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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的转型升级、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推动着科技创新的发展。为研究企业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借助2008—2020年广东省计算机和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信息传输和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广东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使用多元线性回归、二元Logistic回归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特征显著促进了湾区企业科技创新的产出，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具有海外工作经历背景比海外教育背景对湾区企业科技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大。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研究结论仍然成立。希望研究结论能够为政府相关部门提出有效政策建议提供数据基础，同时对湾区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的实施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高管;海外背景;创新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1]。2019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湾区）目标是到2035年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离不开科技人才，科技人才是企业开展科技创新的最根本、最具活力的要素，是企业获取最大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资源[2]。
总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内高层次人才数量不足，有海外背景的高端人才引进的状况也不是很理想。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的外籍人才占比通常是10%左右，而广、深作为湾区内国际化和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3]，其外籍人才占常住人口比例分别仅为0.36%和0.2%，低于东京湾区（2.6%），更远低于移民国家美国硅谷（37.4%）和纽约（36%）[4]。可见，湾区国际化人才集聚能力距离与国际人才接轨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湾区成立后，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呼唤科技创新，对具有创新能力的海外人才更是求贤若渴。企业是湾区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的主力军，而培养造就一大批国际性高水平创新团队是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5]，是参与湾区经济发展、企业治理的重要力量[6]。
湾区的设立直至现在已经四年有余，湾区海外人才引进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推进，珠三角九市共引进近9000名境外创新人才[7]，2018年，深圳市引進海归人才超过1.7万人[8]。引进海外人才后，湾区企业海外人才的创新优势有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引进的海外人才有没有促进湾区企业科技创新？海外人才是否真正为湾区企业带来切实的利益与健康发展？这都是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与现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第一，相较于以往以全国数据为研究样本，本文则以广东省三类具有典型高技术特征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一步深入探讨了湾区大力推动的海外人才的引进措施是否真正为湾区企业科技创新作出了贡献。第二，为湾区国际人才引进战略和企业国际人才引进计划的实践提供借鉴。
一、文献综述
在学术界，就高管海外背景能否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并未形成一致性的意见。大部分研究者认为高管海外背景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科技创新[5][9];而另一派研究者则认为海归CEO所在企业的创新绩效不及本土CEO所在企业，海归CEO并不一定带来更高的创新绩效[10]。因此，有必要对高管海外背景特征对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进行进一步细致研究和探索。依据高管的海外背景不同特征，研究者们又做了进一步的细分研究，体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一方面，不同行业、企业属性的高管海外背景特征与企业科技创新。从被研究企业所属的不同行业、不同的企业属性来看，海外背景高管对企业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表现是不均衡的。海归高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在创新行业比非创新行业更为显著[9]。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削弱了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5]。
另一方面，不同类型高管海外背景特征与企业科技创新。孟勇等发现高管的海外生产研发背景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理工科背景对创新绩效有一定的正向作用，管理财务背景和文科背景对创新绩效具有负向影响[6]。郑明波通过研究发现，技术背景和管理背景的海归高管均能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而法律背景的海归高管不会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和产出，但对创新效率存在正面影响[13]。
