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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的一天，燕京大学西语系学生周汝昌接到其四哥周祜昌的来信，让他帮助查一查敦敏的《懋斋诗钞》这部书。因为他偶然阅读亚东图书馆排印本《红楼梦》时，见胡适序言中谈到敦诚的《四松堂集》，但未能看到敦敏的《懋斋诗钞》，就想让弟弟在京城留意，试着找一找。
周汝昌接到兄长的来信，赶忙到燕京大学图书馆，没想到这部胡适遍寻不着的秘籍竟然一索即得，而且从中找到了六首直接与曹雪芹有关的诗作。
看到《懋斋诗钞》后，周汝昌将此事告知兄长，并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齋诗钞中之曹雪芹》。该文经其老师顾随的推荐，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民国日报》的《图书》副刊上，当时主持该副刊的是赵万里。
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有个明显的错误，因为它说“康熙间八旗人敦敏”，后来这篇文章在收入其他集子时，都改成“乾隆间八旗人敦敏”。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我与胡适先生》等书中对当年的这段往事讲得非常详细，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提到了，不知何故对这一疏误却未作交代。
文章发表后，被胡适看到。他主动给周汝昌写信，对其进行鼓励。此举使周汝昌深受鼓舞，由此开始了与胡适的往来，并萌发撰写一部红学专书的念头。从此，周汝昌走上了一条新的学术之路。
一
如果没有《懋斋诗钞》的发现，周汝昌还会走上红学研究之路吗?他本人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一书中曾这样回答：
我认为，假使我不入燕大，不曾发现《懋斋诗钞》，迟早我也“必然”以另外的方式去投入红学的研究。
至于另外的方式是什么，谁也说不清，但有一点是可以想到的，如果没有《懋斋诗钞》的发现，就不会有《红楼梦新证》的出现；没有《红楼梦新证》，周汝昌的学术道路将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周汝昌本人对《懋斋诗钞》的发现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一书中说：
这标志了红学自1921年正式开端以后(约二十五年之久)的重新起步，也记录了“曹学”的一大进展。意义十分重大。
在《我与胡适先生》一书中，他这样评价：
此诗集之发现是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二十六年之后重新开辟了红学研究的新起步，引发了此后波澜壮阔的红学发展局面，所关至为重要。
《懋斋诗钞》对研究《红楼梦》特别是曹雪芹的家世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它的发现意义是否重大到周汝昌所说的这种程度，则值得商榷，因为在《红楼梦考证》发表之后，相继有《四松堂集》、甲戌本、庚辰本《红楼梦》、故宫曹家档案材料等珍贵红学文献被发现，它们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懋斋诗钞》。
而且需要说明的是，在《懋斋诗钞》与曹雪芹直接相关的六首诗作中，有两首此前人们已经看到。
二
这里先对胡适等人寻找《懋斋诗钞》的经过进行一番回顾，说起来这也是二十世纪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胡适是在撰写《红楼梦考证》改定稿期间寻找《懋斋诗钞》这部书的。
1921年5月8日，张中孚致信胡适，介绍《雪桥诗话》中有关曹雪芹的史料。这是胡适第一次知道敦敏这个名字，知道此人著有《懋斋诗钞》。胡适检索《耆献类徵》，查到一些简略的记载，他在当时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
5月16日，单不广给胡适送来《雪桥诗话》，其中有记载：
懋斋名敦敏，字子明，其《赠曹雪芹》云：“寻诗人去留僧壁，卖画钱来付酒家。”
胡适由此得以核实张中孚提供的学术信息，并看到敦敏《赠曹雪芹》的部分诗句，这在胡适当天的日记中也有记载。
5月20日，胡适又看到单不广送来的《雪桥诗话续集》，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四松堂诗文集》与《鹪鹩庵笔廛》与《懋斋诗钞》必有关于他(指曹雪芹——笔者注)的材料。
由此胡适开始寻找《四松堂集》和《懋斋诗钞》。1921年5月20日，胡适给顾颉刚写信，告诉他这一消息，同时让他帮助购买：
