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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下午，烈日如火。陈奕泉不想再说什么，坐了一小会，找个借口出去了。
他是“琼 09063”船的船长，这条崭新的渔船，已经永远停泊在历史记忆中。2014年5月6日，他们在南沙半月礁被菲律宾海警抓捕，船被没收。船上11名船员中，除李香辉、何壮因为未成年而被释放之外，9人全部被判刑一年。
今年6月12日，他们才回到海南潭门镇。
即便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再难找出另一个群体，像潭门渔民这样日夜生活在国际政治博弈的漩涡当中。当其他地方的人们谈论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群岛的时候，他们是在谈论新闻，而潭门人则是在谈论生活，就像谈论自家的菜园子。
他的本事是从父亲手上学来的，而儿子陈奕泉的本事则是他手把手教的。一代一代地把经验传下去，是潭门小镇上家家户户的世代常例。
土地太少，唯有向海求生。
现存潭门最负盛名的老船长之一，81岁的苏承芬说，我们这里的地，“还不够女人耕的”，大多还是沙地，作物产量不高。所以这里的男性必须出海，读完小学甚至没有上过学，就要上船。
但这还不足以构成潭门人跟南海之间的特别联系—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等蓝海领土，他们烂熟于心，而且在数百年时间里，几乎只有潭门人在此作业，他们的存在成为国家主权的强有力证据。
在三亚、临高、文昌，以及其他海南岛沿海地区，同样有相当比例的居民以渔业为生，但他们很少出远海，并不去“四沙”。
潭门人拥有独一无二的作业方式。他们驾船出海，但并不撒网或拖网作业，世代相传的工作方式是潜水捕捞。到了指定地点，跳入海中，定向捕捞砗磲、鲨鱼、海龟、苏眉、石斑、鲍鱼、海参等名贵海产，苏承芬说，市场上什么值钱，就抓什么。
“比如那时候海龟还不是保护动物，我们在水里追着它跑，一直跑，跑不动了浮出水面，就把它抓住。”50多岁的船长许声佩回忆说，“抓鲨鱼、苏眉鱼、石斑鱼这些大鱼，就潜到水里给它们打麻药。”
他们需要一个水产丰盛、水深适中、海水能见度高的作业场地，而南海岛礁，就是这样的地方。珊瑚礁里栖宿着大量生物，礁盘、潟湖以及珊瑚礁周围的水深多在人类无装备潜水的忍受限度内，海水澄清，水面40米以下仍有足量光线。
许声佩说，从宋代开始，特别是郑和下西洋以后，潭门人世世代代就在南海的岛礁上讨生活。从小木船，到帆船，到现在的机动船，自古往来不绝。“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是帆船，以季风为动力，吹西北风或者东北风的时候就可以出海。”
渔民们一去就是两三个月，没有任何通信方法，前路难测，死生未卜，每一次别离可能都是与家人的永诀。
在遭遇风暴之外，粮食与淡水断绝，是常见的情况。没有粮食的时候，苏承芬曾两天喝一顿稀饭，没有淡水了，喝过海水，喝过自己的尿。“我父亲说，有一年在西沙银岛，发了‘水土病’，一条船上，30多人，全部死了，死了的人埋在岛上，埋到岛上埋不下。”
几乎每一个村子的每一户家庭，都有人出去之后再没有回来，只留得衣冠荒冢成行。
此时，一个经验老到的船长，是航行安全的唯一依靠。
“琼琼海09063”的船长陈奕泉年仅39岁，已经在海上浮沉23年。
“16岁的时候，就跟着长辈出海。”年纪轻轻，他就已是一名船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在的船长与过去的船长并不是一个概念。
