者拿着他的“谒”进去通报。刘邦认为他是儒生，拒绝接见。郦食其听使者转达刘邦这么个意思，大怒：“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因惊恐而把手中的“谒”掉落地上，可见这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小纸卡片式名片，事实上，当时纸张尚未发明，人们用简牍书写文字，“谒”正是一块长木牍或竹简。
简牍均须刮削，东汉后期便又称“谒”为“刺”。明代张萱在《疑耀·拜帖不古》中说：“古人书启往来及姓名相通，皆以木竹为之，所谓刺也。”《后汉书·王符传》有东汉后期开始称“刺”的记述：“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乡人有以货得雁门太守者，亦去职还家，书刺谒规。”而《太平御览》卷六〇六引晋人鱼豢《三国典略》载这件事，文中还有“既坐……以其刺刮髀”的描述，则可知当时所称“刺”，仍以竹木为之，故可用以刮蹭大腿。《太平御览》又引《郭林宗别传》说，郭泰为士林所仰慕，他游洛阳，路人纷纷投刺示好，常常“载刺盈车”。如果“刺”不是简牍，人们是无法往车里投的。而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时期古井出土简牍中，犹有名刺，其中一简写道：“弟子黄朝再拜：问起居。长沙益阳字符宝。”这与《释名·释书契》中说的“书姓字于奏上曰书刺，作再拜起居”是一致的。因此，可以知道直到三国时期，简牍名刺仍在流行。长沙出土的这枚名刺尺寸是长24.2厘米、宽3.2厘米。这就是那时的“刺”。因为汉末三国时“刺”上主要书写个人的官职、籍贯，所以又称它为“爵里刺”。《释名·释书契》云：“爵里刺，书其官爵郡县乡里也。”夏侯荣幼时聪慧，有过目不忘本领。魏文帝曾拿一百余名宾客的“爵里刺”，上面“悉书其乡邑姓名”，“示之一过，而使之遍谈，不谬一人。文帝奇之”。事见《太平御览》卷六〇六引《夏侯荣传》。
“名刺”一称，约出现在南北朝时期。《通鉴纪事本末·萧道成篡宋》载：“许公舆诈称桂陵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诣萧道成垒投刺者以千数。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谓曰：‘刘休范父子昨已就戮，尸在南冈下。身是萧平南，诸君谛视之，名刺皆已焚，勿忧惧也。’”《梁书·江淹传》亦云：“永元中，崔惠景举兵围京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称疾不往。及事平，世服其先见。”这两则故事都是说在发生兵变的危急时刻，许多人便拿自己的名刺投向势力更强的一方，表示愿意效命的态度。说明名刺在当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自我介绍，还是一种个人支持谁、反对谁的标志。
因纸质名刺取代了简牍名刺，便又有了“名纸”“名帖”等与纸相关的称呼。宋人的《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引《群书要语》说：“古者未有纸，削竹木以书姓名，故谓之刺。后以纸书，故谓之名纸。”可笑的是，梁朝何思澄总好到处串门，巴结名流，《续世说》中描写他：“每宿夕，作名纸一束，晓便命驾，朝贤无不悉狎，所在命食。”用名纸换取他人的看重，也算是何思澄的一大收获。
唐代考上状元的人，按例都要到主考官府上去拜见。五代王定保《唐摭言》称：“状元已下，到主司宅门下马，缀行而立，敛名纸通呈。入门并叙……主司揖，状元已下与主司对拜。”这是门生持名帖登门拜师的意思。而拜谒贵族高官的大宅，并非总像拜谒师门那样顺畅。通常要通过守门人将名纸传进去，有时遇上守门者伸手要贿赂而不得时从中作梗，进谒者即使与要见的尊长熟悉，也照样无法见到了。唐人刘鲁风的一首诗《江西投谒所知为典客所阻因赋》，便说明了这种情形：“万卷书生刘鲁风，烟波万里谒文翁。无钱乞与韩知客，名纸毛生不肯通。”这种陋习在后代依然如此。甚至不只是守门人贪贿，更有被拜访的主人借名刺疯狂敛财的现象。清代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七记载，明代严嵩专权时，凡上门有求于严府者，须交“程仪”（见面礼）三千两银子，可换得严府一张“大可五寸纸”的名帖，上有“嵩拜”字样。“盖得此一帖，即可免外侮之患。”也就是说，持有严嵩给予的名帖，就相当于严嵩的死党，谁还敢惹他？
