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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现代文学史介绍创造社时，多仅以“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这一外因解释创造社从前期“为艺术而艺术”到走向对立面、转向后期革命文学的缘由，难以使读者信服，因而予人前后期断裂、突变之感，创造社也因之常被冠以“善变”“浮躁易变”的标签。近期拜读了咸立强所著《艺术之宫与十字街头：创造社研究》（武汉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以下简称《艺术》）一书后，对于创造社后期转向的内在原因及后期同人文学活动的深远影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壹
《艺术》“再版后记”提到，该书之所以定名为《艺术之宫与十字街头》而非《从艺术之宫到十字街头》，目的在于淡化线性的“走向”式描述，凸显“艺术之宫”与“十字街头”两种相反相成的因素在创造社同人身上既对立又统一的共时存在。在书中，“艺术之宫”被定义为无功利、对文学本身“全”与“美”的追求，而“十字街头”则意为对社会事务的关切、革命实践的走向，全书即侧重从两种因素的对话、冲突这一线索在创造社不同发展阶段的一以贯之来揭示其转向的内在根源。与传统文学史强调“五卅”在转向中作用不同的是，这本书将创造社革命转向的根源推后至1926年初期创造社同人齐聚广州。从表面上看，此时郭沫若等创造社元老的革命倾向显然已完全偏离社团成立时的纯文学追求；但若追溯到他们南下广州前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会发现实则并不尽然。郭沫若《文艺之社会使命》，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等理论文章皆承认文学作品所必然含有的社会价值，强调艺术与社会的紧密关联。在介绍郭沫若以《女神》为代表的创作成就时，《艺术》更特别提及其诗歌改天换地的激情、“自我”精神主体性的张扬与“五四”时代精神和启蒙这一时代“共名”的契合，足见其诗歌所蕴含的与旧文明旧社会抗争战斗的“为人生”的意义：
如果仔細寻索，我们也会发现早在郭沫若等初期创造社同人的文学观中，其实就已隐含有“新载道观”的萌芽，只是那时所谓的“新道”被视为“自由平等”，后来渐渐被替换成了“革命思想”而已。
同时期的郁达夫也不例外，所描绘的“零余者”皆是带有强烈进取欲望、渴望治国平天下的“骄傲”青年，由此充分显示出初期创造社同人对时代和社会的“热烈的关心”。而即使在整个社团普遍转向革命文学后，创造社同人也并非都思想进步、政治“正确”，如张资平仍执着于出版部的经济问题，王独清仍抹不去倾向“世纪末日”呓语的文学趣味等。由此可见，从创造社这一团体内在的发展思路来看，“十字街头”因素其实自创造社成立起便已萌生，只是在社团各发展阶段所占比重各有不同，与“艺术之宫”因素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和谐并存；创造社同人其实自始至终保持对时代精神的敏感、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这一“十字街头”关怀，而正因为这一内在根基，“五卅”或“南下广州”等偶然因素才得以成为社团转向的契机和催化剂。
不只停留于创造社单一个体的发展过程，《艺术》还将转向缘由追溯至古代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思想：
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本来就不曾有过西方意义上的纯粹个人主义……在他们那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思想，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将“齐家”变成了“立人”或名之曰个人主义的东西而已。（P400）
早前陈思和教授也对此有过解释，他认为从文化传统来看，每逢国运衰微之际，“中国文人一向以兼济天下为己任，习惯于将文学视作政治抱负的表现手段或宣泄手段”，因此“知识分子的良心不容许纯美意识生存”（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两种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4期）。郭沫若、郁达夫等初期创造社同人皆脱胎于旧式家庭，深受儒家文化濡染；1925年“五卅”惨案的发生和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革命文化活动的沉寂冷落，又皆显示国步艰难、生灵涂炭的气象。延续儒家文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勇担社会使命的精神，处于传统与现代转型夹缝中的这批初期创造社同人自然而然作出了他们认为正确的投身社会、积极入世的选择。因此，从以上创造社内在发展、古代士大夫文化一小一大传统来看，创造社成员固然在人生选择和艺术追求上都缺乏坚定性和持久性，但并非“浮躁易变”或见风使舵、见异思迁；其“善变”特质，应理解为从“十字街头”关怀、兼济天下意识根基出发的应时而动、顺潮流而动。
贰
初期创造社同人从广州回到上海后，1927年末，一批从大革命前线退下的青年和留日归国学生经郭沫若、成仿吾介绍加入创造社。这批新成员先后入党，迅速壮大了在党的领导下创造社“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也开启了文学史通常所说的后期创造社阶段。上文所述创造社的革命转向，以及此时期文坛影响力极大的“革命文学论争”事件，穿越近百载的历史长河，留给后人的教训和启示参半。