苏承芬说，现在有卫星导航，上了船大家就睡觉，还可以设定一个时间，到了指定位置机器还会叫你起床；现在是机动船，出海不受风向限制，还有天气预报帮助船只绕开那些天气不友好的区域。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自然已经不构成威胁。
威胁来自海盗，或者邻国。
去年5月6日上午10时许，“琼琼海09063”正在南沙作业，一艘伪装成渔船的菲律宾武装船迅速靠近。
“海警假扮成渔民模样，而且只看到一个人，其他人都躲在船舱里。”陈则豪说，所以大家就没有警惕，靠近之后，他们端着枪就冲出来了。
地点叫半月礁，半月礁的礁盘形似半个月亮。
这是一个出自典型的中国民间直觉思维的名字。大部分南海岛礁的名字，最早都由潭门渔民尤其是船长给予，名字里带着海南话的规则。
比如南沙太平岛，原名“黄山马峙”，“峙”在海南话里的意思是涨潮时仍能露出水面的岛屿或沙洲。“线”、“沙”、“铲”则指涨潮时淹没、退潮时露出的礁，“线排”、“沙排”意为从不露出水面但离水面较浅的礁，“郎”则为水下较深的暗滩……
在这些定性名词前面加上岛礁的形态描述，就是它的名字了，如秤钩峙、竹峙、馒头峙…… 苏承芬在1948年跟着父亲第一次到南沙，早期他也参与了最后一部分岛礁的民间命名。
命名是符号化思维的第一步，有了名字，航行历程就可以被记录。每一次航行，船长都要在一本本子上写出经过，留给后辈，让他们知道可选的走法，久而久之，一些老船长手头就掌握了一本世代传承的《更路薄》。不会走的时候，翻一翻《更路薄》上前人的记录就知道了，它就像是西方法系中的“判例”一般，影响后世，后世也不断书写，影响后后世。
翻开苏承芬手上的《更路薄》，一行行文字排列整齐，每行寥寥十余字，说清楚从一个地方如何到达另一个地方。以干支记位置，用卦语记方向（罗盘方位）；更数指的是时间，一炷香为一更，约能走60华里海路。
其中一句，“自丑未去黄山马，用乾巽，三更”，意思大概是从“丑未”这个地方去太平岛，按罗盘所指的乾巽（西南）方向走，三炷香时间就到了。
作为渔民中最后一批经验主义传统的继承者，苏承芬是一名帆船时代的好船长。他能抓一堆活蚂蟥，预测未来几天天气好坏；能通过观察夜晚海上发光的水母，知道风雨的大体时间与位置。
迷航的时候，他就看天上的云。“云一片片过去，会有不同的颜色，根据颜色就可以判断云下面有没有岛礁，因为岛屿、礁盘与海面，分别有不同颜色的反光。”
“好多人问我，阿公（爷爷）你经历这么多大风大浪，你怎么不死？我说，因为阿公本领好啊，要不阿公早死了。”
苏承芬说着，神情唏嘘。
被菲律宾抓扣时，是“琼琼海09063”的第三次航行，它在2014年4月24日从潭门出发，4月29日抵达半月礁作业。
2013年10月某天，西沙永乐群岛刮起强风，在琛航岛上避风的数十条渔船在风中互相剧烈碰撞，沉没十余条，损坏十余条。陈则豪家的渔船在损坏之列，已经不值得维修，于是他们便新造了一条船。
“琼琼海09063”出生，船体木质，吨位73吨，主机功率391千瓦。这条新船大概值200多万元，陈则豪说，第三次开出去，就被抢走了。
“他们用枪控制住我们，然后马上拔掉船上的北斗设备，我们来不及报警或求援。”回来的船员说。
在没有各种电子设备的年代，潭门渔民内部流传着一套深厚的知识系统，船长是其中的优秀传承者，而像草塘村的苏承芬、杨庆富这样最负名望的老船长，则是其中的权威。权威意味着，当时在这个巨大的国家里，没有任何人比他们更熟悉南海那些海上领土的情况。
顺理成章，1973年12月，在解放军收复西沙前夕，苏承芬负责带几名渔民登上珊瑚岛侦察。
“首长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弄清楚岛上有几个人，几挺机枪，几门炮，枪和炮对着什么方向。我们也害怕，但首长说，去了他不一定打枪，打了不一定打中，打中不一定会死掉，我想了想，就带头签了。”
