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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政坛上，我们一直忌讳政治家的个人色彩。始终在用组织性、纪律性约束着政治家个性的释放和展示。它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中国老百姓对中国式的选举的冷漠。对此，我们不该作深深的反省吗? 尤其是在2008年，政府换届的这个重要时刻。
改革开放进程推进到了2008年，使我们更加地关注政治家的个人色彩。
2008年，温家宝任总理的本届政府任期已满，四年一届的政府换届已经在进行中。许多年事已高的老政治家要退下来；一些缺少激情、碌碌无为、屡屡犯错的政治家该下的也要下；许多锐意进取、政绩骄人、廉洁奉公的政治家新秀该上的要上。
这一切，都促使我们更加地关注政治家的个人色彩。让我们先从最近的一些事儿说起。
温家宝：政府会采取措施防止股市大起大落
2007年11月3日，温家宝总理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谈到中国股市，表示“政府会采取措施，防止出现资产泡沫，防止股市出现大起大落”。
如此位高权重的国家领导人，如此明确地表态，“政府会采取措施防止股市大起大落”，自有中国股市以来，这是第一次。在我从事专业时政经济评论几十年来，这是第一次听到。
温家宝总理的话，让中国股市的投资人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停泊港湾般的安全感。
自有中国股市以来，我们满耳都充斥的“股市有风险，责任当自负”的座右铭，入市投资先要签下“生死状”，富贵在天，生死由命。
自有中国股市以来，“股市是个大赌场”的定性，从未真正地改变过。许多中国的主流媒体，都对股市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敌意，这种敌意至今香火未断。2007年来，一波又一波的由许多主流媒体发动的“屠牛行动”，在轮番轰炸着刚刚走牛的中国股市。
股市是什么?这个基础到不能再基础的问题，似乎到现在都没有解决。不仅是中国的老百姓，包括我们的许多政府官员，甚至那些握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主流经济学家（这是最可怕的）。
温家宝总理第一次正面回答了“股市是什么”此问。温总理掷地有声的答案是：中国股市是中国最重要的资本市场。
这答案的背后是——到2007年12月，中国股市的总市值已超过了30万亿元，中国股市的开户数已超过了1.3亿户，如果再加上9000万的投资基金的中国基民，开户数已多达2.2亿户。中国股市已成为全球第4大资本市场。
中国股市早已不再是少数人的游乐场，或冒险家的乐园，它的每一潮起潮落，都与亿万中国老百姓息息相关。它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动机，它用超过了30万亿元的巨额资金，在支持着中国经济。
你能想象如果这部引擎熄火，中国经济会遭遇什么样的灾难吗?
至今，我们的耳边还回响着“政府不会救市，政府也救不了市”的免责声明。而温家宝总理说，政府明白，防止资产泡沫和防止市场波动同样的重要，政府会认真分析情况，找准问题所在，而政府的责任是要构建一个公平健康透明的市场秩序，股市的健康在于企业的质量，在于市场的公开透明，既要保护企业的利益，也要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温家宝总理的话字字珠玑，一语千钧，充满了一种父爱色彩，这能不让我们感动到热泪盈眶吗?
我们的政府官员不要回避中国经济的敏感话题，不要怕负责任，尤其是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话题，这种勇气是一个政治家的最宝贵的品质。
曾荫权为什么如此关心香港股市?
