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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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亟须重塑经济增长的投资动能。本文以2004年中央投资审批体制改革为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和三重差分法考察了投资管制调整的投资效应。研究发现,投资审批体制改革导致投资管制程度放松,促进了相关行业和领域的投资扩张。投资管制程度放松的投资效应在规模相对小和获得政府补贴相对少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而且在地区市场化程度和地方政府效率相对低的地区更为明显,表明管制程度放松压缩了地方政府及官员干预和控制企业投资的空间。本文研究还发现投资审批体制改革具有投资效率提升的效果。本文验证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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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经济学院,510632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510006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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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行政审批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理论机制、实证识别与政策设计”(7177303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测算研究”(17JZD01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研究”(2018ZDXM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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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亟须重塑经济增长的投资动能。本文以2004年中央投资审批体制改革为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和三重差分法考察了投资管制调整的投资效应。研究发现,投资审批体制改革导致投资管制程度放松,促进了相关行业和领域的投资扩张。投资管制程度放松的投资效应在规模相对小和获得政府补贴相对少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而且在地区市场化程度和地方政府效率相对低的地区更为明显,表明管制程度放松压缩了地方政府及官员干预和控制企业投资的空间。本文研究还发现投资审批体制改革具有投资效率提升的效果。本文验证了放松管制所具有的积极的经济效应,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政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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