必须承认的是，此时期以肄业归国、未经大革命实践洗礼的新成员为代表的后期创造社同人的一系列文学活动，所呈现出来的弊端不可忽视。首先，他们的行动呈现出冯乃超自承的“缺乏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单凭一股热情出发”的对革命的盲目性。因急于在文坛宣传马列主义文论，建设新的历史辩证、唯物辩证的批评方法，他们还未来得及掌握相应的批评话语便草率成文，术语使用的生疏和文法的生涩使得即使是郑超麟这般对马列理论感兴趣的读者也不忍卒读。在革命文学论争中，除成仿吾外的其他成员还未来得及通读鲁迅作品便将其作为第一个“清算”对象。《艺术》提供了一条宝贵的史料：1928年1月1日《创造月刊》曾刊登《〈创造周报〉复活了》一则消息，说明迟至这一天后期创造社同人还有联合鲁迅打造文学新阵线的意向。而挑起论争的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则发表在出版于1928年1月15日的《文化批判》创刊号，半个月内同人态度立场的迅速转向从侧面反映出论争的仓促筹备和浮浅。这便使得他们在批评中无法围绕革命文学议题就事论事，偏离了文学论争的本质和目的。他们甚至以阶级意识对批判对象上纲上线，不惜向对方进行简单粗暴的人身攻击，不堪入耳的称呼如“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中国的珰·吉诃德”“资产阶级一个最良的代言人”等比比皆是。至此，本应平心静气讨论学术和主义问题的文学论争，演变为一场场文坛打战、骂战。其次，此时期创造社同人本意在文坛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论，但因自身革命色彩过于激烈，不免走向矫枉过正、不切实际的歧途。他们将社会科学理论作为编辑出版选稿的唯一来源，因而强烈反对张资平从经济利益角度出发的登载其通俗小说或编译投合市面的书籍的计划，以及王独清持续登载象征主义诗歌的编辑策略。上述故步自封、唯我独革的行为最终带来较大贻害，一方面对张资平、王独清的拒斥加速了他们的边缘化和离开，加剧成员罅隙，不利于社内团结；另一方面直接影响到后期同人们的生存和社团的发展，正如《艺术》所言“革命的启蒙是危险的”（P393），出版小众的革命理论书籍使得创造社出版部经济收益每况愈下，后续发展步履维艰，又因无法再按数照支每人生活费，影响同人生活质量，同样加剧了社内矛盾的激化。 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后期创造社同人及其论争又不失为一道亮丽风景线。当读者结合人生体验重新回望近百年前的这段历史，会发现后期创造社那些少不更事的新成员在论争中所显示的幼稚、偏执、简单化等弱点，其实不但不使人生厌，反而充满了血气方刚的青春活泼气息。与创造社成立时郭沫若等人选择“笼城生活”、抛弃工作和家庭追逐纯文学梦想类似，这批大多是那个年代的“00后”的新成员不惜放弃毕业试验，也不顾及经济利益的多寡，全心全意宣传革命思想和理论，为挽救内忧外患、民族危亡而奋不顾身。他们无法忘怀“十字街头”的理想主义精神令人着迷、振奋人心，在年轻人群体“丧文化”风行的今天更是能激发青年人追寻理想的勇气和信心。此外，多出身文科的后期创造社新成员毅然走出象牙之塔，放弃热爱和擅长的文学艺术事业，其所表现的对时代潮流的敏感、对社会使命的勇于担当，在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缺钙”现象日益普遍的今天，同样值得人们学习借鉴，干预社会的传统知识分子精神值得代代相传。
叁
立足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发展历程，《艺术》结语部分提出“后创造社时期”这一较具研究空间和学术价值的课题，主要研究对象为“左联”成立后原创造社同人文学活动及其相关影响。虽囿于该书论题，作者只略提一二，但已对读者和研究者颇具启发。
从数量可观的创造社成员加入“左联”的角度来看，这批成员在创造社消散后仍不同程度保持原有的意识与作风。加入“左联”，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后来各自的人生走向，不仅多数成员在“左联”地位举足轻重，冯乃超、阳翰笙等后期创造社新成员更曾担任“左联”党团书记或“文委”书记。随着中共领导力量的逐渐壮大，他们得以在所舍弃的纯文学道路之外，走上更为远大、光鲜的发展道路。另外，勇于挑战文坛偶像鲁迅的后期创造社同人，他们所表现出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勇于反叛的气概，以“打架”方式杀开一条血路的作风也影响颇深。例如20世纪40年代末，由郭沫若、冯乃超等人参与撰稿的《大众文艺丛刊》，初次亮相便将枪口对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已在文坛声名显赫的作家、理论家。而从左翼文学成为当代文学主流的角度来看，后期创造社同人的文学活动可谓对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思潮影响深远，烙印至今。从近处看，《艺术》的相关史料显示，后期创造社刊物理论性文章的以语词生涩、语法欧化为特征的佶屈聱牙文体曾在五年间风靡文坛，为青年人竞相模仿；长远来看，后期创造社刊物关涉文学的批判性论文，以前所未有的阶级论立场和政治经济学论述基础见诸读者，为中国文坛带来全新的思维方法和表达方式，为国内文学批评开辟新的空间，对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乃至当代文学的左翼文学批评都打下深刻烙印。
不绝如缕的创造社情结也并非对文坛全无不良影响。仍以《大众文艺丛刊》为例，初次登场的郭沫若也并无停留于文学层面的学术探讨，而是轻易便跳脱出来对批判对象的政治立场进行开火，以至于粗疏到将沈从文《看虹录》错写为《看云录》，不禁让人联想当年革命文学论争还未熟悉鲁迅作品便对其妄下定语的后期创造社同人。《大众文艺丛刊》的话语模式也多与当年如出一辙，“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地主阶级的弄臣”“摩登文素臣”“奴才主义者”等低劣粗俗、带人身攻击意味的政治标签层出不穷，虽批判意在政治思想的阐发传播而非与批判对象私人仇怨的宣泄，但无疑已对被批判者心灵、个人前途造成莫大打击，致使他们历经数十年也难以弥合当年的创伤；除被批判者外，中共党内对此类批判方式也不无反对，冯雪峰在阅读《大众文艺丛刊》的批判文章后更愤慨“难道又要重演创造社的故伎？”（胡风：《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更可见当年革命文学论争对中国文学、文化发展影响的两面性。
今年是创造社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回望沧桑历史，转向革命实践的后期创造社同人及其活动不仅对今人为人处世仍有不过时的教训和借鉴价值，其还对中国文学、文化史发展起着或推动、或制約的作用，回响绵延至今。可以说，不仅当年的创造社同人在士大夫传统、创造社发展传统影响下无法忘怀“十字街头”，今人和历史同样活在“十字街头”关怀影响下，并对其加以铭刻。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