另外，也有研究者就海外背景高管在企业高管中的占比与企业科技创新的关系作出了研究。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海外背景高管在企业高管团队中的占比越大，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就越明显。例如刘凤朝、黄婷认为海外背景高管比例越大对企业创新绩效越有促进作用[11][12];郑明波也认为拥有更多海归高管的企业更加注重技术创新的质量，更少存在策略性创新行为[13]。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已有文献的研究样本大多聚焦于全国范围或全国某部分行业的上市公司，聚焦于粤港澳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却鲜有关注。本研究在总结借鉴前述研究的基础之上，探讨了在湾区范围之内，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以及湾区加强区域内的交流合作，是否强化了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科技创新的正向关系。本文将试图使用来自湾区微观企业层面的相关调查数据予以实证分析。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高管海外背景的利弊一直是困扰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话题。近年来，关于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影响机制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全球优势理论与本土优势理论两方面。全球优势理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通常具有更先进的技术、更丰富的管理经验[14]、更完善的公司运营模式且更加重视公司长期价值建设[15-16]。因此，引进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或鼓励高管到海外进修或工作，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更有效地进行科技创新活动。而本土优势理论则持相反的观点，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存在本质的区别，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管理经验、运营模式和企业价值观并不适合中国企业的自身情况[17]。因此，高管海外的技术经验不能有效地改善企业科技创新，甚至需要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融合海外经验与企业自身特点。大湾区的设立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广东省与港澳这两大国际平台海外人才的交流合作。因此，讨论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是研究国家海外人才战略和企业海外人才甄选的基础。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企业高管如果有过在国外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他们的认知能力、性格品质以及专业素质也将与其他高管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从而对企业的研发决策、资源配置和创新管理产生重要影响[18]，海外背景的高管具有国际化的思维方式和管理理念，更乐于接受新思想和获取新信息，创新意识相对国内教育背景的高管较强[5]。同时，他们积累了一定独特的海外社会资本[19]，通常与海外相关研究机构或企业的联系较为紧密[20]，利用自身海外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科技前沿动态以及技术支持，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21]。这些高管的海外经历都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科技创新。
相较于仅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高管，海外工作经历的高管更加熟悉国外企业的管理运作模式，对国外先进的科技前沿理论和先进的技术技能有更清晰的把握，更有能力将这些先进的知识运用到企业科技创新中来。
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高管海外背景能够显著促进湾区企业技术创新产出。
H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相较于高管海外教育背景，高管海外工作经历背景更能促进湾区企业科技创新產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8—2020年广东省计算机和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信息传输和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因为三类行业具有典型高新技术企业特征，故将其作为本次研究的初始样本公司。使用的高管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上市公司董监高个人特征数据库，在此数据库中董监高个人特征包含职业、海外、学术、金融四个方面的背景，本文仅关注海外背景这一项，其中，海外背景又包含了海外工作经历和海外求学两个子项。专利申请量数据来自同花顺IfinD数据库和广东省知识产权局，控制变量中的公司规模（Size）、公司年龄（Age）、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titutional Ownership）、总资产净利润率（ROA）等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依据证监会2012年行业分类，删除了ST类及*ST类上市公司并将国泰安上市公司治理综合信息文件数据库与各数据进行匹配，经过数据整理，得到241家样本公司1199个有效观测值。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所有连续变量都经过了1%和99%的缩尾处理，数据处理运用WPS2019和SPSS25统计软件。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依据Y.Lin&Fu[22]及Cao，Cumming & Zhou[23]的衡量方式，本文使用专利产出（Patents）作为被解释变量，专利产出用当年专利申请数表征。研发数据中的专利信息作了当年获得的专利和当年申请的专利两类处理。
2.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高管海外背景作为解释变量[17]，以海外背景高管占比作为其测度方式。参照刘凤朝的观点，将具有OECD国家国籍或户籍属于港澳台地区的、在OECD国家或港澳台地区工作的经历或接受过教育的及在跨国公司工作的经历等四种经历界定为海外背景[11]。参考Giannetti等的做法，海外工作背景不包括在中国大陆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或者中外合资企业的工作经历[24]。将海外背景高管占比作为连续变量，因为这种度量方法不仅可以反映企业是否拥有海归高管对创新投入的影响，而且能够更为细致地揭示海归高管的相对比例高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18]。
3.控制变量
为了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参考现有文献，选取如下公司层面控制变量：高管海外工作经历背景（Foreign study exp.）、高管海外教育背景（Foreign study exp.）、研发投入金额（RDSpendSum）、公司规模（Size）、公司年龄（Age）、国有股持股比例（StatesharesProp）、总资产净利润率（ROA）等变量（详见表1）。
（三）研究方法
首先，本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二元Logistic回归对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科技创新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次，在科技创新研究中，因变量专利产出值大于0，为正值连续性变量，且存在大量0值，因此结论可能会存在偏差，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进行稳健性检测。
（四）模型设定
为检验研究假设，需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使用线性回归、二元Logistic回归检验高管海外背景是否能影响湾区企业科技创新。为此，构建多元线性模型：
Innovation=a0+a1F+control.