2007年5月30日之后，许多中国股市的投资人发现，同时拥有A股和H股的上市公司，A股的股价大大高于H股的股价，高出的幅度大约在1/3，甚至1/2。而最惊人的是，H股股价不过15元上下的“中国石油”，A股上市首日的开盘价竟蹿到了48.60元。
于是，许多人便进入香港（特别是温州客），住在香港的酒店里去炒H股。不仅他们获利颇丰，还推动了港股的大幅上扬。
内地股市很快便发现了这些过江龙，并警告说，港股的交易规则与内地股市的交易规则有很大的差别。比如，没有涨跌幅限制，没有T+1的规定，风险很大。而且内地客多借用别人的账户炒作，出了问题得不到法律保护。听听这声音便可以知道，内地股市并不怎么支持这些“胆大妄为”的先行者。
此时，香港特区最高行政长官曾荫权出来说话了，他明确表态，欢迎内地的投资人到香港投资港股。
这件事本身便很有意思。
中国内地的政府官员历来是避谈股市的，更不用说最高行政长官。我们不知道是否有这样一条禁令的存在，但的确有这样的事实存在。如果在特定的情况下（比如答外国记者问）不得已地说几句，也是说些模棱两可，冠冕堂皇的、说了跟没说一样的话。
为什么中国内地的政府官员避谈股市?这恐怕仍涉及到对股市的总体评价。合理的解释就只有“股市赌场论”了。赌场当然是不适合正面评论了。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股市也诞生17年了。我们的观念还如此滞后，真让我们汗颜。
可曾荫权无此忌讳，曾荫权此语一出，随即，H股的股价快速大幅上扬，香港人的整体富裕程度大幅上升。香港市民喜气洋洋，老阿婆说，回归好呀，股价都涨了，香港人发财了呀。
股市牵动着700万香港人的心，作为香港特区最高行政长官的曾荫权，能不时时关注吗?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是由选民们直选的，他们非常清楚，股指的涨跌与选民们的支持率联动。
曾荫权进一步在10月10日发布了施政报告《香港新方向》。曾荫权在施政报告中提出，香港将积极配合QDII和港股直通车试点，使内地企业和投资者投资香港证券市场。
曾荫权扶持股市的态度明朗而坚决。
2007年10月11日，在特首曾荫权公布新的施政报告，以及内地QDII资金流入预期的刺激下，港股继续高开高走，中资股领涨大盘，恒指冲破29000点。
2007年10月16日，中国证监会表示，正在研究香港与内地上市公司股权互换，刺激恒指开市大涨714点，历史性地突破了30000点大关。
还是在这几天，内地股市的舆论一再发出市场风险严厉警告，刚刚登上6000点的中国股市脚下一软，大跌210点，两天跌去280多点。
2007年，内地的有着官方背景的经济学家们一再警告说，“流动性过剩”危及中国经济安全。曾荫权说，那好，就让游资热钱进入香港股市，让香港股市来缓解内地的“流动性过剩”。
听罢此语，我不能不对曾荫权的雄才大略佩服得五体投地。什么叫自由港，为什么香港的经济自由度多年一直雄踞全球第一，而正是全球第一的经济自由度，使香港的经济成为亚洲王冠上的珍珠。我们对香港的明天充满希望和期待。
刘明康：“金砖四国”中， 中国股市的涨幅相对较小
最近，不断有中国财经界重量级的人物在不同的场合，发表对中国股市的看法。这些看法让人很惊讶、很振奋、很受鼓舞。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对中国股市的看法很有代表性，2007年12月10日，在《财经》杂志年会上，谈及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时，刘明康说，业界和学界认为，尽管A股涨幅和估值水平远高于美国等成熟市场，但远低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刘明康认可了这种说法，称在新兴市场的“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中，中国股市的涨幅相对较小。
刘明康说：从2003年初到2007年11月底，俄罗斯的股票指数上涨631%，印度上涨596%，巴西上涨576%，而中国A股上证综指上涨了325%。对于韩国、中国香港的涨幅，325%和他们大体相当。
刘明康总结称，尽管流动性过剩推高了国内资产价格，但中国的宏观调控还是比较成功的。中国银监会是国家宏观调控部门之一，刘明康并未声明其言论为个人观点。
在我的印象中，如此大权在握的国之重臣，这样客观、公允而轻松地谈论中国股市的涨幅，刘明康主席是第一位。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在经历着从积极的财政政策到稳健的财政政策，再从稳健的财政政策到从紧的货币政策，这一渐进过程的重要时刻。
刘文甲：质疑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谈到政治家的个人色彩，还有一件旧事不得不提。
在2003年3月召开的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来自黑龙江的人大代表杨信提出的一份建议，很快获得了53名代表的联合附议。在这份建议中，代表们提出，农村土地产权需要进一步明晰。
那么，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农村的土地产权到底明晰不明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中说：“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规定得如此明确，怎么说不明晰呢?
