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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事艰难，关于这一点，认真从事过翻译工作的译者与认真从事过翻译著作编辑工作的编辑最有体会。翻译之所以艰难，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外因”上讲，“理解的通天塔”和“翻译的通天塔”不可搭建，“译不准原理”似乎具有普遍必然的“先天综合”性质；从“内因”方面讲，生有涯而知无涯，更何况当今之世知识和信息随时都在发生“爆炸”，不但像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古典学者已无“复活”可能，即便精通一门学科的大师似乎也绝迹了，有的只是知晓某门学科的某个分支抑或某个问题的专门家。总之，就像《基督山伯爵》里的法利亚长老感叹的那样，“人类的知识被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正是由于语言转换过程中字词句表意上不可避免的增损和人的知识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任何追求完整准确的翻译的努力都有一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气概和无奈。
正是由于翻译的复杂和困难，催生了对翻译问题从哲学到技术层面的深入广泛的研究，翻译学术研讨活动得到广泛开展，专门探讨翻译问题的学术著作大量出版，“翻译研究”、“翻译学”蔚然成为今日学术园地的“显学”。
翻译难，翻译哲学著作更难，这虽然是某种主观经验的表达，但认同者可能不少。美国哲学家奎因阐述的“译不准原理”，便主要基于抽象概念无实物形指、两种语言互译必定发生意会增损的经验体认和理性推定，而哲学概念又是学科概念中最抽象的，因此，其“准确”的翻译自然便难上加难了。但是，正如通天塔不可建并不能打消人类攀高的努力，“知无涯”并不能磨灭人类求索的天性一样，准确翻译的困难并没有能阻挠人类坚持不懈地进行准确翻译的努力。其他国家如此，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华夏中国更如此。古有玄奘译经的宏篇巨制，今有林林总总的汉译精晶灿烂争辉，形成了春色满园的中华译著天地。这其中，哲学著作的翻译盛举绝不稍逊于别的学科。看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中哲学著作所占比例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对此当无疑义。
但是，毋庸讳言且读者广泛感受到的是，虽然译事艰难阻挠不了译著的兴盛，但主客观原因都有的草率翻译与甚至在表意上牛头不对马嘴的翻译也大量存在。对错误百出的译著的批评文章不时见诸报章杂志。这让我们对优秀译者更生敬意，
我有幸成为几部重要的西方古典哲学汉译著作的编辑，它们是：梁志学先生翻译的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即俗称的《小逻辑》)，杨祖陶和邓晓芒先生翻译的枣德《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即通称的“三大批判”)，王晓朝先生翻译的《柏拉图全集》(四卷本)。我认为，这几部译著都在向准确翻译的高度攀登而且成就卓然，是学术译著中的上品。在此我分别谈谈这几部译著的汉译情况，以及几位译者的翻译努力，从而向读者介绍这些优秀学术译著是如何“炼成”的。
黑格尔哲学体系庞大深邃，其影响最大、嘉惠后人最多的“唯心辩证法”贯穿于他卷帙浩繁的宏富著述中，而最集中、最完善的表现，则非《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以下从俗称《小逻辑》)莫属。《小逻辑》在我国曾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译本，那就是由贺麟先生翻译，先后由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版本。贺麟先生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对中国哲学有创派(新心学)之功，又在欧美游学多年，其哲学功底、外文水准和对翻译对象研究的深入程度，可谓令人“高山仰止”。但绝对完善、无需改进的译品不存在，研究在深入，学术著作的翻译应该代有新作。所以，面对水准很高的已有译本，后译者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上层楼，更为可敬。《小逻辑》新译本的译者梁志学先生，早年就读于北大哲学系，是贺麟先生的亲炙弟子，并师从过多位外国专家研习外语和哲学，其学术功底、“较真”精神都是在圈内出了名的，由他来重译《小逻辑》，当谓学界幸甚之事。至于梁先生的新译较贺先生的译本有哪些继承，又有哪些出新，在梁先生所写的“译后记”中已有大致的交代。当然，细致、深入和全面的体认，最好的办法就是“对照阅读”。前者不为后者之碍，后者不掩前者之功。