其中，Innovation代表专利产出;ai为回归系数;F代表高管海外背景，预期：F：+***;control代表控制变量。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通过分析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1199个观测值中专利申请量最大值为874，最小值为0，平均值为35.53，标准差达到了105.788，结合研发投入金额最大值为5670918950，最小值为0，标准差为688968498.59，说明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在研发投入金额和专利申请总数两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高管海外背景占比最小值为3%，最大值为44%，均值为13.69%，说明样本公司中有13.69%的高新技术企业聘请了海外背景的高管，但是标准差8.812%，说明样本公司中高管海外背景占比差距明显。高管海外工作经历和海外教育背景两个变量在样本观测值内表现均衡，均值都是1.1（详见表2）。
通过分析所有变量的皮尔逊相关性 （Pearson Col）数据结果（详见表3）。从表中数据可知，海外背景高管占比
（Returnee）、海外工作经历背景高管
（Foreign work exp.）、海外教育背景高管 （Foreign study exp.）、国有持股比例
（StatesharesProp）、公司规模（Size）、
研发投入金额（RDSpendSum）、企业年龄（Age）与企业专利申请数显著正相关，表明除总资产利润率（ROA）以外，其他各变量对企业科技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初步证实了本文的所有研究假设，但更准确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检验。
（二）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详见表4）。由表4中共线性统计结果可知，所有变量容差，即容忍度TOL>0.2，方差膨胀系数VIF<5，远小于10，通过了多重共线性检验，即文中所有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其次，进行相关性分析。从表4的分析结果来看，高管海外背景占比与企业专利申请量呈正相关关系（Beta=0.363），而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具有显著性（p= 0<0.01），说明高管海外背景特征能显著促进湾区企业科技创新，这与现有研究结论一致[9][11]，支持了本文中的研究假设1。从表4的分析结果还可以看出，高管海外工作经历背景和高管海外教育背景两变量均与企业专利申请量显著正相关（Beta=0.377;0.202，p=0<0.01），说明
不管是高管海外工作经历背景，还是海外教育背景，均能显著促进湾区企业科技创新，但两者的t值分别是8.5和5.222，由8.5>5.222可知，相较于海外教育背景高管，海外工作经历高管更能促进湾区企业技术创新，研究假设2得到支持。同时，控制变量研发投入金额和企业科技创新也显著正相关（Beta=0.241，p=0<0.01），说明研发投入金额越多的企业，获得的专利申请量越大，即企业研发投入越大，企业科技创新需要的资金保障力度越大，专利申请量也会越多，越有利于企业科技创新。控制变量公司年龄（Age）与企业科技创新呈负相关，但显著性不够。
最后，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和企业科技创新也显著正相关（Beta=0.309，p=0<0.01），说明大型企业在规模经济、风险承担及融资渠道等各方面具有相对优势[25]，相较于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在企业创新能力更强，这也验证了著名的“熊彼特假说”。
（三）稳健性检验
1. Logistic回归检验
以上的实证分析结果，需通过进一步检验才能确立，为此，赋予有专利申请的企业因变量的值为1，没有专利申请企业因变量的值为0，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检验（详见表5）。
表5是模型显著性检验。从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χ2=42.636，P=0<0.01，说明本次拟合模型有意义，至少有一个引入的变量有统计学意义。
基于霍斯默-莱梅肖检验，由检验结果可知：p=0.377>0.05，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好，模型拟合优度通过检验（详见表6）。
海外背景高管占比变量p=0.044< 0.05，OR值Exp（B）=0.271，B=0.307，说明具有海外工作背景高管能正向促进湾区企业科技创新，而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具备显著性，同时，也说明海外背景高管每增长1个单位，专利申请量增加幅度为0.271倍，支持了研究假设1（详见表7）。
高管海外工作背景变量和海外教育背景变量回归系数B值分别为0.351和0.243，說明这两者都能正向促进湾区企业科技创新，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都具有显著性（p=0.002<0.01，p=0.035<0.01），但Exp（B）值分别是1.42和0.784，即海外工作经历背景高管每增长1个单位，专利申请量增加幅度1.42倍，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高管每增长1个单位，专利申请量的增加幅度为0.784倍，说明了相较于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高管，具有海外工作背景高管更能促进湾区企业科技创新，支持了研究假设2。
同理，公司规模变量回归系数B=0.11，说明公司规模和湾区企业科技创新正相关，且在5%的水平上具备显著性
（p=0.017<0.05）;研发投入金额变量回归系数B=0.302，说明研发投入金额和湾区企业科技创新正相关，而且在1%置信水平上具备显著性（p=0.002<0.01），Exp（B）=1.353，说明研发投入金额每增加1个单位，专利申请量增加幅度为1.353倍。