上举敦诚、敦敏的三书，南方能试一访否?此三书定较楝亭诗更有用。
对此，顾颉刚在5月26日的回信中表示：
《四松堂集》，《鹪鹩庵笔廛》，《琵琶记传奇》，《懋斋诗钞》，《八旗诗集》，已写信到上海托人寻找，俟有回信再告。6月6日，顾颉刚给胡适写信，汇报找书的情况：
《四松堂集》等，苏沪均未觅到。
到了6月9日，事情有新的进展。这一天，胡适买到一部《八旗人诗钞》，该书收录敦诚、敦敏诗各一卷，其中收录有敦敏写曹雪芹的两首《赠曹雪芹》和《访曹雪芹不值》，以及敦诚的两首《佩刀质酒歌》《寄怀曹雪芹》。具体情况参见胡适当天的日记。
《四松堂集》《懋斋诗钞》虽然没有看到，但胡适已看到其中与曹雪芹有关的部分诗作。随后，胡适将这一消息告诉顾颉刚，两人开始利用敦诚、敦敏的诗作考证曹雪芹的生平。
11月12日，胡适写完《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在改定稿中，他再次提到此事：
敦敏，字子明，有《懋斋诗钞》。我从此便到处访求两个人的集子，不料到如今还不曾寻到手。
尽管感到十分遗憾，好在胡适已经看到了敦诚、敦敏兄弟四首有关曹雪芹的诗作，并应用于曹雪芹生平的探讨。
《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发表后，胡适仍没有放弃对《四松堂集》和《懋斋诗钞》的寻找。其间，胡适似乎向蔡元培求助过，也许是蔡元培看到《红楼梦考证》一文主动提供帮助。1922年1月4日，蔡元培致信胡适，谈及此事：
公所觅而未得之《四松堂集》与《懋斋诗钞》似可以托人向晚晴簃诗社一询。弟如有便亦询之。
功夫不负有心人，1922年4月19日、21日，胡适在三天之内竟然看到了《四松堂集》的两个版本，即抄本和刻本，其中刻本《四松堂集》果然是蔡元培从晚晴移诗社那里借来的。胡适感到十分高兴，他在19日的日记中写道：
此书我寻了多少时候，竟于无意中得之。
此为近来最得意的事，故详记之。
此后再没有敦敏《懋斋诗钞》的消息。直到1947年，周汝昌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将其找出。自己当年苦苦寻找的书籍于二十多年后突然出现，且其中还有不少关于曹雪芹的诗作，可以想象胡适得知这一消息后的喜悦心情。了解了胡适寻找《懋斋诗钞》的过程，就会明白为什么胡适看到周汝昌的文章之后，很快就给周汝昌写信，表示鼓励和祝贺。
三
在胡适寻找《懋斋诗钞》期间，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小插曲。据周汝昌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一书中介绍：
我问邓之诚先生是否知有此诗集，他说：“我早知道；胡适早就来问过我。因我不喜欢他——已成‘半个洋人’了——我没告诉他。”此诚秘闻也。
其实，这早已不是什么秘闻了，因为吴恩裕早在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有关曹雪芹八种》一书中就已披露了此事：
听邓之诚先生告诉我，当初胡适考《红楼梦》时，曾托陆志伟先生问他有没有这本书。因为邓之诚先生自来就厌恶胡适，所以邓先生明知这个抄本收藏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却没有告诉胡适。因此，胡适始终未得见《诗钞》。却被周汝昌先生在一九四七年从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
看来这件事只能用缘分二字解释了。胡适命中注定与《懋斋诗钞》无缘。如果当年邓之诚告诉他书藏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他肯定会借来一阅，然后撰文向学界披露这一消息。不过这样一来，也就没有周汝昌后来的发现了。没有这一发现，周汝昌也就只能以“另外的方式”研究《红楼梦》了，其红学之路将会是另外一种风景，这是可以肯定的。
赵冈、陈钟毅《红楼梦新探》一书收录有《(懋斋诗钞)的流传》一文，该文对周汝昌看到的那部《懋斋诗钞》的来龙去脉做了这样的介绍：
我今年(1972)夏，无意之间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库里，找到了这部钞本《八旗丛书》。原来此书是哈佛燕京学社出钱买的，在1947年末，就随同其他哈佛燕京学社的书由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移存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这本书还是“冷冷清清”地呆在善本书库中。而我是周汝昌以后第一个使用它的人。我仔仔细细地把这部丛书翻检了三遍，重要部分还影印下来。不过这段话也有不够准确之处，周汝昌在1948年10月23日给胡适的书信中对该书曾有这样的介绍：
《懋斋诗钞》，我原想使先生一见，但因系善本，不能借出馆外。现在探知此书被哈佛燕京学社当局转往城里，先生如和他们相识，不妨就机一看，因比在城外燕京要方便多了。