苏承芬一行5人，佯装淡水用完，走上岛屿，拿着两条1米多长的马鲛鱼作为见面礼。“阿公刚走上岸，几条枪就戳了过来，戳在肚子和后背上，痛啊。我们拿出马鲛鱼，他们态度才好一点。后来让我们给他们杀鱼做饭，分成7份，我就知道岛上7个人。喝过水我们假装要在水井边拉屎，他们就让我们滚远一点去拉，就把枪炮数量和位置也搞清楚了。”
次年1月19日收复西沙，杨庆富作为渔业队长，派了3名熟悉地形的渔民前往参战。杨庆富今年79岁，他说，只要是保卫我们的海域的工作，渔民们玩命都愿意，因为南海就是潭门人的生存所系。
没有人比潭门人更希望国家牢牢掌控东沙、西沙、南沙、中沙，因为在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争抢下，潭门渔民往往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轻的抢劫，中则判刑，重者丧命。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政府一份公开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至2012年，潭门渔民在南海作业被周边国家无理追赶、抓扣、抢劫、武装袭击的事件有117宗，被枪杀的有5人，被无理袭击和抓扣的共有714人。谙熟潭门历史文化的当地作家郑庆杨说，十几年间，几乎每一户潭门渔民家庭都有男性成员因此丧命，甚至绝户。
潭门码头的小渔船，傍晚退潮的时候出海，上午涨潮的时候回来，带着垂钓的渔获。船员老黄说，小时候父亲说过，涨潮，是海里的鱼都哭了。
因为它们失去了家人、同伴，就像潭门渔民经常失去家人、同伴一样。
老轮机长符兴良是《南风窗》记者接触到的有着切骨之痛的受害者。1993年，他所在的渔船在南沙遭菲律宾武装部队袭击，枪声大作，符兴良的手臂被打断。他带着儿子跳入海中，拼命往礁盘上游，枪支跟随扫射，将他的独子打死在海水中。
这场屠杀，潭门渔民十余人死亡。草塘村人李明辉回忆，当时游上礁盘的时候，他被吓得小便失禁。李明辉因为侥幸生还，在潭门有个外号，叫“南沙死不了”。
这是一种要命的生活方式。
更多的潭门渔民则像“琼琼海09063”的9名船员一样，在九段线内当了异国的囚徒。苏承芬也曾被抓到越南岘港，被用枪指着心脏逼迫签字，承认南沙岛礁为越南领土，他坚决不从。
“阿公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就找了块石头，在地上写‘南沙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
因为生活无从选择，从根本上说，他们其实是海的囚徒。被抓扣，被判刑，被抢劫，被枪击，一旦缓过劲来，他们还是会继续出海，重新迎接未卜的命途。
陈则豪老人说，大海就是我的家，是我生长的地方。
枯竭的未来
“琼琼海09063”驶进了历史深处。陈则豪说，听说没收后已经沉了，可能是被菲律宾凿沉的。
儿媳妇用海南话大声呵斥了他几次，陈则豪也大声呵斥回去。他翻译说：“她不让我说，我怕什么，我被抓去坐牢也是光荣的。”
“为国护海”的使命意识，在这些老人心中根深蒂固。
苏承芬说，南沙太平岛上那时没有粮食作物，解放前他第二次去，就带了番薯、椰子和香蕉的种苗去那里种植；现在西沙东岛上有很多牛，那时也是他们带去的公牛、母牛繁衍下来的后代，多了，都变成野生的，以前逢年过节，身在海上的渔民还去东岛上猎牛。
“这难道还不能证明是我们的岛？”
一些从南沙回来的渔船，排列在潭门大桥下的岸边，船上只有一种产品—砗磲。砗磲是海洋里最大的贝类，主要生活在热带珊瑚礁上。最大的，长度超过1米，重量超过300公斤。这些砗磲都来自南沙—最远的一片海，因此渔船成本很高。而现在加工工艺品的厂商故意压价，好长一段时间都卖不出去。