那是因为“集体所有”本身就是一个定义含糊的词。集体所有到底归谁所有?代表们、经济学家们认为，是农民即土地承包人所有，可实际上的情况是村委会、乡委会所有。到底归谁有，理论与现实是两张皮。于是，在中国的农村就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个在极度贫困的村子的天价村官儿来，不是有人花360万买村长这个官儿吗?
在这份建议中，代表们认为，应该把现有的土地根据统一的规划，明确地划分为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种产权性质，（这里第一次地提出了“个人所有”的产权性质，而我国的现行法律只承认国家、集体两种产权性质。）并建立统一的土地交易大市场，允许不同性质的土地，在自愿的前提下，作为生产要素进行流转。
请注意这段话：“建立统一的土地交易大市场”，可在这段话的结尾处使用了“流转”一词，而非“交易”一词。
这个建议非常重要，它说到了中国“三农”问题的病根儿。
在城市，在工业、商业上都已作到了在产权制度上的多元化，出现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并重的局面，可农业上仍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模式。在此种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模式下，农业如何能强大起来？
针对杨信等代表的建议，从国家土地管理局副局长一职退休的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刘文甲认为：即使划分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产权，依然不能解决产权不到位的问题。
刘文甲说：“‘农民集体所有制’这个词本身就是模糊的，到底哪些人是农民，多大范围，哪个农民有多大权利，不知道。结果这个权利就被村民委员会、乡政府他们当上所有者了，但是法律规定，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是经营管理者，不是所有者。”
他的话可说是对土地问题的真知灼见，一语中的地说到了中国土地问题的病根儿上。
我曾在多家经济类的报刊上多次提出过同样的建议，最早的一次是在1995年。我是人微言轻，可刘文甲这位当过国家土地管理局副局长的高级官员，只有在卸任后，才说这样的真话。可见此问题的解决之难。
刘文甲委员就此提交了三份建议，呼吁有关部门尽快明晰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归属，建立农民共同共有的土地所有制。把土地的收益权从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彻底归还给农民。在这种制度下，各种形式实现的土地增值，除经营管理费用之外，全部以有效形式即时兑现给农民。
他的建议如此重要，如果我们真能采纳，并对土地法进行修正，那么“三农问题”的解决前景，就会光明很多。
可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我们的重要官员，只有在交出权力后，才表现出如此惊人的雄才大略、如此强烈的个人色彩?
编辑/任 娟 woshirenjuan@126.com
改革开放进程推进到了2008年，使我们更加地关注政治家的个人色彩。
2008年，温家宝任总理的本届政府任期已满，四年一届的政府换届已经在进行中。许多年事已高的老政治家要退下来；一些缺少激情、碌碌无为、屡屡犯错的政治家该下的也要下；许多锐意进取、政绩骄人、廉洁奉公的政治家新秀该上的要上。
这一切，都促使我们更加地关注政治家的个人色彩。让我们先从最近的一些事儿说起。
温家宝：政府会采取措施防止股市大起大落
2007年11月3日，温家宝总理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谈到中国股市，表示“政府会采取措施，防止出现资产泡沫，防止股市出现大起大落”。
如此位高权重的国家领导人，如此明确地表态，“政府会采取措施防止股市大起大落”，自有中国股市以来，这是第一次。在我从事专业时政经济评论几十年来，这是第一次听到。
温家宝总理的话，让中国股市的投资人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停泊港湾般的安全感。
自有中国股市以来，我们满耳都充斥的“股市有风险，责任当自负”的座右铭，入市投资先要签下“生死状”，富贵在天，生死由命。
自有中国股市以来，“股市是个大赌场”的定性，从未真正地改变过。许多中国的主流媒体，都对股市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敌意，这种敌意至今香火未断。2007年来，一波又一波的由许多主流媒体发动的“屠牛行动”，在轮番轰炸着刚刚走牛的中国股市。
股市是什么?这个基础到不能再基础的问题，似乎到现在都没有解决。不仅是中国的老百姓，包括我们的许多政府官员，甚至那些握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主流经济学家（这是最可怕的）。
温家宝总理第一次正面回答了“股市是什么”此问。温总理掷地有声的答案是：中国股市是中国最重要的资本市场。
这答案的背后是——到2007年12月，中国股市的总市值已超过了30万亿元，中国股市的开户数已超过了1.3亿户，如果再加上9000万的投资基金的中国基民，开户数已多达2.2亿户。中国股市已成为全球第4大资本市场。
中国股市早已不再是少数人的游乐场，或冒险家的乐园，它的每一潮起潮落，都与亿万中国老百姓息息相关。它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动机，它用超过了30万亿元的巨额资金，在支持着中国经济。
你能想象如果这部引擎熄火，中国经济会遭遇什么样的灾难吗?