尽管名纸已盛行，而汉魏时的简牍名刺在后世并未完全绝迹。宋代一些对名刺较讲究的人，仍或采用这种简牍形式。元代陆友《墨史》卷下载宋代事：“舒泰之、翁彦卿皆尝供御造墨……刘叶之徒专尚油烟，油烟宜简版，不宜纸也。”所谓“简版”，明代杨慎《丹铅续录·简牍》解释道：“古人与朋侪往来者，以漆版代书帖。又苦其露泄，遂作二版相合，以片纸封其际，故日简版，或云赤牍。”明确说了“简版”即“书帖”，也就是名刺。明人张萱认为，“简札用纸，其来已久矣”，宋世犹有“以金漆版代书帖，特取一时之便，仿古制而为之，决非古制至此时犹存也”（《疑耀·拜帖不古》）。可知简版只是少数人偶尔为之，未必很流行。
由于名刺常在人们登门拜访时作自我介绍之用，唐宋时期，它又有了“门状”“门启”“投名状”等别称。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刺’或云‘状’。”孙光宪《北梦琐言·李涪尚书改切韵》载唐大中年间薛保逊事：“方作门状，洎后仍以所怀列于启事，随启诣公相门，号为‘门状’‘门启’，虽繁于名纸，各便于时也。”说明这时的门状上不只是列姓名职位而已，有时还把拜谒人的目的也提示于上。由此而使“门状”出现了大状、小状之别。大状显然更便于书写较多的文字。南宋周密《癸辛杂识·送刺》载：“昔日投门状，有大状、小状。大状则全纸，小状则半纸。今时之刺大不盈掌，足见礼之薄矣。”由这段记述可知，门状上另添写别的事务的情形并未沿袭下来，门状终究还是回到了其作为个人介绍的名片的功能上。
唐宋以后印刷术已发展起来，名刺却一直是使用者亲手书写，并不借助于印刷。因此，宋以后又称之为“手刺”“手简”。《老学庵笔记》卷三：“元丰后，又盛行手刺。前不具衔，止云‘某谨上。谒某官。某月日’，结衔姓名……手书，苏、黄、晁、张诸公皆然。”手刺尺寸大致为长一尺、宽四五寸（宋代一尺约为30.72厘米）。《疑耀·拜帖不古》载：“至淳熙之世，朝士乃以小纸高四五寸、阔尺余相往来，谓之手简。” 宋以后还常在名刺的中间贴一长条形红笺纸，上书姓名，称作“拜帖”。王禹偁《寄砀山主簿朱九龄》诗中，就有“风流名纸写红牋”之句，其中的“牋”字同“笺”。明清时则直接用红纸作拜帖，故又称“红帖”。《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只见看门人拿着红帖，飞跑进来说道：‘新任街道厅魏老爷上门请二位老爷的安。’”从《红楼梦》第六十三回中，还可以看到红帖上书写的有关拜访者的介绍内容：“晴雯忙启砚拿了出来，却是一张字帖儿，递给宝玉看时，原来是一张粉红笺纸，上面写着：‘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宝玉）说着便将拜帖取给岫烟看。”
名刺在明清时期也常用于拜年。文徵明《拜年》诗：“不求见面惟道谒，名纸朝来满敝庐。”当时人们图省事，一般关系的人并不见面拜年，而是投递名帖贺年。因此家家户户都会收到一堆拜年名帖。明代陆容《菽园杂记》卷五更记录了这种拜年方式中存在的弊端：“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刺，有不下马或不过其门令人送名帖者。遇黠仆应门，则皆却而不受。”当时人们不亲往拜年，只用名帖乱投，有些大户守门人干脆拒收不相识者的名帖，也理所当然。而且，此风不仅大都市盛行，在地方小县城也如此。乾隆四年刊刻的（《祥符县志》记元旦风俗云：“是日也，士庶冠服修洁，姻友则投刺互拜，曰‘拜年’。”乾隆十二年刊刻的《荥阳县志》载同一风俗，“投刺互拜”写作“投笺互拜”。