我有幸编辑的另外几部西方哲学经典著作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以下从俗称“三大批判”)，译者为杨祖陶和邓晓芒先生。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康德则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开创者，其在德国古典哲学、整个西方哲学甚至全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不亚于黑格尔，甚而有过之。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有过“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的争论。康德哲学思想的最集中体现，就是他那彪炳史册的“三大批判”。
在我所编辑的这个“三大批判”版本面世之前，华文世界亦已有过多家译本。《纯粹理性批判》先前在国内已有四个译本，分别是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仁源本，195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由商务印书馆续印)的蓝公武本，1983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牟宗三本，1991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韦卓民本。这些译本各有其长处和功绩，但多程度不等地存在缺陷，或理解不够准确和深入，或用语不够规范和晓畅，甚或字句有所遗漏。更有一点如新译者杨祖陶先生所盲，这些译本都不是从德文原本而是从英译本转译的，最多仅以德文原本作参考，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英译本的限制，难以摆脱那些英译本的缺陷，如行文与德文原本出入较大，错漏较多，译意不明确和欠准确，甚或有不少与德文原意相左之处。而《纯粹理性批判》新译本，则是杨祖陶和邓晓芒先生前后经历了约十年时间，完全从德文原本直接移译过来的。《实践理性批判》在我所编辑的这个版本出版之前，据知也有四个译本，分别是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张铭鼎译本，196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关文运译本，1982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牟宗三《康德的道德哲学》评注本，199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韩水法译本。这些译本亦各有长处和历史功绩，但也存在程度不同的不足，除了从英译本转译，错漏之处不少外，还有词句不合今人习惯，或主观色彩太浓，译名不太规范等问题。韩译本是最好的，但亦有个别误译和表达上的瑕疵。杨祖陶、邓晓芒先生通力合作，吸收了诸家译本(包括几个英译本)所长，虽然不会是“定译”，但可算是目前汉语界一个相对完善的译本。《判断力批判》以前有过两个中译本，一个是196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卷宗白华译本和下卷韦卓民译本，另一个是1992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牟宗三译本。这两个译本都程度不同而又明显地存在不足：要么是译者对康德哲学研究了解不够，要么是从英译本转译的，不少地方与原文出入较大，意思译得也不明确，错漏处也比较多，加上译名不统一和表述上存在问题，已不能满足今天的中国读者对了解和研究康德哲学的需要了。杨祖陶、邓晓芒的新译本，完全从德文译出，虽然仍不可能是什么定本，但似可代表当代中国学术界或翻译界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近几年我还有幸编辑的一部西方哲学经典著作是《柏拉图全集》(四卷本)，译者为清华大学的王晓朝教授。柏拉图的对话是古希腊留下的最早由哲学家亲自写定的完整的著作，但是关于柏拉图对话的真伪，至今学界看法仍未完全统一。柏拉图作品的中译，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吴献书先生译的《理想国》(即《国家篇》)、郭斌和、景昌极先生译的《柏拉图五大对话集》、张师竹先生初译、张东荪先生改译的《柏拉图对话集六种》出版。解放后又有由严群先生翻译的几种对话出版。其他如北京大学哲学系组织编译的《古希腊罗马哲学》、苗力田先生主编的《古希腊哲学》，也收有不少柏拉图对话的重译或新译。1986年，郭斌和先生和他的学生张竹明先生还翻译了全本的《理想国》出版。1963年还出版过朱光潜先生翻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2000年出版过杨绛先生翻译的《斐多》。其他还有零星的柏拉图著作翻译出版。但是，尽管柏拉图著作的翻译出版似有繁盛之感，但在我们这套全集出版之前，却并无一个完整的译本，柏拉图的不少对话，是在这个全集中才第一次与中文读者见面。王晓朝教授的译本，虽然说做不到尽善尽美，但在克服早期汉译本存在的理解不准确、用语不通俗(许多是文言文译本)、术语不统一等局限方面，体现出时代水平。
我在编辑以上几部西方古典哲学著作的过程中，与诸位译者有过较多的沟通与交流，获益非浅。其中有几条“成功”的经验和感受想简要谈谈，以期交流，并就教于读者和方家。