至今，我们的耳边还回响着“政府不会救市，政府也救不了市”的免责声明。而温家宝总理说，政府明白，防止资产泡沫和防止市场波动同样的重要，政府会认真分析情况，找准问题所在，而政府的责任是要构建一个公平健康透明的市场秩序，股市的健康在于企业的质量，在于市场的公开透明，既要保护企业的利益，也要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温家宝总理的话字字珠玑，一语千钧，充满了一种父爱色彩，这能不让我们感动到热泪盈眶吗?
我们的政府官员不要回避中国经济的敏感话题，不要怕负责任，尤其是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话题，这种勇气是一个政治家的最宝贵的品质。
曾荫权为什么如此关心香港股市?
2007年5月30日之后，许多中国股市的投资人发现，同时拥有A股和H股的上市公司，A股的股价大大高于H股的股价，高出的幅度大约在1/3，甚至1/2。而最惊人的是，H股股价不过15元上下的“中国石油”，A股上市首日的开盘价竟蹿到了48.60元。
于是，许多人便进入香港（特别是温州客），住在香港的酒店里去炒H股。不仅他们获利颇丰，还推动了港股的大幅上扬。
内地股市很快便发现了这些过江龙，并警告说，港股的交易规则与内地股市的交易规则有很大的差别。比如，没有涨跌幅限制，没有T+1的规定，风险很大。而且内地客多借用别人的账户炒作，出了问题得不到法律保护。听听这声音便可以知道，内地股市并不怎么支持这些“胆大妄为”的先行者。
此时，香港特区最高行政长官曾荫权出来说话了，他明确表态，欢迎内地的投资人到香港投资港股。
这件事本身便很有意思。
中国内地的政府官员历来是避谈股市的，更不用说最高行政长官。我们不知道是否有这样一条禁令的存在，但的确有这样的事实存在。如果在特定的情况下（比如答外国记者问）不得已地说几句，也是说些模棱两可，冠冕堂皇的、说了跟没说一样的话。
为什么中国内地的政府官员避谈股市?这恐怕仍涉及到对股市的总体评价。合理的解释就只有“股市赌场论”了。赌场当然是不适合正面评论了。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股市也诞生17年了。我们的观念还如此滞后，真让我们汗颜。
可曾荫权无此忌讳，曾荫权此语一出，随即，H股的股价快速大幅上扬，香港人的整体富裕程度大幅上升。香港市民喜气洋洋，老阿婆说，回归好呀，股价都涨了，香港人发财了呀。
股市牵动着700万香港人的心，作为香港特区最高行政长官的曾荫权，能不时时关注吗?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是由选民们直选的，他们非常清楚，股指的涨跌与选民们的支持率联动。
曾荫权进一步在10月10日发布了施政报告《香港新方向》。曾荫权在施政报告中提出，香港将积极配合QDII和港股直通车试点，使内地企业和投资者投资香港证券市场。
曾荫权扶持股市的态度明朗而坚决。
2007年10月11日，在特首曾荫权公布新的施政报告，以及内地QDII资金流入预期的刺激下，港股继续高开高走，中资股领涨大盘，恒指冲破29000点。
2007年10月16日，中国证监会表示，正在研究香港与内地上市公司股权互换，刺激恒指开市大涨714点，历史性地突破了30000点大关。
还是在这几天，内地股市的舆论一再发出市场风险严厉警告，刚刚登上6000点的中国股市脚下一软，大跌210点，两天跌去280多点。
2007年，内地的有着官方背景的经济学家们一再警告说，“流动性过剩”危及中国经济安全。曾荫权说，那好，就让游资热钱进入香港股市，让香港股市来缓解内地的“流动性过剩”。
听罢此语，我不能不对曾荫权的雄才大略佩服得五体投地。什么叫自由港，为什么香港的经济自由度多年一直雄踞全球第一，而正是全球第一的经济自由度，使香港的经济成为亚洲王冠上的珍珠。我们对香港的明天充满希望和期待。
刘明康：“金砖四国”中， 中国股市的涨幅相对较小
最近，不断有中国财经界重量级的人物在不同的场合，发表对中国股市的看法。这些看法让人很惊讶、很振奋、很受鼓舞。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对中国股市的看法很有代表性，2007年12月10日，在《财经》杂志年会上，谈及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时，刘明康说，业界和学界认为，尽管A股涨幅和估值水平远高于美国等成熟市场，但远低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刘明康认可了这种说法，称在新兴市场的“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中，中国股市的涨幅相对较小。
刘明康说：从2003年初到2007年11月底，俄罗斯的股票指数上涨631%，印度上涨596%，巴西上涨576%，而中国A股上证综指上涨了325%。对于韩国、中国香港的涨幅，325%和他们大体相当。
