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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一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波匈事件的发生，促使党和毛泽东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并实行了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思想原则和方针政策。这一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正式确立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毛泽东运用矛盾学说来作出解释。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世界充满着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他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这一类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以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他强调，“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并具体阐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和一系列方针、政策。这些新方针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整风过程中，由于党内“左”倾情绪浓厚，加上少数右派分子趁机攻击党的领导地位，反右运动不适当的扩大化，导致一部分党员干部、党外人士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带来严重后果。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提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的情况下，就轻率地发动国民经济建设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中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形式的过渡，导致轻率地发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损害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由“大跃进”引发的全民大炼钢铁，造成农业生产劳动力被大量占用，加上1959年开始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大量农民因营养不良死亡。毛泽东与人民同甘共苦、命运与共，一起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受到人民的爱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分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失误的原因时指出，“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中心内容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党内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他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会议对缺点错误抱着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大会对当时国内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在认识上不一致，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也没有能够进行认真清理，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彻底纠正。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1963年2月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决定在农村进行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历时三年多的城乡社教运动，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管理方面的许多缺点，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混淆了两类矛盾，使不少干部群众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和打击。
1964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三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设想，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任务。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这个纲领未能形成具体的规划并付诸实施。
从党的八大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十年在探索中前进，虽然经历了重大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初步建成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工业的地理布局改善，交通运输业有了长足进步。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取得很大成绩。科教文卫事业也有重大发展。在国防建设方面，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国防科技水平大幅提高。
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毛泽东运用矛盾学说来作出解释。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世界充满着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他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这一类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以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他强调，“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并具体阐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和一系列方针、政策。这些新方针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整风过程中，由于党内“左”倾情绪浓厚，加上少数右派分子趁机攻击党的领导地位，反右运动不适当的扩大化，导致一部分党员干部、党外人士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带来严重后果。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提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的情况下，就轻率地发动国民经济建设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中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形式的过渡，导致轻率地发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损害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由“大跃进”引发的全民大炼钢铁，造成农业生产劳动力被大量占用，加上1959年开始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大量农民因营养不良死亡。毛泽东与人民同甘共苦、命运与共，一起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受到人民的爱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分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失误的原因时指出，“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中心内容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党内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他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会议对缺点错误抱着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大会对当时国内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在认识上不一致，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也没有能够进行认真清理，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彻底纠正。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1963年2月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决定在农村进行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历时三年多的城乡社教运动，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管理方面的许多缺点，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混淆了两类矛盾，使不少干部群众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和打击。
1964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三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设想，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任务。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这个纲领未能形成具体的规划并付诸实施。
从党的八大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十年在探索中前进，虽然经历了重大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初步建成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工业的地理布局改善，交通运输业有了长足进步。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取得很大成绩。科教文卫事业也有重大发展。在国防建设方面，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国防科技水平大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