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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在艺术性上，包含诗歌和音乐两种基本属性。近些年来，民谣与古风的兴起与流行，让大众与学界都看到了歌词里的诗性，以及它对于情绪的影响力，对文化的传播力。一些歌词作品已经进入诗学家的研究领域，比如陈思和先生就将摇滚歌手崔健的《一無所有》《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块红布》等写进《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洪将罗大佑的《现象七十二变》编入“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大学语文》中的“诗歌篇”，李怡主编的《中国现代诗歌欣赏》一书中也将“当代歌词文学”单列了一个专题。另一方面，古今大量诗作也被音乐人改编成了广为传唱的歌曲，比如王菲的《但愿人长久》是将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谱曲后演唱的，央视的一档诗词文化音乐节目《经典咏流传》更是将古典诗词的现代传唱推向了新的高潮。由此，历史上本是同源的诗歌与音乐在当代再次碰撞融合，迸发出奇异的光彩。于是，关于歌词的研究也成了文学研究领域的热点。在参加“蒙古族传统器乐文化与草原旅游深度融合研究”课题研究时，西南大学童龙超教授的《诗歌与音乐跨界视野中的歌词研究》一书给了笔者很多启发。它从诗歌与音乐跨界的视角对歌词展开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对新诗和音乐的发展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全书共分为七章。首先，作者从诗乐对立的层面剖析了歌词作为一种“口头艺术”所具有的特征，阐明了歌词的存在语境;接着，从诗乐联系、诗乐结合以及诗乐互动三个层面对歌词进行了定位和考察;然后着重分析了歌词的文体特征、音乐文化属性;最后，作者概述了歌词的文艺生态，并选取了歌词的典型案例进行歌词的传播学分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现代歌诗概念的阐释。它厘清了现代歌词与诗歌的关系，既避免了歌词与诗歌混为一谈，也避免了歌词与诗歌的二元对立，从而在现代的歌词与诗歌之间划出了一个宽阔的缓冲地带，以中庸之道化解了学界关于“歌词是否属于文学”的争端。作者认为，在古代中国，歌诗是诗歌与歌词的统一，而在现代语境之下，歌诗便处于诗歌与歌词之间。歌词属于音乐，它强调音乐性，可以舍弃诗性;诗歌属于文学，它强调诗性，可以舍弃音乐性。现代歌诗处于“新诗一歌诗一歌词”的场域之中，它属于诗也属于歌，不等于诗也不等于歌，它是新诗与歌词的交集，是现代诗歌与音乐结合的一个产物。一方面，它将可歌可唱的诗从一般新诗的范围中划分出来;另一方面，它将已经诗化的歌词从一般歌词的范围中划分出来。作者还提出，不仅应从诗歌与音乐的特定视角对歌词文体形式进行洞见，也要从社会、文化、传播的广阔视野对歌词文化研究的边界进行拓展，而诗歌与音乐的跨界正是把握歌词艺术本质的立足点。
综上，本书包含着对当今中国诗学的困境、歌坛的发展、文化的建设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思考，同时兼具专业性和可读性，既有助于普通爱好者及从业者专业素养的提升，也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赤峰学院尹丹）
全书共分为七章。首先，作者从诗乐对立的层面剖析了歌词作为一种“口头艺术”所具有的特征，阐明了歌词的存在语境;接着，从诗乐联系、诗乐结合以及诗乐互动三个层面对歌词进行了定位和考察;然后着重分析了歌词的文体特征、音乐文化属性;最后，作者概述了歌词的文艺生态，并选取了歌词的典型案例进行歌词的传播学分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现代歌诗概念的阐释。它厘清了现代歌词与诗歌的关系，既避免了歌词与诗歌混为一谈，也避免了歌词与诗歌的二元对立，从而在现代的歌词与诗歌之间划出了一个宽阔的缓冲地带，以中庸之道化解了学界关于“歌词是否属于文学”的争端。作者认为，在古代中国，歌诗是诗歌与歌词的统一，而在现代语境之下，歌诗便处于诗歌与歌词之间。歌词属于音乐，它强调音乐性，可以舍弃诗性;诗歌属于文学，它强调诗性，可以舍弃音乐性。现代歌诗处于“新诗一歌诗一歌词”的场域之中，它属于诗也属于歌，不等于诗也不等于歌，它是新诗与歌词的交集，是现代诗歌与音乐结合的一个产物。一方面，它将可歌可唱的诗从一般新诗的范围中划分出来;另一方面，它将已经诗化的歌词从一般歌词的范围中划分出来。作者还提出，不仅应从诗歌与音乐的特定视角对歌词文体形式进行洞见，也要从社会、文化、传播的广阔视野对歌词文化研究的边界进行拓展，而诗歌与音乐的跨界正是把握歌词艺术本质的立足点。
综上，本书包含着对当今中国诗学的困境、歌坛的发展、文化的建设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思考，同时兼具专业性和可读性，既有助于普通爱好者及从业者专业素养的提升，也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赤峰学院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