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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罗姆·大卫·塞林格（1919年—2010年）
美国作家，出生于纽约。1951年发表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
采访塞林格之子马特，是在成都春熙路附近的一个酒店里。很难想象闹市区能有如此安静的所在：墙外是时髦的太古里，万丈红尘，熙熙攘攘;墙里是庭院深深，风未起，草木静。
这种强烈的反差，倒是很像杰罗姆·大卫·塞林格。他的一生热闹无比，出版作品不多，但对当代文坛的影响力无人能出其右，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一直都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他的一生也清寥成谜，在声名日盛之时起身离场，像个修行中的禅者，不再发表作品，静谧地生活、写作，对外界鲜少言语。
2019年是塞林格百年诞辰。马特受译林出版社邀请，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上海、南京等地参加关于塞林格的纪念活动。此前不久，译林出版社在国内推出了首套塞林格“全集”，包括《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和《麦田里的守望者》。
“没有哪本书的爱比《麦田里的守望者》更多”
4本书中，最为读者熟知的是《麦田里的守望者》。1951年，此书一经出版，便为美国文学揭开了新的一页，影响了全球几代读者，也改变了塞林格的一生。
此前，塞林格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出身于纽约一个犹太富商之家。小时候，塞林格的学业一直不怎么出色，也不是个合群的孩子，被学校开除过，于是上了一所军事高中。毕业后，在纽约大学仅读了一年就退学了，一度随父亲学做生意。
高中时，他就开始偷偷写作。后来，还专门去哥伦比亚大学的小说创作课听讲。1940年，塞林格在《短篇小说》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年轻人》，开启了自己的文学之旅。次年，他首次向《纽约客》投稿，小说的名字叫《冲出曼哈顿的轻度反叛》。开头是个圣诞场景，一对小恋人霍尔顿和莎利在纽约街头游荡：“你恨学校吗？”“不，我不恨。我恨所有的东西。”一个叛逆之夜由此展开。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塞林格创作了《麦田里的守望者》。
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文化，既以保守著称，同时又在酝酿民权运动、摇滚乐等时代浪潮。“垮掉的一代”作家正在崛起。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等人对战后美国的社会现实不满，又迫于麦卡锡主义的政治高压，便以“垮掉的人生”来对抗现实。他们奇装异服，蔑视传统，废弃学业和工作，在爵士乐、摇摆舞、吸大麻、性放纵中放逐自我。
塞林格和他們相似却又不同。他笔下的逃学少年霍尔顿，也玩世不恭，满口粗话，抽烟、酗酒、招妓，嘲讽一切，控诉学校和教育。但他不羁的举止下，内心暗藏温柔：他会关心纽约中央公园里鸭子的下落，为正在街边募捐的修女捐钱，甚至在半夜被老师疑似骚扰而离开其家后，还担心是不是误会了老师。“长大是人必经的溃烂”“我只想做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这些充满感染力的文字深深打动了读者，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引起共鸣。新书两个月内就再版了10次，霍尔顿的风衣、红色猎帽，以及他说话的方式，都成了争相模仿的对象。
数据能轻而易举地说明《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影响力。出版30年之后，这本书是美国公立高中被禁得最多的书（后来解禁），同时也是课堂讲授最多的书之一。到了2013年，这本书的销量已经突破6500万册，并且以每年至少50万册数量累计。目前，这本书的销量应是7000万册，“如果他们告诉我的数据对的话”，马特说。
译者孙仲旭曾说过，《麦田里的守望者》不是一部“只破不立”的作品。“30岁的塞林格在写作时加入了自己的人生经验，通过霍尔顿的老师之口，他引用了一位心理学家的名言：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原则轰轰烈烈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原则谦恭地活下去……说明塞林格认识到愤怒与发泄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
