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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40年代开始，大众文化在西方开始盛行，在罗兰·巴特眼中，新一轮的“神话”又崛起了，而这也促成了“神话学”的形成。罗兰·巴特文学、文化批评中的“神话学”方法是结构主义符号学与意识形态批评的奇妙结合，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有关“神话学”的基本概念及社会应用。
【关键词】神话学 符号化 结构主义
罗兰·巴特，法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理论家，他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感受使得他的文章内容丰富多彩，诸多变幻。在他的《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这本类似自传的书中，他把自己一生的思想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以《写作的零度》和《神话学》为代表的“社会神话学”时期，在这一时期，他的思想深受萨特、马克思、布莱希特的影响；二是以《符号学原理》、《流行时装系统》和《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为代表的“符号学”时期，对索绪尔思想的深度解读令他的符号学思想越来越成熟；最后是以《S/Z》为代表的“文本性”时期以及以《文本的愉悦》《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为代表的“道德”时期。[1]由于罗兰·巴特身兼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两种方式，所以外界对他的一生有多种分期，在这里我们采用他本人的分期方法。而本文即将探讨的就是罗兰·巴特思想的最初阶段——“社会神话学”时期创作的《神话学》这本书。
一、《神话学》
《神话学》的中文译本名为《神话——大众文化诠释》，阅读此书可知：这本书的骨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流行神话”是由巴特平日里在一本杂志发表的时事短文所集成，分析了种种“神话”以及它背后的意义，而第二部分“现代神话”则是偏向于理论描述，可以说是对分析“流行神话”的方法论的整理说明。
为什么上面提到的“神话”都要打双引号呢？翻开《现代汉语词典》，我们可以看到其对“神话”的解释：“民间文学的一种。远古时代人民的集体口头创作。包括神的故事和神化的英雄传说。其产生表现了古代人民对自然力的斗争和对理想的追求，对后世的文学艺术有深远的影响。”但是《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中罗兰·巴特讨论的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神话，“但一开始必须确定的是，神话是一种传播的体系，它是一种讯息。这使人明白，神话不可能是一件物体、一个观念或者一种想法；它是一种意指作用方式、一种形式。”[2]两者之间最大的联系就是：虚假。在“流行神话”中，葡萄酒、牛奶、广告、玩具这些东西都是罗兰·巴特眼中的“神话”，它们有无限的内涵延伸，在人民群众中形成了种种“神话”，这是本书的一大奇异之处。
而另一奇异之处，则是罗兰·巴特把符号学的方法用于分析“神话”，他认为“神话的言谈是由一个已经经过加工而适用于传播的素材所构成：因为神话的所有材料（无论是图画或者书写）都先设定了一种告知的意识，使人在忽视它们的实质时，还可以对他们加以推论。”[2]而当你在阅读这一部分时，你会发现，有两个词几乎贯穿全文，它们就是“能指”和“所指”。
二、“能指”和“所指”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指出，语言符号是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的，能指指音响形象，所指是概念，而两者的结合是符号，符号具有随意性。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当你听到“狗”这个词的时候，你心里会自动浮现出一只狗的形象，前者就是能指，而后者就是所指，也就是自此以后，人们接受了对作品的不同解答，因为虽然听到的都是“狗”这个词，但每个人心中所浮现的狗的形象却各不相同，可以是今早路上看到的狗狗，也可以是电影里的明星犬。我们发现，能指和所指是错位的，你想表达的任何东西，由于环境不同、教育不同、经历不同等等，都有可能跟别人所理解的不一样。我们身边最有趣也典型的例子就是各栋被拿来调侃的建筑，比如被称作“秋裤”的苏州地标性建筑“东方之门”，被称作“打蛋器”的上海中心大厦，想来建筑师的原意绝不是如此。
但也有例外，能指和所指绝不会错位的一个例子也在中国，就是中国戏剧。以京剧为例，京剧是一种程式化的艺术，说程式化，是因为不论演什么，从服装，动作，唱腔每个细节都有非常详细和严格的规定。人们早在几千年前就发明了一套密码：红脸是忠勇义烈，黄脸是凶狠残暴，四个龙套代表百万雄兵，台上转一圈就表示已经走过千山万水等等，经过这么多年的反复传播，看到这个“能指”，人们必定只会想到一个“所指”，艺术是不变形了，接收者和传播者的信息也对称了，但是也失去了“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艺术魅力，我们可以看到这也导致了这种艺术的吸引力不够强大，所以我觉得，能指和所指的错位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利于文化传播发展的。
