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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在我们身边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的词汇，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为了保持其词汇的原有意义，另一方面也为了能够更好地借鉴吸收新的知识文化，在译成汉语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使用音译翻译方法。音译作为翻译实践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了解翻译发展过程的一面镜子，也反映了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
【关键词】音译 翻译史 社会文化发展
一、引言
音译（transliteration）是一种以源语言读音为依据的翻译形式。一般根据源语言内容的发音在目标语中寻找发音相近的内容进行代替翻译。音译通常用于姓名、企业、地名、国名等的翻译。音译词只可以连在一起使用，不可拆分，否则没有意义，例如：张伯伦是音译，并不代表该人物姓张，音译词是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
中国翻译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对佛经的翻译，至今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四次翻译高潮，分别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当代翻译。（马祖毅，1998：1）本文拟从中国翻译史的四次高潮出发，通过讨论音译发展的动力来阐释音译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
二、译音的最初发展
纵观中西方翻译史，翻译都是一项古老的活动，都始于对宗教文献的翻译。中国最早的翻译始于对佛经《浮屠经》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大量使用音译法。“浮屠”是梵文“Buddha”的音译，也译为“佛”或“佛陀”，发展到今天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佛经》。在佛教经文上经常可以看到例如：“南无”梵文“namo”的音译，是顶礼、归命、敬礼、皈依等义；“偷婆”梵文“stupa”的音译，在现代汉语中“塔”的意思；现代汉语“玻璃”源于梵文“sphatika”，在早期经文中因译为“婆梨（黎）”，与现代汉语不同有“宝石”之义。很容易看出此类经文翻译只是在目的语中找出与之对应的音节，并不能反映出源语言的真是意义。
佛经翻译无非就是要将一种新的思想文化植入中国文化，为人们普遍接受。而在植入过程中，译者要面对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目的语文化与源语言文化的不对等；二是如何保持源语言文化的真实意义。佛经的翻译是宗教的植入，是一种新思想，新文化的植入。因此，在翻译佛经过程中，在源语言存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对应意义或对等物等类似问题便会常常出现，同时，又为了保持源语言的纯洁性，不至曲解， 在翻译佛经过程中便常常选择音译形式。但受社会文化差异和发展程度的制约，佛经翻译的前期译者多是西域、印度的僧人或者稍懂梵语的中国僧人，一如西方早期《圣经》翻译过程所遇到的问题一样，佛经翻译成汉语也遇到了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等问题。
中国的音译历史追溯至唐代，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针对音译之文玄奘在《佛典之翻译》一文中提出了‘五不翻’的理论，即有五种形式不予意译，而选择音译：
1.秘密不翻，例如经中诸陀罗尼，是佛之秘密语，微妙深隐，不可思议，不予意译；
2.生善不翻，例如般若、释迦牟尼不译为智慧、能仁等，因前者令人生尊重之念，后者则易招致等闲视之而轻贱；
3.含多义故不翻，例如薄伽梵一词，兼具自在、炽热、端严、名称、吉祥、尊贵等六意，故不可任择其一而译；
4.顺古不翻，例如阿耨多罗三藐三提，意指无上正等正觉，自东汉使用，历代译经家皆以音译，故保留前人规式；
5.无故不翻，例如浮树产于印度等地，为我国所无，故保留原音。（翻译经典 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五不翻的合理因素使得此法为后世所遵循。玄奘巧妙的运用音译，使译本之文、义、音能够与原作切会。
三、音译的缺失
1.科技翻译。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中国明末清初迎来了第二次翻译高潮——科技翻译。基督教在中国迅速传播的同时，西方传教士也带来了新的科学技术，但鉴于西方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扬基督教义，争取新的教徒，寻找新的地盘；当朝统治者支持引进西学，支持西学翻译是为了增强国力，维护统治并没有把精力放在翻译研究之上；开明士大夫则把翻译重心放在“学以致用”上，从而也忽略了对翻译理论研究的探索。翻译方式主要以中国士大夫按照西方人口述为主，进行修改，加工，删减，反映了这一时代翻译活动真实的历史状况。此次翻译高潮，在翻译研究方面并未取得重大成果，但从客观上推动着地三次翻译高潮的发展。（李楠，2008： 181-185）