马特第一次阅读父亲这本著作是在12岁时，“当时我以为老师会在课堂上教《麦田里的守望者》，就读了。我认为没有哪本书的爱比《麦田里的守望者》更多，它的每一行每一个字里都充满了爱。人生中会有很多重要的转折点，让你觉得失落、找不到方向。人们经常说到霍尔顿身上的那种愤怒和绝望，我父亲身上也有这种愤怒和绝望，他本人是一个对世界充满意见的人。但他所有的愤怒其实都来自于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更善良、更有爱。”
在马特看来，《麦田的守望者》永不过时，因为“我们对生活、对这个世界的怀疑和困惑实际上从来都没有停止，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主要动力之一。”而当下的中国，“和那个时代的美国很像，我们都在向前冲，但是到底要冲向哪儿呢？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父亲就开始问这个问题，他希望大家能停下脚步，去思考更多的问题，问一问自己是谁，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类似这样的问题。”
“如果我对大家做预告或解读的话，我真的就不是他的好儿子”
《麦田里的守望者》很有名，但它不是塞林格唯一引起轰动的小说。
美国作家纳博科夫曾受托给《纽约客》上世纪40年代刊登的55篇小说评级，他吝啬地只打了两个A ，一篇给自己，另一篇给塞林格的《抓香蕉鱼最好的日子》。
这篇和塞林格其他8个发表在《纽约客》上的短篇小说一起，收录在这本《九故事》里。1953年《九故事》问世时，连续3个月蝉联《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
塞林格对于写作的要求是精益求精。他写过的短篇不止9个，但诸如之前发表的《年轻人》《破碎故事之心》《伤感的中士》之类的作品，从未被他选入集中。中国作家叶兆言在塞林格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上说：“《九故事》的最大好处就是它里面很多能当作短篇小说的范本，我知道美国短篇小说课经常会选它们，为什么？你读懂了《九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可能读懂现代的短篇小说。”
《九故事》也是塞林格4本著作中，马特很喜欢的一本，“我第一次读《九故事》时大概13岁。最初读的时候，我也并不因为认识我父亲，就知道他写作的时候在想些什么。我很惊异，有人能写出这种故事。他们让我从一个新的角度来了解父亲。在这本书里，我可能最能听到父亲的心声。”
中篇小说集《弗兰妮和祖伊》里则有马特最喜欢的故事《祖伊》，“我父亲也很喜欢这本书，这是他生前重读最多的自己的作品。”
在《九故事》《弗兰妮和祖伊》和另一部中篇小说集《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里，塞林格的笔下不断出现一家人。他们姓格拉斯，兄妹7人，从大哥西摩到小妹弗兰妮全是有语言天赋的神童，都参加过少儿竞赛节目。1965年，塞林格在《纽约客》上发表了自己最后一篇小说《哈普沃思16，1924》，占据了杂志整整81页，也是关于西摩·格拉斯的。
从《九故事》出版前后，塞林格就开始离开纽约曼哈顿东57街的家，去乡下断断续续地居住。“我父亲对出名这件事情大概只享受了一天。他完全看透了出名这件事的本质，他甚至为自己的出名而后悔。”
后来，塞林格干脆在新罕布什尔州考尼什镇定居。在马特看来，塞林格和其他所有的作家都不一样。“举个例子，比如约翰·契弗或厄普代克，这些作家都是爱喝酒、爱聚会，打打扑克什么的。你仔细读契弗和厄普代克写的东西，会觉得他们好像很相似，而且有种隐隐约约的竞争。我父亲不想那样，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写自己的东西，不被别人影响。”
对《麦田的守望者》之后的写作，评论界毁誉参半。有人认为，塞林格的写作是“病态的”;另有一些评论家则认为，一种超凡脱俗的腔调在塞林格作品中越来越响，他们还为塞林格的隐居提供了一种解释：“这个时代配不上那些为数不多的贵人，这些贵人被置于其中，只会被逼疯和毁灭。”
对此一个最好的例证，是塞林格刚住到新罕布什尔州时，接受了一個高中生的采访。结果本来应该发表在校园报纸上的文章，却被卖给了一家大报。塞林格非常生气，从此拒绝任何采访。
塞林格也宣布不再发表任何作品。美国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曾预言：“塞林格无法忍受批评家们的各种恶评，所以他要是愿意再写，情愿为抽屉写也不会为发表写。他生前到底留下多少著作无从所知。如今整个世界急切地等待塞林格遗作的出版——它们肯定有，也是非常特别的遗产。”
马特正是这些遗产的“第一手”接触者和执行人。自从2010年塞林格去世之后，他就停止了自己的事业，着手整理那些文字。“对未发表的那些内容，可能我的回答会让你有些失望。我父亲不允许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也不希望他和作者之间有什么介绍人或阐述人，甚至不让自己的作品封面上有任何图像。他希望读者能不带预设、不带偏见地读他的作品。如果我对大家做预告或解读的话，我真的就不是他的好儿子。”