回到罗兰·巴特，巴特接受了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一般理解，即“任何符号学都主张一种介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因此，能指、所指与符号是符号学系统中要掌握的三个基本名词，但是巴特还对其语言符号学作了进一步的推进，他将能指和所指，从抽象的符号转向了具体的实物，而此时被当作能指的实体，就被抽去了具体的内涵，成为了新的符号，这就是符号结构的二重化，也是巴特思想的核心。比如，《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中《红酒与牛奶》这一篇，“红酒”这个词以及它指向的红色酒液是第一个系统中的能指和所指，而这些，都变成第二个系统中的能指，所指则是“红酒”背后所代表的社会含义、文化含义等意识形态，而第二个系统中的能指和所指就构成了符号。
三、符号学的应用
巴特的这本书，事实上是为了分析批判“神话”。他发现中产阶级通过大众文化的神话运作机制将政治意图和目的进行粉饰和抹平，并且经过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使中产阶级遍及法国：在全国性的程度上演练，无产阶级规范被视为自然秩序的明显法律——中产阶级越宣扬它的表现，就变得越自然化。”[2]而巴特的“神话学”的分析方法则正好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它是把含蓄的、虚假的神话中的政治意图全部挑明。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就是《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中，杂志封面照上穿着法国军装的黑人青年所关系的第二个系统中的所指：法国殖民主义。
但回到当下，我们又何尝不是还处在种种“神话”之中呢？一打开电视，现在甚至连电脑、手机，铺天盖地而来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广告，这些广告不也是“神话”吗？看似只是无意的欣赏，但商家请来的明星却产生了一种明星效应，我们开始向往明星的生活，并且有种使用了这个产品就会和明星更近一步的心理暗示，使消费者成为了自觉接受的对象。其实，巴特通过语言符号学的方法，在论述这些文化现象的同时，反映出一个事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习以为常的大众文化，并不能简单的只能看到大众文化的直指意义，更多的要看大众文化背后的涵指意义。这才是巴特给我们的启示：无论任何一个社会或群体在接受一种文化的时候，不能被其表面显现的直指意义所蒙蔽，而是要深层的反思这种文化后面到底传达的是什么意义。如今，随着全球化带来的一体化，中国接受了更多外来文化，在这些外来文化进入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分清是侵入还是进入，真正的要做到“弃之糟粕、取之精华”。
【参考文献】
[1]罗兰·巴特.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2]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
【关键词】神话学 符号化 结构主义
罗兰·巴特，法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理论家，他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感受使得他的文章内容丰富多彩，诸多变幻。在他的《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这本类似自传的书中，他把自己一生的思想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以《写作的零度》和《神话学》为代表的“社会神话学”时期，在这一时期，他的思想深受萨特、马克思、布莱希特的影响；二是以《符号学原理》、《流行时装系统》和《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为代表的“符号学”时期，对索绪尔思想的深度解读令他的符号学思想越来越成熟；最后是以《S/Z》为代表的“文本性”时期以及以《文本的愉悦》《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为代表的“道德”时期。[1]由于罗兰·巴特身兼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两种方式，所以外界对他的一生有多种分期，在这里我们采用他本人的分期方法。而本文即将探讨的就是罗兰·巴特思想的最初阶段——“社会神话学”时期创作的《神话学》这本书。
一、《神话学》
《神话学》的中文译本名为《神话——大众文化诠释》，阅读此书可知：这本书的骨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流行神话”是由巴特平日里在一本杂志发表的时事短文所集成，分析了种种“神话”以及它背后的意义，而第二部分“现代神话”则是偏向于理论描述，可以说是对分析“流行神话”的方法论的整理说明。
为什么上面提到的“神话”都要打双引号呢？翻开《现代汉语词典》，我们可以看到其对“神话”的解释：“民间文学的一种。远古时代人民的集体口头创作。包括神的故事和神化的英雄传说。其产生表现了古代人民对自然力的斗争和对理想的追求，对后世的文学艺术有深远的影响。”但是《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中罗兰·巴特讨论的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神话，“但一开始必须确定的是，神话是一种传播的体系，它是一种讯息。这使人明白，神话不可能是一件物体、一个观念或者一种想法；它是一种意指作用方式、一种形式。”[2]两者之间最大的联系就是：虚假。在“流行神话”中，葡萄酒、牛奶、广告、玩具这些东西都是罗兰·巴特眼中的“神话”，它们有无限的内涵延伸，在人民群众中形成了种种“神话”，这是本书的一大奇异之处。