这说明直到1948年10月的时候，这部书还在北京，运到美国的时间显然在此之后，而不会是“1947年末”。
周汝昌接到兄长的来信，赶忙到燕京大学图书馆，没想到这部胡适遍寻不着的秘籍竟然一索即得，而且从中找到了六首直接与曹雪芹有关的诗作。
看到《懋斋诗钞》后，周汝昌将此事告知兄长，并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齋诗钞中之曹雪芹》。该文经其老师顾随的推荐，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民国日报》的《图书》副刊上，当时主持该副刊的是赵万里。
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有个明显的错误，因为它说“康熙间八旗人敦敏”，后来这篇文章在收入其他集子时，都改成“乾隆间八旗人敦敏”。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我与胡适先生》等书中对当年的这段往事讲得非常详细，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提到了，不知何故对这一疏误却未作交代。
文章发表后，被胡适看到。他主动给周汝昌写信，对其进行鼓励。此举使周汝昌深受鼓舞，由此开始了与胡适的往来，并萌发撰写一部红学专书的念头。从此，周汝昌走上了一条新的学术之路。
一
如果没有《懋斋诗钞》的发现，周汝昌还会走上红学研究之路吗?他本人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一书中曾这样回答：
我认为，假使我不入燕大，不曾发现《懋斋诗钞》，迟早我也“必然”以另外的方式去投入红学的研究。
至于另外的方式是什么，谁也说不清，但有一点是可以想到的，如果没有《懋斋诗钞》的发现，就不会有《红楼梦新证》的出现；没有《红楼梦新证》，周汝昌的学术道路将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周汝昌本人对《懋斋诗钞》的发现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一书中说：
这标志了红学自1921年正式开端以后(约二十五年之久)的重新起步，也记录了“曹学”的一大进展。意义十分重大。
在《我与胡适先生》一书中，他这样评价：
此诗集之发现是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二十六年之后重新开辟了红学研究的新起步，引发了此后波澜壮阔的红学发展局面，所关至为重要。
《懋斋诗钞》对研究《红楼梦》特别是曹雪芹的家世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它的发现意义是否重大到周汝昌所说的这种程度，则值得商榷，因为在《红楼梦考证》发表之后，相继有《四松堂集》、甲戌本、庚辰本《红楼梦》、故宫曹家档案材料等珍贵红学文献被发现，它们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懋斋诗钞》。
而且需要说明的是，在《懋斋诗钞》与曹雪芹直接相关的六首诗作中，有两首此前人们已经看到。
二
这里先对胡适等人寻找《懋斋诗钞》的经过进行一番回顾，说起来这也是二十世纪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胡适是在撰写《红楼梦考证》改定稿期间寻找《懋斋诗钞》这部书的。
1921年5月8日，张中孚致信胡适，介绍《雪桥诗话》中有关曹雪芹的史料。这是胡适第一次知道敦敏这个名字，知道此人著有《懋斋诗钞》。胡适检索《耆献类徵》，查到一些简略的记载，他在当时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
5月16日，单不广给胡适送来《雪桥诗话》，其中有记载：
懋斋名敦敏，字子明，其《赠曹雪芹》云：“寻诗人去留僧壁，卖画钱来付酒家。”
胡适由此得以核实张中孚提供的学术信息，并看到敦敏《赠曹雪芹》的部分诗句，这在胡适当天的日记中也有记载。
5月20日，胡适又看到单不广送来的《雪桥诗话续集》，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四松堂诗文集》与《鹪鹩庵笔廛》与《懋斋诗钞》必有关于他(指曹雪芹——笔者注)的材料。
由此胡适开始寻找《四松堂集》和《懋斋诗钞》。1921年5月20日，胡适给顾颉刚写信，告诉他这一消息，同时让他帮助购买：
上举敦诚、敦敏的三书，南方能试一访否?此三书定较楝亭诗更有用。
对此，顾颉刚在5月26日的回信中表示：
《四松堂集》，《鹪鹩庵笔廛》，《琵琶记传奇》，《懋斋诗钞》，《八旗诗集》，已写信到上海托人寻找，俟有回信再告。6月6日，顾颉刚给胡适写信，汇报找书的情况：
《四松堂集》等，苏沪均未觅到。