近代以来，纸片形式的名帖又被俗称作“片子”。晚清小说《文明小史》第十八回描述了见面递送“片子”的情形：“姚老夫子恭恭敬敬的从怀里掏出一张片子，交代了茶房，叫他进去通报。这学堂里有位监督，姓孔……片子投进，等了一会，孔监督出来，茶房说了一声：‘请！’”
其后“片子”渐有了一个正式的称呼——“名片”。晚清杨静亭《都门杂咏》中有《名片》一诗，描述新年投递名片习俗：“新正投刺古移风，小楷端书样若穷。羡慕翰林名字大，也将红纸印来工。”随着“名片”一称流行，其他的旧称渐少行用；并且名片的形式也演化为尺寸固定的小卡片式，与清以前大小不一的纸张名帖有别，这大约是因西风东渐带来的变迁。魏猛克《大师》一文，言及国人到海外使用名片：“要做‘大师’也并非容易的事，单靠吹擂还不够的，至少要持了名片遍访过外国的名流，自己带着照相机与外国的名流同拍过照。”1936年2月出版的《海燕》杂志载宗人《太原纪事》，亦有名片放在小黑皮包中的记述：“你如果碰到那腋下永远夹着个黑皮包的人，他也会递给你一张名片。”可知民国时期的名片已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名片没有多少差别。“名片”一称也沿用下来，而古时的“名刺”“名帖”“门状”之类，则已鲜为人知了。
小小名片，追溯其发展源流，可以看到其名称之繁杂，如谒、刺、名刺、爵里刺、简版、赤牍、名纸、名帖、帖子、手刺、手简、门启、门状、投门状、红帖、拜帖、片子……而名称繁复，又折射出其外在形式的多种多样，诸如曾有竹简、木牍、纸帖等；从其功能看，主要用于个人介绍，在见面相识、贺年拜寿、拉近关系、表明立场方面，让对方知道自己到来或来过。从中不难看出，自古至今，名片一直是社交场合使用频繁的物件。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也是十分丰富而饶有趣味的。
它的前身可以溯源到秦汉时期，当时称作“谒”。《释名·释书契》云：“谒，诣也。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至诣者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郦食其求见正驻军于陈留的刘邦，让使者拿着他的“谒”进去通报。刘邦认为他是儒生，拒绝接见。郦食其听使者转达刘邦这么个意思，大怒：“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因惊恐而把手中的“谒”掉落地上，可见这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小纸卡片式名片，事实上，当时纸张尚未发明，人们用简牍书写文字，“谒”正是一块长木牍或竹简。
简牍均须刮削，东汉后期便又称“谒”为“刺”。明代张萱在《疑耀·拜帖不古》中说：“古人书启往来及姓名相通，皆以木竹为之，所谓刺也。”《后汉书·王符传》有东汉后期开始称“刺”的记述：“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乡人有以货得雁门太守者，亦去职还家，书刺谒规。”而《太平御览》卷六〇六引晋人鱼豢《三国典略》载这件事，文中还有“既坐……以其刺刮髀”的描述，则可知当时所称“刺”，仍以竹木为之，故可用以刮蹭大腿。《太平御览》又引《郭林宗别传》说，郭泰为士林所仰慕，他游洛阳，路人纷纷投刺示好，常常“载刺盈车”。如果“刺”不是简牍，人们是无法往车里投的。而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时期古井出土简牍中，犹有名刺，其中一简写道：“弟子黄朝再拜：问起居。长沙益阳字符宝。”这与《释名·释书契》中说的“书姓字于奏上曰书刺，作再拜起居”是一致的。因此，可以知道直到三国时期，简牍名刺仍在流行。长沙出土的这枚名刺尺寸是长24.2厘米、宽3.2厘米。这就是那时的“刺”。因为汉末三国时“刺”上主要书写个人的官职、籍贯，所以又称它为“爵里刺”。《释名·释书契》云：“爵里刺，书其官爵郡县乡里也。”夏侯荣幼时聪慧，有过目不忘本领。魏文帝曾拿一百余名宾客的“爵里刺”，上面“悉书其乡邑姓名”，“示之一过，而使之遍谈，不谬一人。文帝奇之”。事见《太平御览》卷六〇六引《夏侯荣传》。