但马特肯定地告诉记者，“这些东西一定会出版，不会是一年之内那么快，也不会拖至10年。他真的是一直都在写，所以会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我得把坏的、好的都整理出来。他已发表的作品经过了长期的、复杂的打磨，而后期这些没发表的材料是没有经过打磨的，更加粗犷、原始。对我来说，整理这些就像我还在和他对话，他还活在世上。我有时还要克制一种冲动，就是把那些文字只让我一个人看。”
“他并不算是文学的隐士”
马特生于1960年，是塞林格和第二任妻子的孩子。他还有个一母同胞的姐姐：玛格丽特·塞林格。
在来中国之前，马特鲜少对媒体谈父亲。“在这个世界上，了解他的人就那么三四个，我们碰巧都很保护他、尊重他，不愿意在公众面前谈他的事。”但这也杜绝不了外界的好奇心。甚至当马特使用信用卡签名时，都会招来有心人的搭讪，询问他和著名作家塞林格是否有关系。
不管怎么样…… 我会站在一道破悬崖边上。
我要做的， 就是抓住每个跑向悬崖的孩子……
我整天就干那种事，就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得了。
——《麦田里的守望者》
外界对塞林格的各种不靠谱的猜测、诋毁，马特也看到过，大多数时候都是被惊呆，然后觉得很好笑，有时也会生气。“媒体、读者们从维基百科或传记里读到的他，离真实的塞林格其实非常遥远。长期以来充满了不真实的信息。而我不去说点什么，不去给大家展示离真实塞林格更近的塞林格，那是很遗憾的。” 几年前，关于塞林格的纪录片和传记曾问世，里面充满了夸张的推测及言之凿凿的论断。比如说塞林格的5本遗作将出版，其中一部是关于第一段婚姻的。“他确实在二战结束时短暂地和一个德国女人结婚。可现实是，我父亲非常想忘掉这段经历，因为它只持续了大概几个月，他是不可能写这些内容的。”
纪录片的幕后推手是好莱坞影视大鳄哈维·韦恩斯坦。身为演员、导演、制片人的马特认识他，也知道，韦恩斯坦其实只是想炒作，“他是圈子里出了名的投机主义者。那些内容也站不住脚，而且当时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所以我没有站出来说这些话。”
到了父亲百年诞辰的时候，马特收到了全世界出版社的邀请，“我开始在公众面前谈起他，但我其实并不喜欢这样”。
马特6岁时，父母离婚，但他每周3天都会在父亲家度过。他眼中的父亲，“是一个超级有趣的人，幽默、思想又深邃。在我五六年级时，父亲第一次关心我的老师们。他问‘你的老师们是有知识还是真正有智慧？’我那时才10岁，回答不了他。但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中徘徊，很多年我都在不断回想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我应该学会分辨知识和智慧。另一方面是让我意识到智慧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长大后，马特当了演员，在好莱坞奋斗多年。“我父亲并不讨厌电影，他很支持我当演员。我的每一部作品他都看了，而且会给我建议，甚至包括某些很糟糕的作品。他总能从我的作品里找到一些关于我的闪光点。”
虽然塞林格生在纽约、长在犹太家庭。但马特觉得，他其实并不完全属于某个特定的地方。“我真的认为我父亲有一个东方的灵魂。他会随口提到印度教、二元论、禅宗、儒家等。他去世后，我翻看他一直在看的书，里面有很多都是关于中国的佛教、道教。来这里之前，我还在看父亲留下的一些笔记。如果你足够敏锐的话，你可以感受到他作品中这些东方思想在书中的回响。”
而在中国，塞林格也留下了深远影响。《麦田里的守望者》引进最早可追溯到1963年，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影响力达到顶峰。评论家止庵写道：“没有塞林格就没有王朔和王小波。”叶兆言说自己是因为读了《麦田里的守望者》，才有了当作家的想法;苏童的写作，从文本到视角、情绪、精神，都深受塞林格影响。此次译林举办的纪念活动上，格非、翟永明、李洱、邱华栋等作家圈里的重要人物，几乎集体亮相。
最让马特感动的是在苏州一所中学。当听到中学生讲述自己与塞林格的“私人记忆”时，他几乎落泪。在成都，听着文学爱好者朗诵塞林格的作品，他很幽默地开玩笑：“按理说我是跟父亲最亲密的人，但是没想到（在这里），大家跟我父亲也都有那么亲密的感情。如果按照销量算，我在全球有7000万兄弟姐妹。”
在各地的纪念活动上，人们总是问起关于塞林格的“八卦”。马特很不喜欢这种问题，但每次都会真诚地一一解答，或者说在他看来，这么做是为了“纠正世人对父亲的误解”——“他并不算是文学的‘隐士’，因为他也跟邻居、朋友甚至超市的屠夫，还有我的朋友、我朋友的父母经常进行非常友善的长谈;他不怕孤独，书中的格拉斯一家就是他的家人;他也像其他人那样，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徘徊，但他人生的底色还是乐观，他会花数十小时回复有绝望情绪的读者，在信中说服他们不要自杀;他害怕一切快节奏的东西，网络令他非常恐惧;战争对他的影响是让他坚定了之前对世界的看法，并让他不喜欢寒冷和排队;他讨厌愚蠢，如果看到今天卡戴珊家族这么火，他一定会感到绝望”。
早在2001年，评论家们就认为，批评者一直以来都错怪了塞林格，正如短视的同时代人曾经错怪了文豪托尔斯泰那样。“人们所抱怨的东西，正是塞林格的伟大之处。”塞林格与世界的格格不入，恰恰就是塞林格的全部意义。