潭门小镇上，密密麻麻的店铺，尽是经营砗磲工艺品的，多达数百家。这几年，砗磲已经被市场认作宝石，价格水涨船高。老黄说，以前吃完了肉，贝壳丢出去，或者用来当喂猪的食槽，谁也不知道会变得这么值钱。“去年我想起来丢出去几个，重新去找，捡回来一个卖了几千块。”巨大的贝壳还可以用作婴儿澡盆，有的渔民有一大堆没丢，就发了笔小财。
渔民们从珊瑚礁上数米深的水下把这些大家伙挖出来，运回潭门，作为工艺品的材料出售，按大小、成色，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十万元不等。
“颜色好的大砗磲，最高的卖到过60万元。”船员老龙说。老龙是湖南永州人，原是陆军战士，复员后在潭门当了20多年船员，“不过现在挖回来的，都是白色的，几千块钱一个，最大的也就几万块。”
老龙说，现在西沙根本没有了，南沙挖到的，也都是死了的空壳，活的早就见不到了。“有颜色的品质最好价格最高，只有黄岩岛才有，但现在国家不让去。”
船长许声佩说，现在除了砗磲，几乎捕捞不到其他水产。在南沙，中国手上的岛礁都没有什么资源，所以必须冒险到邻国侵占的岛礁去。“越南侵占的不敢去，靠近了就放枪，菲律宾的可以去，相对会好一点。”
1955年，杨庆富才19岁，第一次去南沙，那时大鱼、海参、海螺，多得抓不完。
南海渔业资源正在从北往南，逐次枯竭。而越是往南，需要的船就越大，成本也就越大，渔民们面临着更高的谋生门槛。向海求生，日益变得艰难，而为难之处在于，国家需要更多的渔民出现在南海，彰显国家主权，还要不断补贴，鼓励他们前往，支持他们造更大的船。南海周边声索国，也莫不如是，补贴力度甚至远超中国。
不带感情色彩地说，凡声索国渔民，都已是国际政治战略中的一枚棋子。
陈则豪已步履蹒跚，但他仍在盼望着早日再造渔船，奔向南海。在浩瀚的大海面前，这些渔民自由得无可选择。
他是“琼 09063”船的船长，这条崭新的渔船，已经永远停泊在历史记忆中。2014年5月6日，他们在南沙半月礁被菲律宾海警抓捕，船被没收。船上11名船员中，除李香辉、何壮因为未成年而被释放之外，9人全部被判刑一年。
今年6月12日，他们才回到海南潭门镇。
即便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再难找出另一个群体，像潭门渔民这样日夜生活在国际政治博弈的漩涡当中。当其他地方的人们谈论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群岛的时候，他们是在谈论新闻，而潭门人则是在谈论生活，就像谈论自家的菜园子。
他的本事是从父亲手上学来的，而儿子陈奕泉的本事则是他手把手教的。一代一代地把经验传下去，是潭门小镇上家家户户的世代常例。
土地太少，唯有向海求生。
现存潭门最负盛名的老船长之一，81岁的苏承芬说，我们这里的地，“还不够女人耕的”，大多还是沙地，作物产量不高。所以这里的男性必须出海，读完小学甚至没有上过学，就要上船。
但这还不足以构成潭门人跟南海之间的特别联系—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等蓝海领土，他们烂熟于心，而且在数百年时间里，几乎只有潭门人在此作业，他们的存在成为国家主权的强有力证据。
在三亚、临高、文昌，以及其他海南岛沿海地区，同样有相当比例的居民以渔业为生，但他们很少出远海，并不去“四沙”。
潭门人拥有独一无二的作业方式。他们驾船出海，但并不撒网或拖网作业，世代相传的工作方式是潜水捕捞。到了指定地点，跳入海中，定向捕捞砗磲、鲨鱼、海龟、苏眉、石斑、鲍鱼、海参等名贵海产，苏承芬说，市场上什么值钱，就抓什么。