刘明康总结称，尽管流动性过剩推高了国内资产价格，但中国的宏观调控还是比较成功的。中国银监会是国家宏观调控部门之一，刘明康并未声明其言论为个人观点。
在我的印象中，如此大权在握的国之重臣，这样客观、公允而轻松地谈论中国股市的涨幅，刘明康主席是第一位。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在经历着从积极的财政政策到稳健的财政政策，再从稳健的财政政策到从紧的货币政策，这一渐进过程的重要时刻。
刘文甲：质疑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谈到政治家的个人色彩，还有一件旧事不得不提。
在2003年3月召开的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来自黑龙江的人大代表杨信提出的一份建议，很快获得了53名代表的联合附议。在这份建议中，代表们提出，农村土地产权需要进一步明晰。
那么，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农村的土地产权到底明晰不明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中说：“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规定得如此明确，怎么说不明晰呢?
那是因为“集体所有”本身就是一个定义含糊的词。集体所有到底归谁所有?代表们、经济学家们认为，是农民即土地承包人所有，可实际上的情况是村委会、乡委会所有。到底归谁有，理论与现实是两张皮。于是，在中国的农村就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个在极度贫困的村子的天价村官儿来，不是有人花360万买村长这个官儿吗?
在这份建议中，代表们认为，应该把现有的土地根据统一的规划，明确地划分为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种产权性质，（这里第一次地提出了“个人所有”的产权性质，而我国的现行法律只承认国家、集体两种产权性质。）并建立统一的土地交易大市场，允许不同性质的土地，在自愿的前提下，作为生产要素进行流转。
请注意这段话：“建立统一的土地交易大市场”，可在这段话的结尾处使用了“流转”一词，而非“交易”一词。
这个建议非常重要，它说到了中国“三农”问题的病根儿。
在城市，在工业、商业上都已作到了在产权制度上的多元化，出现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并重的局面，可农业上仍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模式。在此种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模式下，农业如何能强大起来？
针对杨信等代表的建议，从国家土地管理局副局长一职退休的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刘文甲认为：即使划分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产权，依然不能解决产权不到位的问题。
刘文甲说：“‘农民集体所有制’这个词本身就是模糊的，到底哪些人是农民，多大范围，哪个农民有多大权利，不知道。结果这个权利就被村民委员会、乡政府他们当上所有者了，但是法律规定，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是经营管理者，不是所有者。”
他的话可说是对土地问题的真知灼见，一语中的地说到了中国土地问题的病根儿上。
我曾在多家经济类的报刊上多次提出过同样的建议，最早的一次是在1995年。我是人微言轻，可刘文甲这位当过国家土地管理局副局长的高级官员，只有在卸任后，才说这样的真话。可见此问题的解决之难。
刘文甲委员就此提交了三份建议，呼吁有关部门尽快明晰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归属，建立农民共同共有的土地所有制。把土地的收益权从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彻底归还给农民。在这种制度下，各种形式实现的土地增值，除经营管理费用之外，全部以有效形式即时兑现给农民。
他的建议如此重要，如果我们真能采纳，并对土地法进行修正，那么“三农问题”的解决前景，就会光明很多。
可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我们的重要官员，只有在交出权力后，才表现出如此惊人的雄才大略、如此强烈的个人色彩?
编辑/任 娟 woshirenjua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