2.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了多方面检验本文实证结果的科学性和稳健性，进行一系列其他稳健性检验：1）变换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将解释变量专利申请数替换成无形资产/总资产;2）增加资产负债率、CEO年龄、现金资产比率等控制变量，并对专利申请数+1取自然对数;3）将公司规模、研发投入金额等控制变量分别替换成总资产、研发人员数占比。以上检验并未改变本文研究结论，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不再赘述。
五、结束语
本文以湾区企业科技创新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对2008—2020年广东省计算机和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信息传输和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三类具有典型高新技术特征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分析了高管海外背景对湾区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对湾区企业科技创新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能够显著提高湾区企业专利申请量。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高管海外教育背景，海外工作经历背景更能促进湾区企业科技创新。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然没有太大变化。
基于以上的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从政府层面来看，继续推行海外人才回国的优惠政策，加强高水平海外人才引进计划力度，特别是加大对具有海外工作经历背景高管人员的引进工作。此项政策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有助于湾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推动湾区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企业层面来看，企业在选聘高管人员时，应向具有海外背景高管，特别是应给具有海外工作经历的高管更多倾斜和支持，以便湾区企业日后获得更多的技术创新动力和后劲，增强湾区企业技术创新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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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管;海外背景;创新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1]。2019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湾区）目标是到2035年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离不开科技人才，科技人才是企业开展科技创新的最根本、最具活力的要素，是企业获取最大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资源[2]。
总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内高层次人才数量不足，有海外背景的高端人才引进的状况也不是很理想。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的外籍人才占比通常是10%左右，而广、深作为湾区内国际化和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3]，其外籍人才占常住人口比例分别仅为0.36%和0.2%，低于东京湾区（2.6%），更远低于移民国家美国硅谷（37.4%）和纽约（36%）[4]。可见，湾区国际化人才集聚能力距离与国际人才接轨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湾区成立后，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呼唤科技创新，对具有创新能力的海外人才更是求贤若渴。企业是湾区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的主力军，而培养造就一大批国际性高水平创新团队是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5]，是参与湾区经济发展、企业治理的重要力量[6]。
湾区的设立直至现在已经四年有余，湾区海外人才引进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推进，珠三角九市共引进近9000名境外创新人才[7]，2018年，深圳市引進海归人才超过1.7万人[8]。引进海外人才后，湾区企业海外人才的创新优势有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引进的海外人才有没有促进湾区企业科技创新？海外人才是否真正为湾区企业带来切实的利益与健康发展？这都是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与现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第一，相较于以往以全国数据为研究样本，本文则以广东省三类具有典型高技术特征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一步深入探讨了湾区大力推动的海外人才的引进措施是否真正为湾区企业科技创新作出了贡献。第二，为湾区国际人才引进战略和企业国际人才引进计划的实践提供借鉴。
一、文献综述
在学术界，就高管海外背景能否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并未形成一致性的意见。大部分研究者认为高管海外背景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科技创新[5][9];而另一派研究者则认为海归CEO所在企业的创新绩效不及本土CEO所在企业，海归CEO并不一定带来更高的创新绩效[10]。因此，有必要对高管海外背景特征对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进行进一步细致研究和探索。依据高管的海外背景不同特征，研究者们又做了进一步的细分研究，体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一方面，不同行业、企业属性的高管海外背景特征与企业科技创新。从被研究企业所属的不同行业、不同的企业属性来看，海外背景高管对企业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表现是不均衡的。海归高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在创新行业比非创新行业更为显著[9]。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削弱了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5]。