“比如那时候海龟还不是保护动物，我们在水里追着它跑，一直跑，跑不动了浮出水面，就把它抓住。”50多岁的船长许声佩回忆说，“抓鲨鱼、苏眉鱼、石斑鱼这些大鱼，就潜到水里给它们打麻药。”
他们需要一个水产丰盛、水深适中、海水能见度高的作业场地，而南海岛礁，就是这样的地方。珊瑚礁里栖宿着大量生物，礁盘、潟湖以及珊瑚礁周围的水深多在人类无装备潜水的忍受限度内，海水澄清，水面40米以下仍有足量光线。
许声佩说，从宋代开始，特别是郑和下西洋以后，潭门人世世代代就在南海的岛礁上讨生活。从小木船，到帆船，到现在的机动船，自古往来不绝。“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是帆船，以季风为动力，吹西北风或者东北风的时候就可以出海。”
渔民们一去就是两三个月，没有任何通信方法，前路难测，死生未卜，每一次别离可能都是与家人的永诀。
在遭遇风暴之外，粮食与淡水断绝，是常见的情况。没有粮食的时候，苏承芬曾两天喝一顿稀饭，没有淡水了，喝过海水，喝过自己的尿。“我父亲说，有一年在西沙银岛，发了‘水土病’，一条船上，30多人，全部死了，死了的人埋在岛上，埋到岛上埋不下。”
几乎每一个村子的每一户家庭，都有人出去之后再没有回来，只留得衣冠荒冢成行。
此时，一个经验老到的船长，是航行安全的唯一依靠。
船 长
“琼琼海09063”的船长陈奕泉年仅39岁，已经在海上浮沉23年。
“16岁的时候，就跟着长辈出海。”年纪轻轻，他就已是一名船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在的船长与过去的船长并不是一个概念。
苏承芬说，现在有卫星导航，上了船大家就睡觉，还可以设定一个时间，到了指定位置机器还会叫你起床；现在是机动船，出海不受风向限制，还有天气预报帮助船只绕开那些天气不友好的区域。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自然已经不构成威胁。
威胁来自海盗，或者邻国。
去年5月6日上午10时许，“琼琼海09063”正在南沙作业，一艘伪装成渔船的菲律宾武装船迅速靠近。
“海警假扮成渔民模样，而且只看到一个人，其他人都躲在船舱里。”陈则豪说，所以大家就没有警惕，靠近之后，他们端着枪就冲出来了。
地点叫半月礁，半月礁的礁盘形似半个月亮。
这是一个出自典型的中国民间直觉思维的名字。大部分南海岛礁的名字，最早都由潭门渔民尤其是船长给予，名字里带着海南话的规则。
比如南沙太平岛，原名“黄山马峙”，“峙”在海南话里的意思是涨潮时仍能露出水面的岛屿或沙洲。“线”、“沙”、“铲”则指涨潮时淹没、退潮时露出的礁，“线排”、“沙排”意为从不露出水面但离水面较浅的礁，“郎”则为水下较深的暗滩……
在这些定性名词前面加上岛礁的形态描述，就是它的名字了，如秤钩峙、竹峙、馒头峙…… 苏承芬在1948年跟着父亲第一次到南沙，早期他也参与了最后一部分岛礁的民间命名。
命名是符号化思维的第一步，有了名字，航行历程就可以被记录。每一次航行，船长都要在一本本子上写出经过，留给后辈，让他们知道可选的走法，久而久之，一些老船长手头就掌握了一本世代传承的《更路薄》。不会走的时候，翻一翻《更路薄》上前人的记录就知道了，它就像是西方法系中的“判例”一般，影响后世，后世也不断书写，影响后后世。
翻开苏承芬手上的《更路薄》，一行行文字排列整齐，每行寥寥十余字，说清楚从一个地方如何到达另一个地方。以干支记位置，用卦语记方向（罗盘方位）；更数指的是时间，一炷香为一更，约能走60华里海路。
其中一句，“自丑未去黄山马，用乾巽，三更”，意思大概是从“丑未”这个地方去太平岛，按罗盘所指的乾巽（西南）方向走，三炷香时间就到了。