2.西学翻译。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到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这之间，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了举人和学校之争论，新学、旧学之争，西学、中学之争。在这场新、旧文化的斗争中，翻译得以迅速发展。清末民初，西学翻译把翻译焦点放在了对西方工业、农业、军事、科学技术的翻译上；在翻译思想方面，焦点则放在对科学技术术语的统一上，从译名统一的原则到科学术语词典的编撰都在翻译史上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关于译名问题，傅兰雅、徐寿等人提出了著名的“译名七原则”，其中对译名音译方法的阐述包括：一，尽可能意译，而不音译。二，万一不可能意译，则要用尽量适当的汉字音译……要建立音译体系，基本词素音译字要固定，要用官话音译。（王秉钦，2004：27）这一原则，对以后采用音译译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严复在总结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精髓，总结自己翻译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在《天演论》译例言（1898）中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严复的“信”是指忠于原文的意思，“达”是指译文通达。（方梦之，2004：124）长期以来，翻译界虽对“信、达、雅”的标准各执一词，但其中“信、达”已经成为翻译普遍接受的基本准则——“忠实，通顺”，音译则是保证“忠实”的有效的手段之一。 四、译音发展的新时期
总结前三次翻译高潮，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限制，翻译发展相对缓慢，与此同时，音译的讨论与使用也受到了限制，没有在翻译实践中展露其特质。此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世界信息全球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在开放以来，在文化方面始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的结果。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速度加快，信息量增多，中国各种思潮得以健康自由发展，这些都促使了当今翻译的迅速发展。 翻译的发展同时也是音译的发展。
现代生活节奏加快，新事物、新产品不断涌现，这些在外来词吸收上可以得到明显反映。从英语借入的大量音译词频繁使用，与此同时音译词的使用范围上也不只是限于对人名、地名、商品名的翻译上，西方文化快速介入生活的方方面面：饮食方面，例如土司（toast）、香槟（champagne）、沙拉（salad）、布丁（pudding）、比萨饼（pizza）、威士忌（whisky）；衣着方面，例如迷你裙（miniskirt）、比基尼（bikini）；日常用品方面，例如香波（shampoo）、席梦思（shermons）、马赛克（masaic）；在艺术、娱乐、体育方面，例如爵士乐（jazz music）、迪斯科（disco）、派对（party）、芭蕾（ballet）、迪斯尼乐园（Disney land）、高尔夫球（golf）、呼啦圈（hula-hoop）；新科技方面，例如雷达（radar）、克隆（clone）、基因（gene）。这些词的出现丰富和发展了当今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今天，音译词的使用不仅仅只限定于寻找音节的对应，更注重音与意的融合，例如德国名车Benz没有译为“笨死”而音译为“奔驰”，给人产生奔跑速度快的感觉；香皂Safeguard，译为“舒肤佳”，给肌肤干净舒服的感觉；洗发水Head-shoulder，“海飞丝”传达的是一种秀发清爽飘逸的感觉；法国超市Carrefour，译为“家乐福”，传达的是快乐购物，家中其乐融融的感觉；Hacker-专门利用电脑搞破坏或恶作剧的家-译为“黑客”，一“黑”字便足以表达那些蓄意破坏电脑的家伙们道德败坏。这些包含了西方特色的文化因素，在中国又重新得到诠释。音译作为媒介，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使中国逐步融入世界。
翻译发展至今，其目的始终没有脱离文化的交流，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交流的结果也是双重的：翻译把异邦文化带入我族，一方面可以丰富和发展我族文化，帮助我族文学与文化从边缘走向中央（归化）；但另一方面，翻译也可以挑战并进而颠覆我族文化，使我族文学和文化从原有的中心位置上边缘化（异化）。（谭载喜，2004：244）我国文化在走向西方时，翻译则适当采用了异化策略即不拘泥汉语原语的表面涵义，也更关注西方国家的文化意识和欣赏习惯。