另一方面，不同类型高管海外背景特征与企业科技创新。孟勇等发现高管的海外生产研发背景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理工科背景对创新绩效有一定的正向作用，管理财务背景和文科背景对创新绩效具有负向影响[6]。郑明波通过研究发现，技术背景和管理背景的海归高管均能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而法律背景的海归高管不会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和产出，但对创新效率存在正面影响[13]。
另外，也有研究者就海外背景高管在企业高管中的占比与企业科技创新的关系作出了研究。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海外背景高管在企业高管团队中的占比越大，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就越明显。例如刘凤朝、黄婷认为海外背景高管比例越大对企业创新绩效越有促进作用[11][12];郑明波也认为拥有更多海归高管的企业更加注重技术创新的质量，更少存在策略性创新行为[13]。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已有文献的研究样本大多聚焦于全国范围或全国某部分行业的上市公司，聚焦于粤港澳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却鲜有关注。本研究在总结借鉴前述研究的基础之上，探讨了在湾区范围之内，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以及湾区加强区域内的交流合作，是否强化了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科技创新的正向关系。本文将试图使用来自湾区微观企业层面的相关调查数据予以实证分析。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高管海外背景的利弊一直是困扰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话题。近年来，关于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影响机制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全球优势理论与本土优势理论两方面。全球优势理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通常具有更先进的技术、更丰富的管理经验[14]、更完善的公司运营模式且更加重视公司长期价值建设[15-16]。因此，引进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或鼓励高管到海外进修或工作，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更有效地进行科技创新活动。而本土优势理论则持相反的观点，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存在本质的区别，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管理经验、运营模式和企业价值观并不适合中国企业的自身情况[17]。因此，高管海外的技术经验不能有效地改善企业科技创新，甚至需要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融合海外经验与企业自身特点。大湾区的设立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广东省与港澳这两大国际平台海外人才的交流合作。因此，讨论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是研究国家海外人才战略和企业海外人才甄选的基础。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企业高管如果有过在国外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他们的认知能力、性格品质以及专业素质也将与其他高管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从而对企业的研发决策、资源配置和创新管理产生重要影响[18]，海外背景的高管具有国际化的思维方式和管理理念，更乐于接受新思想和获取新信息，创新意识相对国内教育背景的高管较强[5]。同时，他们积累了一定独特的海外社会资本[19]，通常与海外相关研究机构或企业的联系较为紧密[20]，利用自身海外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科技前沿动态以及技术支持，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21]。这些高管的海外经历都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科技创新。
相较于仅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高管，海外工作经历的高管更加熟悉国外企业的管理运作模式，对国外先进的科技前沿理论和先进的技术技能有更清晰的把握，更有能力将这些先进的知识运用到企业科技创新中来。
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高管海外背景能够显著促进湾区企业技术创新产出。