作为渔民中最后一批经验主义传统的继承者，苏承芬是一名帆船时代的好船长。他能抓一堆活蚂蟥，预测未来几天天气好坏；能通过观察夜晚海上发光的水母，知道风雨的大体时间与位置。
迷航的时候，他就看天上的云。“云一片片过去，会有不同的颜色，根据颜色就可以判断云下面有没有岛礁，因为岛屿、礁盘与海面，分别有不同颜色的反光。”
“好多人问我，阿公（爷爷）你经历这么多大风大浪，你怎么不死？我说，因为阿公本领好啊，要不阿公早死了。”
苏承芬说着，神情唏嘘。
“囚 徒”
被菲律宾抓扣时，是“琼琼海09063”的第三次航行，它在2014年4月24日从潭门出发，4月29日抵达半月礁作业。
2013年10月某天，西沙永乐群岛刮起强风，在琛航岛上避风的数十条渔船在风中互相剧烈碰撞，沉没十余条，损坏十余条。陈则豪家的渔船在损坏之列，已经不值得维修，于是他们便新造了一条船。
“琼琼海09063”出生，船体木质，吨位73吨，主机功率391千瓦。这条新船大概值200多万元，陈则豪说，第三次开出去，就被抢走了。
“他们用枪控制住我们，然后马上拔掉船上的北斗设备，我们来不及报警或求援。”回来的船员说。
在没有各种电子设备的年代，潭门渔民内部流传着一套深厚的知识系统，船长是其中的优秀传承者，而像草塘村的苏承芬、杨庆富这样最负名望的老船长，则是其中的权威。权威意味着，当时在这个巨大的国家里，没有任何人比他们更熟悉南海那些海上领土的情况。
顺理成章，1973年12月，在解放军收复西沙前夕，苏承芬负责带几名渔民登上珊瑚岛侦察。
“首长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弄清楚岛上有几个人，几挺机枪，几门炮，枪和炮对着什么方向。我们也害怕，但首长说，去了他不一定打枪，打了不一定打中，打中不一定会死掉，我想了想，就带头签了。”
苏承芬一行5人，佯装淡水用完，走上岛屿，拿着两条1米多长的马鲛鱼作为见面礼。“阿公刚走上岸，几条枪就戳了过来，戳在肚子和后背上，痛啊。我们拿出马鲛鱼，他们态度才好一点。后来让我们给他们杀鱼做饭，分成7份，我就知道岛上7个人。喝过水我们假装要在水井边拉屎，他们就让我们滚远一点去拉，就把枪炮数量和位置也搞清楚了。”
次年1月19日收复西沙，杨庆富作为渔业队长，派了3名熟悉地形的渔民前往参战。杨庆富今年79岁，他说，只要是保卫我们的海域的工作，渔民们玩命都愿意，因为南海就是潭门人的生存所系。
没有人比潭门人更希望国家牢牢掌控东沙、西沙、南沙、中沙，因为在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争抢下，潭门渔民往往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轻的抢劫，中则判刑，重者丧命。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政府一份公开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至2012年，潭门渔民在南海作业被周边国家无理追赶、抓扣、抢劫、武装袭击的事件有117宗，被枪杀的有5人，被无理袭击和抓扣的共有714人。谙熟潭门历史文化的当地作家郑庆杨说，十几年间，几乎每一户潭门渔民家庭都有男性成员因此丧命，甚至绝户。
潭门码头的小渔船，傍晚退潮的时候出海，上午涨潮的时候回来，带着垂钓的渔获。船员老黄说，小时候父亲说过，涨潮，是海里的鱼都哭了。
因为它们失去了家人、同伴，就像潭门渔民经常失去家人、同伴一样。
老轮机长符兴良是《南风窗》记者接触到的有着切骨之痛的受害者。1993年，他所在的渔船在南沙遭菲律宾武装部队袭击，枪声大作，符兴良的手臂被打断。他带着儿子跳入海中，拼命往礁盘上游，枪支跟随扫射，将他的独子打死在海水中。