到了6月9日，事情有新的进展。这一天，胡适买到一部《八旗人诗钞》，该书收录敦诚、敦敏诗各一卷，其中收录有敦敏写曹雪芹的两首《赠曹雪芹》和《访曹雪芹不值》，以及敦诚的两首《佩刀质酒歌》《寄怀曹雪芹》。具体情况参见胡适当天的日记。
《四松堂集》《懋斋诗钞》虽然没有看到，但胡适已看到其中与曹雪芹有关的部分诗作。随后，胡适将这一消息告诉顾颉刚，两人开始利用敦诚、敦敏的诗作考证曹雪芹的生平。
11月12日，胡适写完《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在改定稿中，他再次提到此事：
敦敏，字子明，有《懋斋诗钞》。我从此便到处访求两个人的集子，不料到如今还不曾寻到手。
尽管感到十分遗憾，好在胡适已经看到了敦诚、敦敏兄弟四首有关曹雪芹的诗作，并应用于曹雪芹生平的探讨。
《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发表后，胡适仍没有放弃对《四松堂集》和《懋斋诗钞》的寻找。其间，胡适似乎向蔡元培求助过，也许是蔡元培看到《红楼梦考证》一文主动提供帮助。1922年1月4日，蔡元培致信胡适，谈及此事：
公所觅而未得之《四松堂集》与《懋斋诗钞》似可以托人向晚晴簃诗社一询。弟如有便亦询之。
功夫不负有心人，1922年4月19日、21日，胡适在三天之内竟然看到了《四松堂集》的两个版本，即抄本和刻本，其中刻本《四松堂集》果然是蔡元培从晚晴移诗社那里借来的。胡适感到十分高兴，他在19日的日记中写道：
此书我寻了多少时候，竟于无意中得之。
此为近来最得意的事，故详记之。
此后再没有敦敏《懋斋诗钞》的消息。直到1947年，周汝昌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将其找出。自己当年苦苦寻找的书籍于二十多年后突然出现，且其中还有不少关于曹雪芹的诗作，可以想象胡适得知这一消息后的喜悦心情。了解了胡适寻找《懋斋诗钞》的过程，就会明白为什么胡适看到周汝昌的文章之后，很快就给周汝昌写信，表示鼓励和祝贺。
三
在胡适寻找《懋斋诗钞》期间，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小插曲。据周汝昌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一书中介绍：
我问邓之诚先生是否知有此诗集，他说：“我早知道；胡适早就来问过我。因我不喜欢他——已成‘半个洋人’了——我没告诉他。”此诚秘闻也。
其实，这早已不是什么秘闻了，因为吴恩裕早在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有关曹雪芹八种》一书中就已披露了此事：
听邓之诚先生告诉我，当初胡适考《红楼梦》时，曾托陆志伟先生问他有没有这本书。因为邓之诚先生自来就厌恶胡适，所以邓先生明知这个抄本收藏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却没有告诉胡适。因此，胡适始终未得见《诗钞》。却被周汝昌先生在一九四七年从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
看来这件事只能用缘分二字解释了。胡适命中注定与《懋斋诗钞》无缘。如果当年邓之诚告诉他书藏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他肯定会借来一阅，然后撰文向学界披露这一消息。不过这样一来，也就没有周汝昌后来的发现了。没有这一发现，周汝昌也就只能以“另外的方式”研究《红楼梦》了，其红学之路将会是另外一种风景，这是可以肯定的。
赵冈、陈钟毅《红楼梦新探》一书收录有《(懋斋诗钞)的流传》一文，该文对周汝昌看到的那部《懋斋诗钞》的来龙去脉做了这样的介绍：
我今年(1972)夏，无意之间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库里，找到了这部钞本《八旗丛书》。原来此书是哈佛燕京学社出钱买的，在1947年末，就随同其他哈佛燕京学社的书由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移存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这本书还是“冷冷清清”地呆在善本书库中。而我是周汝昌以后第一个使用它的人。我仔仔细细地把这部丛书翻检了三遍，重要部分还影印下来。不过这段话也有不够准确之处，周汝昌在1948年10月23日给胡适的书信中对该书曾有这样的介绍：
《懋斋诗钞》，我原想使先生一见，但因系善本，不能借出馆外。现在探知此书被哈佛燕京学社当局转往城里，先生如和他们相识，不妨就机一看，因比在城外燕京要方便多了。
这说明直到1948年10月的时候，这部书还在北京，运到美国的时间显然在此之后，而不会是“1947年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