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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身份认同是人类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共同意识。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香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母国产生了差异，这种差异使得本应明晰的身份认同变得模糊。本文通过对于金庸武侠小说中“父亲失踪”现象进行分析，指出当时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迷茫在武侠小说中的体现，并寻找金庸武侠小说中身份认同的立场和对今人的启迪。
关键词：武侠文学 金庸小说 身份认同
身份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一种带有归属感的自我标识。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初的身份认同恐怕是母亲的怀抱，当幼时的我们骄傲地说，“我是xx的儿子＼女儿”这种行为就是我们对自己身份的一种基本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伴随着我们成长逐渐演变为对亲人的思念和家园的乡愁。西方《旧约·诗篇》中有“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这样的诗句，表现了奴役生活中对故土的无限眷恋和对原有身份的深切怀念。我国的《诗经》中也不乏对于故乡、家人的动人记忆。这些现象告诉我们，“身份认同”是人类共同的意识和思维习惯。对于家人、故乡、国家的依恋，也可视为我们寻求“身份认同”、渴望“身份认同”、进行“身份认同”的一种表现。
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前近一个半世纪的时光中，长期遭受英国殖民统治。历经战争动荡、政治分离、经济发展，在文化上呈现出东西方文化长期共存、相互渗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共处一堂、互相融合的局面。漫长殖民岁月中的香港人曾对身份认同产生特殊的认识和情感：一方面，血浓于水的感情让他们认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另一方面，长期殖民统治带来的政治经济分离又在潜移默化地模糊着当时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社会问题常常在同期的文学作品中表现。于是在金庸武侠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身世混乱的英雄，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时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迷茫。
一、乔峰：身份认同的迷茫
身份是我们作为社会个体的基本标识，而这个标识的第一提供人是父母。结合金庸武侠小说的时代背景指的是父亲，因为父亲决定我们的基本身份标识——姓氏。金庸笔下的侠客却常因为父亲的失位而造成身世的不确定。这种不确定为侠客带来特殊经历的同时也带来身份认同的烦恼。这种烦恼可被视为当时港人身份认同问题在文学中的体现。
《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就是父亲失踪造成身份认同迷茫的人物。乔峰身怀卓绝武功，具有崇高威望。他果断而又稳重，宽厚却有原则，豪迈而不失細心，刚毅又内蕴深沉。但如此英雄豪杰，却因生于契丹，长于中土的复杂身份，身不由己地卷入民族矛盾的旋涡，并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走向。杏子林事件中，他的身世之谜被揭发：他从丐帮帮主、青年俊杰沦为契丹内奸。政治身份从稳定转向混乱，让乔峰顿觉无所适从。本应大展宏图的英雄之路，也因身份的问题改变了轨迹。伴随着身份认同的困惑，乔峰踏上了寻父之旅：
倘若我真是契丹人，过去十余年中，我杀了不少契丹人，破败了不少契丹的图谋，岂不是大大的不忠？如果我父母确是在雁门关外为汉人害死，我反拜杀害父母的仇人为师，三十年来认别人为父为母，岂不是大大的不孝？……倘若三槐公不是我的父亲，那么我自也不是乔峰了？我姓什么？我亲生父亲给我起了什么名字？嘿嘿，我不但不忠不孝，抑且无名无姓。