良好的原文和中文功底是好的翻译作品出现的基础。一些先前的译本存在不同程度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并非依据原作者使用的语官直接翻译，而是从别种语言转译。这样经过不止一次的翻译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讹”，意义的增减就会进一步加重，而出现“以讹传讹”的情况。上述几种著作的译者，都有很好或较好的原语种功底，同时具有很好的中文功底。
其次，认真努力的翻译态度是对于译作质量的保证也是至关重要的。坊间之所以有那么多粗劣的翻译作品行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译者的态度不认真。上述几部西方古典哲学名著的译者，都是翻译态度非常认真的人。以梁志学先生为例，态度就认真到了极点。能在贺麟先生的权威翻译之后重译《小逻辑》的勇气，是以学识和认真甚或“较真”精神作为支撑的。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梁先生耗时长久，从动手改译到正式出版，持续了二十余年时间。且不说一名之立，旬月踌躇，遣词造句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就连字号大小、段落行距、版面美观，梁先生都非常精心。为了版面的美观，梁先生会利用汉语同义词多的特点，不惮其烦地琢磨用意义相同而字数不同的同义词去加以替换。这样的认真，真可作为学界谈资。梁先生为该译本所写的译者注释的不少内容是他多年学术研究的成果，却并不是一部翻译著作的必要配件，但由此更可见出梁先生的认真精神。
康德“三大批判”的译者杨祖陶和邓晓芒先生做学问的认真精神在熟人圈里面是用不着多说的，在翻译“三大批判”时，按他们的分工程序，是先由邓晓芒先生根据德文原版译出初稿，再由杨祖陶先生根据同一版本(有时也要参考别的版本)逐字逐句加以校订。按照杨先生的说法，邓先生对康德哲学有深厚的理解，娴熟地掌握了德语，精通汉语表达功能，有沉下心来为学术而学术的一往直前的精神，其初译文常让他感到异常的惊喜和慰藉，赞叹有加。就是面对这样的精致译文，他出于对康德、对学术、对读者也对译者负责的态度，又根据德文原本，参考不只一种英译本和中译本，再三推敲，用铅笔对初稿进行逐一仔细的校订，如邓先生在《判断力批判》的“中译者序”中所言，“在初稿上用极小的字体校改得密密麻麻，几乎要把原文都淹没不见了”。
编辑这几部西方古典哲学著作时我的另一个体会是，以研究代翻译，有良好的学术研究功底，学有所专，学有所长，是造就良好译品的重要条件。有时候，我们发现译者的原文和中文功底都很好，翻译态度也很认真，译出来的东西仍然“不理想”甚或“有问题”。究其原因，是其对翻译对象缺乏研究、相关学科知识欠缺使然。我们的翻译领域应该倡导一种以研究带翻译的风气。对学术著作的翻译尤其需要如此。上述几部西方古典哲学著作的译者，无一不是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这既是读者的幸运，也是我作为编辑的幸运。
译事虽然艰难，但总得有人认真地来承接由数代翻译家不懈地传递下来的薪火。对那些好的翻译著作的译者，我们应该再多一分敬意，对那些粗劣译品的译者，让我们大家都来问一问，他们的问题出现在哪些方面?如果做一些有针对性的改进工作，结果是否会好一些?
“翻译的通天塔”不存在，即便是有了较好或很好的翻译，也永远存在着改进的必要和可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今天的高度就是明天的起点。
正是由于翻译的复杂和困难，催生了对翻译问题从哲学到技术层面的深入广泛的研究，翻译学术研讨活动得到广泛开展，专门探讨翻译问题的学术著作大量出版，“翻译研究”、“翻译学”蔚然成为今日学术园地的“显学”。
翻译难，翻译哲学著作更难，这虽然是某种主观经验的表达，但认同者可能不少。美国哲学家奎因阐述的“译不准原理”，便主要基于抽象概念无实物形指、两种语言互译必定发生意会增损的经验体认和理性推定，而哲学概念又是学科概念中最抽象的，因此，其“准确”的翻译自然便难上加难了。但是，正如通天塔不可建并不能打消人类攀高的努力，“知无涯”并不能磨灭人类求索的天性一样，准确翻译的困难并没有能阻挠人类坚持不懈地进行准确翻译的努力。其他国家如此，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华夏中国更如此。古有玄奘译经的宏篇巨制，今有林林总总的汉译精晶灿烂争辉，形成了春色满园的中华译著天地。这其中，哲学著作的翻译盛举绝不稍逊于别的学科。看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中哲学著作所占比例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对此当无疑义。
但是，毋庸讳言且读者广泛感受到的是，虽然译事艰难阻挠不了译著的兴盛，但主客观原因都有的草率翻译与甚至在表意上牛头不对马嘴的翻译也大量存在。对错误百出的译著的批评文章不时见诸报章杂志。这让我们对优秀译者更生敬意，
我有幸成为几部重要的西方古典哲学汉译著作的编辑，它们是：梁志学先生翻译的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即俗称的《小逻辑》)，杨祖陶和邓晓芒先生翻译的枣德《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即通称的“三大批判”)，王晓朝先生翻译的《柏拉图全集》(四卷本)。我认为，这几部译著都在向准确翻译的高度攀登而且成就卓然，是学术译著中的上品。在此我分别谈谈这几部译著的汉译情况，以及几位译者的翻译努力，从而向读者介绍这些优秀学术译著是如何“炼成”的。