“名刺”一称，约出现在南北朝时期。《通鉴纪事本末·萧道成篡宋》载：“许公舆诈称桂陵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诣萧道成垒投刺者以千数。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谓曰：‘刘休范父子昨已就戮，尸在南冈下。身是萧平南，诸君谛视之，名刺皆已焚，勿忧惧也。’”《梁书·江淹传》亦云：“永元中，崔惠景举兵围京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称疾不往。及事平，世服其先见。”这两则故事都是说在发生兵变的危急时刻，许多人便拿自己的名刺投向势力更强的一方，表示愿意效命的态度。说明名刺在当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自我介绍，还是一种个人支持谁、反对谁的标志。
因纸质名刺取代了简牍名刺，便又有了“名纸”“名帖”等与纸相关的称呼。宋人的《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引《群书要语》说：“古者未有纸，削竹木以书姓名，故谓之刺。后以纸书，故谓之名纸。”可笑的是，梁朝何思澄总好到处串门，巴结名流，《续世说》中描写他：“每宿夕，作名纸一束，晓便命驾，朝贤无不悉狎，所在命食。”用名纸换取他人的看重，也算是何思澄的一大收获。
唐代考上状元的人，按例都要到主考官府上去拜见。五代王定保《唐摭言》称：“状元已下，到主司宅门下马，缀行而立，敛名纸通呈。入门并叙……主司揖，状元已下与主司对拜。”这是门生持名帖登门拜师的意思。而拜谒贵族高官的大宅，并非总像拜谒师门那样顺畅。通常要通过守门人将名纸传进去，有时遇上守门者伸手要贿赂而不得时从中作梗，进谒者即使与要见的尊长熟悉，也照样无法见到了。唐人刘鲁风的一首诗《江西投谒所知为典客所阻因赋》，便说明了这种情形：“万卷书生刘鲁风，烟波万里谒文翁。无钱乞与韩知客，名纸毛生不肯通。”这种陋习在后代依然如此。甚至不只是守门人贪贿，更有被拜访的主人借名刺疯狂敛财的现象。清代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七记载，明代严嵩专权时，凡上门有求于严府者，须交“程仪”（见面礼）三千两银子，可换得严府一张“大可五寸纸”的名帖，上有“嵩拜”字样。“盖得此一帖，即可免外侮之患。”也就是说，持有严嵩给予的名帖，就相当于严嵩的死党，谁还敢惹他？
尽管名纸已盛行，而汉魏时的简牍名刺在后世并未完全绝迹。宋代一些对名刺较讲究的人，仍或采用这种简牍形式。元代陆友《墨史》卷下载宋代事：“舒泰之、翁彦卿皆尝供御造墨……刘叶之徒专尚油烟，油烟宜简版，不宜纸也。”所谓“简版”，明代杨慎《丹铅续录·简牍》解释道：“古人与朋侪往来者，以漆版代书帖。又苦其露泄，遂作二版相合，以片纸封其际，故日简版，或云赤牍。”明确说了“简版”即“书帖”，也就是名刺。明人张萱认为，“简札用纸，其来已久矣”，宋世犹有“以金漆版代书帖，特取一时之便，仿古制而为之，决非古制至此时犹存也”（《疑耀·拜帖不古》）。可知简版只是少数人偶尔为之，未必很流行。
由于名刺常在人们登门拜访时作自我介绍之用，唐宋时期，它又有了“门状”“门启”“投名状”等别称。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刺’或云‘状’。”孙光宪《北梦琐言·李涪尚书改切韵》载唐大中年间薛保逊事：“方作门状，洎后仍以所怀列于启事，随启诣公相门，号为‘门状’‘门启’，虽繁于名纸，各便于时也。”说明这时的门状上不只是列姓名职位而已，有时还把拜谒人的目的也提示于上。由此而使“门状”出现了大状、小状之别。大状显然更便于书写较多的文字。南宋周密《癸辛杂识·送刺》载：“昔日投门状，有大状、小状。大状则全纸，小状则半纸。今时之刺大不盈掌，足见礼之薄矣。”由这段记述可知，门状上另添写别的事务的情形并未沿袭下来，门状终究还是回到了其作为个人介绍的名片的功能上。