追问姓名、查探身世，乔峰短暂的后半生就是在这种目的下展开。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乔峰的身份认同困惑主要是因为父亲（生父）在其成长道路上的失踪，导致身份认同的迷茫。金庸在这段心理描写中巧妙地通过了“父亲”——这个政治身份认同中具有奠基意义的意象表现乔峰身世的混乱和迷茫。乔峰和萧峰仅有一字之差，却包含了两种互相对立的政治身份。不同的政治身份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而不同的立场又给“忠”“孝”这两种中国传统社会极为重视的两种行为赋予了不同的行动起点。可以说，在金庸看来“父亲”代表着一种政治身份的标识和延续。乔峰或是萧峰，这都不是主人公可以自行决定的，他由父亲是谁来决定。金庸巧妙地将乔三槐和萧远山两位父亲同时置于“失踪”的状态，谁是主人公真正的生父成为乔峰最大的困扰。而乔峰寻找“生父”的过程就是进行身份认同的过程。
乔峰的痛苦在于两种对立政治身份的纠缠。他从小受乔三槐养育之恩、玄苦大师授艺之德、汪剑通提携之惠。这些“汉族”人对他的影响为他的政治身份奠定了难以撼动的基础，建立了强大的汉族政治身份认同，这种政治身份让他难舍难离：“他自来痛心疾首的憎恨契丹人，知道他们暴虐卑鄙，不守信义，知道他们惯杀汉人，无恶不作，这时候却要他不得不自认是禽兽一般的契丹人，心中实是苦恼之极。”而他搜集的证据却铁证如山容不得他辩驳，生父为乔峰提供的身份认同基础是埋藏在血液里的。雁门关事件，是乔峰身份认同的转折点，金庸对整个身份认同转变的过程做了精彩细致的描写。从生理反应：“乔峰心下悚然，蓦地里似觉和这契丹老汉心灵相通，这几下垂死时的狼嗥之声，自己也曾叫过。那是在聚贤庄上，他身上接连中刀中枪，又见单正挺刀刺来，自知将死，心中悲愤莫可抑制，忍不住纵声便如野兽般的狂叫。”身体记号：“乔峰撕开自己胸前衣衫，露出长毛茸茸的胸膛来。阿朱一看，见他胸口刺着花纹，乃是青郁郁的一个狼头，张口露牙，状貌凶恶，再看那契丹老汉时，见他胸口也是刺着一个狼头，形状神姿，和乔峰胸口的狼头一模一样。”两个方面证实乔峰契丹人的身份。当现实压垮乔峰心中汉族身份认同最后一棵稻草的时候，他的反应是痛苦的：“乔峰身子一缩，说道：‘我是猪狗也不如的契丹胡虏’。”
在乔峰政治身份转换的过程中，金庸表达了从父母基因中继承而来的生活习性和身份认同终究无法改变的事实。乔（萧）峰的悲剧是父亲长期失踪造成身份的迷茫，并将后果最终转嫁到儿子身上导致的。乔（萧）峰肩负的不仅是汉人或是契丹人的政治身份压力，还包含着对大宋丐帮和辽国政权、对乔三槐和萧远山忠孝无法两全的尴尬处境。金庸通过乔峰的形象反映了政治身份认同具有固定性和传承性的现实，就像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父亲是谁一样，政治身份也无法为自身单独决定。乔（萧）峰的困惑来源于长期的“汉族人”身份认同与自己真实身世的激烈冲突。这种“有名无姓”的尴尬处境可以视为当时香港人对“祖国”这个共同政治身份认同陷于迷茫的现实写照：身上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却经历着不同文化殖民者的长期统治。特殊历史现实造成与祖国政治意识形态的隔离，许多香港本土成长的年轻人对于城市的归属感逐渐加强，对于祖国的感情趋于模糊。这种现实加剧了那个年代香港人对自己身份归属的迷茫;我来自何方？该何去何从？正如金庸笔下的乔（萧）峰一次次的查问：我究竟是契丹人还是汉人？
关键词：武侠文学 金庸小说 身份认同
身份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一种带有归属感的自我标识。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初的身份认同恐怕是母亲的怀抱，当幼时的我们骄傲地说，“我是xx的儿子＼女儿”这种行为就是我们对自己身份的一种基本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伴随着我们成长逐渐演变为对亲人的思念和家园的乡愁。西方《旧约·诗篇》中有“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这样的诗句，表现了奴役生活中对故土的无限眷恋和对原有身份的深切怀念。我国的《诗经》中也不乏对于故乡、家人的动人记忆。这些现象告诉我们，“身份认同”是人类共同的意识和思维习惯。对于家人、故乡、国家的依恋，也可视为我们寻求“身份认同”、渴望“身份认同”、进行“身份认同”的一种表现。
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前近一个半世纪的时光中，长期遭受英国殖民统治。历经战争动荡、政治分离、经济发展，在文化上呈现出东西方文化长期共存、相互渗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共处一堂、互相融合的局面。漫长殖民岁月中的香港人曾对身份认同产生特殊的认识和情感：一方面，血浓于水的感情让他们认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另一方面，长期殖民统治带来的政治经济分离又在潜移默化地模糊着当时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社会问题常常在同期的文学作品中表现。于是在金庸武侠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身世混乱的英雄，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时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迷茫。