黑格尔哲学体系庞大深邃，其影响最大、嘉惠后人最多的“唯心辩证法”贯穿于他卷帙浩繁的宏富著述中，而最集中、最完善的表现，则非《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以下从俗称《小逻辑》)莫属。《小逻辑》在我国曾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译本，那就是由贺麟先生翻译，先后由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版本。贺麟先生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对中国哲学有创派(新心学)之功，又在欧美游学多年，其哲学功底、外文水准和对翻译对象研究的深入程度，可谓令人“高山仰止”。但绝对完善、无需改进的译品不存在，研究在深入，学术著作的翻译应该代有新作。所以，面对水准很高的已有译本，后译者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上层楼，更为可敬。《小逻辑》新译本的译者梁志学先生，早年就读于北大哲学系，是贺麟先生的亲炙弟子，并师从过多位外国专家研习外语和哲学，其学术功底、“较真”精神都是在圈内出了名的，由他来重译《小逻辑》，当谓学界幸甚之事。至于梁先生的新译较贺先生的译本有哪些继承，又有哪些出新，在梁先生所写的“译后记”中已有大致的交代。当然，细致、深入和全面的体认，最好的办法就是“对照阅读”。前者不为后者之碍，后者不掩前者之功。
我有幸编辑的另外几部西方哲学经典著作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以下从俗称“三大批判”)，译者为杨祖陶和邓晓芒先生。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康德则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开创者，其在德国古典哲学、整个西方哲学甚至全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不亚于黑格尔，甚而有过之。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有过“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的争论。康德哲学思想的最集中体现，就是他那彪炳史册的“三大批判”。
在我所编辑的这个“三大批判”版本面世之前，华文世界亦已有过多家译本。《纯粹理性批判》先前在国内已有四个译本，分别是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仁源本，195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由商务印书馆续印)的蓝公武本，1983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牟宗三本，1991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韦卓民本。这些译本各有其长处和功绩，但多程度不等地存在缺陷，或理解不够准确和深入，或用语不够规范和晓畅，甚或字句有所遗漏。更有一点如新译者杨祖陶先生所盲，这些译本都不是从德文原本而是从英译本转译的，最多仅以德文原本作参考，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英译本的限制，难以摆脱那些英译本的缺陷，如行文与德文原本出入较大，错漏较多，译意不明确和欠准确，甚或有不少与德文原意相左之处。而《纯粹理性批判》新译本，则是杨祖陶和邓晓芒先生前后经历了约十年时间，完全从德文原本直接移译过来的。《实践理性批判》在我所编辑的这个版本出版之前，据知也有四个译本，分别是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张铭鼎译本，196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关文运译本，1982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牟宗三《康德的道德哲学》评注本，199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韩水法译本。这些译本亦各有长处和历史功绩，但也存在程度不同的不足，除了从英译本转译，错漏之处不少外，还有词句不合今人习惯，或主观色彩太浓，译名不太规范等问题。韩译本是最好的，但亦有个别误译和表达上的瑕疵。杨祖陶、邓晓芒先生通力合作，吸收了诸家译本(包括几个英译本)所长，虽然不会是“定译”，但可算是目前汉语界一个相对完善的译本。《判断力批判》以前有过两个中译本，一个是196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卷宗白华译本和下卷韦卓民译本，另一个是1992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牟宗三译本。这两个译本都程度不同而又明显地存在不足：要么是译者对康德哲学研究了解不够，要么是从英译本转译的，不少地方与原文出入较大，意思译得也不明确，错漏处也比较多，加上译名不统一和表述上存在问题，已不能满足今天的中国读者对了解和研究康德哲学的需要了。