H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相较于高管海外教育背景，高管海外工作经历背景更能促进湾区企业科技创新產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8—2020年广东省计算机和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信息传输和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因为三类行业具有典型高新技术企业特征，故将其作为本次研究的初始样本公司。使用的高管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上市公司董监高个人特征数据库，在此数据库中董监高个人特征包含职业、海外、学术、金融四个方面的背景，本文仅关注海外背景这一项，其中，海外背景又包含了海外工作经历和海外求学两个子项。专利申请量数据来自同花顺IfinD数据库和广东省知识产权局，控制变量中的公司规模（Size）、公司年龄（Age）、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titutional Ownership）、总资产净利润率（ROA）等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依据证监会2012年行业分类，删除了ST类及*ST类上市公司并将国泰安上市公司治理综合信息文件数据库与各数据进行匹配，经过数据整理，得到241家样本公司1199个有效观测值。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所有连续变量都经过了1%和99%的缩尾处理，数据处理运用WPS2019和SPSS25统计软件。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依据Y.Lin&Fu[22]及Cao，Cumming & Zhou[23]的衡量方式，本文使用专利产出（Patents）作为被解释变量，专利产出用当年专利申请数表征。研发数据中的专利信息作了当年获得的专利和当年申请的专利两类处理。
2.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高管海外背景作为解释变量[17]，以海外背景高管占比作为其测度方式。参照刘凤朝的观点，将具有OECD国家国籍或户籍属于港澳台地区的、在OECD国家或港澳台地区工作的经历或接受过教育的及在跨国公司工作的经历等四种经历界定为海外背景[11]。参考Giannetti等的做法，海外工作背景不包括在中国大陆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或者中外合资企业的工作经历[24]。将海外背景高管占比作为连续变量，因为这种度量方法不仅可以反映企业是否拥有海归高管对创新投入的影响，而且能够更为细致地揭示海归高管的相对比例高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18]。
3.控制变量
为了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参考现有文献，选取如下公司层面控制变量：高管海外工作经历背景（Foreign study exp.）、高管海外教育背景（Foreign study exp.）、研发投入金额（RDSpendSum）、公司规模（Size）、公司年龄（Age）、国有股持股比例（StatesharesProp）、总资产净利润率（ROA）等变量（详见表1）。
（三）研究方法
首先，本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二元Logistic回归对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科技创新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次，在科技创新研究中，因变量专利产出值大于0，为正值连续性变量，且存在大量0值，因此结论可能会存在偏差，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进行稳健性检测。
（四）模型设定
为检验研究假设，需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使用线性回归、二元Logistic回归检验高管海外背景是否能影响湾区企业科技创新。为此，构建多元线性模型：
Innovation=a0+a1F+control.
其中，Innovation代表专利产出;ai为回归系数;F代表高管海外背景，预期：F：+***;control代表控制变量。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通过分析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1199个观测值中专利申请量最大值为874，最小值为0，平均值为35.53，标准差达到了105.788，结合研发投入金额最大值为5670918950，最小值为0，标准差为688968498.59，说明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在研发投入金额和专利申请总数两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高管海外背景占比最小值为3%，最大值为44%，均值为13.69%，说明样本公司中有13.69%的高新技术企业聘请了海外背景的高管，但是标准差8.812%，说明样本公司中高管海外背景占比差距明显。高管海外工作经历和海外教育背景两个变量在样本观测值内表现均衡，均值都是1.1（详见表2）。
通过分析所有变量的皮尔逊相关性 （Pearson Col）数据结果（详见表3）。从表中数据可知，海外背景高管占比
（Returnee）、海外工作经历背景高管
（Foreign work exp.）、海外教育背景高管 （Foreign study exp.）、国有持股比例
（StatesharesProp）、公司规模（Size）、
研发投入金额（RDSpendSum）、企业年龄（Age）与企业专利申请数显著正相关，表明除总资产利润率（ROA）以外，其他各变量对企业科技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初步证实了本文的所有研究假设，但更准确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检验。
（二）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详见表4）。由表4中共线性统计结果可知，所有变量容差，即容忍度TOL>0.2，方差膨胀系数VIF<5，远小于10，通过了多重共线性检验，即文中所有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其次，进行相关性分析。从表4的分析结果来看，高管海外背景占比与企业专利申请量呈正相关关系（Beta=0.363），而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具有显著性（p= 0<0.01），说明高管海外背景特征能显著促进湾区企业科技创新，这与现有研究结论一致[9][11]，支持了本文中的研究假设1。从表4的分析结果还可以看出，高管海外工作经历背景和高管海外教育背景两变量均与企业专利申请量显著正相关（Beta=0.377;0.202，p=0<0.01），说明