一、乔峰：身份认同的迷茫
身份是我们作为社会个体的基本标识，而这个标识的第一提供人是父母。结合金庸武侠小说的时代背景指的是父亲，因为父亲决定我们的基本身份标识——姓氏。金庸笔下的侠客却常因为父亲的失位而造成身世的不确定。这种不确定为侠客带来特殊经历的同时也带来身份认同的烦恼。这种烦恼可被视为当时港人身份认同问题在文学中的体现。
《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就是父亲失踪造成身份认同迷茫的人物。乔峰身怀卓绝武功，具有崇高威望。他果断而又稳重，宽厚却有原则，豪迈而不失細心，刚毅又内蕴深沉。但如此英雄豪杰，却因生于契丹，长于中土的复杂身份，身不由己地卷入民族矛盾的旋涡，并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走向。杏子林事件中，他的身世之谜被揭发：他从丐帮帮主、青年俊杰沦为契丹内奸。政治身份从稳定转向混乱，让乔峰顿觉无所适从。本应大展宏图的英雄之路，也因身份的问题改变了轨迹。伴随着身份认同的困惑，乔峰踏上了寻父之旅：
倘若我真是契丹人，过去十余年中，我杀了不少契丹人，破败了不少契丹的图谋，岂不是大大的不忠？如果我父母确是在雁门关外为汉人害死，我反拜杀害父母的仇人为师，三十年来认别人为父为母，岂不是大大的不孝？……倘若三槐公不是我的父亲，那么我自也不是乔峰了？我姓什么？我亲生父亲给我起了什么名字？嘿嘿，我不但不忠不孝，抑且无名无姓。
追问姓名、查探身世，乔峰短暂的后半生就是在这种目的下展开。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乔峰的身份认同困惑主要是因为父亲（生父）在其成长道路上的失踪，导致身份认同的迷茫。金庸在这段心理描写中巧妙地通过了“父亲”——这个政治身份认同中具有奠基意义的意象表现乔峰身世的混乱和迷茫。乔峰和萧峰仅有一字之差，却包含了两种互相对立的政治身份。不同的政治身份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而不同的立场又给“忠”“孝”这两种中国传统社会极为重视的两种行为赋予了不同的行动起点。可以说，在金庸看来“父亲”代表着一种政治身份的标识和延续。乔峰或是萧峰，这都不是主人公可以自行决定的，他由父亲是谁来决定。金庸巧妙地将乔三槐和萧远山两位父亲同时置于“失踪”的状态，谁是主人公真正的生父成为乔峰最大的困扰。而乔峰寻找“生父”的过程就是进行身份认同的过程。
乔峰的痛苦在于两种对立政治身份的纠缠。他从小受乔三槐养育之恩、玄苦大师授艺之德、汪剑通提携之惠。这些“汉族”人对他的影响为他的政治身份奠定了难以撼动的基础，建立了强大的汉族政治身份认同，这种政治身份让他难舍难离：“他自来痛心疾首的憎恨契丹人，知道他们暴虐卑鄙，不守信义，知道他们惯杀汉人，无恶不作，这时候却要他不得不自认是禽兽一般的契丹人，心中实是苦恼之极。”而他搜集的证据却铁证如山容不得他辩驳，生父为乔峰提供的身份认同基础是埋藏在血液里的。雁门关事件，是乔峰身份认同的转折点，金庸对整个身份认同转变的过程做了精彩细致的描写。从生理反应：“乔峰心下悚然，蓦地里似觉和这契丹老汉心灵相通，这几下垂死时的狼嗥之声，自己也曾叫过。那是在聚贤庄上，他身上接连中刀中枪，又见单正挺刀刺来，自知将死，心中悲愤莫可抑制，忍不住纵声便如野兽般的狂叫。”身体记号：“乔峰撕开自己胸前衣衫，露出长毛茸茸的胸膛来。阿朱一看，见他胸口刺着花纹，乃是青郁郁的一个狼头，张口露牙，状貌凶恶，再看那契丹老汉时，见他胸口也是刺着一个狼头，形状神姿，和乔峰胸口的狼头一模一样。”两个方面证实乔峰契丹人的身份。当现实压垮乔峰心中汉族身份认同最后一棵稻草的时候，他的反应是痛苦的：“乔峰身子一缩，说道：‘我是猪狗也不如的契丹胡虏’。”
在乔峰政治身份转换的过程中，金庸表达了从父母基因中继承而来的生活习性和身份认同终究无法改变的事实。乔（萧）峰的悲剧是父亲长期失踪造成身份的迷茫，并将后果最终转嫁到儿子身上导致的。乔（萧）峰肩负的不仅是汉人或是契丹人的政治身份压力，还包含着对大宋丐帮和辽国政权、对乔三槐和萧远山忠孝无法两全的尴尬处境。金庸通过乔峰的形象反映了政治身份认同具有固定性和传承性的现实，就像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父亲是谁一样，政治身份也无法为自身单独决定。乔（萧）峰的困惑来源于长期的“汉族人”身份认同与自己真实身世的激烈冲突。这种“有名无姓”的尴尬处境可以视为当时香港人对“祖国”这个共同政治身份认同陷于迷茫的现实写照：身上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却经历着不同文化殖民者的长期统治。特殊历史现实造成与祖国政治意识形态的隔离，许多香港本土成长的年轻人对于城市的归属感逐渐加强，对于祖国的感情趋于模糊。这种现实加剧了那个年代香港人对自己身份归属的迷茫;我来自何方？该何去何从？正如金庸笔下的乔（萧）峰一次次的查问：我究竟是契丹人还是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