雅戈尔，我国著名服装品牌，注册英文商标“Youngor”更年轻的意思， 区别与Younger，是因为Younger，缺乏雅戈尔集团的特异性，因此雅戈尔集团稍作变动，采用了“Youngor”作为注册商标，表达了雅戈尔集团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内涵；国内知名饮品“非常可乐”，音译名为“Future Cola”，表现了“非常可乐”在未来将独树一帜，勇往直前的决心。纳爱斯集团选择“Nice”作为注册商标，寓意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正符合纳爱斯集团经营洗涤和口腔护理用品的宣传目的，也更能迎合消费者的心理需求。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文字便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汉字与西方语系不同其最大特点就是汉字是音、形、意的完美结合，中国独特的文化赋予了汉字特定的含义，所以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便出现了汉译英的音译词，例如饺子译为“Jiaozi”，粽子译为“zongzi”、元宵译为“yuanxiao”、 馄饨译为“wonton”，茅台酒译为“Maotai”，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音译为“Tao”，秧歌译为“yangko”，功夫译为“kung fu”，气功译为“Qigong”，中南海译为“Zhongnanhai”。总之，我们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只要是西方没有的东西，大都采用音译的方法来传达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涵。
五、结语
回顾中国翻译是可以看到，翻译对于丰富中国文化，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与此同时，音译作为翻译的一种手段，在丰富和发展汉语词汇库，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音译的发展已不单单寻找音节的对应，逐步转变到音、形、义的完美结合。每个时代都有其社会历史特征，音译这面“镜子”，又从独特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逐步健全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
参考文献：
[1]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2]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商务印书馆.2004.
[3]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4]陈福康.中国翻译理论史稿[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5]张柏然，许钧.面相21世纪的译学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2.
[6]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7]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8]薄振杰.翻译研究新探[M].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
[9]孙丰果.中国翻译史上的科技翻译高潮和西学翻译高潮之比较[J].考试周刊.2008.
[10]韩振宇.试论翻译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作用[J].国外理论动态.2008.
【关键词】音译 翻译史 社会文化发展
一、引言
音译（transliteration）是一种以源语言读音为依据的翻译形式。一般根据源语言内容的发音在目标语中寻找发音相近的内容进行代替翻译。音译通常用于姓名、企业、地名、国名等的翻译。音译词只可以连在一起使用，不可拆分，否则没有意义，例如：张伯伦是音译，并不代表该人物姓张，音译词是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
中国翻译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对佛经的翻译，至今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四次翻译高潮，分别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当代翻译。（马祖毅，1998：1）本文拟从中国翻译史的四次高潮出发，通过讨论音译发展的动力来阐释音译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
二、译音的最初发展
纵观中西方翻译史，翻译都是一项古老的活动，都始于对宗教文献的翻译。中国最早的翻译始于对佛经《浮屠经》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大量使用音译法。“浮屠”是梵文“Buddha”的音译，也译为“佛”或“佛陀”，发展到今天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佛经》。在佛教经文上经常可以看到例如：“南无”梵文“namo”的音译，是顶礼、归命、敬礼、皈依等义；“偷婆”梵文“stupa”的音译，在现代汉语中“塔”的意思；现代汉语“玻璃”源于梵文“sphatika”，在早期经文中因译为“婆梨（黎）”，与现代汉语不同有“宝石”之义。很容易看出此类经文翻译只是在目的语中找出与之对应的音节，并不能反映出源语言的真是意义。
佛经翻译无非就是要将一种新的思想文化植入中国文化，为人们普遍接受。而在植入过程中，译者要面对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目的语文化与源语言文化的不对等；二是如何保持源语言文化的真实意义。佛经的翻译是宗教的植入，是一种新思想，新文化的植入。因此，在翻译佛经过程中，在源语言存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对应意义或对等物等类似问题便会常常出现，同时，又为了保持源语言的纯洁性，不至曲解， 在翻译佛经过程中便常常选择音译形式。但受社会文化差异和发展程度的制约，佛经翻译的前期译者多是西域、印度的僧人或者稍懂梵语的中国僧人，一如西方早期《圣经》翻译过程所遇到的问题一样，佛经翻译成汉语也遇到了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等问题。