不管是高管海外工作经历背景，还是海外教育背景，均能显著促进湾区企业科技创新，但两者的t值分别是8.5和5.222，由8.5>5.222可知，相较于海外教育背景高管，海外工作经历高管更能促进湾区企业技术创新，研究假设2得到支持。同时，控制变量研发投入金额和企业科技创新也显著正相关（Beta=0.241，p=0<0.01），说明研发投入金额越多的企业，获得的专利申请量越大，即企业研发投入越大，企业科技创新需要的资金保障力度越大，专利申请量也会越多，越有利于企业科技创新。控制变量公司年龄（Age）与企业科技创新呈负相关，但显著性不够。
最后，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和企业科技创新也显著正相关（Beta=0.309，p=0<0.01），说明大型企业在规模经济、风险承担及融资渠道等各方面具有相对优势[25]，相较于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在企业创新能力更强，这也验证了著名的“熊彼特假说”。
（三）稳健性检验
1. Logistic回归检验
以上的实证分析结果，需通过进一步检验才能确立，为此，赋予有专利申请的企业因变量的值为1，没有专利申请企业因变量的值为0，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检验（详见表5）。
表5是模型显著性检验。从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χ2=42.636，P=0<0.01，说明本次拟合模型有意义，至少有一个引入的变量有统计学意义。
基于霍斯默-莱梅肖检验，由检验结果可知：p=0.377>0.05，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好，模型拟合优度通过检验（详见表6）。
海外背景高管占比变量p=0.044< 0.05，OR值Exp（B）=0.271，B=0.307，说明具有海外工作背景高管能正向促进湾区企业科技创新，而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具备显著性，同时，也说明海外背景高管每增长1个单位，专利申请量增加幅度为0.271倍，支持了研究假设1（详见表7）。
高管海外工作背景变量和海外教育背景变量回归系数B值分别为0.351和0.243，說明这两者都能正向促进湾区企业科技创新，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都具有显著性（p=0.002<0.01，p=0.035<0.01），但Exp（B）值分别是1.42和0.784，即海外工作经历背景高管每增长1个单位，专利申请量增加幅度1.42倍，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高管每增长1个单位，专利申请量的增加幅度为0.784倍，说明了相较于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高管，具有海外工作背景高管更能促进湾区企业科技创新，支持了研究假设2。
同理，公司规模变量回归系数B=0.11，说明公司规模和湾区企业科技创新正相关，且在5%的水平上具备显著性
（p=0.017<0.05）;研发投入金额变量回归系数B=0.302，说明研发投入金额和湾区企业科技创新正相关，而且在1%置信水平上具备显著性（p=0.002<0.01），Exp（B）=1.353，说明研发投入金额每增加1个单位，专利申请量增加幅度为1.353倍。
2.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了多方面检验本文实证结果的科学性和稳健性，进行一系列其他稳健性检验：1）变换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将解释变量专利申请数替换成无形资产/总资产;2）增加资产负债率、CEO年龄、现金资产比率等控制变量，并对专利申请数+1取自然对数;3）将公司规模、研发投入金额等控制变量分别替换成总资产、研发人员数占比。以上检验并未改变本文研究结论，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不再赘述。
五、结束语
本文以湾区企业科技创新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对2008—2020年广东省计算机和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信息传输和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三类具有典型高新技术特征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分析了高管海外背景对湾区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对湾区企业科技创新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能够显著提高湾区企业专利申请量。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高管海外教育背景，海外工作经历背景更能促进湾区企业科技创新。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然没有太大变化。
基于以上的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从政府层面来看，继续推行海外人才回国的优惠政策，加强高水平海外人才引进计划力度，特别是加大对具有海外工作经历背景高管人员的引进工作。此项政策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有助于湾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推动湾区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企业层面来看，企业在选聘高管人员时，应向具有海外背景高管，特别是应给具有海外工作经历的高管更多倾斜和支持，以便湾区企业日后获得更多的技术创新动力和后劲，增强湾区企业技术创新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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