这场屠杀，潭门渔民十余人死亡。草塘村人李明辉回忆，当时游上礁盘的时候，他被吓得小便失禁。李明辉因为侥幸生还，在潭门有个外号，叫“南沙死不了”。
这是一种要命的生活方式。
更多的潭门渔民则像“琼琼海09063”的9名船员一样，在九段线内当了异国的囚徒。苏承芬也曾被抓到越南岘港，被用枪指着心脏逼迫签字，承认南沙岛礁为越南领土，他坚决不从。
“阿公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就找了块石头，在地上写‘南沙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
因为生活无从选择，从根本上说，他们其实是海的囚徒。被抓扣，被判刑，被抢劫，被枪击，一旦缓过劲来，他们还是会继续出海，重新迎接未卜的命途。
陈则豪老人说，大海就是我的家，是我生长的地方。
枯竭的未来
“琼琼海09063”驶进了历史深处。陈则豪说，听说没收后已经沉了，可能是被菲律宾凿沉的。
儿媳妇用海南话大声呵斥了他几次，陈则豪也大声呵斥回去。他翻译说：“她不让我说，我怕什么，我被抓去坐牢也是光荣的。”
“为国护海”的使命意识，在这些老人心中根深蒂固。
苏承芬说，南沙太平岛上那时没有粮食作物，解放前他第二次去，就带了番薯、椰子和香蕉的种苗去那里种植；现在西沙东岛上有很多牛，那时也是他们带去的公牛、母牛繁衍下来的后代，多了，都变成野生的，以前逢年过节，身在海上的渔民还去东岛上猎牛。
“这难道还不能证明是我们的岛？”
一些从南沙回来的渔船，排列在潭门大桥下的岸边，船上只有一种产品—砗磲。砗磲是海洋里最大的贝类，主要生活在热带珊瑚礁上。最大的，长度超过1米，重量超过300公斤。这些砗磲都来自南沙—最远的一片海，因此渔船成本很高。而现在加工工艺品的厂商故意压价，好长一段时间都卖不出去。
潭门小镇上，密密麻麻的店铺，尽是经营砗磲工艺品的，多达数百家。这几年，砗磲已经被市场认作宝石，价格水涨船高。老黄说，以前吃完了肉，贝壳丢出去，或者用来当喂猪的食槽，谁也不知道会变得这么值钱。“去年我想起来丢出去几个，重新去找，捡回来一个卖了几千块。”巨大的贝壳还可以用作婴儿澡盆，有的渔民有一大堆没丢，就发了笔小财。
渔民们从珊瑚礁上数米深的水下把这些大家伙挖出来，运回潭门，作为工艺品的材料出售，按大小、成色，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十万元不等。
“颜色好的大砗磲，最高的卖到过60万元。”船员老龙说。老龙是湖南永州人，原是陆军战士，复员后在潭门当了20多年船员，“不过现在挖回来的，都是白色的，几千块钱一个，最大的也就几万块。”
老龙说，现在西沙根本没有了，南沙挖到的，也都是死了的空壳，活的早就见不到了。“有颜色的品质最好价格最高，只有黄岩岛才有，但现在国家不让去。”
船长许声佩说，现在除了砗磲，几乎捕捞不到其他水产。在南沙，中国手上的岛礁都没有什么资源，所以必须冒险到邻国侵占的岛礁去。“越南侵占的不敢去，靠近了就放枪，菲律宾的可以去，相对会好一点。”
1955年，杨庆富才19岁，第一次去南沙，那时大鱼、海参、海螺，多得抓不完。
南海渔业资源正在从北往南，逐次枯竭。而越是往南，需要的船就越大，成本也就越大，渔民们面临着更高的谋生门槛。向海求生，日益变得艰难，而为难之处在于，国家需要更多的渔民出现在南海，彰显国家主权，还要不断补贴，鼓励他们前往，支持他们造更大的船。南海周边声索国，也莫不如是，补贴力度甚至远超中国。
不带感情色彩地说，凡声索国渔民，都已是国际政治战略中的一枚棋子。
陈则豪已步履蹒跚，但他仍在盼望着早日再造渔船，奔向南海。在浩瀚的大海面前，这些渔民自由得无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