中国的音译历史追溯至唐代，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针对音译之文玄奘在《佛典之翻译》一文中提出了‘五不翻’的理论，即有五种形式不予意译，而选择音译：
1.秘密不翻，例如经中诸陀罗尼，是佛之秘密语，微妙深隐，不可思议，不予意译；
2.生善不翻，例如般若、释迦牟尼不译为智慧、能仁等，因前者令人生尊重之念，后者则易招致等闲视之而轻贱；
3.含多义故不翻，例如薄伽梵一词，兼具自在、炽热、端严、名称、吉祥、尊贵等六意，故不可任择其一而译；
4.顺古不翻，例如阿耨多罗三藐三提，意指无上正等正觉，自东汉使用，历代译经家皆以音译，故保留前人规式；
5.无故不翻，例如浮树产于印度等地，为我国所无，故保留原音。（翻译经典 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五不翻的合理因素使得此法为后世所遵循。玄奘巧妙的运用音译，使译本之文、义、音能够与原作切会。
三、音译的缺失
1.科技翻译。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中国明末清初迎来了第二次翻译高潮——科技翻译。基督教在中国迅速传播的同时，西方传教士也带来了新的科学技术，但鉴于西方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扬基督教义，争取新的教徒，寻找新的地盘；当朝统治者支持引进西学，支持西学翻译是为了增强国力，维护统治并没有把精力放在翻译研究之上；开明士大夫则把翻译重心放在“学以致用”上，从而也忽略了对翻译理论研究的探索。翻译方式主要以中国士大夫按照西方人口述为主，进行修改，加工，删减，反映了这一时代翻译活动真实的历史状况。此次翻译高潮，在翻译研究方面并未取得重大成果，但从客观上推动着地三次翻译高潮的发展。（李楠，2008： 181-185）
2.西学翻译。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到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这之间，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了举人和学校之争论，新学、旧学之争，西学、中学之争。在这场新、旧文化的斗争中，翻译得以迅速发展。清末民初，西学翻译把翻译焦点放在了对西方工业、农业、军事、科学技术的翻译上；在翻译思想方面，焦点则放在对科学技术术语的统一上，从译名统一的原则到科学术语词典的编撰都在翻译史上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关于译名问题，傅兰雅、徐寿等人提出了著名的“译名七原则”，其中对译名音译方法的阐述包括：一，尽可能意译，而不音译。二，万一不可能意译，则要用尽量适当的汉字音译……要建立音译体系，基本词素音译字要固定，要用官话音译。（王秉钦，2004：27）这一原则，对以后采用音译译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严复在总结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精髓，总结自己翻译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在《天演论》译例言（1898）中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严复的“信”是指忠于原文的意思，“达”是指译文通达。（方梦之，2004：124）长期以来，翻译界虽对“信、达、雅”的标准各执一词，但其中“信、达”已经成为翻译普遍接受的基本准则——“忠实，通顺”，音译则是保证“忠实”的有效的手段之一。 四、译音发展的新时期
总结前三次翻译高潮，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限制，翻译发展相对缓慢，与此同时，音译的讨论与使用也受到了限制，没有在翻译实践中展露其特质。此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世界信息全球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在开放以来，在文化方面始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的结果。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速度加快，信息量增多，中国各种思潮得以健康自由发展，这些都促使了当今翻译的迅速发展。 翻译的发展同时也是音译的发展。