而另一奇异之处，则是罗兰·巴特把符号学的方法用于分析“神话”，他认为“神话的言谈是由一个已经经过加工而适用于传播的素材所构成：因为神话的所有材料（无论是图画或者书写）都先设定了一种告知的意识，使人在忽视它们的实质时，还可以对他们加以推论。”[2]而当你在阅读这一部分时，你会发现，有两个词几乎贯穿全文，它们就是“能指”和“所指”。
二、“能指”和“所指”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指出，语言符号是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的，能指指音响形象，所指是概念，而两者的结合是符号，符号具有随意性。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当你听到“狗”这个词的时候，你心里会自动浮现出一只狗的形象，前者就是能指，而后者就是所指，也就是自此以后，人们接受了对作品的不同解答，因为虽然听到的都是“狗”这个词，但每个人心中所浮现的狗的形象却各不相同，可以是今早路上看到的狗狗，也可以是电影里的明星犬。我们发现，能指和所指是错位的，你想表达的任何东西，由于环境不同、教育不同、经历不同等等，都有可能跟别人所理解的不一样。我们身边最有趣也典型的例子就是各栋被拿来调侃的建筑，比如被称作“秋裤”的苏州地标性建筑“东方之门”，被称作“打蛋器”的上海中心大厦，想来建筑师的原意绝不是如此。
但也有例外，能指和所指绝不会错位的一个例子也在中国，就是中国戏剧。以京剧为例，京剧是一种程式化的艺术，说程式化，是因为不论演什么，从服装，动作，唱腔每个细节都有非常详细和严格的规定。人们早在几千年前就发明了一套密码：红脸是忠勇义烈，黄脸是凶狠残暴，四个龙套代表百万雄兵，台上转一圈就表示已经走过千山万水等等，经过这么多年的反复传播，看到这个“能指”，人们必定只会想到一个“所指”，艺术是不变形了，接收者和传播者的信息也对称了，但是也失去了“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艺术魅力，我们可以看到这也导致了这种艺术的吸引力不够强大，所以我觉得，能指和所指的错位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利于文化传播发展的。
回到罗兰·巴特，巴特接受了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一般理解，即“任何符号学都主张一种介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因此，能指、所指与符号是符号学系统中要掌握的三个基本名词，但是巴特还对其语言符号学作了进一步的推进，他将能指和所指，从抽象的符号转向了具体的实物，而此时被当作能指的实体，就被抽去了具体的内涵，成为了新的符号，这就是符号结构的二重化，也是巴特思想的核心。比如，《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中《红酒与牛奶》这一篇，“红酒”这个词以及它指向的红色酒液是第一个系统中的能指和所指，而这些，都变成第二个系统中的能指，所指则是“红酒”背后所代表的社会含义、文化含义等意识形态，而第二个系统中的能指和所指就构成了符号。
三、符号学的应用
巴特的这本书，事实上是为了分析批判“神话”。他发现中产阶级通过大众文化的神话运作机制将政治意图和目的进行粉饰和抹平，并且经过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使中产阶级遍及法国：在全国性的程度上演练，无产阶级规范被视为自然秩序的明显法律——中产阶级越宣扬它的表现，就变得越自然化。”[2]而巴特的“神话学”的分析方法则正好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它是把含蓄的、虚假的神话中的政治意图全部挑明。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就是《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中，杂志封面照上穿着法国军装的黑人青年所关系的第二个系统中的所指：法国殖民主义。
但回到当下，我们又何尝不是还处在种种“神话”之中呢？一打开电视，现在甚至连电脑、手机，铺天盖地而来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广告，这些广告不也是“神话”吗？看似只是无意的欣赏，但商家请来的明星却产生了一种明星效应，我们开始向往明星的生活，并且有种使用了这个产品就会和明星更近一步的心理暗示，使消费者成为了自觉接受的对象。其实，巴特通过语言符号学的方法，在论述这些文化现象的同时，反映出一个事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习以为常的大众文化，并不能简单的只能看到大众文化的直指意义，更多的要看大众文化背后的涵指意义。这才是巴特给我们的启示：无论任何一个社会或群体在接受一种文化的时候，不能被其表面显现的直指意义所蒙蔽，而是要深层的反思这种文化后面到底传达的是什么意义。如今，随着全球化带来的一体化，中国接受了更多外来文化，在这些外来文化进入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分清是侵入还是进入，真正的要做到“弃之糟粕、取之精华”。
【参考文献】
[1]罗兰·巴特.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2]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