杨祖陶、邓晓芒的新译本，完全从德文译出，虽然仍不可能是什么定本，但似可代表当代中国学术界或翻译界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近几年我还有幸编辑的一部西方哲学经典著作是《柏拉图全集》(四卷本)，译者为清华大学的王晓朝教授。柏拉图的对话是古希腊留下的最早由哲学家亲自写定的完整的著作，但是关于柏拉图对话的真伪，至今学界看法仍未完全统一。柏拉图作品的中译，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吴献书先生译的《理想国》(即《国家篇》)、郭斌和、景昌极先生译的《柏拉图五大对话集》、张师竹先生初译、张东荪先生改译的《柏拉图对话集六种》出版。解放后又有由严群先生翻译的几种对话出版。其他如北京大学哲学系组织编译的《古希腊罗马哲学》、苗力田先生主编的《古希腊哲学》，也收有不少柏拉图对话的重译或新译。1986年，郭斌和先生和他的学生张竹明先生还翻译了全本的《理想国》出版。1963年还出版过朱光潜先生翻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2000年出版过杨绛先生翻译的《斐多》。其他还有零星的柏拉图著作翻译出版。但是，尽管柏拉图著作的翻译出版似有繁盛之感，但在我们这套全集出版之前，却并无一个完整的译本，柏拉图的不少对话，是在这个全集中才第一次与中文读者见面。王晓朝教授的译本，虽然说做不到尽善尽美，但在克服早期汉译本存在的理解不准确、用语不通俗(许多是文言文译本)、术语不统一等局限方面，体现出时代水平。
我在编辑以上几部西方古典哲学著作的过程中，与诸位译者有过较多的沟通与交流，获益非浅。其中有几条“成功”的经验和感受想简要谈谈，以期交流，并就教于读者和方家。
良好的原文和中文功底是好的翻译作品出现的基础。一些先前的译本存在不同程度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并非依据原作者使用的语官直接翻译，而是从别种语言转译。这样经过不止一次的翻译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讹”，意义的增减就会进一步加重，而出现“以讹传讹”的情况。上述几种著作的译者，都有很好或较好的原语种功底，同时具有很好的中文功底。
其次，认真努力的翻译态度是对于译作质量的保证也是至关重要的。坊间之所以有那么多粗劣的翻译作品行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译者的态度不认真。上述几部西方古典哲学名著的译者，都是翻译态度非常认真的人。以梁志学先生为例，态度就认真到了极点。能在贺麟先生的权威翻译之后重译《小逻辑》的勇气，是以学识和认真甚或“较真”精神作为支撑的。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梁先生耗时长久，从动手改译到正式出版，持续了二十余年时间。且不说一名之立，旬月踌躇，遣词造句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就连字号大小、段落行距、版面美观，梁先生都非常精心。为了版面的美观，梁先生会利用汉语同义词多的特点，不惮其烦地琢磨用意义相同而字数不同的同义词去加以替换。这样的认真，真可作为学界谈资。梁先生为该译本所写的译者注释的不少内容是他多年学术研究的成果，却并不是一部翻译著作的必要配件，但由此更可见出梁先生的认真精神。
康德“三大批判”的译者杨祖陶和邓晓芒先生做学问的认真精神在熟人圈里面是用不着多说的，在翻译“三大批判”时，按他们的分工程序，是先由邓晓芒先生根据德文原版译出初稿，再由杨祖陶先生根据同一版本(有时也要参考别的版本)逐字逐句加以校订。按照杨先生的说法，邓先生对康德哲学有深厚的理解，娴熟地掌握了德语，精通汉语表达功能，有沉下心来为学术而学术的一往直前的精神，其初译文常让他感到异常的惊喜和慰藉，赞叹有加。就是面对这样的精致译文，他出于对康德、对学术、对读者也对译者负责的态度，又根据德文原本，参考不只一种英译本和中译本，再三推敲，用铅笔对初稿进行逐一仔细的校订，如邓先生在《判断力批判》的“中译者序”中所言，“在初稿上用极小的字体校改得密密麻麻，几乎要把原文都淹没不见了”。
编辑这几部西方古典哲学著作时我的另一个体会是，以研究代翻译，有良好的学术研究功底，学有所专，学有所长，是造就良好译品的重要条件。有时候，我们发现译者的原文和中文功底都很好，翻译态度也很认真，译出来的东西仍然“不理想”甚或“有问题”。究其原因，是其对翻译对象缺乏研究、相关学科知识欠缺使然。我们的翻译领域应该倡导一种以研究带翻译的风气。对学术著作的翻译尤其需要如此。上述几部西方古典哲学著作的译者，无一不是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这既是读者的幸运，也是我作为编辑的幸运。
译事虽然艰难，但总得有人认真地来承接由数代翻译家不懈地传递下来的薪火。对那些好的翻译著作的译者，我们应该再多一分敬意，对那些粗劣译品的译者，让我们大家都来问一问，他们的问题出现在哪些方面?如果做一些有针对性的改进工作，结果是否会好一些?
“翻译的通天塔”不存在，即便是有了较好或很好的翻译，也永远存在着改进的必要和可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今天的高度就是明天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