现代生活节奏加快，新事物、新产品不断涌现，这些在外来词吸收上可以得到明显反映。从英语借入的大量音译词频繁使用，与此同时音译词的使用范围上也不只是限于对人名、地名、商品名的翻译上，西方文化快速介入生活的方方面面：饮食方面，例如土司（toast）、香槟（champagne）、沙拉（salad）、布丁（pudding）、比萨饼（pizza）、威士忌（whisky）；衣着方面，例如迷你裙（miniskirt）、比基尼（bikini）；日常用品方面，例如香波（shampoo）、席梦思（shermons）、马赛克（masaic）；在艺术、娱乐、体育方面，例如爵士乐（jazz music）、迪斯科（disco）、派对（party）、芭蕾（ballet）、迪斯尼乐园（Disney land）、高尔夫球（golf）、呼啦圈（hula-hoop）；新科技方面，例如雷达（radar）、克隆（clone）、基因（gene）。这些词的出现丰富和发展了当今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今天，音译词的使用不仅仅只限定于寻找音节的对应，更注重音与意的融合，例如德国名车Benz没有译为“笨死”而音译为“奔驰”，给人产生奔跑速度快的感觉；香皂Safeguard，译为“舒肤佳”，给肌肤干净舒服的感觉；洗发水Head-shoulder，“海飞丝”传达的是一种秀发清爽飘逸的感觉；法国超市Carrefour，译为“家乐福”，传达的是快乐购物，家中其乐融融的感觉；Hacker-专门利用电脑搞破坏或恶作剧的家-译为“黑客”，一“黑”字便足以表达那些蓄意破坏电脑的家伙们道德败坏。这些包含了西方特色的文化因素，在中国又重新得到诠释。音译作为媒介，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使中国逐步融入世界。
翻译发展至今，其目的始终没有脱离文化的交流，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交流的结果也是双重的：翻译把异邦文化带入我族，一方面可以丰富和发展我族文化，帮助我族文学与文化从边缘走向中央（归化）；但另一方面，翻译也可以挑战并进而颠覆我族文化，使我族文学和文化从原有的中心位置上边缘化（异化）。（谭载喜，2004：244）我国文化在走向西方时，翻译则适当采用了异化策略即不拘泥汉语原语的表面涵义，也更关注西方国家的文化意识和欣赏习惯。
雅戈尔，我国著名服装品牌，注册英文商标“Youngor”更年轻的意思， 区别与Younger，是因为Younger，缺乏雅戈尔集团的特异性，因此雅戈尔集团稍作变动，采用了“Youngor”作为注册商标，表达了雅戈尔集团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内涵；国内知名饮品“非常可乐”，音译名为“Future Cola”，表现了“非常可乐”在未来将独树一帜，勇往直前的决心。纳爱斯集团选择“Nice”作为注册商标，寓意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正符合纳爱斯集团经营洗涤和口腔护理用品的宣传目的，也更能迎合消费者的心理需求。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文字便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汉字与西方语系不同其最大特点就是汉字是音、形、意的完美结合，中国独特的文化赋予了汉字特定的含义，所以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便出现了汉译英的音译词，例如饺子译为“Jiaozi”，粽子译为“zongzi”、元宵译为“yuanxiao”、 馄饨译为“wonton”，茅台酒译为“Maotai”，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音译为“Tao”，秧歌译为“yangko”，功夫译为“kung fu”，气功译为“Qigong”，中南海译为“Zhongnanhai”。总之，我们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只要是西方没有的东西，大都采用音译的方法来传达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涵。
五、结语
回顾中国翻译是可以看到，翻译对于丰富中国文化，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与此同时，音译作为翻译的一种手段，在丰富和发展汉语词汇库，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音译的发展已不单单寻找音节的对应，逐步转变到音、形、义的完美结合。每个时代都有其社会历史特征，音译这面“镜子”，又从独特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逐步健全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
参考文献：
[1]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2]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商务印书馆.2004.
[3]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4]陈福康.中国翻译理论史稿[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5]张柏然，许钧.面相21世纪的译学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2.
[6]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7]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8]薄振杰.翻译研究新探[M].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
[9]孙丰果.中国翻译史上的科技翻译高潮和西学翻译高潮之比较[J].考试周刊.2008.
[10]韩振宇.试论翻译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作用[J].国外理论动态.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