唐宋以后印刷术已发展起来，名刺却一直是使用者亲手书写，并不借助于印刷。因此，宋以后又称之为“手刺”“手简”。《老学庵笔记》卷三：“元丰后，又盛行手刺。前不具衔，止云‘某谨上。谒某官。某月日’，结衔姓名……手书，苏、黄、晁、张诸公皆然。”手刺尺寸大致为长一尺、宽四五寸（宋代一尺约为30.72厘米）。《疑耀·拜帖不古》载：“至淳熙之世，朝士乃以小纸高四五寸、阔尺余相往来，谓之手简。” 宋以后还常在名刺的中间贴一长条形红笺纸，上书姓名，称作“拜帖”。王禹偁《寄砀山主簿朱九龄》诗中，就有“风流名纸写红牋”之句，其中的“牋”字同“笺”。明清时则直接用红纸作拜帖，故又称“红帖”。《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只见看门人拿着红帖，飞跑进来说道：‘新任街道厅魏老爷上门请二位老爷的安。’”从《红楼梦》第六十三回中，还可以看到红帖上书写的有关拜访者的介绍内容：“晴雯忙启砚拿了出来，却是一张字帖儿，递给宝玉看时，原来是一张粉红笺纸，上面写着：‘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宝玉）说着便将拜帖取给岫烟看。”
名刺在明清时期也常用于拜年。文徵明《拜年》诗：“不求见面惟道谒，名纸朝来满敝庐。”当时人们图省事，一般关系的人并不见面拜年，而是投递名帖贺年。因此家家户户都会收到一堆拜年名帖。明代陆容《菽园杂记》卷五更记录了这种拜年方式中存在的弊端：“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刺，有不下马或不过其门令人送名帖者。遇黠仆应门，则皆却而不受。”当时人们不亲往拜年，只用名帖乱投，有些大户守门人干脆拒收不相识者的名帖，也理所当然。而且，此风不仅大都市盛行，在地方小县城也如此。乾隆四年刊刻的（《祥符县志》记元旦风俗云：“是日也，士庶冠服修洁，姻友则投刺互拜，曰‘拜年’。”乾隆十二年刊刻的《荥阳县志》载同一风俗，“投刺互拜”写作“投笺互拜”。
近代以来，纸片形式的名帖又被俗称作“片子”。晚清小说《文明小史》第十八回描述了见面递送“片子”的情形：“姚老夫子恭恭敬敬的从怀里掏出一张片子，交代了茶房，叫他进去通报。这学堂里有位监督，姓孔……片子投进，等了一会，孔监督出来，茶房说了一声：‘请！’”
其后“片子”渐有了一个正式的称呼——“名片”。晚清杨静亭《都门杂咏》中有《名片》一诗，描述新年投递名片习俗：“新正投刺古移风，小楷端书样若穷。羡慕翰林名字大，也将红纸印来工。”随着“名片”一称流行，其他的旧称渐少行用；并且名片的形式也演化为尺寸固定的小卡片式，与清以前大小不一的纸张名帖有别，这大约是因西风东渐带来的变迁。魏猛克《大师》一文，言及国人到海外使用名片：“要做‘大师’也并非容易的事，单靠吹擂还不够的，至少要持了名片遍访过外国的名流，自己带着照相机与外国的名流同拍过照。”1936年2月出版的《海燕》杂志载宗人《太原纪事》，亦有名片放在小黑皮包中的记述：“你如果碰到那腋下永远夹着个黑皮包的人，他也会递给你一张名片。”可知民国时期的名片已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名片没有多少差别。“名片”一称也沿用下来，而古时的“名刺”“名帖”“门状”之类，则已鲜为人知了。
小小名片，追溯其发展源流，可以看到其名称之繁杂，如谒、刺、名刺、爵里刺、简版、赤牍、名纸、名帖、帖子、手刺、手简、门启、门状、投门状、红帖、拜帖、片子……而名称繁复，又折射出其外在形式的多种多样，诸如曾有竹简、木牍、纸帖等；从其功能看，主要用于个人介绍，在见面相识、贺年拜寿、拉近关系、表明立场方面，让对方知道自己到来或来过。从中不难看出，自古至今，名片一直是社交场合使用频繁的物件。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也是十分丰富而饶有趣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